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刘泽华先生

追思刘泽华先生
葛 荃 孙晓春 张师伟
编者按：刘泽华先生因病于2018年5月8日逝世，享年83岁。

刘泽华先生系著名史学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专家，生于1935年，河北石家庄人。

1958年开始任教于南开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
会史研究中心首届主任，
“985工程”三期建设重点项目“中国思想与社会创新基地”主任。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刘泽华先生独立或
合作推出了大量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主编）
、《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三卷本）、《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的王权主义》《洗耳斋文稿》，等等。

刘泽华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解释中国传统思想与社会的王权主
义范式，并组织、带领团队对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
“王权主义学派”
“刘泽华学派”。

2018年5月12日，本刊举办的
“思想史视域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特别增加了追思刘泽华先生的环节，本刊微信公众号也连续推送多篇怀念文章。

此处根据作者授权，选取尚未在纸媒发表过的文章，整理、刊出下面文字以表追怀之思，崇敬之情。

因版面所限，对原文有删节，仅选取了其中评述刘泽华先生学术思想部分。

葛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会长）：
拜在先生门下读书是36年前的事，与兰仲学兄忝为先生首徒。

2018年第2期Vol. 9 No. 2政 治 思 想 史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总第34期Sum No. 34
政治思想史 2018年第2期
《左传》是先生教我精读的第一本书。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里说的“三不朽”正好用来解读恩师生平。

先生之德是发自本心的，佛说谓之“慧根”。

他以博大的爱心爱护学生、关爱朋友，甚至关心陌生人。

先生关怀天下苍生，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人之风。

这是“德配天地”之大德。

先生之德更表现在坚守价值理想，给学界、学生以及后辈树立了榜样。

孔颖达《正义》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

”先生一介书生，未能“博施济众”。

然而先生之风骨、气节、德行，面对学界纷至沓来的奴颜婢膝宵小之徒和追逐名利的芸芸众生，足以“垂法”，示范学界，仰为楷模。

先生教书治学一辈子，何来“立功”？孔颖达疏曰：“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

”先生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民选的系主任，在位期间，做了很多项制度改革，惠及学生。

先生积60余年功力，创建出“王权主义”学说，足以为中华民族的认知文明史留下一座丰碑。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思想的引领，认识的突破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力之一。

先生自谦“低能而善思”，如若从知行合一的视角看，先生虽然未能“拯厄除难”，却也“功济于时”！作为一位深邃而厚重的史学家，功在当下，泽被后世。

孔颖达解释“立言”：“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所谓“其身既没，其言尚存”。

先生著述等身——号称“等身”的教授当下非但不鲜见，反而如过江之鲫。

然而在我看来，著述众多却毫无创见，不过是逢迎、钻营、人云亦云，可谓之“无用的笃学”。

学人著述的关键是理论的创新和创见，先生正是这样。

不仅有理论的创新——如前述王权主义，还有方法论的创见。

对我影响最大的两篇文章：《史家面前无定论》《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

这是我指导研究生必读书中要重点学习的。

先生教给我“质疑”，告诉我在前人画句号的地方打上一个问号，教导我“弟子不必不如师”。

先生之立言，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质疑、创新之风接续下来，存续并延传了近代以来的启蒙理念，体现了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葛荃 孙晓春 张师伟：追思刘泽华先生
里面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

先生的著述是研究和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史绕不过去的坎儿。

先生做到了“其身既没，其言尚存”。

我生性愚鲁却万分幸运，得以拜在先生门下，追随先生40多年。

今天，我们缅怀先生，作为学生，就是要光大师门，承续先生之衣钵，将先生的德行、胸怀、学识和思想接续下来，传续下去。

将“刘泽华学派”构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永续之重镇。

先生可以不朽矣！！
孙晓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论语》里有一句颜渊称赞孔子的话：“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那是作为学生发自内里的对老师的感受。

我在这儿引述这句话，不是把先生喻为孔子，那样先生自己也不会同意。

我只是想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对一个长者感到由衷敬重的话，你内心里一定会有敬重他的理由。

先生是一个广受尊重的学者，可以从先生逝世的消息公布以后网上以及微信里那铺天盖地的贴子得到证明。

我相信，每一个表达对先生敬意的人都有其所以敬重先生的理由。

我只是想就我所理解到的先生说些什么。

先生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识的人。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林林总总的人，不过也可以把人简单地分为两类：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

先生有思想，这思想对于思想史研究尤其重要。

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在回答时人为什么文才多而史才少的问题时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

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刘知几这句话道出了一个事实：治史难。

其实，治史难，治思想史尤难。

前人思想这一独特的研究对象，要求研究者不仅要经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必须具备基本的训诂、考据功夫，更重要的是，研究者本身也要有思想。

我们不但要知道历史上那些最聪明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说了些什么，而且还要弄清楚以往思想家说过的话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不仅是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意义，而且还有对于我们现时代的意义。

