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清尚_谈宋人的_茶会_熊海英

饮茶之风在宋代盛行，上自宫廷贵族下到市井细民都喜欢茶饮，文人士大夫们则因之兴起一种高雅的集会方式，称为“茶会”。

饮茶习俗的开始是与佛教联系在一起的，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

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

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而茶会、茶宴这种文人集体的茗事活动则起于中唐，风尚的形成亦与僧人、禅寺有关。

如唐代诗人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会》等，几乎所有的茶会都有僧人参加或是在寺庙举行，因此清谈的内容多是禅理，赋诗则表达清茶玄禅已将尘心洗尽、从此要摆脱世虑的愿望，整个氛围脱俗、清寂，茶、诗与禅一味，茶实为道具而已。

盛世之清尚：
谈宋人的
北宋的茶会与唐代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唐代茶会的中心其实是“禅”，宋代茶会则把注意力投向茶或是所谓茶之道，即鉴别、品尝茶汤之形、色、香、味，欣赏茶具的精美细致和点茶、分茶手法的纯熟精妙，并作诗加以描写和赞叹。

文人饮茶风气较唐代更盛，如黄儒《品茶要录》所言：“自国初以来，士大夫沐浴膏泽，咏歌升平久矣。

夫身世洒落，神观冲淡，惟兹茗饮为可喜。

”宋徽宗亦云：“世既累洽，人恬物熙，则常须而日用者，故久厌饫狼藉，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

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

”（《大观茶论》）北宋文人的群体性嗜茶遂成为“盛世之清尚”。

文人们在茶会上常常进行“斗茶”或称“茗战”的活动，即通过比较茶汤
之形、色、香、味来评定高下。

五代时“和凝在朝，率同列递日以茶相饮，味劣者有罚，号为汤社”（《清异录》），实开斗茶之先河。

宋人品茶、斗茶更风行，唐庚《斗茶记》云：“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

”北宋文人“斗茶”方法繁复细致，极有趣味。

首先茶饼要力求珍贵，“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尝与蔡君谟斗，胜之”（《侯鲭录》卷七）。

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详细描述了一次斗茶的情形：“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

斗余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薄兰芷。

”（《全宋诗》卷一六五）以中泠水所点的建溪茶，观其色如白雪，品其味胜醍醐，闻其香欺兰芷，赢得众人称美，遂一方“胜若登仙不可攀”，而
“输同降将无穷
耻”。

值得注意的是，范诗中还写到了所用茶器—铜鼎、金碾、紫玉瓯，应知茶器之贵重精美亦是茶会中士大夫观玩赏鉴的要点之一。

《清波杂志》
（卷四）“茶器”条记“长沙匠造茶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百金之数。

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从中可窥见时俗之一斑。

斗茶所需用茶都是上佳之品，尤其作为贡物的建溪茶，先后有大小龙团、密云龙之品目，更是文人士夫梦寐以求却不能够轻易得到的。

欧阳修云：“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

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

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

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

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归田录》）
茶饼新旧优劣虽是胜负的关键，水质高下却也影响斗茶结果。

“苏才翁尝与蔡君谟斗茶。

蔡茶精，用惠山泉；苏茶劣，改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

”（《江邻几杂志》）
宫廷内也举行茶会，宋徽宗更是擅长点茶、分茶之艺。

蔡京《太清楼特燕记》记徽宗与大臣“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保和殿曲燕记》记“赐茶全真殿，上亲御击注汤，出乳花盈面”，“为臣下烹调”；《延福宫曲燕记》记：“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澹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

’”（三记均见于《挥麈录余话》卷
一）茶与茶具重其珍贵精致，点茶分茶手法力求优美娴雅，加上宫廷茶宴的经常举行，皇帝的亲自参与和提倡，使得茗事自北宋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大观茶论》）。

