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_江忆恩

简论国际机制
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加拿大]江　忆　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内容提要】当前关于国际机制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理论流派主要有三个:唯物的现实主义、契约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个流派间尚无共识。

第一种理论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通过动员内部力量或结盟来寻求安全与自治权的最大化。

结盟这种机制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又可以被强国用来制约弱小的盟国。

国际间可以通过提高透明度与建立互信来避免安全困境。

第二种理论认为除安全与自治权外,国家还关心民众的经济生活水平。

国家通过向机制让渡部分权力来制约国内政客的行为。

最后一种理论认为机制能够通过倡导标准与规则来影响国家的行为,国际机制通过说服、社会影响和模仿使参与国接受这些标准与规则。

【关键词】国际机制;国家行为;相互关系
【作者简介】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2)12-0021-07
近十多年来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这反映出中国领导层正逐步认识到多边机制对中国有利。

参与多边机制的目的有很多,如:
·希望获得这些组织所提供的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信息与财政和技术资源(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希望获得关于潜在对手和竞争者的活动信息以及制约这类活动的工具(如,世贸组织、一些军控条约等);
·希望提高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希望利用对国际组织的承诺来加强国内经济改革的力量(如,世贸组织)。

有时这些利益相互矛盾,或许还带有负面影响。

例如,加入一个组织可以提高国际形象,但同时也会限制未来军事方面的选择(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研究中国调整其国际组织政策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决策者们如何协调那些相互矛盾的利益,或者说,他们怎样权衡加入的利弊。

要深入分析这些问题需要至少两种信息。

首先,要更多地了解决定加入的幕后决策过程,即政府部门的内部运作过程,这就需要决策过程更加透明;其次,也是更为紧要的一点,要更好地了解加入国际组织将如何影响中国国内的决策过程。

为了了解中国的决策者们如何协调有关政策,我们有必要知道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以及决策者们如何认识这些影响。

毕竟,对加入国际组织的预期及实际的作用是决定加入与否的重要变量。

参与国际机制究竟怎样影响主权国家的行为呢?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这一点尚无共识。

相反,在美国及西方有关国际关系的三个主要理论流派之间存在着激烈争论,这三个理论流派就是:唯物的现实主义、契约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

本文将简要介绍几种理论假说,以此回答国际机制如何影响国家行为这一问题。

唯物的现实主义理论
第一个理论流派就是唯物的现实主义。

①事实上,现实主义理论不是解释国际机制怎么样以及为什么影响国家的选择与行为的理论体系,现实主义理论家对这一理论的一些基本假
海外专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2期
①我将唯物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唯心的现实主义理论区别开来,前
者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形式,承认唯物主义的本体论。

可以
“客观地”观察和测量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从时空两个纬度以基本相同的
方式制约着所有行为体的行为。

唯心的现实主义理论主张现实政治的
实践植根于内化了的现实政治的标准之中,从因果关系上讲,这些规范
与国际“无政府状态”和权力与财富的实际分配无关。

说和预言的看法也不相同。

①
直至最近,现实主义者仍一致认为,国际机制及其运行规则、目标和影响总体上反映了系统内最强大国家的利益。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希望使自己的安全与自治权最大化。

在无政府状态下,对别国意图与能力的疑虑会引起恐惧,而恐惧又催生了一种欲望,即通过提升相关的能力而使自己的安全与自治权最大化。

有两种方法可以达此目的:一是动员国内的经济与军事资源,以提高军事实力,这种方法有时被称做“内部均衡”。

二是寻求结盟,即寻求有共同安全利益的盟友———这种利益针对其他某个特定大国或国家联盟,这种方法有时被称做“外部均衡”。

一般来说,现实主义理论希望国家采取内部均衡而不是外部均衡。

内部均衡使自治权最大化,还可以降低国家因联盟义务而被拖入非情愿冲突之中的可能性。

在盟国担心落入陷阱的情况下,它还可以降低被其盟国抛弃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观点,现实主义理论希望国际机制采取下列四种形式中的一种。

