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编写的历史沿革

语文教材编写的历史沿革
三岔小学
语文教材编写的历史沿革
从历史的角度总结语文教材的发展变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比较56人教版教材与现行人教版教材的优缺点。

以下分别就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简要叙述。

（一）建国之前语文教材发展概说
由于建国之前，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古代社会、动荡的近代和现代社会，所以以下介绍分别就这三个阶段进行简要地梳理。

在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之前，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的语文教育都是与经学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和伦理学教育连在一起的，并没有独立设科，所以，语文教学并没有单独的教学体系。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材从不同的角度看有许多不同的种类，但是，蒙学教材、经学教材、文选教材和诗选教材为古代语文的主体教材则是确定无疑的。

1．蒙学教材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材是比较发达的，最早的识字教材可推至周宣王时期的《史籀篇》。

由于古代没有汉语拼音，识字教学只能靠口耳相传和多读多写。

这些蒙学教材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教儿童识字，但它们同时又可以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常识教育和历史故事传播等。

如果说这些蒙学教材中每一本的教育任务是单一
的或者不全面的，那么，从周秦时代发展到明清时代，中国古代的蒙学读本则发挥了优势互补的作用，它们发挥的是整合优势。

下面举几本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加以说明：
《急就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识字教材，西汉时史游编撰。

《急就篇》作为当时主要的识字课本，流传时间达600余年。

按照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等分类，汇编成三言、四言、七言的整句，便于背诵。

尽量避免字的重复，同时每个句子都表达一个独立意义，儿童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生活常识，同时达到识字的目的。

《千字文》传为南北朝时期梁代的周兴嗣编著，是古代成书时间较早、流传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蒙学教材。

直至清末的农村地区仍在使用这本蒙学教材。

采用对偶的形式清楚地介绍了天文、地理、自然、伦理、园林、起居等方面的知识,字数只有1000个但传播范围异常广泛。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中不能不说也不得不说的教材，至今少儿的启蒙读物中仍有它的身影。

全书共1122个字，既是识字教材又能对儿童进行很好的思想教育。

同样是韵文，便于学习，如第一部分“人之初，性本善”“幼不学，老何为”等是很好的思想教育的范例。

《增广贤文》最大的特色就是许多富于哲理的名言警句至今人们仍然在用，可见其影响之久。

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等一些富有生活哲理的警句既便于背诵又能给儿童指明生活的
方向。

2．经学教材
在语文学科没有独立设科的封建时代，经学教学可以说是学校教育的正宗。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是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的经学教材,还有儒家的经典教材《论语》《孟子》，是封建时代士子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孔子就曾经在《论语·为政》中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正是孔子倡导的儒家伦理道德准则。

再如《礼记》中“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2]]。

有很多道德标准已经变成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至今仍然代代相传，例如前面讲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礼”“孝”的观念，我们在去其糟粕的同时，经学教材中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地方。

3．文选教材
我国语文教材的文选型课本最早可推至南北朝时期南朝梁
代太子萧统（谥号：昭明）所编的《昭明文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觉醒时代，这种意识在《昭明文选》的编撰上就能反映出来。

萧统在编书的时候把文采作为主要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3]]而不把经书和子书作为选材内容，按选文的体裁分类，但是除了选文并没有其他相关内容的介绍。

科举制产生以后，《昭明文选》更是书生的必读之作，古语有云：“《文选》
烂，秀才半。

”《文选》中的选文为写文章提供选材和模仿文章作法有积极的作用。

直至今日，这种按体裁给文章分类的方法仍然被人们沿用。

4．诗选教材
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尤其是唐诗达到了中国诗歌的巅峰，这与唐代重视诗歌有很大的关系，唐代科举就曾经把诗歌列为考试内容。

因此，宋人把诗歌教学作为蒙学教材的内容，如《神童诗》《千家诗》。

其中，《千家诗》作为诗歌类的蒙学教材，在中国古代流传是相当广泛的。

现在流行的《千家诗》共收录诗歌226首，按照季节、时令排序，同一主题不同作者，既方便比较风格又能收到良好的审美效果。

此外，《唐诗三百首》也是长盛不衰的诗歌类教材，由清人孙洙编写，民间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可见其影响之大。

