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观研究 马子深

浅析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观摘要：社会历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一般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体系，是人类对本身相互交往活动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的反思。

社会历史观的的演变，承接着着一个民族亦或是国家，对于其自身历史发展的深刻感悟。

中国古代对于社会历史观的观点十分丰富，先秦时期有阴阳家所提倡的的循环史观，有老子所提倡的复古史观，韩非子所提出的朴素进化史观，《周易》当中的变易史观，墨子的圣王史观，孟子倡导的重民史观等。

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因看，由于历史变化的动因对于天人关系有着强烈的联系，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观中，因此掺杂着天命史观，圣人史观和民众史观等一系列观点，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有循环史观，进化史观，复古史观等一系列观点，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有“大一统”的观点。

关键词：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观历史是对于过去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历史当中所包含的对于价值的判断即为历史观。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历史观则是关于历史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是对历史这个领域的哲学思考、历史认识的哲学化表达，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哲学上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从哲学层面上讲，分别划分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

社会历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一般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体系，是人类对本身相互交往活动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的反思。

社会历史观的的演变，承接着着一个民族亦或是国家，对于其自身历史发展的深刻感悟。

中国古代对于社会历史观的观点十分丰富，先秦时期有阴阳家所提倡的的循环史观，有老子所提倡的复古史观，韩非子所提出的朴素进化史观，《周易》当中的变易史观，墨子的圣人史观，孟子倡导的重民史观等。

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因看，由于历史变化的动因对于天人关系有着强烈的联系，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观中，因此掺杂着天命史观，圣王史观和民众史观等一系列观点，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有循环史观，进化史观，复古史观等一系列观点，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有“大一统”的观点。

本文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观问题，主要将分别从天命史观、圣人史观、重民史观、循环史观、进化史观、大一统史观六个主要方面加以总结归纳和梳理。

一、天命史观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发展史上，针对于天人关系问题，从大的范围来看，主要是探讨“天命”和人事之间的发展变化。

我国古代天人关系经历从“天命”决定人事，到轻视“天命”、推重人事的演变过程。

甲骨卜辞以及鼎器铭文上多次出现“受命于天”的刻辞，《尚书》明确记载着“天命”的字眼，其时“天命”的概念是主宰在人自身之上的，直到春秋战国开始有人怀疑“天命”的存在，再到秦汉之时则是努力摆脱“天命”的束缚。

天命史观首先强调上天的旨意、命令可以主宰社会治乱和人的命运，天是决定者、命是必然性，“天命”是决定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王朝兴亡的终极原因。

夏、商、周三代统治者认为“天”是人间的主宰，他们受命于天，从天命而行，“有夏服（受）天命”[1] ；殷人迷信鬼神，关于民心向背、战争胜负、城邑兴建、官吏陟黜等重大问题，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天和祖先进行祈祷或请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2] ；周人认为不能仅信天命而不尽人事，天命必须和人事相配合，“天命靡常，唯德是从”，“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3]。

夏、商、周更替的更替使周人认识到：“天命”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是永恒，“天命”只垂青那些布施德行的君主、临幸那些政治昌明的王朝，只有尽到“人事”的王朝才能永远享有“天命”，只有知天命、顺天命、不废人事，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此外，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对于天命史观的认识，各个学派，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其中，其中道家的“天命”多是指宿命、命运，墨家的“天命”是指神的意志，法家的“天命”是指君王的意志，而儒家的“天命”却多是指发自个人内心的理想使命。

进入汉代，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4]，他一反先秦儒家“重人事而轻自然”的思维方式，利用和改造道家、阴阳家的思想资料，极力构建一个可以作为儒家政治伦理学说根据的系统而完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论图式。

并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组合在一起，把阴阳五行（天）和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有彼此响应的“天人感应”学说作为他的理论核心，建议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封建统治，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改造。

再解释君权合法性方面，董仲舒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5]将天命观发展到极致。

天命史观既为中国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也为推翻一个王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从历史而论，天命观并非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君权神授和神道设教的神学迷信工具，其在一定时期也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6]二、圣人史观有关中国古代的圣人史观的起源，源于上古神话传说。

在商周时期，圣人往往被描述为整个社会的主宰和历史的创造者，推动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