第一种是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足够影响力的国际机制,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建立起某些国际机制,它们也只是致力于罗列成员国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及选择,而无力促使国家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

现实主义理论没有能清楚地说明国家最初为什么愿意建立这样的机制。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国际组织都没有任何独立于主权国家利益之外的目的或能力。

第二种显然就是结盟。

如果选择了外部均衡战略,国家将尽力在正式联盟内将军事关系制度化,从而达到军事协作效率的最大化。

在低水平的制度化上,这种联盟可能只包括战略信息的一般程序化交换;而在高水平的制度化上,联盟可以是协同一致的军事与政治组织,这些组织为协调行动提出详尽的步骤(北约就这样的例子)。

但是,现实主义理论一般认为:只有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面临共同威胁时,联盟机制才临时性存在和发挥效用;而当这种威胁消失时,现实主义理论预言联盟将可能解体。

某些现实主义还认为,联盟不仅被用来聚集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能力以对抗共同的敌人,还被更为强大的国家用来约束较为弱小的国家。

强大的保护国可以利用正式的军事组织来防止被保护国对它们共同的敌人或对保护国的其他朋友和盟国采取单边行动。

②换句话说,保护国可以利用联盟来避免陷入由被保护国制造的冲突之中。

有人认为,1954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同意与蒋介石签订“双边防御条约”,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这同样也是克林顿政府决定扩大与中国台湾军事关系的原因之一,即增加美国对台湾军事行动的了解和控制。

第三种是服务于联盟成员共同利益的经济机制。

现实主义理论对成立非军事组织的解释是,联盟内部的贸易有时也有
利可图。

贸易使盟国能够利用贸易所获得的共同经济利益使可利用的权力最大化。

一些国家担心,潜在对手也可以利用贸易所得来发展军力,反过来又威胁到这些国家,因而,盟国内部
的经济联系(例如贸易协议)要比潜在对手之间更多。

③第四种是作为大国霸权工具的机制。

这就是说,霸权国能以“低廉”的代价建立明确服务于自己长远霸权利益的机制来控制地区政治,同时又使弱小国家相信它们的安全和自治权不会受到威胁。

这种控制可以是两个不同的因果过程:其一是机制的标准、规则和程序吸引弱小国家顺从霸权国的利益。

在一些问题上,为报答弱小国家的默从,国际机制甚至可以制约霸权国。

国际机制可以提供帮助和/或以制裁相威胁来确保弱小国家接受其的使命。

经过一段时间,这些机制能够使弱小国家内部产生支持者和利益集团,这些内部的支持者和利益集团对于机制本身及起主导作用的霸权国的存续至关重要。

其二是格莱姆希(Gramscian )的概念霸权理论的国际体现,即霸权国所建立的机制是为了传播对霸权关系合法性的规范及认同。

经过一段时间,这些规范及认同被弱小的行为体所接受,这种霸权也被认为是“自然的”或“恰当的”。

④正如一些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用权力说服人们顺从自己,要比用蛮力更为有效。

有一种关于霸权机制的观点认为,强大的民主霸权国更倾向于建立这类自我约束型的组织。

同时,次强的民主国家更倾向于支持此类霸权机制,原因是它们不太害怕民主霸权国的力量。

本文要解释为什么美国霸权能长期存在,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共同体中长期存在;为什么与历史上全球性或地区性霸权国相比,美国要相对更仁慈。

⑤
民主国家之间的这种安排与纯粹的现实主义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它援引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和共同的民主认同作为决定这种组织合法性与延续性的关键变量。

然而,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主张一致,这种主张就是国际组织的首要目标是捍卫系统内最强大行为体的利益。

总之,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除了占优势地位的一个或几个机制的发起国的认同或利益外,机制本身没有自己独立的认同或利益。

