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丈量生活和心灵的距离

《背叛》：丈量生活和心灵的距离

江飞

胡学文可以说是近年来文坛涌现出的创作活跃、成绩突出的青年作家之一，其创作数量之丰、质量之高，愈来愈显示出强劲的实力。更为独特的地方在于，他一直倾心于以中篇小说的形式来呈现他对底层生活的发现、揭示和思考，“扎实的生活，诚实的写作”（铁凝语）可以说是对其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具有震撼力的最有效的概括。已有评论家对他2006年之前的中篇小说进行了详尽论述，发掘出其中的苦难叙事和悲剧意识，②而在近两年的创作中，胡学文的中篇产量和质量又有了明显增多和提升，③且呈现出新的气象。在这里，我们不妨以他最新的中篇小说《背叛》为解读对象，来探讨其对苦难叙事的超越，对悲剧意识的消解，以及对生活和心灵的丈量。

“底层”一直被认为是孕育苦难的天然场所，那么苦难自然就成为底层书写的常见主题，

“底层叙述”然而有的作家在表现底层苦难时常常走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和极端化的道路，

变成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而一旦残酷叙述成为底层叙述的同义语，越来越多的作家对底层的苦难生活过分迷恋和渲染，最终导致貌似热情实则冷漠的伪苦难叙述的出现。而与这种对苦难夸耀似的叠加、宣扬不同，胡学文常常选择一种比较温和的独特方式，既不哭天抹泪，也不夸张煽情，而是以一种平实坚忍的道德激情与那种撕裂感无力感性命相搏，却从未丧失对人性的关怀和信念，彰显出一种与艰难时世分量同等的深重情怀，苦难的意味没有因此而减轻，反而更加重了形而上的哲思意味，从而超越了苦难和悲剧，也自然超越了那些不痛不痒的所谓底层叙事作品。

比如在《背叛》中，苦难是一直是暗藏在这个关于爱情背叛的故事中的，但很明显它不是小说的点缀，而更像是整个小说的底色或基调，隐含着深刻的现实揭露与理性批判的意味。具体说来，苦难不在失去丈夫的知识分子（教师）崔小北那里，“崔小北悲伤不假，但不全是因为刘大威的死，还有刘大威的背叛”，她能接受丈夫的死，却不能接受丈夫的背叛，于她而言，丈夫对她们爱情的背叛已经成为比死亡更严重的事。这应该算不得苦难，而是对婚姻的强烈质疑和追问，以致于后来小说的叙事完全围绕崔小北锲而不舍的追问而展开。我以为真正的苦难是在另一个底层女人杨美玉那里，作者赋予这个人物以纯洁美好的名字，却并未给予同等的命运。相貌平平的她，从来没有任何奢望，与罗子的婚姻，应该是苦难命运的开始。“爱折腾”的罗子虽然告倒了村长，却不料新上任的村长是前村长的同宗兄弟，由此遭受无端的打击和报复，最终只好变卖家产，背井离乡。乡间的混乱秩序和权力的集中失横，从根本上剥夺了像罗子、杨美玉这样的农民的知情权、生存权，在胡学文的另一篇倍受好评的底层叙述佳作《命若高悬》中，我们看到了相似的官民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对立，甚至更为严重，一桩命案于乡间的秩序毫发无伤，而追问真相者反倒遭受一连串的逼迫和报复，最终只能是命案依旧高悬。

从乡村到城镇，苦难并未停止追踪的脚步，“堡子里”成为容纳罗子、杨美玉等底层民众的安身之所，花了两万块买了个旧房子，却不料被骗，只能再一次搬迁到一个废弃的礼堂里。“城市咋也无法无天？”罗子反反复复的这句话，实际上凸显了底层人物无论到哪都难以摆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现实境遇和卑微地位，而这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底层”的真实处境和心声，由此也完全可以看出，作者蕴藏其间的对底层生活现状的同情和怜悯，对不合理秩序和道德的隐忧与批判。为讨还两万块钱，罗子一次次找有关部门上访，希望政府能陪他的钱，却遭到羞辱，只好以“跳楼”的极端行为来做最后的抗争。相比较中层或上层而言，底层的生命似乎总显得轻飘，我们已在媒体上见过许多置性命于不顾的各种各样的

