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伪城市化现象

浅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伪城市化现象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取得瞩目成就，但也不可避免的面临一系列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等方面亟待解决的复杂现实问题，为伪城市化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伪城市化现象是城市化过程中过分追求速度造成的。

城市化过程不应过分追求速度，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目标，统筹城乡发展，最终实现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化率、伪城市化
一、文献综述
国外对城市化的理解主要分欧美学派与前苏联学派。

美国学者沃纳赫希在《城市经济学》中将城市化定义为从以人口稀疏并相当均匀遍布空间、劳动强度很大且个人分散为特征的农村经济转变为具有基本对立特征的城市经济的变化过；日本学者山田浩之认为城市化的内容可分为经济基础过程中的城市化和社会文化过程（或上层建筑）中的城市化现象.
前苏联学者把城市化理解为城市和城市居民在数量上增加的趋势以及城市居民点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提高的趋势，认为城市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城市化指的是城市的增加和城市在国家生活中作用的提高；广义的城市化则指各种城市活动的集中、加强、分解，人口分布的新形式与空间结构的形成，具有特殊的交际方式、文化和价值观等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认为城市化的进程，事实上是一种信息自由流动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市场实现了一般意义上的均衡，经济得以全面发展。

经济学集大成者弗里德曼将城市化过程分为城市化Ⅰ和城市化Ⅱ。

前者是可见的实体性过程，具体包括人口和非农产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以及非城市型景观转化为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后者是抽象的、精神上的过程，具体包括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

彼特·霍尔则认为全球城市化可分为三种模式：正规就业模式、非正规就业模式、逆城市化模式。

相较于国外对城市化的研究，国内学者对城市化议题的研究相对较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为民提出城市化的本质是社会经济资源（如人力资本、资金、技术等）在地域上集中后产生的社会资源使用的集约化及社会经济资源素质的提升，同时，城市化也是一种乡村制度向城市制度的变迁，是社会资源组织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制度变迁。

中国知名学者吴友仁认为城市化为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或是指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具体来说，它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非农业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地区分布的变化，工业和城乡之间关系的特点以及城市建设的现代化水平等几个方面。

当前，在中国经济学界普遍认可的中国城市化应是农民转为市民的城市化，就是让农民真正进城，农村人口市民化，而不是钢筋水泥空盒快速扩张及房价快速飙升的城市化。

同时，城市化的进程是一种信息自由流动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市场实现了一般意义的均衡，经济得以全面发展。

李克强总理强调：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也是是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

由此可见，正确审视和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及由此而引发的伪城市化现象是十分必要的。

国内外诸多学者对城市化及其相关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化”和“城镇化”两个议题的讨论研究。

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界和地理学界于1982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明确指出“城镇化”和“城市化”为同义词，并建议以“城市化”代替“城镇化”。

所以，在本文中就不再就“城市化”和“城镇化”两个词语加以区分，统一认为城市化就是城镇化。

二、中国城市化发展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历程
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分为两个时期。

城市化道路的不同，决定了这两个时期的城市化进程、特征有显著差别。

1、1949—1978年政府严格控制型城市化道路的形成与发展。

在1949—1978年这个时期，中国选择了一条以重工业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政府严格控制型城市化道路，城市化进程极其缓慢，甚至停滞。

从1949到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0.64%,提高到17.92%。

29年共提高了7.2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25个百分点；城市数由132个增加到193个共增加61个，平均每年增加2.1个，城市化整体发展缓慢。

2、1979年以来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的多元城市化道路的形成与发展。

1979年以来25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的逐步深入，中国走上了一条由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的多元城市化道路，城市化进程加快。

图1 中国、美国、英国城市化比较图
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局
以上作图选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为代表比较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发现英国、美国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差距基本在40-50个百分点，这种差距与国家的国情、人口、制度、时间等因素有很大关系，但是也发现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在有条不紊的增长，特别是在最近十年，发展尤其迅速，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中国处于一条城市化的高速公路上。