下列各项可以促成对机制的服从(同样也是顺从霸权
简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①②③④⑤关于霸权组织理论见G .John Ikenberry ,Afte r Vic tor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 str aint ,and the Rebuildi ng of Or der Aft er M aj or Wars (Princeton 2001).
See 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 -monic Po wer ,”Inte rnational Organi zati on ,44:3(Summer 1990).See J oanne Gowa ,Allies ,Adver saries ,and Inte rnational Tr ade (Prince -ton Univers ity Press ,1995).在结成联盟幕后的一系列目标中,多数与现实主义关于国际组织作用的假说相符。

见Paul Schroeder ,“Alliances ,1815-1945:Weapons of Power and Tool s of Manage ment ,”in Klaus Knorr ,ed .,Hist or 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 oble ms (La wrence ,Kansas :R egent 's Pres s of Kans as ),pp .227-262.
See J ohn Vasquez ,“The R ealist Paradi 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 -gres sive R 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 -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 's Balancing Propos ition ,”in Ame rican Pol itical Science Re view ,91:4(De -cember 1997),pp .899-912,and the reactions to his essay from Kenneth Waltz ,Stephen Walt ,and R andall Schweller in the s ame iss ue .
国的利益):
·盟国间暂时共享的军事利益;
·霸权国通过机制提供的实物“补偿”和“制裁”;
·参与机制一段时间后,弱小国家间对从属地位的内在认同。

近几年来出现了另一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组织理论,它试图解释在无政府和不确定状态下,追求安全最大化的国家为什么希望建立对其成员国有大致对等约束力的军控组织。

这种“乐
观”的现实主义有如下主张:
①考虑到国家将理性地追求安全最大化,它们对尽可能高效地使安全最大化感兴趣。

陷入与其他国家的无止境的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不是有效利用资源来增进安全的方法。

对某一特定国家来说,假如它是理性的,主张维持现状,就应认识到陷入与另一个理性的、主张维持现状的国家的安全困境之中将损害其长远安全利益。

因而,在着手进行国内或国外平衡战略之前,主张维持现状的国家乐于首先探讨是否有办法避免陷入代价高昂的安全困境。

怎样才能达此目的呢?解决旨在维持现状国家之间安全困境的规范方法是,行为体双方相互提供消除疑虑的信息(例如,增加透明度),以便各方能够确知对方是一个旨在维持现状的行为体,并希望避免一场军备竞赛。

这样,甲国就有兴趣首先探讨乙国是否确实是一个主张维持现状的国家,假如是,它就没必要为乙国的意图而担心。

因而,甲国就会积极发出消除疑虑的信号,即使是单边的行动也乐意去做。

它还将主动探讨乙国是否乐于建立一种制度以降低不确定性,并鼓励双方提供关于它们意图和能力的保证信息。

简言之,它愿意建立军控制度来提高透明度、建立互信,对武器的增长加以可信的、且可核查的限制。

如果此类制度能在主张维持现状的行为体之间建立起来,那么,低效与危险的安全困境就能得以避免。

契约制度主义理论
契约制度主义,又称新自由制度主义,它对唯物的现实主义理论假说大部分是接受的。

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国家理性地追求安全与自治权的最大化。

在不稳定和担心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国家倾向于依靠国内外平衡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派生出一种体系,其特点就是冲突、不安全的循环。

然而,契约制度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除安全与自治权之外,它又为国家增加了第三种担心,这就是福利,或曰该国民众的经济安康。

原则上,这种利益的绝对值要比其相对值要重要(例如,对一个国家来说,现在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要比好过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更重要)。

国家看重经济生活水平的绝对提高,而国家之间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分配不均,因而国家就发现它们有通过经济交往使福利最大化的共同利益(如,贸易与投资)。

