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战乱中的货币

安史战乱中的货币
作者：闫卉
来源：《理论观察》2024年第06期
摘要：“乾元重宝”与“得壹元宝”分别是唐廷和燕政权在公元670年前后发行的两种货币。

铸发“乾元重宝”是唐肃宗战时财政布局的货币表现，也是唐后期经济运行体制变革的发端。

相较唐廷来讲，燕政权铸发“得壹元宝”似有模仿之嫌，但若是比物假事，燕政权更强调新生政权合法性的构建，而非经济层面的战略布局。

关键词：安史之乱；货币发行；战时货币；财政货币化
中图分类号：K242.205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２２３４（２０24）0６—００95 —０6
安史之乱自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范阳起兵，迄宝应二年史朝义林中自缢，前后持续七年有余。

此战历来都被史学家痛诋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许多关于安史之乱的研究也由此判断展开。

这种判断是站在唐廷这一正统王朝立场的先入之见，所得结论容易陷入旧式政治史范式的路子。

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思路就是从特定事件的某个细节入手，或是战争态势，或是敌对双方人物构成等。

析而论之，这种做法集中且深入，能够开启安史之乱研究的新视角，本文对战时政权货币发行的讨论就是这种新视角下的尝试。

一、乾元重宝的发行始末
（一）发行原因
在玄宗天宝九年（750），曾发生过一次“五星聚于尾、箕”［2］卷23·天文志三433的异常天象。

安禄山起兵后，亦称应“四星聚尾”之相①。

故此处安禄山所称的“四星聚尾”与玄宗年间的“五星聚集”应指同一天象。

为起到号召作用，以“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11］270为谶言，大肆宣扬唐王朝气数已尽的舆论，以此来构建燕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反观唐廷，在战争的初期处于被动局面，唐军节节败退，唐玄宗出逃成都。

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即唐肃宗。

肃宗从玄宗手中接过的是军事和舆论双重告急的唐王朝，故其所承担的就不止平定叛乱的军事使命，还有宣传李唐王朝天命未尽的政治使命。

安禄山政权在至德二年（757）出现了重大变化，正月，安庆绪杀死安禄山篡位称帝，但其难以服众，叛军凝聚力大大削弱。

［1］卷150·列传3004九月，在回纥的帮助下，唐军攻克长安，收复潼关。

［1］卷70·列传1921同年十月，收复洛阳。

此时的唐肃宗终于能从危急存亡之秋的战争困境中走出来，分二分余力在国家建设方面了。

次年（758），唐肃宗对国家中枢体制、天文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3］65-67。

肃宗连续密集的政治动作，是为更好地配合军事行动所部署的战时体制，也是为打碎“尾为燕分”的“谶言”，重塑李唐政权天命合法性所做的政治宣传。

乾元重宝的发铸，便是这重大部署中的一环。

乾元元年（758），第五锜升被唐肃宗提拔为“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2］卷149·列传第七十四1883。

同年七月，肃宗便“铸当十大钱”［3］卷36·唐纪2774，并命名为“乾元重宝”［3］卷36·唐纪2774。

自南北朝以来，在朝代更替之时改制铸币就被赋予新生政权独有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是普及民众对新政权高度认同的政治筹码。

肃宗虽仍承李唐皇室的天命，但李唐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要想作出回击，夺回民心，肃宗必须展示出自己革故鼎新的形象。

改元、改革、铸造新币，似有意将自己的统治与父亲玄宗的时代划开，塑造与玄宗朝不同的新气象。

肃宗发行乾元重宝，除了重塑李唐天命，是否还有别的考量？在乾元重宝发行之初，唐廷就明确指出铸造此币是为获得“十倍之利”［1］卷28·食货志上1194的收益，解决“三官之资”［1］卷28·食货志上1194告急的问题。

