“个人化写作”与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

“个人化写作”与新时期先锋诗歌批评
伴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伴随着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无孔不入的肆意侵袭和挤压，传统的精英写作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颠覆和解构，呈现个人立场、突出个人体验、强调个人品性的个人化写作，日渐成为先锋诗歌写作的主潮。

作为诗人在不同语境下处理个人与世界、个人与写作关系的一种写作策略，个人化写作至今仍在不断修正和发展中，其不断扩容和增殖的内涵和外延，在许多诗人和批评家那里仍存在很大争议，其变动不居的演变历程中存在，诸如清醒与迷失、反抗与沉沦、独立与互仿等矛盾和悖论，但其一路前行的先锋姿态，还是赢得了批评家们的广泛关注和热情批判，并已成为新时期以来先锋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一、个人化写作策略选择的深度考量
早期有关朦胧诗的论争，批评家们便已注意到：弥漫在朦胧诗中的怀疑和反叛背后正是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诗人们对个人命运的思考，对我的尊重、召唤和持守，显然是对过往的意识形态指令性写作的有意疏离，是对共名的集体化书写的强力纠偏，借助于对个人的尊重和关怀，拆解专制对人及人性的压抑，使诗人不拘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由翱翔。

外在不乏个人独立姿态的朦胧诗，其内里依然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古典文化传统和话语范式，仍坚守着深厚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精英思想，朦胧诗大写的我正是时代大众的启蒙者和代言人，朦胧诗人虽然从个人体验切入，但最终的指向仍未能超出个人的公共意
义，只不过是将诸如个性、自由、民主等现代意识渗入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现代价值选择，其启蒙的定位和取向不容置疑。

一些看似个人化的言说，其实还有着明显的集体启蒙特点，个人的时代代言人的身份依然明显。

正如罗振亚所言：它将矛头对准了前代诗歌集权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可修正的结果不过是把政治意识形态转换成了人性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公众性、社会性、启蒙性的言志主旨倾向，表明它个人的言说还处于集体无意识的权力话语控制之下，个人只是一代人的类思想情感代言者。

[1]在谢冕、王光明、陈仲义等评论家的文章中对此多有论述。

譬如，有论者在剖析朦胧诗与第三代诗的差异时，便认为：朦胧诗在主题上公众性、社会性、启蒙性与在艺术上的个人性、边缘化倾向之间很难产生事实上的和谐与统一。

表面上独立的个人无法将类型化的经验转化为个体生命的深切体验，无法摆脱种种潜在的或显在的束缚，真正从个人（经验）到个人（阅读期待）地自由言说[2]。

因为朦胧诗时期权力话语系统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个人话语场尚未建立起来，自然更多的只是个人精神高扬的集体性写作。

对朦胧诗更为强烈反叛和断裂的第三代诗，不满于已成主流诗潮的集体书写的裹挟和掌控，他们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继续对权力话语进行猛烈的颠覆。

诗人兼批评家沈天鸿在20世纪80年代就敏锐地洞悉了朦胧诗后诗人个人化写作倾向：从诗人自己即个人出发，个人经历遭遇便是即时场景而无须布置，通过个人的经验或直观感受暗示整个人类的境况。

他从现代诗写作的特质这一视角，指认第三代
诗坚持：强烈地反对非个人化的现代主义诗学准则。

他们要求诗歌更加亲近更加直接地涉及个人。

他们或是使诗成为产生于人类黑暗处对诗人自身和内心超出理性的意识探索所发现的形象（如翟永明等人的诗），或是体现个人对外部世界的发现及个人经历这些发现时对其做出的反应（如韩东于坚以及阿吾的反诗等）。

[3]显然，类似这样的建立在对同一时代诗人及文本细致考察基础上的批评，不仅破解了朦胧诗的浪漫主义乌托邦崩溃的秘密，而且还引发了对后现代诗潮中的个人化写作的深入思考。

正如一些批评家指认的那样第三代诗反抗朦胧诗的策略，是更加偏激地强调写作的个人性，注重个人的感觉和体验，自觉地消解精英意识和历史责任，突出生命意识、神话写作、口语化写作等，展开多向度的对抗和断裂，再加上大量采用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技巧，这些凸显个性的先锋写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松动和解构了意识形态写作，增加了写作的多种可能性，显示出与叛逆、否定、自我拯救等密切相关的现代性，而突破和超越方式的多样性，也预示了个人化写作的巨大发展空间。

而对于这一时期的许多诗人回归日常生活，采取反讽和自嘲的方式，将自己降到一个最低的位置，甘愿做一个平凡，甚至平庸的人和生活、读者平等对话的转向。

批评界普遍认为，这种写作策略的选择，尽管主要是出于消解传统和精英意识的考虑，出于寻找反叛、突围路径的考虑，但在客观实践中确实造成了自我的高度膨胀，大大激发了个人化实验和探索的热情，拓宽了诗歌写作的疆域，为后来更为
沉潜的个人化写作做好了铺垫。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现代和后现代思潮泥沙俱下的猛烈冲击，共同的精神空间被打碎了，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碎了，在去中心的年代，诗人们强烈希望发出个人的声音，他们随心所欲地营构自己的话语系统，揭掉习惯性意义对个人灵魂的掩蔽，充分显露世界的本真面目，但逃避知识、思想、意义和超越逻辑、理性、语法等，过度凸显主体精神和迷恋个人自由言说的第三代诗，在狂热的叛逆中，有时不免又走入不及物写作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