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大学生语言认同调查研究

藏族大学生语言认同调查研究
作者：刘永文,李小娟,韩殿栋,大达娃次仁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18期
摘要：语言认同是族群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问卷、座谈、访谈等方法，分别就藏族大学生语言使用的基本情况，藏区教学语、标准语的选用，语言态度等几个方面探讨藏族大学生的语言认同。

研究过程及结果有助于藏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贯彻与实施，也有助于民族团结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藏族；大学生；语言认同；文化；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316-04
引言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和思维工具，它还是维系民族的纽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民族心理认同的表征、民族情感的依托等功能。

语言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归属的认知和感情。

自人类社会形成民族以后，民族语言就成为保持民族一体感和认同感的标志。

从一般意义上说，族群的首要标志是语言。

语言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关键部分，它表达和影响着族群的思维，其中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它的应用性。

语言是族群文化的载体，它是族群文化的核心。

民族语言的前途，往往预示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前途 [1]。

在西藏高校，藏族学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大多接触藏、汉、英三种语言，藏语为母语，汉语、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第二外语。

长期以来，以三种语言（有的高校还开设日语、德语，但基本上以英语为主）为教学语言的现状未有大的改变，但在教学中却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生的抵触、厌学、畏难心理，中小学阶段与大学阶段的语言教学衔接、为了应付考试而学、考完试就抛之脑后等等。

鉴于此，对语言认同调查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了解学生基本的语言态度，就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这对教学改革、乃至各级教育方针的制定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此外，对语言认同的调查研究有助于增强民族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化解民族间的误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语言认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藏区、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藏族大学生的语言认同状况会呈现出差异性，对形成这种差异性的深层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可以成为我们认识一个民族发展、变迁的重要窗口。

目前，对藏族大学生语言认同的研究主要有：万明钢的《藏族大学生民族与文化认同的调查研究》（《西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9期），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以青海省250名大学生为被试，从语言认同、身份认同、宗教认同、习俗认同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田俏的《汉区藏族移民的文化适应和文化定向问题研究》（《吉林教育学院学报》，2006
年第8期），以吉林大学五个校区的46名藏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汉区移民的文化适应和文化定向；雍琳的《影响藏族大学生藏、汉文化认同的因素研究》（《心理与行为研究》，2003年第1期），问卷调查的对象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藏语系、数学系和西北师范大学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的藏族大学生，共计321人，分析了藏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认同的因素。

以上研究很少涉及西藏地区的藏族大学生的语言认同问题，但仍可以为进一步探讨藏族大学生语言认同问题提供借鉴和蓝本。

一、研究方法
采取以问卷调查为主，座谈、访谈为辅的研究方法，几种方法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调查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

（一）选取样本
藏族同胞主要聚居在西藏自治区，川、青、甘、滇也有不同程度的分布。

作为少数民族语言之一的藏语，学术界公认的有三大方言，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安多方言。

西藏地区几所高校的藏族大学生分别来自三大方言区，故本研究以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在藏就读的78名藏族大学生为被试，收回有效问卷76份，问卷作答有效率占实际发放问卷的97.4%。

我们选择大学生作为被试，主要考虑到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思想活跃，社会责任感强，对语言文化认同的关注度也较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藏族大学生语言认同的现状及变化趁势。

（二）研究实施
问卷由被测语言使用的基本情况，藏区教学语、标准语的选用，语言态度等几部分组成。

先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的反馈情况不断修正问卷，最终确定为29个封闭式问题和1个开放式问题。

问卷调查由经验丰富的教师统一指导，选派经常参与科研项目的学生为调查员，按照预定的步骤，统一发放问卷，当场对问卷进行回收。

在实施问卷的同时，研究者还针对问卷涉及的几个方面，召开小型座谈会一次，并分别对来自卫藏、康、安多三个方言区的学者进行了深入地访谈。

二、结果分析
（一）被测语言使用的基本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被测大学生农牧区比例较大，这与五大藏区城镇化程度不高有关；藏语程度普遍较高，卫藏方言区尤其突出，选择“能准确、流利地使用”的比例高达90%，而昌都及来自四川甘孜、阿坝等康区的部分学生，藏语程度则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学（说）藏语的途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学校学习、社会交往、家里人影响，这恰好符合我们选取样本的特点。

（二）藏区教学语、标准语的选用
由表2可知，卫藏方言和藏、汉双语在小学教学语言中最受欢迎，而在中学教学语言的选择中，藏、汉双语优势明显，这恰恰顺应了当今民族地区民族教育的基本潮流，也与现行的考试制度有一定的关联。

而在标准语的选用方面，卫藏方言则具有压倒性优势，这与拉萨是藏区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学生在回答“你认为藏青川甘滇五大藏区应以哪种方言为标准方言？”这一问题时，提出了以拉萨话为基础，吸纳卫藏方言和安多方言的精华，最终形成藏语的普通话，这不失为一个有见地的看法。

