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御“培中气、重升降”思想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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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元御“培中气、重升降”思想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浅识
陈赐慧;花宝金
【摘要】黄元御为清代名医,其学术特点以中气升降为主,贯穿于理法方药之中.肿
瘤的治疗亦提倡重视后天脾胃功能及气机升降的作用,与黄氏学说颇有相似之处.因
此浅述黄氏的思想及在肿瘤治疗中的运用.
【期刊名称】《中医药学报》
【年(卷),期】2012(040)005
【总页数】3页(P1-3)
【关键词】黄元御;学术思想;肿瘤
【作者】陈赐慧;花宝金
【作者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100053;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10005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249
清代医家黄元御(1705-1758),又名玉璐,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
山东
昌邑人。
黄元御碑文评:“先生少负奇才,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
”三十
岁时因目疾为庸医误治,使左目失明,悲痛之余,发奋学医,自述[1]“纵观古今医学数百种”,“考镜灵兰之秘,讵读仲景伤寒”,“声心渺虑,思黄帝、岐伯、越人、仲景之道,三载而悟”。
后世医家评述他“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
《本经》”。
乾隆曾亲题“妙悟岐黄”赐匾。
学术上推崇黄帝、岐伯、秦越人和张仲景并称“四圣”,因其著作“争光日月”。
黄氏十分重视阳气,临证力主扶阳抑阴,崇尚脾土。
主要著作有《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四圣悬枢》、《四圣心源》等十一种。
其中尤以《四圣心源》为代表。
黄元御对于肿瘤的治疗著述不多,散见于《四圣心源》劳伤解、鼓胀根原、噎膈根原、积聚根原诸篇。
然其思想对于肿瘤治疗临证颇有助益,试述如下。
1 保护阳气为立命之本
黄元御因其年轻时被庸医大剂寒凉药所误而致失明,再加之金元之后“刘完素为泻火之说,朱彦修作补阴之法…纷纭扰乱以至于今,而古法荡然矣。
”故对“贵阴贱阳”、滥用寒凉之流深恶痛绝。
黄氏宗《素问》“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的学说,并受张景岳“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的影响,认为人身立命,阳气为本。
阳气旺盛,则化生阴精,以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
阳气旺盛,生机振奋,神安体健,则百病不染。
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则百病皆作。
黄氏认为:“阳性动而阴性止,动则运而止则郁;阳盛而生
病者千百之一,阴盛而生病者尽人皆是”;“人之衰也,火渐衰而水渐长,燥日减
而湿日增,阳不胜阴,自然之理…扶阳抑阴为不易之道”。
基于这种崇阳的思想,黄氏临证多从阳衰、水寒、土湿、木郁而立论,治疗从扶阳抑阴入手,处处顾护阳气,用药喜温热而远苦寒,擅用甘草、干姜、桂枝、茯苓、半夏。
《四圣心源》载方140首,其中107方用甘草,78方用茯苓,70方用桂枝,39方用干姜。
肿瘤的发病目前多基于“内虚”学说。
如张景岳认为“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
”其内虚分阴虚和阳虚,然临床多见阳虚之证。
如孙秉严[2]即认为肿瘤发病时内虚以阳虚寒凝为主,并通过甲印、腮印、舌印验之临床,用药多以温阳散寒之品。
李可[3]临证亦多用附子等大热之品,以去除体内沉寒固疴。
从临床治疗来看,除却放疗,因外来热毒之邪损伤人体,多表现为阴虚热毒症状之