那当时的肃宗究竟面临什么样的经济窘境？
第一，巨额战争消耗。

至德二年（757），燕政权仍旧占有七州六十余城，拥兵六万余众，彻底平定叛乱对于唐廷来说绝非朝夕之功。

唐军虽先后收复长安、洛阳，但肃宗为筹集兵力，一方面征调西北兵入援，一方面向回纥借兵，军资军费消耗巨大。

肃宗外援回纥军平定叛乱，唐廷虽不负责回纥军的日常开销，但肃宗对待回纥的和亲政策和优厚接待规格尽显拉拢之意。

为获得回纥的军事支持，肃宗将正在守寡的宁国公主转嫁给回纥可汗［3］卷36·唐纪2774，同时对回纥士兵的
赏赐也十分丰厚，如，唐军夺取洛阳后，肃宗“宣政
殿宴劳之”犒劳回纥军，赏赐其“锦绣缯彩金银器皿”［1］卷150·列传2905。

第二，财源枯竭。

安史之乱的交战区虽集中在中原地区，却因猝然生变，朝廷播迁，唐廷不得不停发或削减官员俸禄。

这一举措直接导致很多地方政权停摆，当然行政系统内部的财政收支也随之紊乱。

《资治通鉴》对这一现象有过生动的描述：在大历朝以前，各地方“赋敛出纳俸给皆无法”［3］卷24·唐纪2851。

地方政权没有了地方官吏的经营与维持，再加之战争的摧毁，肃宗时期在籍户数断崖式下跌。

据杜佑对安史之乱前后课税人口的记录，由天宝十载（751）至乾元三年（760），唐廷所控制的在籍户数锐减，战争导致的伤亡、流亡使得政府损失近六百万在籍编户，课税人口耗减三百六十万［4］卷6·食货典200。

如此看来，此时的唐廷正面临租庸调征收、调运困难的窘境。

面对每况愈下的经济形势，肃宗开始重用第五锜，布局战时经济政策。

肃宗对第五锜的重用，引
得部分朝臣的不满。

房琯上书弹劾第五锜为聚敛
之臣，认为第五锜同杨国忠一样都是“厚敛以怒天下”［6］卷10·厘革161，重用第五锜是“除一國忠用一国忠也。

”［6］卷10·厘革161唐肃宗则反驳：如今天下危急，“六军之命若倒悬然”［6］卷10·厘革161，而你却“恶琦可也”，那我们的钱从哪里来呢？［6］卷10·厘革161从肃宗“六军之命若倒悬然”的措辞，足可窥见唐廷筹措钱财之急迫。

（二）乾元重宝的生财之道
乾元重宝的铸发是否真正缓解了唐廷的经济压力？乾元元年（758）七月，第五锜奏请开铸乾元重宝，“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2］卷44·食货志四748。

开元通宝每缗重六斤四两，在唐代每一缗为一千文，十文为一两，换算后每文重一钱（二铢四丝），折合现代的计量单位约4.25克①。

此时乾元重宝每缗重10斤，10斤为160两、3840铢，折合每文约重3.84铢，折合质量约为6.8克，此处对单枚乾元重宝重量的推算与实际考古挖掘所得相近，证明铸造乾元重宝的原材料和工艺技术与开元通宝相近［18］91-93。

按照天宝中“每贯钱用铜筑锡价约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4］卷9·食货志九223来计算，每文开元通宝的铸造成本为0.75文，每一克的铸造成本为0.1875文。

若仅以克重差异来计铸造成本，每一文乾元重宝的铸造成本为1.2文（开元钱）。

杜佑在《通典》中曾详细记载了铸造开元钱的年度数值“约一岁计铸钱二十二万七千余贯文（当为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引者）”，按照杜佑所载“百分之二十五”的耗损来算，开元钱的铸造成本为245025贯（326700×0.75=245025），获利为81675贯
（326700×0.25=81675）。

若丁匠效率和生产工艺不变，一年铸造乾元重宝同样为“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

按照两者1：10的兑换比率，唐廷改铸乾元重宝后所生产的币值相当于326700贯开元钱（326700×10=3267000），除去392040贯开元钱（326700×1.2=392040）的成本，唐廷铸新钱一年将增收2874960贯开元钱（3267000-392040=2874960），折每月增收239580贯开元钱（■=239580）。

乾元二年（759）三月“琦入为相”［1］卷28·食货志上1203，肃宗君臣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货币增值——“更铸重轮钱”［1］卷28·食货志上1203。

