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树一帜的文学史家

独树一帜的文学史家——章培恒先生学术研究述评章培恒章培恒先生以文学史家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人物”，是近八年间的事，此前几十年他以兼擅考证和阐释而进行的文学史个案研究实际上早已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而且正是随着这种对文学史上重要个案研究的不断拓展和积累，才使他萌生了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的愿望，并进而在写史的过程中得以凭藉其实证研究和理论剖析的双翼而独树一帜。

章先生今年七十岁，自1954年1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以来，如果略去因政治造成的损失不计，已从学五十年。

他的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灾枣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和《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三书中；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兼作者，复旦大学出版杜，1996）和《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主编兼主要作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

本文拟着重结合前两类成果，分别就其实证研究、理论阐释和文学史建构的学术成就略加述评。

一章先生独立从事关于文学史的个案研究是从1957年开始撰写《洪年谱》而起步的，这同时也是他进行实证研究的首次尝试。

尽管当时学术界已开始关注清代成就最高的两大戏曲家，但有关洪的生平交游、思想著述等基本问题，尚无人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为全面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先后自费去北京、南京、杭州等地搜集到大量罕见资料，然后辨伪订误，五历寒暑，终于在1962年完成全书。

该书“引用书目”达246种，通过认真考证和排比，不仅首次全面细致地胪叙了谱主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而且还就洪氏“家难”、洪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看法，把对洪及其剧作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稿尘封了十七年之后，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但当时仍属于学科前沿性质的成果，因而立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称扬它“搜罗宏富、取舍谨严、考订翔实，论证有据”，1980年版《中国百科年鉴》将其列入1979年出版的研究中国文学遗产的四部优秀著作之一。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学术研究逐渐走上正轨之后，章先生继续瞄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个案，上溯先秦两汉，中探六朝唐宋，下迄元明清，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上下求索，仅就微观考证而言，就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

由于这些文章或是向既有定论挑战，或与时论相左，或发前人所未发，因而往往会引起热烈的讨论，这不仅促使本学科相关领域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而且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学术领域的拨乱反正和后来引导学风从浮躁走向求实具有重要意义。

就微观考证的对象而言，首先集中于本来资料匮乏的小说研究中的一系列个案上。

具体地说，主要围绕六大名著的疑难问题提出新说，受到质疑时或发现新的资料后继续向纵深开掘，因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每个专题都累积起一组既前后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文章。

一是考证《聊斋志异》的写作年代，撰有《聊斋志异三会本·新序》、《〈聊斋志异〉写作年代考》、《再谈〈聊斋志异〉原稿的编次问题》三文，指出通行的十二卷本和十六卷本都是后人所编，唯原稿本共八册，是作者按写作先后排列的，原稿中的四册虽已佚失，但通过对铸雪斋抄本的研究仍可以考订出正确的次序。

然后考定该书前后写作历四十年馀，并进而推考出原稿各册写作的大致年代。

正如英国学者白亚仁所评:“章氏的论点遇到各种反响，有些表示支持，有些表示怀疑，然而它有效地重新开展了有关《聊斋》写作年代的整个讨论。

这一问题包含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它极有助于认识作者生活与文学活动及创作发展之间的关系。

”①二是考证《儒林外史》的原本卷数，先后撰《〈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三文，认为事实如程晋芳所说原本为五十卷，而金和所说原本为五十五卷虽不足信，但其谓“幽榜一卷”即通行的五十六回本的最后一回为后人妄增却是可信的，再进一步考出五十六回本中后人窜入的另外五回的具体内容和分布位置。

三是考证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先撰《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认为吴承恩所撰的《西游记》只是一部游记类的书，与小说《西游记》名同而实异。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震动，苏兴、谢巍等随即撰文商榷。

于是又撰《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三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予以答辩，徐朔方、黄永年、张锦池等也相继撰文声援，促使学术界不能不重新探讨《西游记》的作者问题。

四是考证《封神演义》的相关问题，共撰《〈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和作者》、《〈封神演义〉作者补考》二文，分别对鲁迅定作者为许仲琳、写于隆庆万历间和柳存仁等主陆长庚作之说提出质疑，认为该书原是流传于“说词者之口”，后经许仲琳、李云翔写定，而且李云翔是主要写定者，最后的写定时间在天启末年。

五是考证《三国演义》的写作年代，先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根据书中所附“今地名”小字注，首次考定该书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之前，竟引发了一场长达多年的争论。

稍后连撰《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再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年代问题》三文分别对周楞伽、王长友、张国光等人的质疑作了答复。

后来由于嘉靖二十七年叶逢春所刊《三国志传》的发现和影印以及明代黄正甫所刊《三国演义》被作为今存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而重新出版，又撰《再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时代》、《关于〈三国演义〉的黄正甫本》二文，前者援引叶逢春本中新增的三条极重要的材料，进一步加固了原来的立论；后者则逐条论证了张志和用来证明黄正甫本早于嘉靖元年本的证据无一条能够成立，然后指出黄本乃天启年间刊刻的一个“草率而不负责任”的简本，不能作为“现存明代最早的插图古本”来吹嘘，更不能因其未署名而否定罗贯中的著作权。

