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福元：华强北的守卫者

有
时候，我觉得放心不下华强北，差不多每天都会去转悠一圈。

我觉得华强北现在“名
声在外，其实难副”。

30年前，我们创造了“中国电子第一街”，其实，还可以再大干一场！
活下来就是硬邦邦的
小时候，我们整天都活在生死斗争中，要活就得斗。

只要是像我这个年龄的，都经历过那个阶段。

所以，我们这一代，很多活不下来，但一旦活下来，就都是硬邦邦的。

我是哈尔滨双城人，祖上都是种地的农民。

我生下来的时候，东北就已经被日本政府占领。

我们那个时候成长的小孩，都是捡命活的。

什么叫捡命活呢？就是没有被饿死、打死，虽然每天提心吊胆，但起码活下来了。

因为日本人太蛮横，根本不管人性那一套，随时给你几拳，所以每天都有人被打死。

我是家里的老大，老大是出头的，出头就是要比弟弟妹妹们懂事，要帮父母干活的意思。

我小时候，也就是7〜8岁的时候就经常要帮父母的忙。

我父亲去打柴火，我得拿着绳子和刀子一起帮忙。

然后，父亲背五捆，我背三捆，把打好的柴火背回来，自家烧，也拿着去卖。

冬天水结冰了，厚厚的冰下藏着许多鱼。

我作为老大，就会带着弟弟妹妹去凿冰窟窿，
用光吸引鱼儿。

然后我把蹦出来的鱼儿捡回去冻上后切着吃。

日本人在东北的时候，我们备受欺凌奴役。

所以，我们这些孩子，经常团结起来和日本人斗。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斗得过日本人呢？我们当然
有自己的办法。

比如说斗马兵。

我们4~5个小孩，趁着马兵不在马身边的时候，用绳子把马的前腿拴上，使劲拽，直到把马拽趴下，然后冲上去把马杀了。

马兵失去了马，气得不得了，他就想尽办法找我们小孩子。

但是他再怎么找，我们都不承认。

不过
也有被他发现的时候，要是被发现了，抓到一个就杀一个。

日本人奸淫掳掠，杀人抢劫无恶不作，我们小孩子在这种刀枪中成长，每天都在战斗。

死没什么了不起，但决不能放弃抗争。

我在枪林弹雨当中受过伤，到现在还留着疤，但我命大，拖着一条腿回来了。

当时，我母亲看到我的腿受伤了，赶紧给我包上，然后上点木头高粱磨成的药粉，上了药粉后腿更疼，但战争时代就只有这种药了。

所以东北的孩子，只要是像我这么大的，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活不下来的很多，但一旦活下来的，就都是硬邦邦的。

后来，村里边统一组织游击队。

我因为成绩还不错，就去了哈尔滨市的赵琳中学。

后来，在念书的时候参加了八路军。

东北收复回来后，就开始整经济了。

我先是被抽调去学了出纳、会计，后来被分到会计室，跟着人学，前任调走了后我就正式接手了会计的工作。

我当时一直管着钱，我有一个钱袋子，里面有现金也有银锭子，但有那么多钱，在街上看到想吃的冰棍，也不敢用。

有时候我任务完成得很好，有三块五块的奖励，也不敢随便用，因为要带着回家买粮食。

之后，会计室里又拨了一些人到学校培训班学正规会计，于是我就开始当会计助理。

马福元：华强北的守卫者
30年前，我们创造了“中国电子第一街”的辉煌，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大干一场！比如说，华强北还可以改造得更正规更国际化，我们还可以再写一部深圳电子史。

■ 口述 / 马福元
· 口述史
息产业。

当时我已经52岁了，但被点兵了就得来。

我来之前就做好了可能失败的准备，我还多次和老伴说，万一不成功，我们就在深圳开个“马福元饺子馆”。

首先我们来考察。

深圳是个很好的地方，资源丰富，天空辽阔，当时有热心人到深圳来投资，江泽民也看好这个地方，看准了深圳电子技术的发展前景和技术成长空间，就跟我说我们应该全力支持。

所以，让我组织几个技术权威，让电子部一批高级技术人员来考察深圳特区电子行业潜力。

就这样，我和一帮科技人员就到深圳来了，当时深圳很荒凉，但空气环境好、土地面积合适、人员的精神面貌很好，我们都觉得这里确实有吸引力，来这里开发是极有远见的事情。

因此，我们下决心一定把深圳的中国电子工业也搞得有特色。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了。

