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界技术人员的典范孙廷芳

工商界技术人员的典范孙廷芳
作者：王昌范
来源：《现代工商》2012年第07期
“公私合营”后，1957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工商联要“大力推动工商业者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发挥他们的技术和专长，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组织工商业者参加爱国运动和社会活动，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那个时候，上海工商界技术人员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孙廷芳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一名“圣约翰”毕业的优秀生
1921年7月4日，上海南京路伊文思书局的经理孙祚型满面春风，逢人便作揖道喜。

一打听？原来孙家添了个天庭饱满、又白又胖的男孩。

这个男孩不是别人，就是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我国著名生物制药专家的孙廷芳先生。

孙廷芳祖籍浙江鄞县，父亲孙祚型是英商伊文思书局华人总经理，母亲董秋云是南京路董生昌婚服店的小姐。

父母对儿女教育非常严格，培养儿女上教会学校念书。

孙廷芳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在“圣约翰”完成的，1943年春，他以圣约翰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得化学系最优秀毕业生奖、柯柏优秀生纪念奖和生化奖学金3个奖。

孙廷芳在《肝胆相照现忠诚》一书中对学校教室、图书馆、操场和宿舍以及教授的音容笑貌有所回忆：圣约翰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的3位资深教授，美籍教授Dr．W．H．Taylor、程有庆、陈联磐，特别是Taylor教授，授课时，采用课前预习，上课前用几分钟小测试，讲课时用图示，代替一部分板书，既省时，又讲解清楚。

他亲自查阅各种参考书编制图表。

那时,学校教职人员每逢星期日都要做礼拜。

每当教堂的钟声敲响，整个校园都能听到。

身材修长、服饰讲究、准备去做礼拜的Taylor教授常常回首向实验楼开着的窗户眺望，确定学生已在实验了，才放心地去做礼拜。

教堂的钟声、唱诗班优美的歌声和管风琴声透过树梢飘向蓝天。

礼拜毕，Taylor教授常常走到实验室看望同学，有一次，他看见个别同学在吃面包，便说：“化学实验室的空气中很自然地会染上这些化学物质，你们不能在这个环境中吃食物。

”同学们为Taylor教授关心学业、重视环境和健康深受感动。

孙廷芳晚年对此情景记忆犹新。

一位兼有技术身份的工商业者
毕业后，孙廷芳由母校介绍进入以有机化学药品为主体的中国生化药厂当化学师。

那时，中国生化药厂技术高超，名气很响。

但是，抗战胜利后大量舶来品充斥市场，民族制药工业无法与之竞争，这个厂也只好逐步进口外国原料，以做制剂来维持生存。

因学非所用，孙廷芳常
常感到苦闷，1945年他辞去了中国生化药厂的职务，应亲戚之聘筹备开设中原药厂。

那年，
孙廷芳24岁。

1946年6月，中原药厂正式创办，厂址在余姚路212-214号，有30余名职工。

董事长王修庶，孙廷芳担任厂长，负责技术。

在1947年《上海国货工厂名录》中有孙廷芳担任中原药厂厂长的记载，这本《上海国货工厂名录》同时也记录了中原药厂生产的药物品名和主治功效，比如：健胃龙，治疗胃酸过多、嗳气呕酸、反胃、痉挛、食后胃部重压、胃溃疡，因胃分泌过多之消化不良，酒醉、晕车、晕船。

又如：抗痢仿，有调整肠胃的功效，是止泻剂。

再如：天择龙，主治肺炎、丹毒、产褥热、脑膜炎、扁桃腺炎、急慢性淋病、疮疖以及各种脓性疾患。

天择龙还有药膏。

这些药品应该都是年轻的孙廷芳先生研制出来的。

在孙廷芳先生的回忆文章里曾经写到他在中原药厂先后生产了10多种符合“中华药典”的原料和药品，后来又试制成功市场上紧缺的“水解蛋白”营养品。

起先以为“水解蛋白”有很大发展前途，因而借债添置了一批不锈钢设备，正式投入生产。

不料，美国施贵宝药厂同类药品“阿米诺真”大量倾销到国内市场。

施贵宝药厂“阿米诺真”500克一瓶售价仅合二斗米价，而中原药厂生产的“水解蛋白”却要五斗米价，以致“中原水解蛋白”一瓶也销不出去。

中原药厂在外债的催逼下，股东已无意经营，于是,孙廷芳和亲戚不得不自己出来拼凑了资金，还清债务，
盘下厂。

上海临近解放，孙廷芳正式成为中原药厂股东，尽管他还兼有技术人员的身份，但是,事实上他已经成了工商业者。

知难而上研制新药参加全国群英会
上海解放后，在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指引下，孙廷芳思想逐步稳定下来，由疑到信，继续负责中原药厂生产技术。