底层民众，为的只是讨回一点应得的劳动报酬。虽然罗子的偏执行为有些近似于吴响那样的无赖，但谁又能说这不是被生活逼迫出来的呢？这些情节的设置应该是底层生活现状和底层心理某种程度上的折射，由此也可见出作者对底层世界的体验之深，对人物的无奈、无助的情感把握之准。

胡学文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这样说到，“生活永远是有距离的，这正是我们关注它的理由。我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丈量这种距离。丈量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有限地缩短或无限地延伸。缩短是试图让善良的愿望变成现实，有限是说不可能把距离变成零，不能顺顺当当，一下子达到目标。至少这不是小说家的目的。”④小说家的目的正在于丈量生活的距离，从美满、幸福到破碎、背叛，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杨美玉原本希望靠卖豆腐过一种平静安稳的日常生活，然而在不断追寻的过程中，所有的愿望或期待却像肥皂泡一样一个个破灭了，罗子因偷窃入狱，市井无赖又常来骚扰，而为了救罗子，她试图以身体勾引人民公安刘大威，结果却适得其反。按理这是个注定无可依靠、悲苦至极的女性，然而作者并没有作这样简单化的处理，而是让其在不断地被追问的处境中显现出玉一般的质地坚硬，显现出暗藏的朴实中的拧劲来，在有些傲慢的崔小北面前，她竟然变被动为主动，这十分出乎崔小北以及我们的意外，崔小北以为用钱可以换来杨美玉与刘大威的故事，却不料杨美玉突然由故事的叙述者转变为故事的倾听者，在此崔小北身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遭到了严重的挫伤。这其实是两个女人（底层女性与知识女性）内心的较量，或者说是底层摆脱被观看被审问的某种反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美玉争得了与崔小北平等的地位，而这种较量的走向正是作者所言的“无限地延伸”，即“故意朝着相反的方向走，远到难以丈量。因为它的遥远，才显得突兀、陌生，令人惊愕”，⑤可以说，无限延伸的生活导致了我们无法猜想最终的结局，所以小说的结尾理所当然地“背叛”了崔小北以及我们的最初预想，耐人寻味：

杨美玉忏悔，我害了他呀。

崔小北悲伤地说，害他的是我，不是你。如果我早和他谈谈，就不会这样的。

杨美玉喊，是我。

崔小北争执，是我。

杨美玉叫了声姐。

崔小北说，其实不是你也不是我可，他是追嫌疑犯出的事。

杨美玉说，他心里苦啊。

崔小北说，他急躁了。

两个女人抱在一起，泪流满面。

刘大威的死到底是谁的错呢？一个是感性的判断（“他心里苦啊”），一个是理性的推理（“他急躁了”），恐怕除了刘大威本人，谁都无法判断。原本以为只是个关于情感外遇、道德批判的故事，却未料到最后“情敌”双方竟相互忏悔，主动达成了和解，“突兀、陌生，令人惊愕”，然而，一切仿佛在意料之外，而又处处在意料之中，作者的用意似乎正在于此：叙述苦难，却不以苦难为中心，悲剧意识弥散在不紧不慢的叙述过程里，而最后又被消解于无形之中，代之以心灵的交融，温暖的拥抱，这就明显与时下流行的表现幽怨情殇、畸形爱恋的“一夜情”、“外遇”等文学区别开来，超越了那些苦难化或传奇化的底层叙事，也超越了以必然的悲剧赚人眼泪的惯性写作模式，因为我们早已看到：有些作家一写到底层世界就是暴虐、丑恶、病态、残缺，一写到下岗工人、民工、农民，就是命运重压之下的扭曲、异化、沉沦和堕落，尤其是涉及到底层女性的作品，这些女性不是出卖身体，就是出卖灵魂，字里行间弥漫着过度的情欲描摹和性话语渲染，真正的底层世界被遮蔽，本来严肃的社会批判也因过多的丑恶展露和感官刺激而沦为简单的皮相，而要“展示人性的真实欲求、对生存的真实关切、对人性的合法化表达”的本意则成为虚无的空中楼阁，最终导致精心叙述的苦难和悲剧都显得十分虚伪和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