当然，除了以上列举的四类主要教材，古代的语文教材还有很多种类，如专门讲文字和声韵知识的工具书，前者有王筠的《文字蒙求》，后者有叶苏云的《幼学平仄易记略》等。

从今天的角度看语文教材的发展，显然文选教材和诗选教材更贴近语文独立设科后语文教材的发展趋向，但是，古代还没有出现把上述内容综合到一起的综合类教材，教材除了教学本身的内容外没有辅助教学的知识，全凭讲解者和学习者的主观判断，没有统一的标准，所以很多教材内容在流传的过程中未免有失偏颇。

一般来讲，划分历史时期的时候是把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五四”运动推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阶段划分为近代，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建国划分为现代。

语文学科的发展虽然跟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它毕竟也有其自身的规律。

在近现代这一历史时期，对于语文学科本身来讲，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1902年到1904年“壬寅——癸卯学制”的颁行，它标志着“中国文学”正式设科，语文学科从此走向了独立化、科学化的道路，这是古代的语文教育和其他学科混合到一起的传统语文教育走向近代具有科学意义的语文教育的重要一步。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材的形成不是与语文独立设科同步发展的，它是一个时间段而不是一个点，是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最终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语文教材所具备的练习系统、作业系统等体系完备的教科书。

这里把语文教材的发展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阶段：1840年到1904年，1904年到1919年，1919年到1949年。

1．1840年到1904年之间的语文教材发展概说
这一阶段虽然语文教材的发展还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阶段，但是这一时期又不同于前一阶段的情况。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大刀长矛和坚船利炮的对决使国人把救亡图存的希望放到了西学上。

于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洋务学堂开始建立,再加上日本明
治维新的成功，古老的为科举而进行的教育在这一轮对决中失败了。

教育思想的变化自然导致教科书编写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从中西幼教的比较中发现了我国幼教的不足，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

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学院师生编写出一套《蒙学课本》，这是我国自行编写教科书之始。

其编辑大意：“泰西教育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4]],这套教材在“德、智、体”编写思想的指导下，按照我国传统蒙学教材的形式编写，中西杂糅，这也正是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特点。

2．1904年到1919年语文教材发展概说
1902到1904年，“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文学”正式设科。

这里的“中国文学”并非纯文学课，是相对于当时设立的“外国文学”而言的科目。

从这时开始，语文教育开始真正走向独立，走向学科科学化的道路。

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有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吴曾祺编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选文按照先今后古、由近及远的顺序编排，以每学期为单位分册、分集编写，每集之前有例言一篇，综述文学渊源，评论文章优劣，这是语文教材中编入语文知识的雏形。

尤其是谢无量编的《国文教本评注》影响最大，这本书突破了以时间为序的编排体系，从时代先后和文字深浅两方面入手，并尝试以文体分编。

选文前面增加题解、
作者介绍还有注释和夹注等内容，起到帮助学生阅读的作用，扩充了教材的助读系统。

这些都是语文独立设科后教材编写的有益尝试，无论是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还是教材编写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仍然呈现出保守的倾向，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尤其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以后，重新倡导“尊孔”“读经”，并且教材的选文基本上仍然是文言文，与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材仍然有距离。

3．1919年到1949年语文教材发展概说
这一时期是个极为动乱的时期，三十年间中国几更政府，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但是，这一时期对于语文教材的发展却是最为关键的时期。

而且，不仅是语文教材，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理论，教学观念和方法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919年爆发了以“民主”“科学”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斗争。

关于白话文，早在清末人们就认识到文言的滞后性，从清末到“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从来未曾停止过。

尤其是西学东渐以后，梁启超深切地认识到“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他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有力地提高了白话小说的地位。

到了“五四”运动，白话文在和文言文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白话文运动对语文学科的贡献巨大，它改变了语文教学的手段，为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打开了大门。

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文言文
不再是教材的正宗，而是变成了文言、白话并列的局面；教材的体系也开始趋于完善，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教材的规模。

1919年到1927年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语文教材由全文言到文言、白话兼备的转型时期。

