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苏联模式由盛转衰的根源

试析苏联模式由盛转衰的根源
王　建Ξ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政治法律系,安徽淮北235000)
[关键词]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社会主义
[摘　要]斯大林时代形成的苏联模式是指单一所有制形式、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超重型
经济结构和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这种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制约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06(2003)11-0034-04
An Analysis on the Decline of the Russian Mode
WAN G Jian
(Politics an d L aw School ,N ort h A nhui Coal M i ni ng Teachers ’College ,A nhui 235000)
K ey Words :Russian Model ;planned economy ;socialism
Abstract :The Russian Model developed in t he Stalin period.This model means unitary system of ownership ,mandatory planning ,super -heavy economical structure an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The many defects of t his model are sure to block t he develo p ment of modern productive forces and obstruct t 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socialism.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经历了
74年之后,合上了自己历史的最后一页。

苏联的崩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发生了剧烈的波动。

而苏联社会主义70多年的历史沿革,则为斯大林时代形成的苏联模式提供了由盛转衰的历史舞台。

它在经济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对其作经济上的分析尤为重要。

一、单一所有制形式:缺陷重大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苏联模式指单
纯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集体所有制逐渐向国家所有制过渡,并最终形成单一的国家所有制。

新政权建立之后,土地、矿产、金融和大企业通通收归国有,建立起国营经济并垄断对外贸易,后来又通过“打土围子”政策,实现了工业的单一公有制。

接着,以行政手段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强制要求农民建立国营经济,把全国农业纳入集体农庄的范围,并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

而且还以“提高公有化程度”为目标,强调集体所有制向国家所有制过
渡。

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是:“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有经济一切部门中获得全部胜利”,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
可动摇的基础”,“所有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1]
苏联模式所确立的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并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也要看到,虽然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了急剧发展,但苏联社会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所谓代价不仅指集体化……更重要的是指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与现代化进程许多领域的倒退。

”[2]
苏联社会主义是在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生产力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放和发展。

而苏联模式却把国家所有制的不断扩大,视为发达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成熟标志,认为公有制水平越高,社会越进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这种过于整齐划一的公有制形式存在严重缺陷。

从理论上看,它没有依据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客观发展水平,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严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而在单一公有制形式下,国家把所
・43・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第19卷　2003年　第11期
Journal of Yuxi Teachers C ollege Vol.19No.11Nov.2003
Ξ[收稿日期]2003-02-17
[作者简介]王
　建(1966-),男,安徽全椒人,法学硕士,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政治法律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

有权和经营管理权集于一身,企业则几乎失去一切自主权。

而且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距离越来越远,完全排斥了企业和劳动者个人所有权,片面地强调国家、集体的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

实践充分证明,这些作法是高消耗和低效率的,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势必阻碍现代化的进程。

斯大林晚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是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质完全适合”,[3]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作为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先后执政时期,单一公有制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作用更加明显。

两位领导者虽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是他们背着社会主义的包袱,僵化、教条地对待苏联模式,只是在原有公有制形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仍然是受苏联模式生产关系自动适应生产力发展观点的影响,否定两者之间的矛盾性、对抗性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阶段,将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勃列日涅夫及其以后领导人也都继承了这一观点。

这些判断具有教条性与空想性,使得苏联经济一步步走向恶化,陷入停滞局面。

新的形势要求有新的公有制形式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苏联模式却固守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现代化动力不足,最终使苏联社会主义积重难返,陷入困境。

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社会主义采取多种所有制形式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苏联社会主义却不幸地走完了它的历程。

二、指令性计划经济
管理体制:矛盾重重
与单一所有制形式相对应,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曾主张尽快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但在革命实践中行不通,1921年转而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承认了商品货币的存在。

1925年4月,斯大林在俄共(布)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而计划经济便是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从1928年起形成比较定型的计划经济。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是“资产阶级的工具”。

直到1952年他才提出可以利用商品和货币及价值规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但他又否认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者。

他总结说:“不容置疑,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的调节者’。

”
[4]
因此,在苏联模式下,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一直受到限制,经济生活长期受到行政手段的干扰。

苏联模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忽视价值规律,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是暴力手段来管理经济,把一切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

这就决定了它虽然在短时间和小范围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长远看,它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

在苏联模式形成和建立初期,这种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曾有效地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在当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和战争环境下,成就更加突出。

因而,苏联在整个战前时期乃至战后恢复时期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

而形势在不断变化,苏联模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却只能具有对特定环境的特殊反应能力,容不下它所创造的现代生产力,容不下生产的高度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

在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国家计划机关直接管理和指导全国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严重挫伤了企业和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妨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发展,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计划管理决策权就日趋集中,到30年代后,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事无巨细一律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在产、供、销等方面,企业很少有自主权。

在苏联模式编织的计划经济网络中,对企业来说,国家的计划就是法律。

所以,企业完全失去了活力。

它们不得不把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作为最高目标,以机械地完成计划指标为满足,这就更不用谈进行新的科学技术开发了。

从而产生了长期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状态,也就缺乏国际竞争力。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人民要求民主生活、民主管理的倾向不断加强,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表示不满。

于是,赫鲁晓夫及其之后的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并没有使苏联摆脱矛盾和两难的境地。

在改革过程中,国家给企业下放一些权力,但扩大企业权力的幅度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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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建:试析苏联模式由盛转衰的根源
所以,不论是赫鲁晓夫的“工业建筑业改组”还是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国家与企业改进计划和“物质刺激”兜圈子,改革局限于用一些指标代替另一些指标,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就必然导致苏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据美国分析家提供的资料,苏联在1928～194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为6.1%,1941～1950年为2.1%,1951～1975年为5.1%,1976～1980年为3.0%,1981～1985年为1.8%。

