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朝饮食文化的基本特征

论唐朝饮食文化的基本特征
李　肖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外交往频繁,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唐朝的饮食文化十分兴盛。

在扬州、长安、洛阳、广州等大城市里,“街店之内,百种饮食,异常珍满。

”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水陆珍馔,应有尽有。

在民间,“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绩纺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

善醯醢菹者,得为大好女矣。

……故偶民争婚聘者,相与语曰:‘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

’”º有的新媳妇一到婆家,首先要向家人展示自己的烹调技艺,故唐诗云:“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唐人所谓的“姑”,就是指婆婆,可见,烹调水平如何,已成为唐人评价媳妇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

如果男人擅长烹调,还能攀龙附凤,得幸于权贵。

“光禄少卿杨均以善烹调,皆出入宫掖,得幸于韦后。

”¼仅见之于史籍的唐朝名食就有萧家馄饨、庾家粽子、樱桃饣毕饣罗、冷胡突、热洛河、生鱼片、蒸麝麝、皮索饼、驼峰炙、猩唇、熊白、糖螃蟹、鲤尾、对虾、虾生、龙虾、烤全羊、蒸全狗等。

为了透过表象,揭示唐朝饮食文化的本质,本文拟对其基本特征作一初探。

一　饮食文化的胡化
所谓“胡化”,就是饮食习惯的胡人化。

胡人,“是我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的称呼。

汉以后也泛指外国人”½。

唐朝贞观二年,“远方诸国来朝者甚众,……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来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¾大量外来人口的拥入,不仅带来了胡人的音乐、舞蹈、服饰,同时带来了风格迥异的饮食文化。

唐朝上流社会很快出现了一股胡化风潮,王公贵族争相穿胡服、学胡语、吃胡食,并以此为荣。

上行下效,很快流行民间。

开元年间,胡化风潮达到极点。

故五代人刘煦说:“开元来,妇人例著线鞋,取轻妙便于事,待儿乃著履。

臧获贱伍者皆服衤阑衫。

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

”¿它主要表现为:其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习惯风靡各地。

例如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身为太子,却格外迷恋突厥人的饮食习惯,于是便“作八尺铜炉,六隔大鼎,募亡奴盗民间马牛,亲临烹煮,与所幸斯役共食之。

又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望左右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刀割肉相啖。

”À即使博学多才,温文尔雅的大诗人杜甫,也不知何时染上了这种潇洒的饮食习惯,“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

”Á这显然是由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食物在胃中骤然扩张,将其置于死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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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喜食半生不熟的肥鲜。

秦汉以前,人们素以熊掌为美,所以,孟子说:“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唐人则以熊白为美,熊白,乃是熊脊上的肥肉,所以,唐朝有“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的佳句。

b k开元年间,大批胡人担任了唐朝的高级将领,为了笼络他们,唐玄宗经常把刚猎获的肥鲜送给胡人。

有一次,“玄宗命射生官,射鲜鹿取血,煎鹿肠食之,谓之‘热洛河’,赐安禄山、哥舒翰。

”b l鹿肠是鹿身上最肥美的地方,再加上鲜鹿血,自然是名符其实的肥鲜。

为了保持肉食的肥鲜,唐人烹制动物,常常采用一种极其野蛮的烹制方式。

例如张易之加工动物肉,先“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热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旋转,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