（三）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某种语言或方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 [2]。

双语状态下，一个群体对不同语言的态度，对他们的语言行为有重大的影响。

上页表3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卫藏方言在三大方言中的认可度及藏区交往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来自不同方言区的藏族大学生对本地方言的印象普遍好于其他方言，这里有一组表格里没有体现的数据：卫藏方言区的藏族大学生在“好听”、“亲切”、“有社会影响”、“有用”四个方面打5分的比例分别高达85%、78.6%、90%、90%，康方言区的这一比例分别为52.4%、52.4%、30%、45%，安多方言区的这一比例为83.3%、57.2%、46.2%、
58.3%。

考虑到被测大学生均在西藏高校就读，①而西藏高校的教学语言基本上限定为卫藏方言，这些都为卫藏方言加分不少。

而汉语（普通话）则在“有社会影响”、“有用”两项得分较高，在国内交往中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

（四）其他
对问卷中开放式问题“你对藏语言（包括藏文字）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的回答进一步佐证了我们开展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大学生们心系藏语言文字的发展，忧患意识很强。

他们的建议集中体现为：像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一样，尽快形成藏民族的共同语，必要的时候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藏语言（文字）的使用要规范；藏语言（文字）的发展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在学好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努力学好汉语、英语，处理好继承和发扬的关系；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加大藏语文普及率；藏语文教学应以传统教学方式为主，尽量少用多媒体，重视藏文书法的传承等等，不一而足。

而这些建议同样是座谈、访谈中的专家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大家不谋而合。

语言成分的相互吸收是语言间相互影响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3]。

一种语言的活力就在于它的包容和相互学习。

藏族大学生对非本民族成员学习藏语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

当被问及“你认为在藏区工作的汉族同志学好藏语有必要吗？”回答“很有必要”的占54.5%，回答“有必要”的占 22.1%，回答“视个人情况而定”的占19.5%，回答“没必要”的仅为3.9%。

“如果一个汉族学生诚心向你学藏语，你愿意教他（她）吗？”回答“非常愿意”的占56%，回答“愿意”的占
40%，回答“不愿意”为0%，“无法回答”的为4%。

事实上，在藏工作的汉族同志学点儿藏语是一件很好的事，有语言环境，不乏认真负责的老师，何乐而不为？
结论
语言和文化关系密切，这首先表现在语言记录、表现、象征着文化，而且一种民族语言常常比其他语言更能充分地记录、表现、象征与这种语言相联系着的民族文化。

其次语言本身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包含着语言使用者的一套习惯和信念。

语言的萌芽标志着人类创造文化的开端，语言的发展从根本上看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果，尽管语言结构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Sapir）的两段论述非常精辟地概括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得不相信语言是人类极古老的遗产，不管一切语言形式在历史上是否都是从一个单一的根本形式萌芽的。

人类的其他文化遗产，即便是钻木取火或打制石器的技艺，是不是比语言更为古老些，值得怀疑。

我倒是相信，语言甚至比物质文化的最低级发展还早；在语言这种表达意义的工具形成以前，那些文化发展事实上不见得是一定可能的。

”“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

”[4]
笔者在教授藏族学生汉语文课程及与藏族同事的交往中，深切地体会到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是全民族的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

改革开放以后，汉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国内的许多高校，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汉语，幸运的是，近些年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倡学国学、读经典，甚至部分恢复繁体字等举措接踵而至，有些已经在路上，而有些还需进一步鼓与呼。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的“大力推进双语教学。

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

全面加强学前双语教育。

国家对双语教学的师资培养培训、教学研究、教材开发和出版给予支持。

”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本次调查研究还比较粗疏，由于受到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加注释，当被试者知道了别人正在研究他们的时，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在社会科学中，这一现象被称为霍桑效应）的影响，调查结果也难免有些偏颇，仅做抛砖之玉，期待更多关心、关注这一课题的人参与进来。

参考文献：
[1]陈育梅，滕菲菲.族群认同理论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怀化学院学报，2006，(5):2.
[2]游汝杰.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83.
[3]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3:245.
[4]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0.
A Study of Tibetan Undergraduates’Language Identification
LIU Yong-wen1，LI Xiao-juan2，HAN Dian-dong2，DADAWA Ci-ren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Tibet University，Lasa 850000，China）
Abstract：Language ident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thnic identity.Tibetan undergraduates’language use，teaching language and standard language use，language attitudeare discuss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discussions，interviews etc.Research process and results will help the Tibetan language and cultur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contribute to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te Language Policy，but also contribute to national unity and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Tibetan；undergraduates；language identification；culture；investigation[责任编辑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