2011 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

预计到2020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60%左右。

这一发展阶段，英国用了180 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用了90 年左右，日本用了60 年左右，而中国可能只需30 年。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存在省际差异
通过选取1991年、2000年和2010年我国各省份的城市化发展情况作出以下三个图，来分析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变化趋势。

之所以选取这三年是因为它们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三个结点，具有代表性。

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第一个结点。

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开放关口，使我国出口贸易有较大的增加，短期内纺织品服装的出口受益最大，是第二个结点。

2011年，十八大继续深化改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华民族比近代以来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比近代以来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是第三个结点。

图2 1991年各省城市化水平柱状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
1991年我国各省除了少数省市城市化水平比较高外，大部分省份城市化水平都很低。

东部城市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城市化水平与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差距很大，呈现出参差不平的现象。

新疆、宁夏、青海等省份城市化水平初始值就比较高，这是由于特定的地理人文因素决定的。

图3 2000年各省城市化水平柱状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
到2000年城市化水平比1991年有了明显提高，各省份城市化水平差距增大。

东部城市化水平仍然高于中西部地区。

改革开放的成效越来越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快速增长，各项制度更加健全，大大加快了城市化水平。

图4 2010年各省城市化水平比较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
201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贸易增多，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增快。

与此相应，各省份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北上广各省市城市化水平超过60%。

各省市城市化水平差距仍然很大。

三、城市化率虚高
城市化水平应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城市化水平的测度主要有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

一般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测度城市化水平。

2008年度城市化率对原有计算方法进行了调整，采用城乡划分中的非农人口占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比重来计算城市化水平。

此法固然有其简单易行的优点，但城市化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涉及产业的转变和新产业的支撑、城乡社会构的全面调整和转型、庞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资源环境对它的支撑。

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姚景源认为，全国公布的数据城镇化率是52%。

测算方法是用常住人口来计算，在城市工作居住超过六个月，就算作常住人口，计入城镇化。

这样2亿多农民工算作城市人。

但是实际上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双流农民的待遇。

以此，出去这一部分人口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是35%左右。

全世界把非洲算进去都超过50%，发达国家最低是78%，很多都在90%以上。

以此我国城镇化与世界水平差距很大。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的一项有关中国城镇化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20年内农转非比例仅增长了7.7个百分点。

此次调查是清华大学自恢复文科院校以来的首次大规模的全国代表性入户抽样调查，样本覆盖中国大陆的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实际完成有效成人样本12540个，其中流动人口样本4386。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表示，在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户籍城镇化率是27.7%，与清华调查数据基本吻合。

根据这些数据显示，大量在城市居住的非城市人口无法享受城市的福利、社会保障等，这一部分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和城市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无法享受城市化带来的成果。

由此我们推算出一个农民工对城市化的贡献率。

其中，农民工贡献率=农民工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率*100
图5农民工贡献率
正如图所示，农民工贡献率对城市的发展的影响正逐年增加，2010年已经达到31.3%，而且处于上升趋势。

因此可得出，我国城镇化率由于计算口径不一致，使得城镇化率存在诸多争议。

四、城市化进程中的伪城市化
“伪城市化”的提出不仅仅是由于城市化计算口径不一致而形成的城市化率不一致，也是由于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从而使得城市化给人们带来的实质福利并没有那么。

伪城市化与城市化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伪城市化其实质就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导致的城市化实际效用下降。

（一）社会矛盾凸显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农民工问题和城市贫困问题，导致城市社会矛盾多发与激化。

城市对农民工持经济吸纳和社会拒入的双重态度，使得他们在城市中缺乏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甚至存在反城镇化的心理倾向，短期行
为和越轨行为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贫困主体呈现多样化趋势，下岗、离岗、失业、退休人员和涌入城市的农民工渐渐成为其主要组成部分。

“拉美现象”警示我们，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城市贫困防治问题，否则不仅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影响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