外,手术、化疗等治疗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为人体元气的损害,尤其以脾肾之气损害多见,故而多见阳虚症状。
临床治疗肿瘤时,需注意时时不忘顾护脾肾之阳气,辨证加用附子、干姜、杜仲、续断、菟丝子等温补脾肾阳气之品。
另外,黄氏注重阳气取其“动”的特点,认为阳气的周流非常重要,临证不以大热之品纯补,而注意运化阳气,阳气化则不壅,故能温煦振奋、行气利水,发挥其生理功能。
2 培土建中为不易之道
黄氏学说的核心即为“中气学说”。
黄氏认为“清浊之间,是谓中气,中气者,阴阳升降之枢轴,所谓土也。
”“土分戊己,中气左旋,则为己土,中气右转,则为戊土,戊土为胃,己土为脾。
”从生理上来讲,黄氏认为“脾为己土,以太阴而主升,胃为戊土,以阳明而主降,升降之权,则在阴阳之交,是谓中气。
胃主受盛,脾主消化,中气旺则胃降而善纳,脾升而善磨,水谷腐熟,精气滋生,所以无病。
”从发病机制上,黄氏认为,人之所病,悉因于中气的衰败。
“中气衰则升降窒,肾水下寒而精病,心火上炎而神病,肝木左郁而血病,肺金右滞而气病。
”从而表现为“十人之中,湿居八九而不止也…人之衰老病死,莫不由此。
”因此“医家之药,首在中气。
泻水补火,扶阳抑阴,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却病延年之法,莫妙于此矣。
”他在病机中提出的阳衰、水寒、土湿、木郁,其基点无不系于中气之升降,其“补火扶阳”主要指温中燥土,所谓“崇阳补火”,实以培土建中为不易之道。
目前多数人认为,脾胃功能失调导致肿瘤的发生主要在于先天脾胃功能不足或后天饮食不当损伤脾胃,使其功能失职。
胃主受纳、脾主运化,纳化功能失司,一则不能运化水湿,致使水湿积聚,气血运行失常,日久成积;二则脾气虚不能行血,血
停而为瘀成积;三则水谷精微缺乏,致使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及抗病机能降低,易
感外邪而生肿瘤。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脾胃论》强调“人以胃气为本”。
临床上不仅机体的营养及病变过程中所损耗的物质有赖于脾胃的生化补充,而且治疗的药物也需要脾胃的运化以发挥疗效。
而肿瘤患者无论是手术治疗,还是
化疗、放疗或是中药解毒、活血化瘀等治疗,都将不同程度地使局部或全身气血受损,从而伤及胃气,胃气一旦受伤,则水谷精微就不循常道运化,痰、湿等新的病理产物随即产生,正气亏虚加之新的病理产物的产生,导致肿瘤的进一步进展或复发转移,形成恶性循环。
黄氏针对中气虚衰,自创“黄牙汤”,以茯苓易理中汤之中的白术,方中人参、干姜崇阳补火,茯苓、甘草培土泻水,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
有心火上炎,慌悸烦乱,则加黄连、白芍以清心。
肾水下寒,遗泄滑溏,则加附子、川椒以温肾。
肝血左郁,凝涩不行,则加桂枝、丹皮以舒肝。
肺气右滞,痞闷不通,则加陈皮、杏仁以理肺。
治法都基于中气的轮转。
肿瘤临证中,对于术后及化疗后患者,多以扶正及调理脾胃为主,选方多用六君子汤加减。
除培土建中之外,加陈皮、半夏恢复左升右降的气机循环,从而加快疾病的恢复。
3 气血升降为积聚之因
古代对于肿瘤的认识以“积聚”为主。
如《诸病源候论》记载:“积聚者,由阴阳
不和,脏腑虚弱,诸脏受邪,…留滞不去,乃成积聚。
”而黄氏根据《金匮》:妇
人宿有症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此为瘕痼害,所以血不止者,其症不去故也。
从而认为:“积聚者,气血之凝瘀也。
血积为癥,气积为瘕。
”并且从中气升降的角度阐述积聚产生的原因“溯其原本,总原于土。
己土不升,则木陷而血积。
戊土不降,则金逆而气聚。
中气健运而金木旋转,积聚不生,癥瘕弗病也。
积聚之病,不过气血…气不得血则不行,血不得气则不运,气聚者,血无有不积,血积者,气无有不聚,但有微甚之分耳。
”具体到肿瘤的产生,类似于肝癌的“鼓胀”,黄氏认为“中气之败也”,“气不化水,则左陷于下而为气鼓,水不化气,则右逆于上而为水胀,而其根,总因土湿而阳败。
湿土不运,则金木郁而升降窒故也。
”对于“噎膈”,黄氏认为“阳衰土湿,上下之窍俱闭也”,“肝脾遏陷,下窍闭涩而不出,肺胃冲逆,上窍梗阻而不纳,是故便结而溺癃,饮碍而食格也。
”而且因上窍不开“雾气堙瘀,化生痰涎”出现呕吐涎沫的症状。
对于类
似于胃癌的“反胃”,认为主因“阳衰土湿,下脘不开也。
”对于积聚产生的下寒而上热的病机,认为“气聚则金水失其收藏,阳不下蛰,是以寒生。
