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一九四五年以後的美国与作家

第十五章一九四五年以後的美国与作家

第十五章

一九四五年以後的美国与作家

America and the Writer since 1945

最近几年，美国并不平静。一九四五年表面上恢复了和平，实际绝未恢复，非但没有能松一口气，享受一下胜利果实，倒反面临历史迄今最严重最难处的问题。不错，美国也确较过去任何时候更为富强，不过伴随繁荣而来的是高度的紧张和分裂；要一个长期以来以不介入旧世界的纵横摆合而自负的国家，去领导世界，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明智的美国人敦促他们的同胞负起这个新的责任来。稍欠明智而生性顽固的美国人，认定已故麦卡锡参议员为代言人，要想寻求一个简单的答案。他们跟著麦卡锡相信他们是中了世界性共产主义阴谋的奸计，这种阴谋在美国生活的所有核心部分如联邦政府、学校、好莱坞，甚至教会，无处无之。於是政治迫害和密查的狂热横扫全国，谨小慎微和唯命是从一时成为疫症。这种风气盛行之日，作家和其他知识份子很难维持他们的尊严。有人说(或许略为过甚其辞)他们受到迫害，有人说他们的电话肯定被偷听了，言者凿凿，几乎成了值得骄傲的事。有人争先恐後公开宣布他们过去思想上犯了错误。还有些人不知不觉放弃了政治思想，把兴趣转向非政治的保守主义。整个国家陷入剑拔弩张、惊慌失措的气氛中。人们不胜怀念那一切似乎都有定则的建国初期，怀念内战时期那有声有色的年代(成百成千本的书曾以此为题)，怀念一九二○年代轻松洒脱的风貌，怀念三十年代的专心致志的事业感。在回想起来，过去每一时代无不安详自得，令人企慕，但往者邈矣，现在美国人觉得和他们自己的历史失去联系了。

震撼一个接一个冲击六十年代的美国。一个危机还没有消逝，另一个危机已成为报上的头条新闻。英勇善斗的民权运动不断加强；有节制但决不妥协的黑人摩斯林运动以及他们领袖马尔科姆被杀；人们不得不认识到社会富裕与日渐加深的普遍贫困化确实共同存在；甘乃迪总统在稀奇古怪的混乱情况下遇害；牵连入越南事件之中∶所有这些发展都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范围，其步调之速，习於把二三十年归为一代的历史分期法似乎非代以远较短的年月不可了──比如，以五年为一期。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後果∶人们强烈地想知道，这到底是怎麽回事。美国人人都在探讨他们个人的和国家的"认同"问题，这种情况是过去所罕见的。他们应该怎样解释自己的时代呢? 社会学提供了一些解答。其中有两部著作影响极大，一部是戴维·里斯曼、内森·格拉策和鲁埃尔·丹尼三人合著，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寂寞的群众》(The Lonely Crowd)；另一部是小威廉·怀特的《组织中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一九五六年出版。里斯曼等写的书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副题叫《变化中的美国国民性的研究》，美国人从他的书中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就要变成一个"外因指挥"的遵命的国家了，而他们的先人则是"内因指挥"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没有确定的标准或信仰，只是力求生活得和他们的近邻一样就是了。依据小威廉·怀特的看法，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不管怎样在感情上还缅怀过去的边疆人、拓荒者、"硬汉子"，现在很可能在为一家家长或管理的大公司工作，而这公司对其自己和家人的行为，都具有一种阴险的虽然未必存心不良的影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像里斯曼和怀特这样平心静气。赖依·米尔斯在《权势人物》(The Power Elite, 1956)里怒斥统治美国的是一小撮互相勾结的大老板和军事头

子。保罗·古德曼在《越来越荒唐》(Growing Up Absurd, 1960)里认为少年犯罪所以在美国蔓延，有一个简单而不容忽视的原因∶美国社会的目标实在不成体统，所以美国的青少年不愿意成为这个社会的成员。迈克尔·哈林顿的《偶然的世纪》(The Accidental Century, 1965)，对现代工业秩序的"没落"，作了一番立论激烈的全面批评，说它不该管的乱管，该管的又不管。无论这类书的观点如何，总是证明了当代美国确实弥漫著不安和自觉的情绪，也证明美国人民有和他们自己的过去失去联系的感受。

人们一边寻求解答，一边对於讲事实的、有资料的、可靠的、带分析性的东西产生了新的兴趣。诺曼·波道雷兹认九近年来创作家最好的文学，大都采取了高水准的新闻报导形式。不只他一个人，宁取诺曼·梅勒的《总统文件》，而不取其《美国梦》；读詹姆斯·鲍德温的散文，比看他的小说感动。也有人发现玛丽·麦卡锡的评论文字写得又漂亮又尖锐，而她的小说《那一群》(The Group)却让人觉得只是絮絮叨叨的闲谈。波道雷兹本人是杂 编者，他的看法。并非每人都同意。已故的兰德尔·贾雷尔在《超级市场的伤心人》(A Sad Heart at the Supermarket )里说∶

我们这个时代是个文章充斥的时代，我们在铺子里买文章，看杂 里的文章，在文章的缝隙里，在专栏、访问记、图片文章、记录文字，在缩为标题或扩展成非小说畅销书的事实里，在真人实事的夹缝里求生存。

贾雷尔还可以补充说，我们读的书，和他自己的著作一样，是由先在杂 上发表的文章编篡而成的。或者我们还可以代表他说，贾雷尔是个很好的诗人，说不定是一个更好的评论家。他同波道雷兹一起注意到次要文种的数量，无疑是正确的。杂 文章受人注意也是常事。新鲜的是，访问记(interview)也成了一种文学形式了。访问记提供的，用六十年代常用的字眼说，是"快速"文学。如果不是因为编者和读者隐隐约约觉得它确能满足一种需要，一种追求现实、追求见识的需要，他们对於访问记那种松散、自以为是、藏头露尾的性质，原是不会那样喜欢的。

至於"资料性文字"，那也并不完全是新鲜事。詹姆斯·艾吉的《让我们来表扬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是一部关於一九三六年南方佃农生活极有才华的记录，虽然重要，但未受到注意。六十年代再版发行，它和奥斯卡·刘易斯的《桑切斯的儿女》(Children of Sanchez, 1961)一起，被誉为社会观察中的杰作，忠实而富有同情心。《桑切斯的儿女》是墨西哥城一个家庭的"自传"。杜鲁门．卡波特的《凶杀》(In Cold Blood, 1965)，如果不是因为出版情况触怒了某些批评家，大概也应该受到同等的赏识的。卡波特这本关於两个凶手在堪萨斯城谋杀四人的记载，书还没有出版，就被宣传得天花乱坠。有些书评人觉得他机巧太甚，利心过重，使他终於成了百万富翁。批评家坚决反对所谓"非虚构小说"是卡波特所首创的说法。他们说得有理∶托马斯·德·昆西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写的《被看成是一种艺术的谋杀》('On Murder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ne Arts)'，就探究过同样的题材。然而卡波特编写的工夫，的确不同凡响。他对凶手和被害人一概没有同情。算他走运，找到了一个故事，其中细节如果出以小说体裁，原是难以让人相信的。

谈到公认的小说，这几十年出版的数量实在惊人。一九四五年以来，总有十几个极有名气的作家和小说潮流，问世不久便成了过眼云烟。譬如，有一阵子保守主义非常当时，赫曼·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