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晕眩

美国的晕眩
作者：傅铿
来源：《读书》2010年第07期
二○○四年,法国巴黎高等师院毕业的一位知名学者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evy)受美国《大西洋月刊》的邀请和资助,前往美国沿着当年托克维尔所走过的线路,重新考察了美国社会。

时值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久,欧洲的舆论弥漫着强烈的反美情绪。

笔者猜想,这样主动的邀请不过是美国媒体想花钱到欧洲做一点公关,改善一下美国人在欧洲的形象罢了。

毕竟当年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一书(出版于一八三五和一八四○年)在法国和整个欧洲都引起了轰动,以致托克维尔这位七月王朝下的国会议员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凭此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长;这是伏尔泰这样的启蒙哲人到八十高龄才享受到的盛誉。

不过对列维这样在一九六八年法国革命学生的“五月风暴”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来说,他们心目中的明星是后现代的结构主义者福柯、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和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托克维尔在这些当今法国的诸神面前早已沦落为一位黯然失色的二流学者了。

列维可以说是当今法国的一位充满后现代思辨的学者明星,同时也是一位崇尚波德莱尔的纨绔子弟,唐璜式的多情公子,犹太富翁,战地记者,电影导演,以及用琐碎和多样而代替深刻的后现代哲学家和公共知识人。

他曾著有《人面背后的野蛮》(一九七七)和《萨特的世纪》(二○○○)等几十种著作;还拍过反映波斯尼亚内战的纪录影片,采访过阿富汗的战事,冒着生命危险亲身赶赴巴基斯坦调查过《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波尔被绑架和杀害的案情,随后写成了融新闻报道、哲学思辨和侦探小说于一体的《谁杀了丹尼尔·波尔》一书(二○○三),并多次担任过法国总统的外交特使。

法国人用他名字的简写称之为“B.H.L”,乃至有人称这位帅哥为“超人”。

列维可说是法国文化中特有的知识界的超级摇滚明星。

像托克维尔当年一样,列维也是带着今天的“欧洲问题”走上了考察美国之路;当年托克维尔仍然深深感受到他的先人本杰明·康斯坦(一七六七——一八三○)最先提出的“革命恐怖”所震发产生的“难解的晕眩”(Inexplicable Vertigo),想到美国寻找一种“民主革命”的纯化学公式,为法国和欧洲人们指出一条通向“自由”、“启蒙”和繁荣的道路。

对列维来说,他则带来了今天欧洲人的几个问题:如何现实地看待已成为世界上民族沙文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和反犹主义等磁场中心的“反美主义”的情绪?从“新保守主义”的偏激言论来看,美国是否已经失去了黑格尔所说的“旧欧洲”的文化之源和灵魂?今天美国的民主到底是一个何种形状,以及它对欧盟宪法还具有参考价值吗?
然而,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一八三一年托克维尔走访美国时,法国尚未挣脱欧洲旧体制的沉重负担,在“自由”和“平等”这两项法国启蒙人士所追求的百年梦想上,明显不如他们的美国兄弟。

可是到了一百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美国兄弟在“自由”和“平等”这两位女神面前同法国人或其他欧洲人谈社会公平或人身权利时难免要羞愧万分了。

《大西洋月刊》原本是想给美国人遮点羞,却没有想到伯纳德-亨利·列维考察美国后凭着欧洲人的良心所写成的《美国的晕眩——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走访美国》(American Vertigo—Travel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ocqueville)一书(大陆中译本为《美国的迷惘》),虽然仍有遮羞和恭维,但还是忍不住揭示了美
国作为一个当今世界唯一“大国”的诸多人性的污点。

与当年托克维尔不一样的是,今天作为一位头面法国学者的列维是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来评点美国的社会平等和政治自由,而不像托克维尔当年那样带着取经的心态。

细细咀嚼列维所称托克维尔在当今法国不过是二流学者的话,我恍然大悟到法国人在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的启蒙理想上,早已超越了托克维尔的时代。

托克维尔作为一个贵族的保守主义者本能显示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内部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制。