一度停产的“中原水解蛋白”恢复生产。

抗美援朝需要军用药品，中原药厂的外敷药膏“磺酸基烯酸铵”、胃肠道药“鞣酸蛋白”、皮肤消毒药品“蛋白银”、口服营养品“水解蛋白”均被列入军用药品。

中原药厂交纳国家税款居江宁区各行业之首。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孙廷芳和中原药厂走进了上海工商界敲锣打鼓欢庆
的行列。

合营后的上海医药行业，能生产的仅是化学合成药、抗菌素、中草药，唯独缺少生化药品。

在外国封锁、禁运的影响下，国产药品难以配套，1957年，中原药厂和其他8家厂合并，正式成立全国第一家生物化学制药厂——上海生化制药厂。

孙廷芳担任上海生化制药厂总工程师兼中心研究室主任，负责试制研究国产生化药物。

生化药品能改善人体机制，能调整、抑制或纠正人体机能失调的问题，在医疗上具有针对性强、毒性低、副作用少和疗效可靠的特点，能治疗那些合成药物所不能治疗的慢性病。

然而,国内的生化制药几乎是空白，孙廷芳提出的利用猪牛羊脏器来发展生物药品，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通过化工部、卫生部和商业部向各省市食品公司肉类加工厂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支持为上海生化制药厂供应原料，把屠宰猪、牛、羊所得的内脏，如胰、肝、胆、肺，猪的小脑、胃、颚下腺、甲状腺，羊的睾丸、以及兔肉等，收集后速冻，提供给上海生化制药厂。

原料办
到了，在试制生化药物过程中，孙廷芳除了采用外国文献中的原理，还结合自己的经验，创造出合乎国情和厂情的一整套工艺措施，以达到吸收、消化、创新的效果。

孙廷芳先后试制成功的生化药品有：从兔肉中提取治疗心肌炎和肝炎的“注射用ATP”，采用有机化学合成法制成治疗咳痰困难的“痰易净”，以白明胶为原料制得治疗肝昏迷的“精氨酸盐酸盐”，从乳酪素的水解液中制取病人手术后急需的蛋白质补助剂“水解蛋白大输液”，从猪肝中提取治疗肝硬变的“肝宁注射液”，从头发中提取治疗放射性药物中毒的“注射用L-半胱氨酸盐酸盐”等等。

这些都是国内领先或首创的药物品种，为提高我国医药研发水平作出贡献。

孙廷芳因此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并光荣地被特邀出席全国群英会和化工部群英会。

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孙廷芳作为上海工商界代表之一特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

党和人民所给予的荣誉，实际上是一种鞭策、一种激励。

他回到上海，加倍地努力工作。

三年自然灾害，农业欠收，导致内脏原料供应异常紧缺。

此时，孙廷芳领导的中心试验室逐步开发的原料有鱼粉、鱼白、乳酪、明胶、蜂皇浆、麸皮、大麦、头发、猪血、蟹壳等等。

最重要的是他们找到还未利用的人尿。

一般的想象中，人尿是又脏又臭的废弃液体，但是化学实验证明，人尿的资源极其丰富。

男同志的尿、绝经妇女的尿、孕妇的尿，均可分别利用制成各种不同激酶或激素，这在美国药典、英国药典、日本药典均有记载。

中心试验室有的工程师查到男性尿液可以制成尿激酶(U．K．)，有的工程师查到怀孕妇女尿液可以制成绒促性素(H．C．G．)，而孙廷芳查到老太太绝经尿液可制得雌性激素(H．M．G．)，他夜以继日试验，最终精制成“绒促性素(HCG)”，达到美国药典的标准和外商提出的特殊要求，被称为“比黄金还贵的药物”。