第二次增发的货币继续沿用乾元的年号，另加“重轮”二字以示区分，二十斤为一贯，一贯即一千文，与开元钱的兑换比率为1：50。

按照本文推算乾元钱铸造成本的思路，20斤为320两、6960铢，每文约重6.96铢，折合质量约为12.32克。

此处所得的单枚乾元重宝重量的推算与实际考古挖掘所得相距甚远，现今出土的重轮钱平均克重在22g左右，这证明每一枚重轮钱的铜鑞锡比率要高于开元通宝，即重轮钱的实际铸造成本是远高开元和乾元的。

如果在计算过程中，将丁匠成本忽略，仅以铜鑞锡比值差异来计铸造成本，实际铸造重轮钱的成本是推算铸造（或称铸造开元钱的铜鑞锡比值）
的1.78（1+■=1.78）倍。

由于重轮钱与开元钱克重相差过大，因此还应计算克重差异带来的成本差异，重轮钱铸造成本为开元钱的4.5（■=4.5）倍。

综合两种差异成本，每一文重轮钱的铸造成本为开元钱的8.01倍（1.78×4.5=8.01）。

按推算乾元钱收益的思路来推算铸造重轮钱的收益，唐廷一年铸造开元钱“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成本为245025贯，能获利81675贯。

若丁匠效率不变，一年铸造重轮钱同样为“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按照重轮与开元1：50的兑换比率，唐廷新铸乾元重宝后所生产的币值相当于16335000贯开元钱（326700×50=16335000），除去392040贯开元
钱（326700×8.01=2616867）的成本，唐廷铸新钱一
年将增收13718133贯开元钱（16335000-2616867=
13718133），平均每月约为1143178（■≈1143178）贯开元钱。

唐廷频繁的货币调整，人为导致市场中流通货币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多，在生产力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多出来货币都作用在升腾物价上。

在新币发行后，长安地区的“米斗至七千”［1］卷28·食货志上1203。

反观安史之前的物价，天宝五年“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1］卷41·食货志一728。

从天宝五年（746）至乾元二年（759），短短十多载，米价翻了近500余倍，故书中所载“饿死者相枕于道”便不足为奇了。

除了物价升腾外，乾元钱的发行还导致货币“私铸”盛行，时任京兆尹的郑叔清在几个月间逮捕的私铸钱之人高达八百多人［3］卷37·唐纪2786。

沸腾的民怨、混乱的经济迫使肃宗做出让步。

朝臣们将混乱的根源“归咎于琦”，第五锜事业受挫，“贬琦忠州长史”［3］卷37·唐纪2785。

第五锜遭贬官，改革事业的主创者被放逐，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让当权者放弃从发行货币中获利。

肃宗权衡了铸币与民生之间的利弊后做了些许让步，于上元元年（760）六月宣布将乾元重轮钱“减作三十文行用”［1］卷28·食货上1203，即将重轮钱与开元钱的兑换比率调为1：30，将开元钱“宜一当十文行用”，即是将乾元钱与开元钱平行流通。

若上元年间发行的重轮钱与乾元年间的品质相似①，在调动兑换比率后，唐廷铸重轮钱的币值相当于9801000贯开元钱（326700×30=9801000），除去392040贯开元钱（326700×8.01=2616867）的成本，此时唐廷铸造重轮钱一年仍能获益13718133贯开元钱（9801000-2616867=7184133），平均每月约为598677（■≈598677）贯开元钱。

肃宗的退让并没有平息事态，加之战争已经进入平稳期，继任的代宗迫于民间舆论最终决意将战时货币废除，在宝应元年（762）四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1］卷28·食货志上1203，第二次发行的重棱大钱则直接废除，“不在行用之限”［1］卷28·食货志上1203。

自乾元元年七月始唐廷为获铸发货币之利弥战争之需，几经调整货币政策，至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彻底废除乾元重轮钱，至此，肃代两朝的货币调整终于落下帷幕。

若是将肃、代时期一系列的货币政策串联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如上的表格。

假设唐廷九十九座铸钱炉在每一次政策变动后，其生产全部用于铸发新货种，那肃代两朝货币调整政策可为唐廷带来总计22873611贯开元钱的纯收益。

高达两千三百万贯的收益对于战时体制的唐廷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先来推算唐廷在安史期间军费的支出。