比如关于工作权,托克维尔曾说:“革命没有给工人向政府索取特权的权力,没有强迫政府要以个人的远见卓识和谨慎去代替市场,代替个人的正直诚实。

它并没有授权政府干涉、强加其原则在私人事务的权力,没有声称为了更好地统治公民或骄傲地说为了拯救他而实行暴政的权力。

” 再如关于财产权,他在一篇国会演说中激昂地说:“大革命并没有自称要建立一个政府控制所有的财产、福利,给予全体国民富裕的社会,以那高度不可信任的——所谓政府的‘智慧’来代替公民的个人才智。

它相信它的职责已经够多了,那就是保障每个公民的启蒙和自由。

”
可是美国人却仍然停留在托克维尔的时代。

在“平等”或社会公平这一问题上,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把作为一种财富的社会再分配手段的社会主义看做是洪水猛兽,认为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侵犯了神圣的私有财产权。

用这种洪水猛兽的形象来吓唬选民是美国共和党人最惯用的伎俩。

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把个人财产收归国有的那种做法,而不过是像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和提高一些富人的所得税比例那样的政策。

就是因为试图推动这两项政策,奥巴马总统就被很多保守而客气的美国人戴上了“社会主义”的桂冠。

至于那些极端的共和党人“喉舌”则将希特勒的小山羊胡子画到了奥巴马的嘴唇上了。

还有很多显示美国保守主义草根运动的“茶会派对”(Tea Party)也义愤填膺地认为奥巴马任命政府注资后的全美汽车工业的总管(戏称为“汽车沙皇”)是社会主义的做法。

相比之下,早在托克维尔的时代,就是通过政变而当上皇帝的拿破仑三世也实行了诸多支持工会的社会主义的政策,曾被圣西门主义者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皇帝”。

直至今天,法国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连奥尔良王朝(七月王朝)的后代亨利王子也信奉社会主义,而且还真的投了社会民主党密特朗的票。

萨科齐之前,社会民主党在法国当政将近三十年。

法国人民不愧是启蒙运动、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传人。

法国人今天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全民医疗保险,免费的大学教育以及长达三年的失业保险)恐怕或多或少蕴含着革命者百年来所抛洒的鲜血的养分。

相反,美国的民主党的进步主义成分则要弱小得多。

美国的工会组织,更不用说共产党的活动,历来就远不如欧洲发达国家那么活跃。

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二○○八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在《一个自由派的良心》一书中揭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的贫富差别惊人的加剧。

从一个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即总财富除以总人口)来看,美国人似乎是蛮富有的。

但这仅是一个幻觉。

这就像比尔·盖茨走进一个酒吧,如按平均收入来看,那么所有喝酒的人都成了亿万富翁。

从标志战后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九七三年到二○○五年,美国的经济生产力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但是一个美国家庭的中间收入(一半的美国家庭高于此数,另一半低于此数),除去通货膨胀因素后,则仅增长了百分之十六,而一个单身工作者家庭的收入则要略低于一九七三年的水平;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年龄段的单身
工作者的收入反而下降了百分之十二。

就是说,一个美国家庭的中间收入从七十年代以来差不多一直停留在每年四万到五万美元。

即便是年收入在十万至十五万美元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境遇也未得到很大的改善。

相反,千分之一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则增长了五倍。

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增长了几十倍:一九四○年一个执行官与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比例“仅仅”是四十倍,到二○○五年,这个比例已是三百六十九倍(参见:《一个自由派的良心》,125—142页)。

保罗·克鲁格曼还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

他在二○一○年写了一篇题为《美国目前尚未失落》的专栏文章。

克鲁格曼套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所说的著名格言:如果说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个悲剧的话,那么美国的衰落将只会是一场闹剧,而不会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重现罗马的悲惨和壮烈,它将消亡于美国国会议员(特别是参议员)无视民族公益而为各种蝇头私利引发的喋喋不休的争吵和荒唐阻扰之中。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如此害怕社会主义呢?笔者以为美国人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恐惧既扎根于清教主义的文化传统,又得到大公司既得利益者的庇护和煽动,同时还反映了媒体的炒作和封杀。

比如医疗案的最大障碍便是大公司的既得利益:制药公司,保险公司和医疗工作者的利益都会因全民医保案而受到损害;而各种代表公司利益的游说集团和政治捐款说到底不过是“法制化的行贿”。