目前，人们习惯把工作和居住在城镇中的农业户口者称为“半城市化人口”。

这部分人群虽然远离农村选择在城市中就业和生活，但他们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却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同时，由于在城市里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半城市化人口”的政治权利也是缺失的。

“半城市化人口”的存在和城市居民基本权利的不对等，必将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

近几年来，“广东中山沙溪镇外来人员大规模聚集”、“非京籍家长就异地高考到教育部门口上访”等事件的发生，正是对“半城市化”造成公民基本权利不对等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真实反映。

以下以社会保障覆盖不足为例，具体说明“半城市化人口”基本权利缺失问题。

“半城市化人口”社会保障不足首先表现为劳动保障程度低。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调查报告2011》统计，80% 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建筑业等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低，工伤保险参保率严重不足的行业。

日平均工作时间达9.6小时，但月收入却不足2500 元，有1/3 的进城务工者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在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高风险行业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伤保险参保率仅为58.4%、48.9%和25.1%，远低于国家标准。

此外，为了避免负担法定节假日工资，用人单位通常只与外来务工人员签订年底到期的固定合同，这就使得每年1、2 月份一方面成为用工荒时期，另一方面又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失业期。

并且很多企事业单位奉行“用人不雇人，雇人不用人”的用工模式，大量使用劳动派遣工，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其次，由于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社会保障参与难、续转难的问题。

据《中国流动人口调查报告2011》统计，全国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未参加任何保险，而有“五险一金”的外来人口更是没有一项达到1/3。

其中参加养老保险的占24.2% ，医疗保险的占32.4% ，工伤保险的占29.6% ，失业保险的占10.3%，生育保险的占 6.9%，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占2.9%。

此外，由于尚未实现社会保障基金全国统收统支，社会保险异地转接难，造成前期缴费失效。

已纳入社会保险却不能带来真正的生活保障，故农民工断保、退保的情况严重。

社会保障供需不平衡、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低引起的断保退保多发，使得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徘徊在当代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一旦伤病或失业，将使个人和家庭陷入巨大困境，从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土地征用过程中利益分割矛盾尖锐
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占用大量的农业用地作建设之用。

然而，中国人口众多、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格局依然存在。

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 －2020）》显示，2005 年全国人均耕地仅 1.4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优质耕地只占全部耕地的1/3；后备耕地资源不足。

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业用地增长过快，建设用地粗放经营、浪费现象突出。

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以经济人的姿态出现，希望顺利、快速、大量、低价地征收土地，而农民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地多争取利益来减少自身利益的损失，从而在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其产生的原因大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宏观层面，由于公共利益概念模糊不清，在土地征收的工程中往往给地方政府及开发商存留了可乘之机。

他们在缺乏足够规划、预判的情况下，肆意侵占农用地，给农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土地产权不明，也是矛盾产生的根源之一。

在土地产权不明的情况下，以村委会为代表的村集体掌握着集体土地的处置权。

政府为了高效率地解决征收土地问题，往往只通过与村委会交涉来获取土地。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村干部出于私心，在没有征求全体村民意见时就将集体土地出卖，从而获取大量回扣，漠视了村民民主参与与自我决定的权利。

此外，土地产权不明还会产生补偿偏低、补偿款截留的现象，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现象十分严重。

农民自身方面，由于农民长期以务农为主，就业观念淡薄，就业技能差，在失地之后很容易伴随着失业。

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落后，土地是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的物质基础，失去土地意味着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障的失去，这些都将影响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

维护权益方面，失地农民往往难以找到可申诉之处，法院常常以失地补偿纠纷为非民事纠纷不予受理。

因此近年来因为集体土地征收问题而产生的群体信访事件大量出现，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以上各方面均表明，失地农民在农地征收过程中处于绝对的弱势，从土地征用的认定到补偿款的确定和分配，以及失地之后的劳动力安置，都是由政府和有关部门决定的，没有实行听证制度或民主协商制度，农民无法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到征地协商中去。