据杜佑《通典》所载，天宝年间唐廷的边防兵力总计49000员，马匹总计50000匹［4］卷172·州郡二1954-1957。

安史初期，除去安禄山所领三节度使兵力，唐廷实际掌控的兵力为252500员，马匹34000匹［4］卷172·州郡二1954-1957。

按照此數据推算，安史期间唐廷所能掌控的边兵总数相当于天宝年间边兵总数的60%（■≈0.6）。

又据杜佑记载，天宝年间唐边兵每年的经费为“千二百十万”［4］卷172·州郡二1954。

那么，安史之乱初期，唐廷每年边兵经费支出为7200000贯
（12000000×60%=7200000）。

如此算来，货币调整所增收的两千三百万贯收益可供唐廷维持三年多的边兵支出。

杜佑在《通典》中曾详细记载了铸造开元钱的年度数值“约一岁计铸钱二十二万七千余贯文（当为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引者）”，按照杜佑所载“百分之二十五”的耗损来算，开元钱的铸造成本为245025贯（326700×0.75=245025），获利为81675贯
（326700×0.25=81675）。

若丁匠效率和生产工艺不变，一年铸造乾元重宝同样为“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

按照两者1：10的兑换比率，唐廷改铸乾元重宝后所生产的币值相当于326700贯开元钱（326700×10=3267000），除去392040贯开元钱（326700×1.2=392040）的成本，唐廷铸新钱一年将增收2874960贯开元钱（3267000-392040=2874960），折每月增收239580贯开元钱（■=239580）。

乾元二年（759）三月“琦入为相”［1］卷28·食货志上1203，肃宗君臣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货币增值——“更铸重轮钱”［1］卷28·食货志上1203。

第二次增发的货币继续沿用乾元的年号，另加“重轮”二字以示区分，二十斤为一贯，一贯即一千文，与开元钱的兑换比率为1：50。

按照本文推算乾元钱铸造成本的思路，20斤为320两、6960铢，每文约重6.96铢，折合质量约为12.32克。

此处所得的单枚乾元重宝重量的推算与实际考古挖掘所得相距甚远，现今出土的重轮钱平均克重在22g左右，这证明每一枚重轮钱的铜鑞锡比率要高于开元通宝，即重轮钱的实际铸造成本是远高开元和乾元的。

如果在计算过程中，将丁匠成本忽略，仅以铜鑞锡比值差异来计铸造成本，实际铸造重轮钱的成本是推算铸造（或称铸造开元钱的铜鑞锡比值）的1.78（1+■=1.78）倍。

由于重轮钱与开元钱克重相差过大，因此还应计算克重差异带来的成本差异，重轮钱铸造成本为开元钱的4.5（■=4.5）倍。

综合两种差异成本，每一文重轮钱的铸造成本为开元钱的8.01倍（1.78×4.5=8.01）。

按推算乾元钱收益的思路来推算铸造重轮钱的收益，唐廷一年铸造开元钱“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成本为245025贯，能获利81675贯。

若丁匠效率不变，一年铸造重轮钱同样为“三
十二万六千七百贯”，按照重轮与开元1：50的兑换比率，唐廷新铸乾元重宝后所生产的币值相当于16335000贯开元钱（326700×50=16335000），除去392040贯开元
钱（326700×8.01=2616867）的成本，唐廷铸新钱一
年将增收13718133贯开元钱（16335000-2616867=
13718133），平均每月约为1143178（■≈1143178）贯开元钱。

唐廷频繁的货币调整，人为导致市场中流通货币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多，在生产力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多出来货币都作用在升腾物价上。

在新币发行后，长安地区的“米斗至七千”［1］卷28·食货志上1203。

反观安史之前的物价，天宝五年“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1］卷41·食货志一728。

从天宝五年（746）至乾元二年（759），短短十多载，米价翻了近500余倍，故书中所载“饿死者相枕于道”便不足為奇了。

除了物价升腾外，乾元钱的发行还导致货币“私铸”盛行，时任京兆尹的郑叔清在几个月间逮捕的私铸钱之人高达八百多人［3］卷37·唐纪2786。

沸腾的民怨、混乱的经济迫使肃宗做出让步。

朝臣们将混乱的根源“归咎于琦”，第五锜事业受挫，“贬琦忠州长史”［3］卷37·唐纪2785。

第五锜遭贬官，改革事业的主创者被放逐，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让当权者放弃从发行货币中获利。