”b m唐人李詹,大中七年被擢为进士,“平生广求滋味,每食鳖,辄缄其足,暴于烈日,鳖既渴,即饮以酒而烹之,鳖方醉已熟矣。

复取驴系于庭中,围之以火,驴渴即饮,灰水荡其肠胃,然后取酒调以诸辛味,复饮之,驴未绝而为火所逼,烁已熟矣。

”b n这和当代韩国的电烤活狗、云南的活食猴脑,可谓之异曲同工,乃是“虐食文化”的始作俑者。

其三,是食用乳制品的范围扩大。

食用奶酪原本是北方人的传统习惯,南北朝时期,不少土族地主曾想尝尝奶酪的滋味,没想到吃完便泻肚子,只好望而生畏。

唐时,奶酪却奇迹般地出现在南方人的饭桌上。

白居易诗云:“稻饭红似花,调沃新酪酱。

”b o这里“红似花”的米饭,显然指用南方特有的红米煮成的米饭。

酪酱,即牧畜的乳汁。

它说明南方北方都有饮食乳制品的习惯了。

唐人偏爱奶制品,与其营养价值高,可以强体健身有关。

孙思邈说:“马牛羊酪味甘酸,微寒无毒,补肺脏,利大肠。

……沙牛及白羊酥,味甘微寒无毒,除胃中客气,利大小肠,治口疮。

牝牛酥味甘平无毒,去诸风湿痹,除热,利大便,去宿食。

醍醐(奶油)味甘平,无毒补虚,去诸风痹。

百练乃佳甚,去月蚀疮,添髓补中填骨,久服增年。

”b p“武德二年,凉州刺史安修仁献百年酥,云‘饵之可延寿。

’”b q不难看出,唐人之所以能长得高大威猛,丰腴骄艳,可能与其饮食习惯关系甚密。

二　饮食文化的养生化
唐朝时期,儒、道、释三教并行,各种文化相互争鸣,共同发展,极富活力。

李氏政权自称老子李聃之后,极力扶持道教实力,使道教借助皇权,迅速发展,基本上具备了与儒教、佛教并驾齐驱的实力。

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养生为宗旨的宗教,它的勃兴,极大地推动了养生文化的发展。

由于李姓皇帝大多患有家族性“风疾”,故李姓皇帝几乎人人热衷于养生。

又由于养生不得法,乱服有毒的化学药品,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又都死在养生上。

养生风潮在饮食文化上的表现有三,其一,药膳和药酒大量出现。

唐朝的药膳有紫米粥、团油饭、桔皮汤、人参汤、阿胶汤、绿豆汤、莲子粥和各种肉羹,药酒则有椒葱酒、海藻酒、钟乳酒、五精酒、五加酒、地黄酒、枸杞酒、乌麻酒、苍耳酒、菊花酒。

郭震《秋歌》云:“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

”b r团油饭,是用烤鱼、鸡、鹅、羊、姜、桂、豉、菜等熬制的肉粥,专门补养产妇的。

b s桔皮汤是帮助消食的。

韩上朝,“遇太官进食有糕糜,上以一半赐晋公(韩),食之美,又赐之,既退而腹胀,归私第召医者视之,曰:‘食物所壅,宜服少桔皮汤。

汤至,夜可啖桨水粥。

’明旦,疾愈。

”b t其二,用水果养生美容成为时尚。

唐朝水果资源极为丰富,有“消谷、逐水、除痰、杀三虫”的槟榔,有“止吐呕、去口气臭”的豆蔻,有“益气、倍力、强志,令人肥健耐饿”的葡萄,有“下气通神,轻身长年”的桔柚,还有柿、枣、栗子、津符子、木瓜、杨梅、梨、李、柰、安石榴、枇杷、胡桃、林檎、槟榔、波斯枣等,并出现专门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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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

“唐时新进士,尤重樱桃宴。

乾符四年,刘邺第三子覃及第时,邺以故相镇淮南,敕邸吏曰:‘以银一定资醵置。

’而覃所费往往数倍,邸吏以闻,邺命取足,而已会时,及荐新状头已下,方议醵率,覃潜人厚以金帛,预购数十树矣,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

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用享人。

蛮献一小盘,亦不啻数升,以至参御辈,靡不沾足。

”c k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樱桃宴是由新进士摊钱购置的。

当时,长安樱桃刚上市,价格昂贵却不好吃,只好沾上糖酪,以飨公卿。

既然樱桃不好吃,人们又为何办樱桃宴呢?原因就在于樱桃有养生美容的功效。

孙思邈说:“樱桃味甘平涩,调中益气,可多食,令人好颜色美志。

”c l荔枝是“南方果之美者”,养颜美容功效极高。

其中,“高潘州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无核类鸡卵大者,其肪莹白,不减水精,性熟液甘,乃奇实也。

”c m所以得到了崇尚道教的杨玉环的青睐,于是才有了“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悲壮场景。

其三,是饮茶的普及。

茶叶是国际公认的养生保健之佳品,它含有茶多酚、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具有提神醒脑,杀菌防癌,消食益寿等多种功效,所以古人认为饮茶“服之可以得仙”。

