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思潮

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思潮
⽆政府主义
盛⾏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

其主要代表⼈物有德国的施蒂纳尔、法国的蒲鲁东与俄国的巴枯宁、克鲁泡特⾦等。

⽆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反对⼀切权⼒与权威,否认⼀切国家政权与社会组织形式,主张绝对的个⼈⾃由,要求建⽴⽆命令、⽆权利、⽆服从与⽆制裁的“⽆政府”社会。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命派与中国第⼀代共产主义者都曾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其特点有三:⼀就是反专制,⼆就是慕⾃由,三就是求平等。

1９07年,中国留⽇学⽣刘师培、张继、何震等⼈受⽇本⽆政府党影响,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声明其宗旨“不仅以实⾏社会主义为⽌,乃以⽆政府主义为⽬的者也。

”她们出版《天义报》(１901年6⽉1⽇创刊,出⾄第11号被⽇本政府禁⽌),宣传⽆政府主义的思想主张。

与此同时,在法国巴黎,李⽯曾、吴稚晖、褚民宜等接受张静江资助编辑出版《新世纪》周刊(共出１21期,⾄19１0年5⽉停刊)、《新世纪杂刊》,⼜发⾏《新世纪丛刊》等⼩册⼦,其内容都以介绍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等⼈的学说与各国⽆政府党活动为主。

这些对⽆政府主义倾注了⼤量⼼⾎进⾏宣传、介绍的旅⽇与旅法知识分⼦,多与孙中⼭先⽣领导的同盟会有⽐较紧密的关系,这就使⽆政府主义对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命产⽣了⼀定影响。

19１2年5⽉,刘师复基于其唯⽆政府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认知,决意以振兴⽆政府主义思潮为⼰任,在⼴州创⽴“晦鸣学社”。

⼤家⼀起
学习、⼀起劳动,互相协助,过着⼤锅饭式的“共产主义”⽣活,并积极展开宣传⽆政府主义活动,翻印法国出版的《新世纪丛刊》,从《新世纪》周刊中选择名作辑为《⽆政府粹⾔》、《⽆政府主义名著丛刊》,⼜创办晦鸣学社的机关刊物《晦鸣录》(该刊印⾏⼆期后,被⼴东封建官僚龙济光封禁,不得不迁往澳门,改名为《民声》,出版了第三、第四期,⼜遭袁世凯怂恿葡⼈⼲涉⽽被禁,转迁⾄上海,到19１6年共出⼆⼗九期)。

同时,刘师复⼜与彼岸、纪彭发起组织了“⼼社”,规定⼗⼆条社约:不⾷⾁、不饮酒、不吸烟、不⽤仆役、不坐⼈⼒车轿、不婚姻、不称族姓、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政党、不做海陆军⼈、不奉宗教,完全履⾏者为社员,部分履⾏者为赞成⼈。

社约中包含着反对封建传统的精神,也有以禁欲主义对抗资本主义⽣活⽅式的企图。

师复彻底奉⾏社约直⾄去世,据说其“⽣病很重的时候,医⽣屡劝先⽣⾷⾁,先⽣以死⾃矣,终不破戒”,这就给世⼈留下了⼀个虔诚的⽆政府主义者的形象。

刘师复提出⽆政府的要义就是反对强权,灭除资本主义制度,建⽴
⼀个“⽆地主、⽆资本家,⽆⾸领、夫官吏,⽆代表、⽆家长,⽆军队、⽆监狱、⽆警房、⽆裁判所、⽆法律,⽆宗教,⽆婚姻制度”,实⾏⽣产资料公有制,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原则的理想社会。

在这个组织的影响下,1914年起,⼴州的⽯⼼组织了“⽆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江苏常熟的蒋爱真组织了“⽆政府共产主义传播社”、南京的杨志道组织了“⽆政府主义讨论会”,北京的实社、南京的群社等⽆政府主义团体也纷纷成⽴。

１９1１年还出现了⼀个⿎吹⽆宗教、⽆家庭、⽆政府“三
⽆主义”的中国社会党。

新村主义、⼯读主义等均属于⽆政府主义的
⼀种。

实⽤主义
1919年４⽉2７⽇,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夫⼈爱丽思与⼥⼉露西乘坐熊野丸号驶离了⽇本熊本港,前往上海。

事实上,到⽇本讲学时,杜威并没把中国列在她的远东之⾏计划之内,但在⽇本期间,杜威接到了北京⼤学胡适教授的邀请信。

恰巧当时北京⼤学的蒋梦麟与南京⾼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等也在⽇本,她们登门拜访杜威夫妇,并以北⼤、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

杜威接受邀请后,4⽉28⽇《申报》就发布消息说:美国哲学家杜威博⼠⾃西京来电,定于3０⽇到沪。

并称“博⼠为世界思想领袖,教育先导”,所以“教育部、北京⼤学、南京⾼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与浙江省教育会均将派代表欢迎”。

胡适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实验主义》⼀⽂,系统地评介了实⽤主义哲学流派的形成、渊源以及主要代表⼈物的观点,同时还对实在论、真理论与⽅法论等实⽤主义哲学的核⼼问题进⾏了详细的解说。

关于实⽤主义的⽅法,胡适概括为“⼤胆的假设与⼩⼼的求证”,成为流传⾄今的⼀句名⾔。

杜威开始了中国的演讲之旅,并为各地教育界、思想界、⽂化界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对实⽤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化的发展产⽣了很⼤影响。

这也就是后来流传很⼴的“五⼤演讲”,即:《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与《伦理讲演纪略》。

当时,痛定思痛的孙中⼭很重视杜威前来中国的机缘,⽽孙中⼭的知难⾏易思想也已经形成,所以希望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对⾃⼰有所帮助,于就是她坦诚地向杜威陈述了⾃⼰的想法。

嗣后,孙中⼭在她所著《孙⽂学说》⼀书⾥讲到了与杜威会⾯⼀事。

她说:“当此书第⼀版付梓之⼣,适杜威博⼠⾄沪,予特以此质
证之。

博⼠⽈:‘吾欧美之⼈,只知知之为难⽿,未闻⾏之为难也。

’”孙中⼭引此⽂之意主要就是⽤杜威的话作佐证,来证明⾃⼰所倡导的“知难⾏易”说的正确性。

通过“质证”,孙中⼭毫⽆疑问增加了⾃信⼼,强化其重视⾏动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