肃宗权衡了铸币与民生之间的利弊后做了些许让步，于上元元年（760）六月宣布将乾元重轮钱“减作三十文行用”［1］卷28·食货上1203，即将重轮钱与开元钱的兑换比率调为1：30，将开元钱“宜一当十文行用”，即是将乾元钱与开元钱平行流通。

若上元年间发行的重轮钱与乾元年间的品质相似①，在调动兑换比率后，唐廷铸重轮钱的币值相当于9801000贯开元钱（326700×30=9801000），除去392040贯开元钱（326700×8.01=2616867）的成本，此时唐廷铸造重轮钱一年仍能获益13718133贯开元钱（9801000-2616867=7184133），平均每月约为598677（■≈598677）贯开元钱。

肃宗的退让并没有平息事态，加之战争已经进入平稳期，继任的代宗迫于民间舆论最终决意将战时货币废除，在宝应元年（762）四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1］卷28·食货志上1203，第二次发行的重棱大钱则直接废除，“不在行用之限”［1］卷28·食货志上1203。

自乾元元年七月始唐廷为获铸发货币之利弥战争之需，几经调整货币政策，至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彻底废除乾元重轮钱，至此，肃代两朝的货币调整终于落下帷幕。

若是将肃、代时期一系列的货币政策串联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如上的表格。

假设唐廷九十九座铸钱炉在每一次政策变动后，其生产全部用于铸发新货种，那肃代两朝货币调整政策可为唐廷带来总计22873611贯开元钱的纯收益。

高达两千三百万贯的收益对于战时体制的唐廷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先来推算唐廷在安史期间军费的支出。

据杜佑《通典》所载，天宝年间唐廷的边防兵力总计49000员，马匹总计50000匹［4］卷172·州郡二1954-1957。

安史初期，除去安禄山所领三节度使兵力，唐廷实际掌控的兵力为252500员，马匹34000匹［4］卷172·州郡二1954-1957。

按照此数据推算，安史期间唐廷所能掌控的边兵总数相当于天宝年间边兵总数的60%（■≈0.6）。

又据杜佑记载，天宝年间唐边兵每年的经费为“千二百十万”［4］卷172·州郡二1954。

那么，安史之乱初期，唐廷每年边兵经费支出为7200000贯
（12000000×60%=7200000）。

如此算来，货币调整所增收的两千三百万贯收益可供唐廷维持三年多的边兵支出。

杜佑在《通典》中曾详细记载了铸造开元钱的年度数值“约一岁计铸钱二十二万七千余贯文（当为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引者）”，按照杜佑所载“百分之二十五”的耗损来算，开元钱的铸造成本为245025贯（326700×0.75=245025），获利为81675贯
（326700×0.25=81675）。

若丁匠效率和生产工艺不变，一年铸造乾元重宝同样为“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

按照两者1：10的兑换比率，唐廷改铸乾元重宝后所生产的币值相当于326700贯开元钱（326700×10=3267000），除去392040贯开元钱（326700×1.2=392040）的成本，唐廷铸新钱一年将增收2874960贯开元钱（3267000-392040=2874960），折每月增收239580贯开元钱（■=239580）。

乾元二年（759）三月“琦入为相”［1］卷28·食货志上1203，肃宗君臣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货币增值——“更铸重轮钱”［1］卷28·食货志上1203。

第二次增发的货币继续沿用乾元的年号，另加“重轮”二字以示区分，二十斤为一贯，一贯即一千文，与开元钱的兑换比率为1：50。

按照本文推算乾元钱铸造成本的思路，20斤为320两、6960铢，每文约重6.96铢，折合质量约为12.32克。

此处所得的单枚乾元重宝重量的推算与实际考古挖掘所得相距甚远，现今出土的重轮钱平均克重在22g左右，这证明每一枚重轮钱的铜鑞锡比率要高于开元通宝，即重轮钱的实际铸造成本是远高开元和乾元的。