可见,不管是斯大林还是他的后继者们都没有突破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最终导致苏联经济踏入“停滞时期”,同时也预示着苏联模式由盛转衰的趋向。

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阻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难以建立起有效的激励和竞争机制,从而导致低质低效、高消耗高浪费,经济发展速度急剧下降。

苏联模式从一开始就扭曲了马克思计划经济的构想和理论,把计划经济同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对立起来,使得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处在的理论和实践相矛盾的境地。

因此,在60～70年代,当苏联理论界重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问题时,就受到严厉的批判而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入发展,也未得到普遍的承认。

这便造成了改革实践的倒退,经济发展明显暴露出消极趋势。

在此期间,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由高增长时期的13.7%减少到不足6.5%;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5%。

很明显,这时候的苏联经济增长是低速度、低效率的,它已经不能够极大地促进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了。

三、超重型经济结构:危机四伏
苏联从沙俄继承下来的经济遗产是十分落后的,如何摆脱落后,逐步实现现代化,就成为苏联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指出了实现全国电气化计划对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5]列宁之后,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工业的基础上,只有不仅不逊于而且过一个时候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的现代大工业,才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础。

”[6]所以,斯大林在1925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阐明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提出要把俄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行生产必需装备的工业国。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斯大林提出了具体的道路:首先是要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

在斯大林看来,“工业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7]斯大林强调,要利用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加快速度发展经济,用10年时间完成资本主义国家花50年到100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其他一切都要服从这一目标并为之作出牺牲。

苏联于是走上了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实行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到1932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产值的70.7%,苏联已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而到1937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

苏联创造了连资本主义政治家都不得不叹服的“工业化奇迹”。

无可否认,在当时资本主义重重包围的背景下,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等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然而,不能陶醉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第一轮竞赛中的胜利。

从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来看,苏联模式30年代在苏联所实现的,只是一种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古典式工业化。

这种超重型经济结构从一开始就不是很完善的,它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埋下了隐患,给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社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致使苏联模式一步步走向衰落。

在工业化刚开始的阶段,斯大林就忽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就是在苏联农民缴纳“贡税”,忍受“半剥夺”的情况下积累起来的。

斯大林虽然看到工业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重工业发展过快、轻工业和农业滞后的现象,但这些弊病却未得到真正的解决。

从1930～1932年,重工业每年的增长率为28.5%,而轻工业却只有10.9%。

第二个五年计划明确规定重工业的年均增长率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40.1%降到14.5%,而轻工业的年均增长率则应从13.2%提高到18.5%。

然而执行的结果却是重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17.1%;从1932年至1937年,轻工业的产值只增加了1倍,而重工业却增长了1.4倍;原来打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优先发展轻工业的计划并未得到实现。

而农业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其总产值每年递减4%。

于是,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紧张,重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形成了畸形的生产格局。

这种超重型经济结构,使苏联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加剧了生产和消费的矛盾。

在实施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平均积累率高达30%,而消费基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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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基金中的货币工资与消费资料的增长不成比例。

1928～1937年,苏联职工总工资由81亿卢布增加到822亿卢布,陡增9倍,而消费资料的生产仅增长2.1倍,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实际购买力下降。

另一方面,轻工业和农业的滞后状况也影响了重工业本身的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

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战略,不是依靠科技进步和挖掘企业内部的潜力,而是一味地增加投入来实现扩大再生产,投入多而产出却很少,效率低下,浪费极为严重。

当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方面进一步显现出来的时候,苏联的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严重阻碍了科技进步,经济效益必然低下。

因此,超重型经济结构使早已潜伏着的经济危机更加恶化,同时也激化了对外关系、民族矛盾,国家的政治生活也出现了一系列危机。

这些危机交织在一起,使社会陷入全面危机,导致了苏联的迅速崩溃。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军备竞赛,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对外扩张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苏联国民经济中农、轻、重之间的比例一直为2∶2∶6,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75%。

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变成了主要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

而且,苏联长期固守“两个世界市场”理论,搞自我孤立、自我封闭,坐视世界市场竞争利益落入他国之手,经济关系严重萎缩。

可见,苏联的过度扩张和自我封闭的对外关系,使得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高速工业化创下的雄厚工业基础的大国,也就由于其内外经济政策失误而缺乏国际竞争力,使其国力日渐衰微。

超重经济结构、高速发展工业化,其工业化“原始积累”可以说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之上的。

这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必然引起农民的不满,阶级斗争也就不断人为地被激化了。

而赫鲁晓夫时期的“工业党”和“农业党”由于政令不能统一、指挥失
灵等矛盾,也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

经济危机也就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激化而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斯大林及其后继者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高速发展工业化,片面强调发展速度,追求总产值和数量指标,而不去适当地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实质上乃是旧的工业化模式,它与生产力发展尖锐对立时,便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危机,同时也激起对外关系、民族关系、政治等各种危机。

危机四伏的苏联,使得早期震惊世界的高速工业化被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并最后停滞的衰落景象所替代,这时候的苏联模式就再也发挥不出它的历史效应了。

公有制经济、中央集权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是构成苏联工业化的基本要素。

苏联模式实行单一式所有制形式,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超重型经济结构,高速发展工业化,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更多地暴露了它的弊病,使其整体功效不断消减。

而它又没有顺应时代潮流及时进行改革或改革不得力,严重阻碍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结果在现代化的严峻挑战面前,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最终导致了这种模式的崩塌。

[参　考　文　献]
[1]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392-400.
[2]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52.
[3]联共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36-137.
[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19.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9.
[6]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446.
[7]斯大林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12-113.
该论文是安徽省优秀青年教师资助项目———“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和前景分析”中的一个子课题。

(代号:2000jqw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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