教材一般按文体将选文分为记叙文、抒情文、说明文、议论文等。

除此之外，语文教材的内容也发生重大转变，反映新文化的大量作品被选入教科书，如郭沫若的新诗，周树人的小说，周作人的散文，陈独秀的论文，胡适的演讲等。

同时还扩大了古文的选材范围，并选入外国文学作品，使得教科书的编写紧跟时代脉搏。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教材有顾颉刚、叶绍钧合编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沈星一编、黎锦熙和沈颐校对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穆济波编的《高级国语读本》还将作业系统作为教材的结构要素被编进教材之中，这是对旧式语文教材的又一大突破。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中国存在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又称为“解放区”），另一方面是国民党领导的白色政权（又称为“国统区”）。

语文教材的发展也紧跟时代形势，呈现不同的发展局面。

可以说，抗战以前的这十年，是我国语文教材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国统区的教材由民间编写，政府部门只负责审查。

代表性的课本有叶圣陶编的《开明国语课本》，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孙俍工编的初、高中《国文教科书》，朱文叔编的《新课程标准适用·初中国文读本》，傅东华编的《复兴初级中学国
文教科书》等。

其中，夏丏尊、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是当时影响很大的教材，直至今日，它对教材编写的影响依然很大。

“编者在《编辑大意》里说‘给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把选文按体裁分类，按‘文章学’系统依次排列，每一课为一个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单元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

这套教材的文体知识趋向系统化，读写任务趋向明确化，为以后新语文教材的编制，勾勒了一个基本的模式。

”[[5]]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统区使用的正规教材开始由“自由编制”向“统一编制”转变，教材中加进了“党义文选”，地方官僚和封建遗老还鼓动学生“尊孔读经”，大讲文言文，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式，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自学课本”、“活用课本”和“进修课本”。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教材统一编制，由于特殊的政治形势，这一时期的“活用课本”仍在使用。

四十年代，解放区的语文教材发展也初具规模，值得大书一笔。

这一时期的教材编写密切联系生产生活实际，为抗日斗争服务，为生产斗争服务。

教材编写更注重实用文化，注重提高广大群众的语文水平。

1945年由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是这一时期解放区语文教材的代表。

这本书的主要特点是把汉语汉文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用途的掌握作为国文教学的目的，选文兼顾文艺文和实用文，而侧重点却在实际应用，这与解放区迫切需要人
民学习文化知识的要求是密不可分的。

同时，该书的助读系统和作业系统也相对完善。

总之，该书的指导思想就是实用。

纵观“五四”运动后到建国前的这一时期，虽然政权几经更迭，却是我国语文教材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

教材内容经历了从文言到文言、白话兼具的变化，经学内容消亡而各种文艺文体、实用文体发展起来；教材的形式也经历了由单一的文选转变为助读系统、作业系统、练习系统完善的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材。

语文教材的编撰更注重语文的工具性，注重实用性。

在现代文学史上，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大家，如鲁迅、钱钟书、沈从文、汪曾祺等，他们虽然不是生于这一时期，却是在这一时期成长和有所作为的，这应该与他们所受到的语文教育不无关系。

这一时期的教材发展脉络复杂，与政治形势的发展紧密相关，以上种种原因值得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再进行深入研究，笔者这里只是抛砖引玉，不做过多赘述。

（二）建国之后语文教材发展概说
通过以上对古代语文教材发展和近现代语文教材发展的简
单回顾，我们发现，整个封建时代，除了朝代的更替，社会性质没有明显的变化，于是教材的发展也没有明显的变化，蒙学教材、“四书”“五经”等教材沿袭几千年；近代社会性质复杂，战乱频繁，于是语文教材也频繁更换。

新中国建立以后，语文教材的发展也是在波折中前行并逐渐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我国著名语文
教材研究专家顾黄初把当代语文教材的探索以文革为分界线加以介绍：
从1949年到1955年，这一时期正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

1949年的语文教材是以老解放区的《中等国文》为基础，吸收旧中国国统区的一些语文课本有益的编写经验为了应急修订出来的。

1951年的语文教材已经把过去的“国语”或“国文”改称“语文”，开始注重“听、说、读、写”四项训练。

1953年语文教材在参考了各地意见的基础上对原来的课本进行修订。

过渡时期的语文教材注重政治思想性，对当时肃清反动思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却忽略了语文学科本身的知识，这在后来的课本编写中被人们逐渐认识并得到重视。