正是由于饮茶具有养生的功能,所以,从唐代开始“我国南北人民中才出现普遍饮茶的习惯”,c n并已意识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

”c o据(唐)李肇《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散牙,号为等一。

湖州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昌明,硖州有碧涧明月房、茱萸寮,福州有方山之生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邕湖之舍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圻门之商货不在焉。

”由此可见,唐代的茶叶品种已相当丰富,它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减少人口死亡率,丰富劳动人民的饮食文化,功效不可低估。

三　饮食文化的宗教化
除了儒、道、释三教之外,唐朝还有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

教派林立,宗教文化较为发达。

宗教不仅在饮食上对教徒及教职人员制订了具体要求,而且设立了许多宗教节日,用特有的饮食方式举行庆祝活动,这又使唐朝的饮食文化带有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例如元和初年传入唐朝的摩尼教,“其法,日晏乃食,食荤而不食氵重酪。

”c p荤,在这里不指肉食,而是指辛臭菜。

胡三省云:“荤,辛臭菜也;氵重,乳汁也。

”这说明,信奉摩尼教的回鹘人,白天不吃饭,也不喝奶,只是在夜晚就辛臭菜吃一些简单的饭食。

这种饮食方式,对其民族体质影响很大,这个被称为草原雄鹰的民族,在唐朝中后期不断走向衰落,或许与其饮食习惯有关系。

由于佛教势力最大,信徒及僧尼最多,所以唐朝饮食的佛教化倾向最为明显。

例如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三人皆好佛,缙尤甚,不食荤血,与鸿渐造寺无穷。

……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c q不食荤血,必然引起饮食的单调和乏味,有些僧尼实在忍受不了美味肉食的诱惑,只好暗地里开荤。

“先是河内老尼,昼食一麻一米,夜则烹宰宴乐,畜弟子百余人,淫秽靡所不为。

”c r为此,尼姑百余人皆没为官婢。

为了提高僧尼的饮食质量,他们便在主食的花色品种和扩大蔬菜、水果种类上下功夫,推动了主食和素食加工水平的提高。

像我们现在流行的八宝粥,便是僧尼的杰作。

八宝粥原名腊八粥,是“浴佛会”上的食品,俗佛会设在农历十二月八日,每当节日来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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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

民家亦以果子杂拌煮粥而食,供佛斋僧,又名七宝饭。

八宝粥便是在七宝饭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而我们所见到的有关七宝饭的最早记载,却是在武则天时期,陕州洪日方禅师讲经,天人置食款待,“食器皆七宝饮食,香美精妙异常。

”c s僧尼最拿手的食物是“作糜饼油食之物”,也就是今天的点心,所以,“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子、油、诸饼麦”便成为僧尼的“常所膳也”。

c t鉴真东渡日本时,曾在扬州采购生活用品,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备办海粮:(落)脂红绿米一百石,甜豉三十石,牛苏一百八十斤,面五十石。

干胡饼二车,干蒸饼一车,干薄饼一万。

……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

”从其原料组成来看,基本上是制作油食点心之类的原料。

此外,与饮食有关的还有儒教的“寒食节”、佛教的“盂兰盆节”、伊斯兰教的“开斋节”等。

寒食节是纪念儒士介之推遇难的节日,清明节前,禁火三日,百姓全部吃冷食。

盂兰盛节又称中元节,设在农历七月十五日。

盂兰,梵语为乌蓝婆拿,意译为解救倒悬;盆为食器。

这一天,人们要置百味五果于盂兰盆中,供养众佛僧,仰佛僧的恩光,以解饿鬼倒悬之苦。

日本至今还保留着盂兰盆节的习俗,从而使人有幸目睹唐朝盂兰盆节的遗风。

僧尼的蔬菜种类也相当丰富。

据《禅苑清规》卷四云:“园头之职:粪地筑畦,布种生芽,浇水耘草,并须及时。

应常审问谙练惯熟之人,相度天时地利,常令蔬菜相续存留,好者供众,有余方可出卖。

逐时修换家事,常与典座圆融。

大略言之,初春种莴苣、蔓菁、达,寒食前种茄子、瓠子、黄瓜、决明、葵菜、兰香。

五月半种萝葡,六月半种黄瓜,七月半种苔子、菠菜。

”d k该材料说明,寺院的菜园是供应僧尼饮食的,不以盈利为目的。

由谙练惯熟之人管理的菜园子,品种达十几种,季节安排也较为合理。

保障僧尼的副食需求,理应不成问题。

四　饮食文化的艺术化
民以食为天。

我国素来注重饮食烹调,即使在秦汉时期,也基本上实现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标准,烹制了不少美味佳肴。