我调任到了沈阳的东北军工局，在负责调拨、记账的资源委员会，处
理所有资源包括军医、物资等的调配，开启了我的考察路。

东北军工处下面有很多材料厂和卫生处，经常要去地方上要资料分配物资，从最北的鹤岗，到佳木斯、北京等下属地方厂，我都去过。

有一次差点被炸死。

那时候国民党最后一次扫荡哈尔滨，在军工厂的工厂安装了很多炸药，我隔壁单位被炸了，就那么一点距离，我幸存了。

所以
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活下来真的不容易。

1972年以后，我老伴因为工作关系被审查，说她是社会关系苏青特务，把我以“办学习班”为名关起来审查。

我关在监狱，待遇不像监狱的犯人，不用剃头也有饭吃。

我被监押了三年，三年内，我一直学习，连牙粉上都写了笔记，一直到平反后，都拿回来了。

1975年以后，我从监狱出来了，但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我被带到当时华北最大的技术含量最高的计算机研究所，代号15所。

15所主要研究大规模集成电路，我为这些提供数据、研制数据。

当时我刚平反出来，在15所研制大规模集成电路数据是我出来后接到的“军令状”。

当时吃住都和工人在一起，每天四点多租了大巴车去接工作人员，拿报废的车换煤气罐⋯⋯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不过这打好了民众基础，也为南太平洋火箭爆发计算准确数据做了贡献。

接下来我就是各种调任。

首先调到了国家计算机管理总局当局长兼党委书记、办公厅当主任，直接给张挺、江泽民汇报。

这就开始进一步接触电子工业了。

52岁被“点将”南下
我来深圳之前就做好了可能失败的准备，我还多次和老伴说，万一不成功，我们就在深圳开个“马
福元饺子馆”。

1983年，经江泽民推荐，我代表电子部来深圳，帮助组建电子集团，把散乱差的电子技术整顿起来。

之所以点我，是因为当时我是电子工业部的电子计算机科学研究所的所长，这样就能形成由电子科学研究所牵头，全国专家形成合力的态势，在国防科委的支持下，在深圳发展无污染的轻型的能快速转变的电子工业，也就是电子信· 口述史
当时很多行动是对
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有很多争议，但“打擦边球”也要发展经济。

团”，但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其实整合企业形成合力的过程就是集中和团结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叫做“集团”很合适。

深圳与香港很近，香港的技术和信息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是相对北京而言，这里让我有点待不住。

很热，而且蚊子很多。

我当时住在爱华大厦招待所，就是现在的爱华电子公司地址，没有食堂也没啥吃的，但当时也顾不上这些。

1985年，我开始整合这177个小企业，形成深圳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当时我准备叫做“集团”，但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因为，“集团”这个词在那个时候，没人用在公司上，用得上的地方全是代表不好的意思。

比如反革命集团等。

但当时，面对
技术、人才、资源的现状力量，重新规划和整理是必须的，再根据整理后的技术特点成立对应小分
1985年，我担任深圳电子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圳电子行业协会首任会长、电子工业部深圳办事处主任。

我和专家们考察了深圳全部的电子中小企业，研究他们的地段特点、企业文化，为深圳电子工业规划好蓝图奠定基础。

在考察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个小企业其实都不简单，桑达、华强、康佳、宝华等117家电子企业，每个企业都有特点，只是力量太分散，导致做不大。

后来我们商议，如果要最大力度推动深圳电子工业的发展，就必须形成一个团队力量。

把这些小企业整合成大规模，发挥出规模效应。

当时我就明白，我的第一个职责，就是团结一切力量。

“集团”就是集中和团结
整合177个小企业时，当时我准备叫做
“集
当时有种说法把企业联合说成是“拉郎配”，其实不是。

当时我们对117家公司采取的是自愿加入、自由退出的方式，也没有发红头文件。

不过加入集团有很多好处。

一旦加入集团，就等于可以借用集团的资格进行申请外资、引进外资、办证、贷款、审批制造等事宜。

所以电子集团的说法一出来，就得到了深圳市有关方面的支持，一下子把有全国的计算机方面经验的专家和中小企业队，形成合力，才有可能把深圳电子技术产业带动起来。

这个过程就是集中和团结的过程，所以就应该叫做集团。

这种解释得到了理解，深圳市政府最后同意。

重新整合现有企业后，我们又带来了大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分组分类的规划，对症下药。

当时大家都很热情，不管是技术领导还是企业领导，都亲自到现场实地调查研究。

赛格集团越来越
强，要变得更强，就必须团结、壮大实力，就必须兴办大型骨干企业。

企业都来深圳拿货，华强北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赛格集团越来越强。

要变得更强，就必须在团结的基础上壮大实力，就必须兴办大型骨干企业—这就是我的第二重大职责。

我当时就决定要壮大四大工业基础性项目。

第一个大项目是中外合资彩管项目。

这是因为我就看重了彩色显像管。

以前我们主要是黑白电视，我在15所就有了，但彩色电视机还比较紧缺。

1989年，我们赛格就与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了“赛格日立”
公司。

在给合资公司取名时，本来日立想取名为“深圳日立”，他们说日立公司历史悠久，赛格集团才3岁，所以“日立”应在前；但我说，赛格在合资公司中占75%，是大股东，按国际惯例“赛格”就应在“日立”前面。