问题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需要保证其合作不会被他
国所利用。

国际机制能通过降低获取其他国家能力与合作意愿信息的成本来帮助提供这些保证。

有多种方法供国际组织用来降低这些成本。

首先,国际组织本身可以要求国家提供关于它们遵守协议的信息,国际组织内部的其他成员也能获得这种信息。

这种信息能够减少对其他国家承诺的可靠性的怀疑,也有助于增进国家对合作成果的期望。

所以,信息只影响对战略环境的信心,在这一环境中,行为体追求固定的偏好,它不改变国家的利益与偏好。

通常情况下,信息通过其对精英阶层变动的影响来影响偏好。

例如,某种战略失败的消息可能使一批只追求自己利益的阶层失去支持,并且还会被追求不同利益的阶层所替代。

其次,国际机制还可以为消极的国家提供增进合作的动力,例如,国际组织可以提供技术、信息与专家,这些对一个国家来说,不参与机制就不可得,或者要付出高昂代价才可获得。

另外,国际机制能够制止国家放弃合作或在协议上舞弊。

例如,一些组织制定监督和惩治违反协议者的条款(例如,军控协议中的强制核查措施,一旦违反可能遭受制裁)。

有的组织有第三方调解的资源,这些资源使在合作中有潜在共享利益的国家能够解决由分配合作利益所造成的冲突(例如,北约内部的
仲裁机制)。

②另外一些机制可能将某一领域里的合作与另一领域里的利益或成本相联系。

如果某国不愿在甲领域合作,国际组织可以提供乙领域的利益以降低甲领域合作的成本。

在契约制度主义者看来,国际机制鼓励合作的第三种方法是保证国家间的互动持续下去。

只要国家相信它们可以继续从组织内部的合作中获益,它们短期内就不会退出、蒙混或违反协议。

换句话说,美好的远景和对继续互动的确信将增进合作的可能性。

绝大多数的组织成立时并没有明确的终点或期限,成立这些组织是希望合作能永久持续下去,除非极端的情况迫使某国退出。

这种对长期互动的确信增大了骗取短期利益的成本,因为其他国家会不愿与其合作,因而剥夺了违规者的长期利益。

最后,一种机制可以促进合作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国家在此提高其作为合作者的声誉,当一个国家从某特定组织内部的合作中不能获益或获益很少时,更是如此。

然而,假如一国决定在这一个领域里合作,其他国家就会相信它在其他能使其真正获益问题上更会真诚合作,这就使其他国家相信最初那个国家合作的意愿是真正的。

契约制度主义的大多数术语和概念来源于经济学。

它倾向于将国际机制看成是些盒子,在这些盒子里面,理性思考的国家(或国家代表)受到组织规则的制约、限制或约束。

契约制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2期
①②James M c Call Smit h ,“The Politics of Dispute Settl ement Design :Ex -plaining Legalis m in Regional Trade Pacts ,”Inte rnational Or gani zation ,54:1(Winter 2000),pp .137-180.
这一主张为Charles Glas ter 所创,见Charles Glaster ,“Realists as
Optimis ts :Cooperation as Self -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3(Winter 1994/5),pp .50-90.
度主义认为,除非加入国际组织能够改变一国内部掌权的精英层或统治联盟的成分,否则加入国际组织一般不能改变其基本
利益与偏好。

①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契约制度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机制“是否”有用。

这项研究对主流现实主义关于机制是大国工具这一观念提出挑战。

研究表明,一旦进入组织内部,物质实力强大的国家有时就会有新的动力来限制其权力或约束其利益。

即使是大国也能够认识到,它们能够从促进共同利益、更为公平合理的规章制度中获益。

在一些有争议的领域,军事力量往往不是那么有用。

所以,契约制度主义理论试图表明为什么现实主义的组织理论不能用来解释某些合作(尤其是在经济和环保领域的合作)。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契约制度主义开始将其关注点从证明机制“是否”有用转到“怎样”发挥作用。

一种研究方法关注的是国内行为体如何利用机制来为其国内政治议程服务。

例如,面对巨大的内部阻力,希望进行国内改革的政治精英们会考虑加入一个能够为实施内部改革提供合法性与回报并能削弱反对派效力的国际机制。

改革者可能在机制所要求的特定政策上做出承诺,如果以后拒绝这种承诺将遭到严厉惩罚。

实际上,改革者可以宣称机制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这就削弱了国内反对派挑战改革的能力。