坎阳左升,而化木火,及其成火,而又含阴精,故上焦不热,血积则木火失其生长,阴不上根,是以热作。
”颇似肿瘤病人临床常见的癌性发热。
而对于积聚的治疗,黄氏认为“其内在脏腑者,可以丸愈,外在经络者,以膏药消之。
”并且左积者,血多而气少,加鳖甲、牡蛎,右聚者,气多而血少,加枳实、厚朴。
现代中医对于肿瘤类疾病的认识,多认为是在“虚”、“毒”、“痰”、“瘀”的基础上互相影响产生。
临床除应用扶正培本之法补虚培元之外,多兼以活血化瘀、燥湿化痰、解毒攻下之法。
脾胃为生痰之源,因此燥湿化痰之本在于脾胃的调治,脾喜燥而恶湿,脾运则痰湿自除。
应用活血化瘀法治疗肿瘤在临床上目前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其根源多因气滞血瘀,即黄氏所谓的气血升降失调,瘀滞而成。
而解毒攻下法多用清热解毒,通腑泄下之法,主要以降为主。
因此,根据黄氏的理论,立定中土,以气血升降为主线,灵活应用扶正、解毒、祛痰、化瘀之法,即可使中气轮转,四维周流,使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恢复正常,达到减轻病症甚至恢复健康的目的。
4 崇阳温补为用药之法
黄氏因受仲景学术思想的影响及中气升降学说的运用,临证处方多以崇阳温补为主[4]。
其书中根据自己的学说自创方剂多首,用药多以甘草、干姜、桂枝、茯苓、半夏等为主。
而且黄氏对于药性的理解,也以自己构建的中气为主的脏腑气机运动理论为基础,将药物分为土、木、金、水火四类,从而在理法方药上保持一致[5]。
如黄氏将甘草放于诸药之首,将其功效总结为:“备冲和之正味,秉淳厚之良资,入金木两家之界,归水火二气之间,培植中州,养育四旁,交媾精神之妙药,调济气血之灵丹。
”并进一步指出“脾胃者,精神气血之中皇,凡调剂气血,交媾精神,非脾胃不能,非甘草不可也。
”而且认为前人谓呕家和中满者忌甘草不可一
概而论。
对于附子的论述,黄氏认为其“沉重下生,走太阴而暖脾土,入少阴而温肾水,肾水温则君火归根,上热自清。
也是从中气为主的角度,认为附子温脾,待脾气温则水火自然交融,可治水火不交之病。
在积聚相关病症的治疗中。
黄氏对“噎膈”的治疗,认为“庸工以为阴虚燥旺,用地黄、牛乳滋润之药。
更可诛者,至用大黄,噎病之人,百不一生。
尚可寿及一年者,若服汤药,则数月死矣。
”自创苓桂半夏汤,方用茯苓、泽泻、甘草、桂枝三钱、半夏、干姜、生姜、芍药。
对于“反胃”,则以姜苓半夏汤补中降逆而润肠燥,方用人参、半夏、干姜、茯苓及白蜜。
临床所见,晚期肿瘤患者及手术、化疗后的患者,均不同程度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大便偏溏这类脾虚湿盛的证候,临证以四君子汤或理中汤加减,每每获效。
而黄氏所创各种方剂,亦以温中燥土为主,对于此类脾虚湿盛的证候,理法方药均颇为符合。
5 结语
黄氏自创了一套以中气升降为核心的学说,从生理、病理、治则及遣方用药均以此为核心,疗效显著,被誉为神医。
其学说在临证中亦多有取效,但其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目前仍研究较少。
因其注重扶阳抑阴,如用之不当,则易导致虚火上炎,不符合中医“调整阴阳,以平为期”法则,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所诟病。
然而目前清热解毒寒凉之药大行其道,尤其在肿瘤的治疗中,解毒抗癌之品多为大寒大凉,极易损伤人体阳气。
另外,西医手术、化疗及抗感染药物的应用,其临床副作用亦多表现为阳虚症状。
因此,临床辨证应用其学说,可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参考文献:
[1]孙洽熙.黄元御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685-686. [2]孙秉严.治癌秘方-我治癌34年医案[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2:72-74. [3]孙其新.养正消积治肿瘤—李可学术思想探讨之二十三[J].中医药通报,
2010,9(5):17-24.
[4]高长玉,杜鹃,王秀珍,等.黄元御扶阳抑阴学术思想探析[J].中医药信息,2011,28(3):9-10.
[5]陈润花,张海鹏.黄元御药性理论述要[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1,
29(4):861-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