六是考证《水浒传》的相关问题，前后撰文四篇。

其中《〈施耐庵墓志〉辨伪及其他》、《施彦端是否施耐庵》二文是赴江苏兴化和大丰县进行实地考察后所作，前者论证1928年发表的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一文所据《耐庵墓志》、《耐庵小史》实为胡瑞亭本人伪造，后者论证1918年抄本《施氏家簿谱》所述始祖施彦端即施耐庵。

而《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关于〈水浒〉成书过程的几个问题》二文，则就相关论题提出了较符合实际的看法。

在上述六大专题之外，还有涉及宋元明三代的单篇长文《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对现存被称为“宋话本”的所有文本逐一进行考证后得出结论:它们“实没有一种是货真价实的宋话本，至少已经过元人的增润”——其中《京本通俗小说》是伪书（这是他所引述的马幼垣、马泰来的发现），《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所谓“宋人词话”五篇和“三言”中被认为是宋说话的三篇都是元代甚至明代的作品，讲史类话本《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和说经类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都是元刊本。

其次，还有一类是对于先秦至唐宋辞赋诗文作家作品疑案的考证。

如《关于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李白的婚姻生活、社会地位和氏族》皆提出独到见解，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对北宋几位作家的连环案的探讨，共撰文三篇。

此举主要是针对清人李绂《书辨奸论后》和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认为收入《邵氏闻见录》的《辨奸论》乃邵伯温伪作而发，1980年先撰长达四万字的《〈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兼论〈王荆公年谱考略〉中的有关问题》，以详实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证对李、蔡所举证据逐一辨驳，指出苏洵为斥王安石而作《辨奸论》事早在宣和七年（1125）方勺所著的《泊宅编》三卷本中即已提到，而过了七年之后邵伯温才动手写《闻见录》，足见李、蔡二氏之说为无根之谈。

又因《辨奸论》还见于张方平所作《文安先生墓表》中，而随后苏轼作《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提及《辨奸》事，于是李、蔡谓此二文以及苏轼的另一篇《乞录用郑侠、王斿状》也为伪作，章先生除在上文加以反驳外，还补撰《苏轼〈乞录用郑侠、王斿状〉非后人伪造》、《张方平与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的关系》二文进一步追根究底。

对此，后来既有邓广铭先生撰文质疑，也有曾枣庄、王水照等学者撰文声援。

与此案近似的还有《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和《〈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二文，前者逐一论证了以往认为《文选》所录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及《答苏武书》乃后人拟作或假托的理由皆不能成立，因而提出应恢复李陵的著作权；后者则通过对徐陵《玉台新咏序》的细致解读，考定《玉台新咏》乃是一位妃子所编，再将序中所述情况与当时的史实相参照，指出此书的编者很可能就是陈后主的妃子张丽华。

文中还从目录学的角度列举有关著录，以证明《玉台新咏》并非一开始就署为“徐陵撰”的。

他的这一考证如能成立，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章先生就文学史个案进行理论阐释是从1962年秋开始的。

在这方面他最重视的，是与刘大杰先生合撰的《论金圣叹的文学批评》。

该文原本是为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而写的一节，由刘先生改定；因全文从论点的确定到形诸文字都主要是他独立完成的，所以作为论文于1963年5月单独发表时二人一起署名，后来刘夫人李辉群女士编《刘大杰古典文学的论文选集》时则未收入。

自建国后，金圣叹一直被视为反动文人，至60年代初期就如何评价金圣叹而开展的讨论中，虽已发出过有限度的肯定性评价的声音，但立即就遭到了诸如“美化封建反动文人”、“替反动文人翻案”之类的攻击。

而该文却从剖析金圣叹思想的矛盾入手，实事求是地论述了其在小说、戏曲、诗歌批评方面的成就和局限，其中尤其敏锐地认识到，金氏关于“遂万物之性为成，成里边有个秘诀曰曲，……乃万物自然之曲也”的理论，实际上包含着个性解放的观点，并且体现在其对《水浒传》、《西厢记》和诗歌的评点之中，甚至明确指出:“金圣叹的这种理论，与李贽的童心说和袁宏道的性灵说，都有相通之处。

”显而易见，这种思路与他后来从人性的视角来探讨文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但与当时的主流意见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所以，论文发表后不久就在国内遭到了颇为严厉的批评；而1972年美国纽约出版的王靖宇著《金圣叹》②一书却敏锐地看到了该文在当时的实际意义:“刘大杰及其合作者章培恒在注意到金圣叹政治思想中落后的‘封建主义'因素的同时，还指出其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重要贡献”。

“如此将文学批评与政治区分开来，金圣叹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成就便再次得以客观公正的方式加以探讨与考察”（见该书第七章）。

进入新时期以后，章先生终于得以展开虽早经历练但束抑已久的双翼，将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同时推进，原有疑误而可深究者则施以考证，原无疑误而可阐发者则出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