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之花与人间真情

彼岸之花与人间真情摘要：《一句顶一万句》以睿智而幽默的笔触描摹了传统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作者一层层地把平庸大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近似残酷的解构，指出了平凡的劳苦大众陷入了无穷的孤独之中忍受煎熬的现实。

作品在此在的现实世界与幻像的彼岸世界之间试图找到普通大众得以解救的途径，然而这一努力的最终答案却依然依稀模糊。

本文试从对人物的关系分析中找寻普通民众摆脱孤独状态的路径。

关键词：宗教人物关系母爱任何文学作品都是虚构与现实想象性结合的产物，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曾极为肯定的表述：“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1]。

他所表述的现实主义，其实更应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幻觉”或“现实主义的感觉”。

真正的小说是应该有现实主义的感觉的，这种感觉的强烈与否，是和作品的主题与技巧的平衡密切相关的。

这是现实主义所包含的两个方面。

过于强调作品主题的作品，可能会因为过于强调主题的目的，而牺牲环境的现实主义。

另一方面，纯粹的“模仿的”或客观的作家，我们知道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即使是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完完整整的表现在作品中。

要达到现实主义的强烈感觉，需要在主题与表现技巧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运用多重的全知的变化视角，借鉴中国传统小说的语言表达，使作品尽可能在形式上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美感，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并不是特别的注重形式的真实感。

如果我们非要在形式上斤斤计较，说作品中上部和下部中，人物分别在河南和山西。

然而作品中杨百顺们和牛爱国们却说出了一种风味的方言。

这种对于作品形式的真实与否的纠缠将使大部分文学作品包括那些世界与古典的名著也陷入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中，然而，这种争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一句顶一万句》以河南和山西的农村生活为背景，作品无意客观模仿人物的具体生活，而是通过以语言为媒介的人物之间的交往关系，揭示了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

作品的人物看似与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密切的关联，但是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关系。

对于故事中人物走向孤独原因的揭示，有助于现实中人际关系的重构。

（一）庸众的自爱所设下的无可挽救的孤独陷阱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曾经阐述了平等关系的友爱———朋友、兄弟之间的友爱和公民之间的友爱，进而阐述了与之相对的不平等关系的友爱，包括父母与子女、君主与臣民、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友爱。

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友爱是以德性为基础的友爱。

这里的德性既是善。

亚里士多德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为人们所爱，只有可爱的事物，也就是：善的、让人快乐的和有用的事物，才为人们所爱。

由此，亚里士多德把友爱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德性为基础的友爱；第二种是以快乐为基础的友爱；第三种是以有用为基础的友爱。

他认为，以快乐为基础的友爱，是为了自己获得快乐。

以有用为基础的友爱，同样也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

纯粹的快乐与利益如浮云般来去匆匆，当繁华逝去，歌舞不再时，人们的友爱便随之消失。

这两种友爱其实是爱己，而非爱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以德性为基础的友爱才是真正的友爱，这种友爱是建立在德性相同的好人之间的，最稳固，最持久。

《一句顶一万句》中，所描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几乎全是以快乐为基础的友爱关系，或是以有用为基础的友爱关系，我们找不到关于真正的以德性为基础的友爱。

作者以极为冷酷的姿态揭示中国传统乡土的庸众以实利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

在作品中，这样描写传教士老詹与乡土民众之间的关系，老詹虽在延津熟人多，但不求人办事是熟人，一求人办事人就生了。

[2]作者看似在写延津，实是以延津为视点，描写整个中国的乡土世界，延津只是乡土中国的缩影罢了。

在作品中作者拆解了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者分别对朋友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等各种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进行了冷酷的解构，还原了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乡土世界。

人与人之间全部都在围绕着自己的快乐与实利进行交往，对乡土中国的各种友爱关系进行了不留情面的解构，因为这种种友爱都不是出于对他者真正的友爱，呈现了一个个以友爱的姿态进行着自爱的交往的平凡民众。

人们的这种自爱实质上是一种自私，作者在深层次上挖掘出了隐藏于民族心理深处的自私，由于这种自私，每个人必将不可挽救的陷入孤独之中不可自拔。

那么在作品中，是否人们的关系真的就陷入了孤独的绝望之中而不可挽救呢？我们认真地研读作品可以从中看出作者留给我们摆脱孤独的微弱光芒：一是彼岸世界中宗教的博爱，二是现实世界中人间的母爱。

（二）在彼岸的世界中走出孤独的渺茫在作品中，杨百顺因把蒋家的猴子弄丢后正愁无处可去时遇到传教士老詹，再加上出于对小赵的羡慕，使他答应信仰上帝基督。

老詹为其改名为摩西，摩西在基督教文化中是作为拯救族人的英雄，他受神的启示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获得新生。

杨百顺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村野之人，老詹给其改名为摩西，想图个吉利，希望借这个名字，能把深渊中的延津人，带出苦海。