再有,像乔姆斯基这样批评美国世界霸权的公共知识人在美国一点都没有市场,不能不说与媒体的封杀有关。

事实上美国媒体将诸多“政治上不正确”的话题都当做禁忌而内化了,在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面前自觉实行了自我查禁,例如“爱国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禁忌;“九一一”之后那个著名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立法就命名为“爱国法”。

不过笔者这里将着重谈一下猖獗的个人主义是导致美国人害怕社会主义的主要文化根源。

大约三十年前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的一位左派教授克利斯朵夫·拉希的畅销书——《自恋主义的文化》(一九七九),揭示了美国社会将个人主义奉为神明,感叹“公共人”(Public Man)的衰落,自恋既成了一种个人心理的疾病,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疾病。

无独有偶,三十年后的《纽约时报》(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上的专栏作者罗杰·科恩(Roger Cohen)写了一篇《自恋者社会》的文章,把美国全民医疗保险案的艰难归之于美国人自恋型的疯狂个人主义。

美国的这种个人主义一直可以追溯到其祖先的清教徒思想和牛仔精神。

清教徒除了要清除英国国教中所有天主教会的成分外,还强调对圣经自主独立的理解和信仰;以反叛的精神坚信自己是神的选民也助长了个人主义。

当今作为美国共和党“草根”文化的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可以说直接来源于美国早期的清教思想。

与此同时,牛仔则描写了一种独往独来、单枪匹马拯救世界的神话。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俄国移民作家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可以说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最出色的代言人。

她的畅销小说《泉水源头》(Fountainhead,1943)和《无所畏惧的巨人》(Atlas Shrugged, 1957年,一部描写富人罢市的反乌托邦小说)都表现了兰德所称的“自我主义”的哲学:个人除了自身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道德需要。

理性的自我利益即是世上的最高道德,任何利他主义的伦理都是有害的。

所以兰德最痛恨的哲学家便是宣称道德准则有如星空一样永恒的康德。

从这种个人主义出发,她倡导个人的权利、有限的政府和放任的资本
主义。

到二○○八年,《无所畏惧的巨人》共销售了六百五十万本。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纽约,兰德还曾是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精神导师。

然而这种个人主义所导致的社会结果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刺猬关系,孤独和没完没了的争
吵。

一九六六年的好莱坞电影《谁怕弗吉妮亚·沃尔夫?》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缩影。

一对大学教授靠言语上损害对方为乐,亲人和教授同事的聚会都不能阻止他们的争吵;他人仿佛真的成了地狱。

当年托克维尔写《美国的民主》便讲到了个人主义的强大势力,但是他恐怕没有预见到个
人主义会膨胀到今天这样无视一切的至上傲慢。

而这恰恰是托克维尔的后代同胞列维所得出的结论。

他串联托克维尔的部分语句说,当“个人主义”的种种新的升级达到其高潮时,它不是让人们陶醉于他们的自立,而是使他们沉醉于他们的独立不依,使他们割断了联结他们之间的纽带,以及他们与政治共同体的纽带;它把人们化约成“无数的人群中的一分子,所有人都一模一样而平等,强迫自己不停地追逐那些微不足道的、粗俗的快乐,以填补其灵魂的空虚”。

这种个人主义的危险还在于,一种作为“弥漫一切的保护权力”的专制独裁乘虚而入,作为一种“绝对的”、“无孔不入的”、“有秩序的”和“神显而亲切的”势力,“只寻求保持他们永久的儿童状态”,最终乃至免除他们“思考的烦恼”和“生活的麻烦”(参见:《美国的晕眩》,纽约,兰德书屋二○○七年平装版,6页。

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列维已经完全失去了托克维尔当年那种对美国体制的羡慕,他的眼里所看到的大都是负面的现象。

比如美国人的身体肥胖症已是众所周知。

作为一个法国人嘲笑美国人身体肥胖症不过是说明了法国人讲究生活方式的时髦而已,但是列维认为这种肥胖症已经侵入到美国人的文化命脉,成了一种“社会的肥胖症”:美国人住的是大房子,开的是SUV汽车,逛的是巨型的商业中心(Mall),企业则是追求被迫增长(Forced Growth)的托拉斯公司(在最近的金融风暴之后,美国人自己也发明了一个新词语——Too Big To Fail——来描叙像花旗集团这样“大
到不能倒闭的公司”),财政赤字也越来越恶性地膨胀。