但是,那时候的饮食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文化,还谈不上艺术,这是由于当时的客观物质条件决定的。

而唐朝则不然,在有些方面,唐人的饮食已超越了饮食文化的具体形态或实用功能,使之具有了艺术的要素,成为一种既有欣赏价值,又有食用价值的艺术载体。

例如唐朝的茶艺,便是类似日本茶道的一种艺术,唐人称为“斗茶”或“茗战”,就是比赛茶的烹饪手艺。

善烹茶者,被称为茶博士。

茶具用类银类雪的白瓷,类玉类冰的青瓷,光泽晶莹,雅致瑰丽,魅力无穷。

陆羽因迷恋茶艺,嗜茶如命,被人称为“茶颠”,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就出自陆羽之手。

与以前相比,唐朝的菜肴制作也更加注重艺术造型和色、香、味、形、器的统一。

“御厨进馔,凡器用有少府监进者,用九饣丁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于其间,置上前,亦谓之看食。

”d l九饣丁食是用水果拼成的食品,装在洁白如玉的牙盘里,主要是为了欣赏,所以称谓“看食”。

还有一种食品,既具有较强的欣赏功能,又具有自然绝妙的艺术造型。

“百越人好食虾蟆儿,有筵会,斯为上品。

先于釜中置水,次下芋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为抱芋羹。

又或先于汤内安笋,后投蛙,及进于筵上,皆执笋瞪目张口而坐,客有戏之曰:‘卖灯民者’。

又云介皮者最佳,掷于沸汤即跃出,其皮自脱矣,皮既脱,乃可以修馔。

时有一叟,闻兹语大以为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锦袄子,其味绝王尔!’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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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莫不大笑。

”d m湘菜中有一种菜,名叫“泥鳅烧豆腐”,作法和上者差不多,造型极其绝妙,令人拍案叫绝。

前面所提到的一种菜“虾生”,是岭南地区的一种名菜,它不仅美味可口,而且富有动态美感。

“南人多买虾之细者,生切彳卓菜,兰香蓼等,用浓酱醋先泼活虾,盖似生菜,以热釜覆其上,就口跑出,亦有跳出醋者,谓之虾生,鄙俚重之,以为异馔也。

”d n 它异就异在,此道菜为生猛海鲜,既好吃,又能活跃气氛,使人在吃饭过程中享受饮食文化的独运匠心。

日本的饮食之所以称为“料理”,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原料要精,其二是食器要美,具备二者,方可称为料理。

所以,日本的料理和茶道、花道一样,全都可以称为艺术。

以此标准来衡量唐代的饮食,则是标准规范的料理,名符其实的艺术。

唐朝南方有一种水果,名叫枸橼子,俗称佛手柑,“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故人重之,爱其香气。

京辇豪贵家饣丁盘筵,怜其远方异果,肉甚厚,白如萝葡,南中女工,竞取其肉,雕镂花鸟,浸之蜂蜜,点以胭脂,擅其妙巧,亦不让湘中人之镂木瓜也。

”d o这说明刻枸橼子和刻木瓜,都是一种艺术造型很美的菜肴。

从其食器上看,唐代的盘、碗、杯、勺,则多为金银制品,十分精致。

1970年10月,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人们发现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205件,其中有3只八棱金杯,饰有舞伎或乐工等人物造形,栩栩如生,巧夺天工。

此外还有刻花金碗,掐丝团花金杯,仿皮囊银壶,宝相花银盖碗,双狮莲瓣银碗,双鱼纹银碟,双狐纹双桃型银盘,漆花银盒,鹦鹉纹银罐,制作精美,令人叫绝,将这样的原料和食器结合在一起,再加上色、香、味的统一,当然是完美的艺术。