发现意义是个难事，正如台湾学者韦政通先生所说，思想史是今人和古人的对话，如果研究者没有思想，这场对话将无法进行下去。

政治思想史 2018年第2期
作为有思想的学者，先生总是能够从社会史以及思想的历史中理解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例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清官现象。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包拯、海瑞那样的清官，总是救星一样的人物，不过，先生所注意到的却是清官赖以依存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政治文化，只有在月亮暗淡无光的时候，星星才变得明亮，清官所以被人们寄予厚望，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安排有问题。

再如，先生对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研究告诉我们那个时期没有任何思想禁忌，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讨论。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以会有一个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决定性前提。

有思想的学者，最能够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

1987年，我们在吉林大学开了一次中国政治文化讨论会，会间，先生与我说起他研究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主旨，就是紧紧把握政治上的王权主义这一本质，先生认为，中国历史的重要特点，就是“王权支配社会”。

解读“王权主义”是先生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线索，这一线索贯穿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先生与王连升教授共同发表的系列论文，以及先生主持编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士人与社会》等论著。

于是，“王权主义”也成为刘门诸生经常使用的概念。

再到后来，也就有了“王权主义学派”或者“刘泽华学派”的说法。

有思想的人一定是有着独立思考习惯的人。

我们曾谈起个体本位与群体本位的问题，先生提问说，如果说自由主义是个体本位的，中国古代的儒家是群体本位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在个人与群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也许还是没有答案，不过可以感受到先生一直在思考着。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说不上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常识性的说法在我们这个社会流行起来，那就是，思想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只要读好某些被奉为经典的书，记住经典的语句或者原理，好思想就有了。

用我们年少时流行的说法，我们的大脑是由别人“武装”的。

这种说法很是靠不住。

其实，在任何历史时代，思想都是理性思维的结晶。

先生思考的一生告诉人们，要成为有思想的人，就必须走独立思考的路。

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先生是一个有士人风骨的人。

方克立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新书发布会上有一个主题发言，方先生说，刘泽华教授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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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

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决不曲学阿世”。

“不曲学阿世”按我的理解，就是历史上人们所说的“士人风骨”。

就现时代中国社会的知识界来说，要做到“不曲学阿世”似乎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首先它要求学者本身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有良好的学术基础和知识视野，能够凭自己的理性作出判断，我们所主张的东西在怎样的程度上符合知识的逻辑，因此，也就有足够的勇气把我们所主张的东西交付给人类的理性和时间去审判。

不过，仅仅这些还不够。

风平浪静的时候，水面上尽是好梢公，只是在风浪起处，才知道谁站在船头。

所以，要想做到“不曲学阿世”，学者还必须有对知识的热爱和对真理的执着。

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告诉人们你想说些什么，都能坚持认为你自己所说的是对的。

虽然先生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但是和许多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古代史事的学者不同，先生又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现代关怀的学者。

当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进修班上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先生就说，思想史是一门认识学科，我们认识的当然是历史，但认识历史的目的却是要认识当今。

先生这句话我也不止一次借用过。

如果要把先生这句话加以诠释，无非是说，思想史，对于任何时代的人们来说，都是一部当代认识史，我们对思想史上任何一个思想主题所作的判断，所体现的都是我们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理解，如果没有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解，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就将趋近于零。

几十年来，先生常常处于理论的旋涡当中。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先生在《书林》发表了一篇题为“史家面前无定论”的文章。

这篇文章我曾看过，大意是说，关于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不应有盖棺论定之说。

在史家面前，任何历史人物，包括与其相关的结论，都要不断地经受检验。

后来，“史家面前无定论”成为史学界重复率颇高的术语。

到了晚年，先生仍然站在学术前沿。

最可说明问题的就是前些年关于国学热的那场争论。

从那时一直延续到现今的“国学热”，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背景。

如果追溯国学热的理论指归，与时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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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说法，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为了恢复优秀的文化传统，当然，更现实地说，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便要恢复国学。

其中，最极端的主张甚至要打破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概念体系，摒弃现今人们习用的学术概念，恢复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

更有人主张把国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使之成为与哲学、法学、经济学相提并论的学科，许多学校的国学院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一种学术思潮，而更像是一场社会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先生旗帜鲜明地反对把国学确定为一级学科，对于国学如何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先生也作了诸多细密的论证。

于是，先生也就招来了来自许多方面的反对意见，有些人的意见已经不止于学术批评的范围了。

即使如此，先生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

张师伟（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先生的学术研究集中在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政治思想领域，其观点自成一体，理论观点完整明确，在学术上个性突出，见解独到而深邃。

先生既是一个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史学家，曾经提出史学研究要关注和关怀人类命运的重要观点，也是一个强调思想解放、提倡自由认识的史学家，曾以提出“史家面前无定论”的观点促进了史学研究中的思想解放，更是一个在方法、概念和理论上与时俱进的理论工作者。

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对概念的选择与加工反复揣摩，精益求精。

在诸如君主专制、君主集权、皇权主义等同类概念的基础上，以“王权主义”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与思想的特点。

在认识和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思想的过程中，先生还不断创新已有提法和接纳新的理论工具，在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与理论丰富上进行了探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先生大概是最早提出“政治大于阶级”提法的人之一，强调政治在内容上还应包括非阶级性的内容。

这在中国政治学话语还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20世纪80年代，十分难能可贵，而先生接纳新概念、新方法如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等概念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成果，反过来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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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领域的理论内容。