到了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教材开始应用。

这是新中国语文教材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这次分科教学的准备工作从1951年一直持续到1955年分科教材编写出来，但是分科教材真正实行却不到两年就草草结束了。

当年分科教材的编写者很多已经作古，但是分科教材的使用者至今回忆起那套教材，仍然觉得自己收获颇多，认为自己的语文基础就是靠当年的语文学习打下的。

这里对分科教材不做过多叙述，留待下文详述。

1958年，全国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点的“大跃进”，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语文教育紧跟政治形势，在没有编写教学大纲的情况下匆匆编写了当时的中学语文教材。

课本选文大多是当时报刊上的实事性很强而质
量不高的文章和一些不适合学生水平的政论文，而且很多课文还存在着“浮夸风”的问题，严重脱离实际,语文知识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960年我国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以后经济形势好转。

新形势下，中学语文教材也开始了适应新形势的改革，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课本是1963年使用的新编十二年制中学语文课本。

这套课本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更加注重语文的工具性；教材以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为线索；选材面广，无论是体裁还是题材都很丰富；课文量比大跃进时期增加了一倍还多；选文文质兼美，具有思想和艺术双重典范作用；对语文基础训练格外重视。

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中国陷入了“十年浩劫”中，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教育形势也是紧跟政治形势的。

这种环境决定了当时不可能有真正的语文教育。

因此，文革时期的语文教材由各个省、市、自治区以至学校自行编写，教材内容几乎都是标语、口号和语录的汇编、批判性的文章再加上鲁迅的文章。

有些地方还将政治、语文教材合编，称为“政文”教材，这种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语文教材在当时却是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强调“语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对语文的定性上把语文教育引入歧途。

总之，“文革”十年使语文教育和语文教材的发展处于倒退阶段。

从建国之后到文革之前的这段时间，语文教材的发展与政治形势紧密相连。

当“左”的思想严重的阶段，语文教材则紧跟政
治形势，失去语文本身的特点，更多的是充当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情况下语文教材的发展基本处于倒退阶段。

当政治形势好转，比如1956年建国之初和1960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语文教材的编排就会遵循语文学科的发展规律，选入的内容是关乎语文学科自身的，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语文教材的发展才开始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是揭开了语文教育的新篇章。

随着1978年教学大纲的出台，语文教育逐渐回归正轨，大纲要求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读写训练，并分别为初、高中制定了不同的读写目标。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语文教材有1978年出版并分别于1982、1987年进行两次修订的人教社“合编本”语文教材，这套教材的编排以年级为基本层次，以能力训练为线索，将阅读、写作、听说和基础知识训练贯穿整个教材。

还有1982年开始编写的人教社重点中学“分编本”语文教材，这套教材初中分为《阅读》《写作》，高中课本的阅读部分又分为《文言读本》（高一）、《文学读本》（高二）、《文化读本》（高三），再加上《写作》课本，这套教材迈出的改革步伐较大，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86年，国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同年9月国家教委成立了第一个权威的教材审定机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改变了过去“编审合一”的教材审定制度，变成“编审分
开”，这极大地激发了从中央到地方教材改革与编审的热情，国家教委亲自组织了八套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六三制”“五四制”各一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五四制”一套，上海、浙江“五四制”各一套（上海自己又编两套），广东、四川八家师范院校“六三制”各一套，辽宁省、江苏省、北师大实验中学和四川颜振遥同志的“六三制”各一套。

其中部分教材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于1992年审查通过，准予1993年秋季全国适用。

在此期间发生于二十世纪末的“语文大讨论”引发了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又一次争论，国家在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作了明确说明：“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6]]”针对此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7-9）》又一次调整了语文教材的内容，对此不做过多叙述，留待后文比较的时候说明。

纵观语文教材的发展历程，有一条规律一直没有变：那就是语文教材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在不停地发展变化。

究竟什么样的语文教材更适合我们的学生，更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在借鉴经验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我国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它毕竟是我们的母语，探寻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特殊道路，才能提高全民族整体的语文素养。

[[1]] 倪文锦，欧阳汝颖.语文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2
[[2]] 邓柳胜，叶国.典礼·礼运(译著）[m].广州：广东出版社，2001：18
[[3]] 李良品.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65
[[4]] 张隆华.中国语文教育史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53
[[5]] 王松泉，王伯勋，王静义.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35－136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