假如他们确实要挑战改革,他们就要冒损害国家对国际组织承诺的信誉、败坏国家的国际形象、丧失加入国际组织所带来的实际好处等危险。

所以,反对派可能因而失去其合法性及影响。

换个角度来看,国内行为体能够意识到,通过让渡部分国内政治权力给国际组织,他们可以降低政客的短期行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例如,将货币政策让渡给欧洲货币联盟,使得一些国家的政客更难以使用短期通货膨胀性开支政策。

恰恰相
反,重要的决策权掌握在支持低通胀政策的国际组织的手中。

②有些人相信加入WTO 后,中国的改革者可以宣称国际环境要求中国推进以市场为主的改革,从而使反对国企改革失去合法性。

有证据表明,新生弱小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加入某几种国际组织来加强他们在国内的权力和信誉。

他们将努力加入那些能够为更民主、更开放和更透明国家提供合法性及发展
援助的机制。

③例如,东欧那些希望加入欧洲有关机制的、新生的民主化国家就是这样。

建构主义和社会学观点
建构主义是分析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行为影响的最新的方法,从某些方面来看,也是最激进的方法,因而,它同样也是理论和实证上均未充分发展的方法。

另外,与现实主义和契约制度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建构主义没有提出一个关于国家行为的单一宏观理论。

建构主义是一种论证方法而不是一种完备的理论。

作为起点,它没有提出一个关于什么动机促使行为体采取行动的明确假说,而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多个行
为体的社会性互动是如何创造新的标准框架的,而这一框架反过来又重构行为体自己的认同。

建构主义趋于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吸取所谓“中程”理论来探讨社会性互动如何改变行为体的举止。

对建构主义者来说,机制不是一个对行为体提供外部限制的“盒子”,恰恰相反,机制可以既是“社会代理人”又是“社会环境”。

社会代理人是指在推进世界规范秩序中有自己的认同与利益的行为体;而社会环境是指国家的代表在国际机制内部逐步社会化从而对自身利益有新的理解。

例如,建构主义所感兴趣的是下面的问题:来自众多国家、有着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外交人员的互动是如何促成建立国际机制的?这一机制又是怎样反过来使这些外交人员适应这一机制所倡导的标准与规则的?
因而,国际机制可以独立地影响国家行为,即让国家做其他情况下它们所不可能做的事情。

机制本身能够建立国际关系中高级别的代理权,即通过其自身的官僚机构和机制本身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机制能够成为标准与规则的积极倡导者。

机
制主动在成员国中间宣传这些标准与规则。

④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国家为什么会被这些宣传努力所影响。

第一,国际组织有着巨大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国家可以得出下列两个结论:轻视或抵制组织的规则、习惯与意识形态将损害国家作为合作者的声誉或作为有高度责任感国家的形象;或者,拒绝其要求,国际组织可能断绝成员国身份所带来的利益。

第二,国际机制的规则可以被赋予特别的影响力,因为国家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也不清楚。

实际上,机制“教会”了国家新的利益,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便是如此:(1)某议题的领域是新的与高技术性的,且组织机构垄断了有关议题的信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国家是新手,没有确定其在这一特殊议题领域里的利益。

例如,根据Martha Finnemore 的观点,很多20世纪中期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国家科技部门与规划,这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真正“教”这些国家认识到这些才是一个国家
简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①
②③④Michael N .Barnett and Martha Finnemore ,“The Pol itics ,Power ,and Path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 ati ons ,”Inte rnational Or ganization ,53:4(Au -tumn 1999);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 ests in Inte rnational Socie ty (Ne 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 s 1996).
See Jon Pevehouse ,De moc rac y fr om Above ?Regi onal Or ganizations and De moc rati zati on (Ph .D .Diss 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 y Department of Po -litical Science ,2001).
Lisa L .M artin and Beth A .Simmons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Lis a L .Martin and Beth A .Simmons ,eds .,Inter -national Ins titutions :An Inter national Organi zation Reader (Cambridge MA ,MIT Pres s ,2001),p .461.
契约制度主义并不排除通过社会化而改变偏好的可能性,但
是,契约制度主义没有一个社会化理论,并且在实际运用中,大多数的契约制度主义的研究认为偏好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