这其中带有几分戏谑，又饱含深意。

在这里传教士老詹作为宗教的象征，代表着对于宗教执着的信仰，杨百顺则象征着乡土中国的民众。

在老詹而杨百顺老詹在延津传教三十余年，总共发展了八九个教徒，在传教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并非是民众有着别的什么信仰，不接受信仰上帝。

而是以实利为标准衡量上帝的价值。

在老詹去世之后，人们对他的评论是假如老詹不去传教，以他的热乎劲，干什么都比现在强。

对于宗教的认识，普通的民众是站在有用的立场上看待的。

杨百顺信教的目的是出于对小赵的羡慕--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卖葱，老詹每天以饱满的热情向杨百顺传授教义，但是却从来没有在他身上起到任何作用，讲求实利的中国普通民众对于这一虚设形象的兴趣还不如对睡一个好觉的兴趣大。

爱在《圣经》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整部新约的要旨，因而也是人类生活的中心。

基督教中最基本也是最大的两条诫命就是爱主和爱人。

[3]基督教的爱来自上帝，上帝将爱倾注在我们心中，这种圣爱使信徒生活在爱德中。

因为爱是来自上帝的，所以爱是神圣的。

友爱不再是基于自然习性的情感体验，不是基于德性的爱的行动，而是基于上主之爱的诫命。

我们在接纳爱的同时，也要付出我们的爱，但重要的是，不仅爱天主，也爱所有天主所爱的人。

所以基督教的爱是爱上帝、爱自己、爱邻人的三位一体，同时包括向上、向下两个维度。

德里达曾经指出，兄弟关系的基督教化即无限化。

“无限化就是饭依上帝，也不妨说，就是兄弟友爱关系模式的无限化。

”[4]因而基督教的爱具有一种普世主义的普遍性，不仅要爱主，并且要爱邻人，甚至爱敌人。

传教士老詹就是在这种爱的驱使下进行传教的活动，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传授这种教义，并且在自己的蓝图中规划着一个美丽的教堂。

在老詹死后，杨百顺在发现老詹的那副教堂的图纸，背面还刻有五个字：“恶魔的私语”，杨百顺如顿悟般被老詹执着的信念所感染，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信主，而是信了老詹，杨百顺的心里开了一扇窗。

作品末尾，牛爱国寻找杨百顺，再次提到了那张图纸。

图纸背后仍有：“恶魔的私语”，并多了一行：“不杀人我就放火”。

并从杨百顺儿媳口中得知这是杨百顺最为珍藏的东西，并在临终时传给自己的儿子罗安江。

杨百顺自从出走之后，他的生活在便成为一个空白。

我们无从得知在这些图纸的陪伴下，他是否走出了内心的孤独。

这样的情节安排，显示出作者对于宗教对于挽救人们孤独所持抱的渺茫感。

（三）在对人物关系的解构中坚守着母爱的堡垒作品中，在描写杨百顺一家时，从没有提到杨百顺的母亲，好像他的母亲根本就不存在。

即使是去世了，也应该提笔点到，然而，作品没有一点关于杨百顺母亲的痕迹。

作者这样，明显是有意为之，假设在作品中提到杨百顺的母亲，杨百顺与母亲的关系怎样处理，杨百顺是否会在与父亲决裂之后一去不返，永不回家呢？所以，杨百顺的母亲一旦存在，很可能使杨百顺的出走不能成为现实，以后的故事便不会顺利展开，对于故事的处理将会成为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作者对杨百顺的母亲不着一点儿痕迹，我们可以随意猜测其母何在。

作者这样描写，塑造一个母爱缺失的主人公。

主人公杨百顺，反叛父权，母爱缺失，离开家庭，改名摩西，最终由于伤了心远走他乡改名为“罗长礼”——一个喊丧者的名字。

这是否象征着在母爱缺失之后，人类必然无可挽救的走向孤独的境地。

而喊丧者的名字，是否象征着对于人类无法从孤独中解脱出来的喊丧。

作品后半部分对于牛爱国的描写，始终没有摆脱其母亲曹青娥的影子，曹青娥又是杨百顺的女儿，这样的设置使得前后能够连为一体。

在对牛爱国、曹青娥等人的描述都是在母爱的庇护中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作品中，作者对于乡土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冷酷的揭示，人类基本无法从孤独的状态中得到解救，然而在对母爱的描述中作者并没有进行过多的解构。

在众生难以摆脱的进入孤独的状态无法自救时，作者给出了一个让人在孤独中得以缓和与温存的答案，这个答案并不在虚设的宗教信仰之中，而是在实实在在的人间——母爱。

注释：[1] 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2]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3] 卡尔·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m].静也等译，雷立柏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页。

[4]曹丽新.解构、友爱与未来民主[m].博士论文，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