“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7] ，韩非子把人类社会的演进说成“有圣人作”的历史，此外，《易》中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圣人造就的，“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8]，人类物质文明的创造、精神文明方面的创造归功于圣人的出现。

孟子“言必称尧舜”[9] ，认为圣贤决定天下治乱、王朝兴废、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等。

汉代陆贾在《新语·道基》中把圣人分为三个时期：先圣包括从伏羲、炎黄、尧舜禹到他们的臣子，他们首先创造物质文明；中圣主要包括商汤、文王、武王、周公，他们制定礼乐；后圣指孔子，他们建立了教育体制。

“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10] ，唐代韩愈认为人类社会只有借助于作为人之特殊的圣人才能生存和发展。

圣王史观强调圣人明君是左右历史命运的决定力量，能够决定一国的兴衰更迭，贤明的君主使得国家达到“治世”，而昏庸的君主则是“衰世”出现的主要原因。

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其道德修养不但是他本人的事情，而且关系到百姓的教化、官吏的治理，因此，论证了管子所说的“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11] ，和“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

身立而民化，德正则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12] 。

圣人史观的产生，对于我国古代社会历史观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我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

圣人观念具有强大的融摄作用，这种融摄力在以泛道德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历史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国传统史学的思想起点就是首先建构以“圣人”与“圣人之道”为理论基础的先验意识，承认“圣人”所创造的一切思想理念的绝对合理性。

然后在这种认同的前提下寻找解释的合理性。

圣人史观出现，使圣人成为了道德理性的完美代表，在以后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圣人这种与天地为一，博施济众的完美人格再无可被其他英雄人格所替代，对中国整个社会历史观领域影响深远。

重民史观，则是推崇民众是决定统治者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春秋时期，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3]，作为统治者必须重民、亲民，才能赢得民众的拥护，并以此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4]，在这里，管仲把老百姓当做国家的根本、社稷的基础，体现出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

论证了民生是关系到国家昌盛、民族兴亡的大事。

此外，孟子也认为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15]。

在民、社稷、君三者的之间关系上，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6]，在这里，孟子论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个道理。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7]，着重强调了人民在社会中的作用，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

在老子的理念中，人乃“道”的有机表现，具有三重属性：其一，高贵性。

所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

”[18]可见在老子那里，人已被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与道和天地并肩，因此高过世间其他生物；其二，独立性。

既然“道”是“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19]，说明人有着遗世独立的风骨和不与众同的气魄；其三，自由性。

老子倡导的顺应自然、率性而为、随心所欲，以及对宗法人伦、繁文缛节的攘弃，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0]。

重民史观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是一种重视民众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历史观。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曾为调和社会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过重大作用。

当然，中国古代“重民”、“恤民”，但其核心不在“亲民”、“为民”，而在“使民”、“驭民”，旨在构建一个纲常有序、人有等差的人伦社会，归根结底是为君主统治服务。

四、循环史观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观的发展中，就历史循环论者看来，历史进程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是治乱交替不断向前发展的循环更替。

《易经》中就有“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衰相继”、“刚柔相克”等天道循环概念。

“彼一时，此一时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21] ，孟子认为圣王和命世之才的出现以五百年为准，历史进程也以五百年为单位循环运行。

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的“五德始终说”的历史观，是用水、火、木、金、土的相生相克来比附王朝兴衰的循环变化。

汉代的董仲舒则提出“治乱相嬗”的历史循环论来解释王朝的更迭和统治形式上的某些变化，其“三统说”认为历史是黑、白、赤三统相继更替的历史。

《三国演义》第一回的开场白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奉行的亦是如此反复的循环史观。

宋朝理学家朱熹则把社会的发展认作一个多层次、盛衰交迭的发展过程，其中大循环套小循环，大治乱周期套小治乱周期，“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22] 。

总体而言，循环史观是承认历史发展有一定秩序的，并且试图进一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但是，由于一定局限性，他们把社会发展的过程看成周而复始，否认社会历史发展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过程，从而进一步否认社会进步的观点。

历史循环论者未能从历史本身去寻找历史变革的原因，不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由低级到高级向前发展。

因此，循环史观是一种相对而言，较为形而上学的史观。

在我国古代社会历史观中，进化史观的提出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进化史观肯定了社会进步，赞成社会变革，把社会历史的进步，认为是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生产方式的依次更迭，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有量变也有质变，既有渐进也有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