由于“文革”动乱，我国生化药物研究开发与国际先进生化药物研究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美国生理学家Sutherland在人体发现第二信使，因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信息传来中国，特别是Sutherland的“环化腺苷酸(CAMP)”及其衍生物“双丁酰环化腺苷酸(DBCAMP)”推上药物研究和应用时，中国科学院生化所组成创制组，吸收国内一流专家，进行攻关。

当时正在下放的孙廷芳被吸收为创制组成员。

“双丁酰环化腺苷酸(DBCAMP)”在人体内对“磷酸二脂酶(PDE)”的承受力比“环化腺苷酸(CAMP)”大。

这两个化合物国外尚未制成药物，其研究工作是带有理论探讨性的，从药物上说是属于创造性质的。

孙廷芳与中科院生化所谭佩幸高级工程师、陆应钰工程师一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克服了工艺设计、试制、化学测定、药理试验、医院临床等一系列的困难，研制成功，把国际上这个尖端项目攻克下来，并于1975年正式投入生产。

结合自身优势参政议政
自1964年起，孙廷芳被推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后，他每年在人民大会堂聆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声音。

改革开放后，1980年1月，59岁的孙廷芳先生当选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分管科技、经济咨询等会务工作。

他的工作重心渐渐地转移到参政议政方面。

他觉得
参政议政的题材必须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经济发展为中心，急国家之急，应政府之所需，要“参”无虚言，“议”无空话。

同时，也必须结合自己的专长提案。

1984年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期间，已经担任常委的孙廷芳与陈铭珊同志联合写了一份《发展脏器生化产业的建议》。

这份建议是结合他多年与生化制药打交道和调查研究写成的。

当时全国养殖生猪数量每年平均存栏3亿头，出栏2亿头，其中食品公司收购1.4亿头，集中屠宰0.5亿头。

每头猪的脏器综合利用价值约50元，如果以0.5亿头计算，每年可得产值25亿，上海商品猪年产300万头，即可创造1.5亿的产值。

他觉得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产值。

如果利用的好，可以带动国内脏器生化的产业链，既可以解决就业，又可以创造出不菲的经济效益，于是，他将建议提交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

同年5月10日，孙廷芳应邀赴商业部作一个关于发展脏器生化产业的报告。

隔了几日，他又应邀去商业部座谈关于发展脏器生化产业问题。

参加座谈的有全国各地商业厅局长和食品公司的工程师。

座谈会上谈到体制、技术、脏器收集和资金等问题。

回沪后，他结合座谈会反映的问题又写了一份补充建议。

同年9月，国家经委对此提案作了答复，圆满解决了这一问题。

有人做过统计，孙廷芳在全国政协提出的重要提案24个，重点发言24次，内容涉及国家立法、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建设、区域开发与开放、住房改革、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药品打假、支边扶贫、行业协会建立等。

其中“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必须由国家立法以扶持”和“创新药研究要纳入国家固定的中长期科技战略”两个提案被评为全国政协优秀提案。

1993年，孙廷芳当选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参与国家法律的审议、通过及监督执行，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政局稳定的大环境，他感到这是国家立法的大好时机，“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他时刻告诫自己，参议内容，运用佐证，斟酌篇章，遣词造句，都严格要求，力求完备。

工商联是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的桥梁、助手，要做好非公有制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

他觉得自己应担当起为非公有制经济“立言”的责任。

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他做过3次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专题发言。

统计表明，孙廷芳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简报》上登载的发言有150多次，在常委会的大会发言19次，涉及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社区管理、科技进步、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多领域。

孙廷芳说：“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尽沧海一粟之力。

”
履行一个参事的职责
1990年3月，孙廷芳被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任期5年，他把担任市政府参事作为新的使命，新的任务。

1993年3月，孙廷芳与其他几位参事共同提出建
议《关于加快制订〈上海非公有制企业管理条例〉推动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健康发展的建议》，此份建议理由是：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有浦东开放开发的优势，有雄厚的国有存量资金，这是别的地区缺少的条件。

如上海能订出一部条例，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完善，必将带动全国各地，将为《非公有制企业法》的出台起到推动作用。