所以,把饮食文化艺术化作为唐朝饮食文化的基本特征,应当是成立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饮食文化的胡化、养生化、宗教化、艺术化,共同构成了唐朝饮食文化的基本特征。

附注:
¹日本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

ºb l b m b n b t c k c s d l d m《太平广记》卷483、234、267、133、151、411、95、234、483。

»b k《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8页、第30页。

¼¾Àc p c q c r《资治通鉴》卷209、193、196、237、224、205。

½《辞源》商务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4页。

¿Á《旧唐书》卷45、卷190。

b o白居易《长庆集》卷692。

b p
c l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80、79。

b q《太平御览》卷858《饮食部》。

b r《全唐诗》卷66。

b s
c m段公路《北户录》卷2、3。

c n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

c o《唐会要》卷84《杂税》。

c t玄奘《大唐西域记》卷2。

d k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7页。

d n刘忄旬《岭表录异》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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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李学勤　1933年生,北京人。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著有《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新出青铜器研究》、《古文献丛论》、《走出疑古时代》、《比较考古学随笔》、《四海寻珍》、《缀古集》及《失落的文明》等。

・郭齐家　1938年生,湖北武汉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

著有《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学校》、《中国古代考试制度》等。

・陈其泰　1939年生,广东丰顺人。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著有《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梁启超评传》等。

・小川晴久1941年生,日本人。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著有《三浦梅园之世界》、《南的发现与自立》、《朝鲜文化史的人们》等。

・李佑成　1925年生,韩国人。

成均馆大学校名誉教授、大韩民国学术院会员、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会长、中国山东大学客座教授、韩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石　训　1933年生,河北昌黎人。

河南省社科联副主席、河南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原宋学研究会会长、原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校长、教授。

著有《中州古代思想家》、《中国哲学发展史纲》、《北宋哲学史》等。

・葛荣晋　1935年生,河南济源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领导小组成员。

著有《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中国哲学范畴史》、《道是什么》等。

・乐黛云　1931年生,贵州贵阳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著有《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原理》及英文著作《面向暴风雨》等多部。

・王富仁　1941年生,山东高唐人。

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著有《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先驱者的形象》及《文化与文艺》等。

・赵冰波　1955年生,河南开封人。

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

・薛瑞泽　1962年生,河南灵宝人。

历史学博士,洛阳工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洛阳工学院学报》(社科版)副主编。

・余　愚　1956年生,湖北监利人。

中央党校副编审、中央党校《学习导刊》常务副主编。

・彭学绍　1917年生,安徽五河人。

先后任上海劳动出版社副总编辑、北京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

・漆　侠　1923年生,山东巨野人。

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主要论著:《隋末农民起义》、《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

・李　肖　1964年生,山西平陆人。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著有《中国传统文化》。

・姚伟钧　1953年生,武汉市人。

历史学博士,华中师大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

著有《中国饮食文化探源》、《中国文化中的佛像艺术》、《中国传统饮食礼俗研究》等。

・黄爱平　1955年生,广西桂林人。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副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著有《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中国儒学》(合著)等。

・区志坚　1967年生,香港人。

著有《明遗民查继佐晚年生活之研究》、《查继佐正统观及其褒贬笔法》、《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对钱穆的研究概况》。

・张菊玲　1937年生,南京人。

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教授、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注》等。

・臧　清　1966年生,河南洛阳人。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语学院副教授。

・郭　鹏　1969年生,河北万全人。

文学博士,任教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语学院。

发表过论文。

・周思源　1938年生,浙江杭州人。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语学院教授、中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红楼梦学刊》编委。

著有《红楼梦魅力探秘》等二部。

・李庆本　1965年生,山东莱州人。

文学博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副教授。

・张京华　1962年生,北京人。

洛阳大学副教授。

著有《燕赵文化》、《古都纵览》、《庄子哲学辨析》。

・姜日天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谢　方　1933年生,广东德庆人。

中华书局编审。

著有《西洋朝贡典录校注》、《职方外纪校释》等;主编《中外交通史籍丛书》等。

・易新鼎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中耀　1959年生,河南淮阳人。

美术家。

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大型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