故其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时，又无法通过有效手段来维护，这就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三）“城中村”滋生诸多社会安全隐患
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集体转为居民，但仍居住在原村落从而演变成的居民区。

它是中国大力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建设急剧扩张与政府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滞后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
“城中村”的出现滋生诸多社会隐患，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的质量与发展进程。

首先，混乱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得“城中村”成为都市中的“小社会”。

受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影响，“城中村”虽然被拉到都市内部，但是仍然保留着传统农村本色，无论是村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还是住房的建筑风格、居住习惯一切都显得与都市现代文明环境格格不入。

从这一点来看，“城中村”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其次，“城中村”经济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不但自身的竞争力水平难以提高，而且也不利于城市整体规模经济效益的形成。

“城中村”的产业发展一般以房屋租赁业为主，各种餐馆、发廊、药店等充斥在街道的两旁，由于是粗放式的经营，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此外，由于缺少必要的现代社会谋生手段，村民单纯依靠租金收入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故惰性不断滋生，从而给城市的平稳发展增添了许多不安定因素。

再者，“城中村”中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难以满足村民身份转变的需要。

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下，农民以土地作为自己的社会保障线。

然而，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被肆意征用却未受到合理的安置，原有的社会保障已经丧失，同时又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城中村”的居民处于两难境地。

最后，“城中村”的社会治安问题大都严重。

落后于现代文明社会的思想道德观念、“食利”性的经济来源、滞后的城乡管理体制等诸多因素使得“城中村”的居民不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黄、赌、毒”问题日趋严重，打架、偷盗等非法行为时有发生，给城市社会治安和管理带来很大压力。

（四）大城市过度膨胀带来积重难返的“城市病”
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从北到南，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大城市群。

而这些大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却远远跟不上城市膨胀发展的需求，从而引发一系列被称为“大城市病”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等方面。

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大城市对人口有集聚作用，同时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人口超规模向大城市聚集恰恰也是产生大城市病的重要根源所在。

目前，中国的城市面临前所未有的拥挤，深圳的人口密度高达17150 人/平方公里，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3400人/平方公里和11500人/平方
公里。

而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大城市都低于这个水平，如日本东京为5984人/平方公里，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中国香港的人口密度最多只有8500人/平方公里。

城市人口膨胀，加剧各种矛盾的凸显，最为明显的就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

交通拥堵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交通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结果。

虽然中国城市道路建设和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始终赶不上机动车辆的增加以及城市居民的出行需求。

截至2011年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19 亿辆，有23 个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重庆、成都、上海、广州、杭州、天津等7 个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超过200 万辆。

交通拥堵的直接后果是增加了出行的时间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干扰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

据测算，目前中国有15座城市每天拥堵成本近10亿元。

环境污染严重是城市过度膨胀的后果之一。

据统计，中国660多座城市中，约2/3的地下水遭到严重污染。

此外，交通对环境的污染也在不断增加，机动车排放成为大中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据环境保护部公布的数据，2012年上半年，中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中，仍33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

资源紧缺是城市规模扩张严重超过资源承载力的必然结果。

更为突出的是，土地资源更加紧缺，这也是大城市扩张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刚性的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和稀缺的土地资源的供给，导致的后果就是高地价和高房价。

五、中国城市化发展现状原因分析
（一）先天不足
中国城市化历程发展短暂，建国仅仅60多年，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百多年的发展史相比，我们的发展仅仅是一个开始。

从制度方面来分析，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国家不允许中国走向大国崛起的道路，在环境、科技、人才以及国际舆论等诸多方面施加限制和压力，导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出现一种“向左向右”的局面，以至于找不到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中国自古是农业国，早期农业的发展占主导地位，导致这种以农业为基础的城市化要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这种局面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提前与工业化发展截然不同。

我们选取了美国、英国与中国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