如果在计算过程中，将丁匠成本忽略，仅以铜鑞锡比值差异来计铸造成本，实际铸造重轮钱的成本是推算铸造（或称铸造开元钱的铜鑞锡比值）的1.78（1+■=1.78）倍。

由于重轮钱与开元钱克重相差过大，因此还应计算克重差异带来的成本差异，重轮钱铸造成本为开元钱的4.5（■=4.5）倍。

综合两种差异成本，每一文重轮钱的铸造成本为开元钱的8.01倍（1.78×4.5=8.01）。

按推算乾元钱收益的思路来推算铸造重轮钱的收益，唐廷一年铸造开元钱“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成本为245025贯，能获利81675贯。

若丁匠效率不变，一年铸造重轮钱同样为“三十二万六千七百贯”，按照重轮与开元1：50的兑换比率，唐廷新铸乾元重宝后所生产的币值相当于16335000贯开元钱（326700×50=16335000），除去392040贯开元
钱（326700×8.01=2616867）的成本，唐廷铸新钱一
年将增收13718133贯开元钱（16335000-2616867=
13718133），平均每月約为1143178（■≈1143178）贯开元钱。

唐廷频繁的货币调整，人为导致市场中流通货币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多，在生产力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多出来货币都作用在升腾物价上。

在新币发行后，长安地区的“米斗至七千”［1］卷28·食货志上1203。

反观安史之前的物价，天宝五年“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1］卷41·食货志一728。

从天宝五年（746）至乾元二年（759），短短十多载，米价翻了近500余倍，故书中所载“饿死者相枕于道”便不足为奇了。

除了物价升腾外，乾元钱的发行还导致货币“私铸”盛行，时任京兆尹的郑叔清在几个月间逮捕的私铸钱之人高达八百多人［3］卷37·唐纪2786。

沸腾的民怨、混乱的经济迫使肃宗做出让步。

朝臣们将混乱的根源“归咎于琦”，第五锜事业受挫，“贬琦忠州长史”［3］卷37·唐纪2785。

第五锜遭贬官，改革事业的主创者被放逐，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让当权者放弃从发行货币中获利。

肃宗权衡了铸币与民生之间的利弊后做了些许让步，于上元元年（760）六月宣布将乾元重轮钱“减作三十文行用”［1］卷28·食货上1203，即将重轮钱与开元钱的兑换比率调为1：30，将开元钱“宜一当十文行用”，即是将乾元钱与开元钱平行流通。

若上元年间发行的重轮钱与乾元年间的品质相似①，在调动兑换比率后，唐廷铸重轮钱的币值相当于9801000贯开元钱（326700×30=9801000），除去392040贯开元钱（326700×8.01=2616867）的成本，此时唐廷铸造重轮钱一年仍能获益13718133贯开元钱（9801000-2616867=7184133），平均每月约为598677（■≈598677）贯开元钱。

肃宗的退让并没有平息事态，加之战争已经进入平稳期，继任的代宗迫于民间舆论最终决意将战时货币废除，在宝应元年（762）四月，“改行乾元大小钱，并以一当一”［1］卷28·食货志上1203，第二次发行的重棱大钱则直接废除，“不在行用之限”［1］卷28·食货志上1203。

自乾元元年七月始唐廷为获铸发货币之利弥战争之需，几经调整货币政策，至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彻底废除乾元重轮钱，至此，肃代两朝的货币调整终于落下帷幕。

若是将肃、代时期一系列的货币政策串联起来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如上的表格。

假设唐廷九十九座铸钱炉在每一次政策变动后，其生产全部用于铸发新货种，那肃代两朝货币调整政策可为唐廷带来总计22873611贯开元钱的纯收益。

高达两千三百万贯的收益对于战时体制的唐廷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先来推算唐廷在安史期间军费的支出。

据杜佑《通典》所载，天宝年间唐廷的边防兵力总计49000员，马匹总计50000匹［4］卷172·州郡二1954-1957。

安史初期，除去安禄山所领三节度使兵力，唐廷实际掌控的兵力为252500员，马匹34000匹［4］卷172·州郡二1954-1957。

按照此数据推算，安史期间唐廷所能掌控的边兵总数相当于天宝年间边兵总数的60%（■≈0.6）。

又据杜佑记载，天宝年间唐边兵每年的经费为“千二百十万”［4］卷172·州郡二1954。

那么，安史之乱初期，唐廷每年边兵经费支出为7200000贯
（12000000×60%=7200000）。

如此算来，货币调整所增收的两千三百万贯收益可供唐廷维持三年多的边兵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