与唐代茶会比较起来，北宋文人茶会少了僧味和玄趣，却增添了雅致与贵气。

茶会并非仅仅是茶道的表演和欣赏，和其他方式的文人雅集一样，它同时也是文人群体交际、休闲、创作的场合。

据《萍洲可谈》所记：“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

”这种茶会实际发挥了同乡集会的作用。

同官在朝，公务闲暇亦举行茶会，龙图刘烨“尝与内相刘筠聚会饮茗，问左右曰：‘汤滚也未？’左右皆应曰：‘已滚’，筠曰：‘佥曰鲧哉。

’烨应声曰：‘吾与点也。

’”（《青箱杂记》卷一）引经语切茶事，二人的滑稽辩语更为饮茶增添欢乐。

有时同官间也借此机会用茶事暗下针砭：“曾子宣、吕吉甫同为内相，与客啜茶，注汤者颇数。

客云：‘尔为翰林司，何故不解点茶？’吉甫云：‘翰林司若尽会点茶，则翰林学士须尽工文章也。

’意讥子宣，缘此遂相失。

”（《珍席放谈》卷一）馆职会茶则往往谈论文学，如《道山清话》所记一则：“馆中一日会茶，有一新进曰：‘退之诗太孟浪。

’时贡父偶在座，厉声问曰：‘风约一池萍，谁诗也？’其人无语。

”
《
常茶会情形即是“泉甘器洁天色好，坐
中拣择客亦佳”（欧阳修：《尝新茶呈梅圣俞》），“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苏轼：《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戏作一诗为谢》，《全宋诗》卷八一八），又“唯恐汲泉不活，泼乳不多，啜尝而乏诗情也”（《清波杂志》卷四）。

不过与饮酒的集会气氛总是比较热烈不同，饮茶的集会，如苏轼诗中描写的：“客来谈有无，洒扫凉冠履。

浓茗洗尘昏，妙香净浮虑。

”（苏轼：《雨中过舒教授》）在恬淡宁静的氛围中，与高士幽人雅唱清谈，快乐也是淡淡的，沉静而恬然。

宋以前，人们已注意到茶性有去腻涤烦、提神祛睡之效，使人有轻身换骨之感。

唐人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急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从一碗至七碗，将饮茶之美快写得淋漓尽致。

而北宋文人士大夫普遍的茶悦风尚则与茶文化的发展相互促进，形成包括讲究茶、茶具和饮茶程式等内容的一整套饮茶之道，使茶的感性形式更加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茶会活动不但使文人们从茶道中得到审美愉悦，并因之促使茶与文学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

茶事成为文学创作的新题材，故宋代茶诗大盛。

嘉
年间，苏门文人荟萃京师，于茗事的品鉴精赏间往来酬唱，一时茶名、诗名最盛。

黄庭坚曾与王扬休、黄裳等同官十三人作茶会，“相对幽亭致清话，十三同事皆诗翁”（黄裳：《次鲁直烹密云龙之韵》）。

另一次茶会上的茶诗唱和，参加者可知的有黄庭坚、李公择、苏颂、胡完夫等，诗人们在茶会中以茶互相馈赠并传玩、品饮和吟咏唱和，苏颂的一组茶诗几乎完整地呈现了这一过程。

茶事丰富诗歌题材之外，“诗笔间茶瓯”，茶性助引诗思，对诗歌旨趣、意境也发生影响。

刘学忠先生从宋诗体式新变、风格新巧、题材繁细，宋诗的清思、清形、清境几方面着眼，与茶的新、细、清等特点建立某种联系，是有一定道理的（参看刘学忠：《茶与诗—文人生活对艺术的渗透》，《文学遗产》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茶之所以成为审美对象，是因为人们能从它的某一特性找到精神上的契合点。

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它又同诗风一样，一个时代的茶风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外延，并且由于有文人群体作为中介，它们之间又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对比中唐和北宋的茶会，高雅中又有清玄静寂与清贵优美的不同，它反映了不同时代文人群体不同的精神风貌，这一点从唐代和宋代茶会诗歌风貌的不同也是可以得到印证的。

（题图：明・文徵明《惠山茶会》）———————————————作者单位：江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