孙廷芳认为《上海非公有制企业管理条例》应包括10大要点：1、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存，共同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显著提高。

2、坚持爱国、敬业、守法的传统，狠抓精神文明、市场信用、企业道德，不断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

3、国家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家资产和尊重其合法利益。

4、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

5、规范合法经营，照章纳税，遵纪守法，履行勤劳致富，做到对国家讲利润，不唯利是图，对同业讲竞争，不尔虞我诈，对用户讲信誉，不弄虚作假。

6、加强企业的科学管理，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努力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7、保护名牌和信誉，保护出口。

8、通过承包、参股、租赁、兼并、收购等不同方式，与国有小企业有相互渗透的权利。

9、保护“八个平等”：企业设立平等，税收政策平等，收费标准平等，金融信贷平等，市场准入平等，对外交往平等，政治关心平等，部门服务平等。

10、对违章枉法，搞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违法和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企业要依法处理。

这些建议是孙廷芳他们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根据上海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订而来的，它的基本精神被各地吸收借鉴。

1995年8月，孙廷芳再次被任命为参事。

在担任参事的这些年，他在科教文卫、经济建设、环境卫生等方面共参与调研报告和建议31件，其中执笔10件，得到上海市领导批示的有18件。

2001年，孙廷芳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评为1998--2000年度参政咨询工作积极分子。

在上海工商学院的最后一岗
1997年5月，年已76岁的孙廷芳先生接受了一项新的使命。

他被任命为上海工商学院代理院长。

上海工商学院是1985年民建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工商联主办的成人高等院校，有颁发国家承认的高等教育学历大专文凭的资格。

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工商学院曾培养各种人才几万名，在办学上有不少创举，是全国第一家民办高等院校。

由于教育改革，高等院校扩大招生，冲击了成人高等教育，生源逐年减少。

孙廷芳先生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

当时，上海工商学院由于办学地点在市中心，校所没能达到教育部对成人高校的设置标准，1999年初曾一度受到挫折。

这个挫折主要是国家教委对成人高校办学的土地面积有了新的要求，而上海工商学院是老牌学院，本身土地资源缺乏。

孙廷芳经过多方努力，争取上海市政府领导的关注，争取中华全国工商联经叔平主席的支持，学院在青浦华新镇购置了土地，建造新校舍。

一年以后，上海工商学院华新校区竣工，此时全校师生兴奋不已，关心上海工商学院的社会各界人士都为之高兴。

此时此刻，孙廷芳更是感慨，他说：“学院初步达到了教育主管部门对成人高校的要求，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感谢大家。

”很普通的言语，表达了一位长者、一位老人对社会各方的感谢。

迈入新世纪，上海工商学院开始招收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2001年起每年招生500～600人，年年超额完成招生计划，毕业生的就业率都在95％以上，有的专业一次就业率达100％。

2005年，教育部制定新的规定：成人高校如果继续举办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必须提出“转型”申请，孙廷芳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及时组织召开院务会议，商量申请学院“转型”问题。

讨论决定：一是以全日制普通高校的要求修改学院章程；二是同意向上海市教委提出“转型”申请；三是同意华新校区开展二期扩建工程，以改善办学条件。

为了迎接转型，学院对组织机构、人事、财务、管理进行整合，使学院成高和普高两个教学区从原来的相对独立整合为统一领导和管理，并从上海财经大学等院校聘请富有办学经验的教授和干部，充实领导班子的力量，同时建立青年教师队伍，使学院的管理水平向全日制院校的要求靠近一大步。

在最后一班岗位上，孙廷芳说：“我深切体会到办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有领导责任，有政治责任，要有正确的办学理念，要有厚实的物质基础。

我在这个岗位上走过的路并不平坦。

”
回望这位工商界技术人员事业轨迹，他为我国生化制药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又同时在多党合作、参政议政上发挥积极作用。

步入晚年，他在教育领域发挥余热。

他是一位工商界技术人员的典范。

有一部记载孙廷芳先生电视片的片名概括得恰如其分，“肝胆相照现忠诚”。

确实，在孙廷芳身上，可以见证党的统一战线的光辉，也可以见证党对工商界的阳光雨露，更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工商界技术人员对党和国家的一片赤胆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