最后还是把公司取名为“赛格日立”。

后来，我又在赛格筹办了为彩显管配套的玻壳项目—深圳中康玻璃有限公司，
还有大功率晶体管项目—深圳深爱半导体有限公司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

这个彩管玻壳项目，是赛格通过与韩国三星建立合资公司，使得部分产品远销
子集团生在中国，姓深圳，小名叫“赛格”。

而且，“赛格”包含着“赛国格、赛人格、赛品格、赛风格”的意思。

赛格集团一经成立，规模效应就显现出来了，深圳电子业开始蓬勃发展，赛格成了深圳乃至全国的“明星企业”。

到1987年，赛格集团的工业总产值达到20亿元，销售收入达到15亿元，外销收入达到1.5亿美元，分别比1985年增长了105%、106%和292%。

到1988年1月，成员企业发展到158家，所以，后来集团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申请加盟的企业设定出了更难一点更高一点的门槛。

“打擦边球”
其实，当时这些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突破，外界也有争议，我好像有点在“打擦边球”。

但这个市场确实在当时非常有吸引力。

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要生产什么都得向电子工业部报计划，然后电子工业部门再按照计划统一分配作为生产原料的电子元器件。

很多企业需要拿到批文才能购买相应的产品配件。

所以他们常常为了诸如电阻、电容之类的小元器件，不远千里跑到北京。

有时候等把批文拿到，订单已经过时好久了。

当时，到了深圳后，这种严格的计划调控就开始对中国电子产业的发展起阻碍影响了。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对赛格一直有支持，但都很有限，尤其是财力方面。

所以赛格必须进入市场，不能等着拨款来。

这时候，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

1988年3月28日，赛格电子市场开业。

这是当时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组织生产资料配套供应的深圳电子配套市场，由来自全国的160多家厂商和10家港商，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的方式经营。

其实，当时这些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突破，外界也有争议，我好像有点在“打擦边球”，但这个市场在当时确实非常有吸引力。

有了这个电子市场，国内外用户不但可以选购到各种急需的元器件，而且还可了解到世界高新技术产品发展的最新动态，产供销三方直接“碰头”。

因此，赛格电子配套市场越来越红火，
各地
我来深圳之前就做好了可能失败的准备，我还多次和老伴说，万一真的不成功，我们就在深圳开个‘马福元饺子馆’。

有点儿遗憾
其实，很多事情，只要不违反国家利益和法律，有利于市场发展和经济活跃的事，我都会去干。

哪怕是政治上扛不住，过些年也会被平反的，但发展是不能拖的。

本来赛格集团的产品都是民用的，在海湾战争之后，我们认识到信息产业的重要性，所以在美、韩等地，成为国内同行业中率先将玻壳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产品出口量最大、出口创汇最多的玻壳厂家。

另一个保留至今的项目是深爱半导体公司，
目前仍是深圳“先进技术企业”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986年起，我管理赛格的时候，对员工要求都很高，我要他们上班穿戴必须整齐，出席正式场合对于赛格，我还有
些放心不下，觉得还可以再发展，现在我每天都会到华强北转悠一圈。

拖的。

其实在赛格的那些年，我还有很多超前想法，不过当时也有很多人不理解，没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比如我曾经提出赛格要仿效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因为，在对外处理事物时，我们自身带的党委书记有时候不方便。

还有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我还提出“员工持股”的计划，但当时也没能推行。

1993年初，我调到了深圳市总商会当会长。

后来我退休了，但我有时候还很关注赛格，还有些放心不下，差不多每天都会到华强北转悠一圈。

有时候，我觉得华强北现在有点“名声在外，其实难副”，档次还是太低。

现在看来，30年前，我们创造了“中国电子第一街”的辉煌，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大干一场！比如说，华强北还可以改造得更正规更国际化，我们还可以再写一部深圳电子史。

触，他们也都表示了愿意成立一个广东赛格，踊跃参加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这个项目。

总之，就是当时前期准备很多，已经很有信心的时候，审批遇到了问题。

因为当时可能上面没有明白，他们审批说赛格时搞电子产业的，不是房地产，为什么要在香港买地。

最后，这个项目就耽搁下来了。

后来，再去实行这个项目已经不行了。

当初能牵头的牵不了，不能牵头的再扑腾也没用，再跟法国接触，法国人也变得不积极了。

后来赛格有部分高层管理人员有时候也说，马总，要是当初就按照那个思路走，把芯片生产上马，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应该比现在进步十年。

可是当时没有做到，
所以我比较遗憾。

其实，很多事情，
只要不违反国家利益和法律，有利于市场发展和经济活跃的事，我都会去干。

哪怕是政治上扛不住，过些年也会被平反的，但发展是不能
很多事情，只要不违反国家利益和法律，有利于市场发展和经济活跃，都
该抓紧时间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