先生的学术研究集中在中国传统社会及思想的研究，以史学归纳的方法，在近乎穷尽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从中国观中国，结论是那样的纯粹。

先生研究的认识成果，既具有经验认识形象丰富饱满的特点，又给人以一种整体性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及思想特点的印象，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西方理论投射之杂质的纯粹中国的完整镜像。

先生以王权主义概括的这种镜像，不仅是一种观念体系，而且是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体系。

先生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及思想的结论，很好地体现了先生“政治大于阶级”的判断，其《先秦政治思想史》就是立足于这个判断进行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找寻和确定的。

同时，先生的研究也始终坚持着社会史与思想史互动的原则，从社会说明思想的内容，以思想把握社会历史的高度，从而他的王权主义理论既是一种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观点体系，又是一种解释和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理论话语。

先生所以在中国学术的历史学、政治学及哲学领域产生重要理论影响，大概就是因为王权主义理论体系的这种不期而至的跨学科特征。

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及思想的时候并没有局限于某个学科，而是在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中逐渐自觉地走向了跨学科研究。

先生的研究首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以史学认识的归纳方法，追踪和追问了政治学视域关照下的历史政治问题，得出了有相当说服力的理论结论。

先生的王权主义理论在中外学术界已有相当的影响，一些影响是立足于正确完整理解先生观点的基础上，也有一些影响是立足于对先生理论观点的不够了解或曲解的基础上。

因为先生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并且在所跨学科的范围内做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融会贯通，所以如果人们局限于其中的某个学科，就有可能误会、曲解先生的观点。

比如，王权主义是一种宏观认识和解释长时段中国传统历史的理论，但在长于和热衷于考实性认识的史学界，这种解释的重要性在中国史学领域长期没有受到应有关注，只是近几年才有学者充分肯定王权主义理论的历史解释功能。

受一定时期学术界主流政治观的影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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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领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往往受政治就是围绕政权之阶级斗争观点的影响，关注中国历史各个时期各个思想家关于阶级和国家的理论，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是贴阶级标签，二是按照现代人的阶级与国家观内容整理有关的看法。

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研究中忽略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特定政治问题及特殊理论命题。

站在以阶级与国家定义政治的理论立场，王权主义所展示的内容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历史学的观点，从而忽略乃至是严重低估王权主义理论的政治学理论价值。

这种忽略或严重低估也是一种曲解或不理解。

最不能充分理解王权主义理论内容和理论价值的学科，大概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同情性理解和研究儒家及儒学的学者。

先生王权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超出他们的理论视域，导致后者在学科上出现盲区，从历史学或政治学学科角度观察到的现象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同情性研究儒学史的研究中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王权主义的理论还坚持了研究社会与思想互动的原则，而这与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概念到概念和从思想到思想的研究原则完全不同。

前者在研究中坚持社会是思想的基础，思想是社会特征的自觉。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一定的思想内容必定根基于一定的社会结构。

后者在研究中只是就思想家的著作进行解读和解释，认为伟大思想家的普遍概念必然包含永远正确而亘古不变的内容，以自认为可靠的文本进行着自以为是的解释，以自己的解读结果作为古圣先贤的本意，然后把自己所说的话认认真真地信仰起来。

站在这样的学科方位之上，其不理解王权主义理论的内容，自在情理之中。

先生研究一生所得的理论成果异常宝贵，在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及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将继续产生和发挥重要的理论影响力。

因此，不论研究者持何种立场，抱何种宗旨，只要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思想，就必定要正视王权主义理论的价值，而要正视王权主义理论，就必须首先要了解王权主义理论。

先生既是由历史学、政治学及哲学的融会贯通之道铸造出了王权主义的理论，后学了解王权主义也当以历史学、政治学及哲学的融会贯通之道进行之。

这一方面是学科视野上的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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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焦距对准的情况下，跨学科的范围和深度与对王权主义理论的科学了解程度有正相关的关系；另一方面就是要在跨学科之间实现理论上的融会贯通。

大概来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融会贯通，要在一个“通”。

“通”有三个层面：一是要做到历史维度上的古今贯通，深彻理解社会与思想的关系及思想彼此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在一个时代整理时代同一性，理解不同学派在同一个时代的相同点，避免个人偏见带来厚此薄彼；三是做到政治问题与政治理论上的贯通，以问题贯通学科，从多学科中归纳出结论。

一个成熟的研究结论，不能仅仅是一种评价性的价值认识，而必须首先要有充分反映客观的事实性认识，搞清楚研究对象的真相，原原本本、完完整整、清清楚楚，而后还要有出自科学分析的抽象性认识，懂得研究对象发展的规律性，有了这两方面的基础，才能避免自蔽自盲的价值性认识。

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认真反思和总结分析过史学认识论或者说是历史认识论，上述三个层次的认识就是这种历史认识论的重要内容。

先生以历史认识论为基础，融会贯通地得到的研究结论，其科学合理性有充分的依据。

了解先生的观点，合理地评价先生的理论，并发扬光大先生的学术思想，变其本而加厉，继其踵而增华，方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 刘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