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便是显示了一种不能控制自己的、过度的和非理性的无限膨胀,从而必将违反神所设定的限度,走向死亡。

这种永不停顿地追求无限膨大之权力的欲望和心态被希腊的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称之为傲慢(Hubris)。

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之精华《安提戈涅》戏剧中,预言者塔雷西亚对国王克雷昂说,你把安葬其哥哥的安提戈涅关到山洞里活活饿死的做法触犯了神灵的法规,引发了神灵的愤怒。

在希腊人
看来,神灵的法规才是至上的,人的权力是有限的。

虽然安提戈涅的反叛和固执非常令人不安,但国王克雷昂不让人埋葬安提戈涅的哥哥,并把活人关到属于死人的山洞里,便是僭越了神灵设定的生死界限,也超越了人的权力界限,从而构成了傲慢。

列维说:“美国是否已经处在那种黑暗的
边缘?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它的地缘政治上的傲慢,以及它的中产阶级男女以不断增加的债务来疯狂消费的个人生活——所有这些是否体现了古代神谕的现代转世(Avatar)?”(240—242页)
美国纽约前市长朱立安尼就是这种傲慢的典型代表。

“九一一”事件刚过,沙特阿拉伯王子捐了一大笔钱给纽约市,随后顺便很温和地说了一句“希望美国今后对中东的外交政策有所反省和调整”。

结果一句话惹得朱立安尼市长大人勃然大怒,马上将这笔钱退了回去,并发表声明表示与
恐怖主义永不妥协。

笔者有时在想,美国人如此珍重人的生命,那么为什么不将非基督徒的“野蛮人”的生命看得同样重要,并同样珍视呢?
列维在美国期间采访了一些为小布什政府出谋划策、同样持有“民主十字军”心态的“新保守派”知识分子,如前国防部的理查·皮勒(Richard Perle),保守派杂志《党派评论》的比尔·克里斯托(上世纪六十年代由左派转变为著名新保守思想家欧文·克里斯托之子),以及宣称“历史终结”的新保守思想传人弗朗西斯·福科亚马。

这些“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大都抱有对旧欧洲文化的厌恶,以为旧欧洲代表了没有脊梁骨的女性文化,腐化而没有道德的维纳斯的女儿,对专制独裁政府过于软弱妥协。

皮勒给列维的感觉是:“这个世界上的无秩序和不安全的根源莫大于独裁体制的存在和我们对它们的纵容。

”(190页)列维对比尔·克里斯托的评价则是“他根本就不配称为一个欧洲人所说的知识分子”,“他不过是一个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和保留意见的君主的谋士”,而且“作为一个反集权主义者,他所读的列奥·斯特劳斯和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也不够多”(193页)。

至于福科亚马,列维在十年之前就同他在巴黎会晤过,这次可谓是老朋友重逢。

福氏是欧文·克里斯托和塞缪尔·亨廷顿的学生,在气质上更接近于克里斯托。

所以列维说福氏可以称为一个欧洲人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二○○四年后他对伊拉克战争持保留看法,但他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在时间上不合时宜而已。

他那大而无当的“历史终结论”宣称,随着苏东的解体,今后“民主政体”将永远不会再有意识形态的挑战者了。

列维问伊斯兰的激进主义可否算做一个挑战者,福氏竟答曰它还不够分量。

福氏还轻轻地对列维耳语说,他是一个像马克思那样的“民主秩序必然胜利”的理论家,而那些政客们则是列宁之流的行动家(196页)。

可以想见,新保守派的共同心态便是那种地缘政治上的傲慢。

法国人最喜欢用一语双关的词来取笑人,而“新保守
派”(N eo-cons)一语在法文中就还有“新木偶”或“新蠢货”(New Dummies)的双重涵义。

列维反驳“新木偶派”的哲学论辩过于深奥,然而结论却不失精彩:“历史终结论”云云,不过是一个国际大玩笑,一种天方夜谭,理性的幻想,哲学家的深冬夜之梦,魔术家的把戏;就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另一个玩笑,另一个镜中的天方夜谭一样(266页)。

说到底,“新保守思想”无非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或曰“大国思维”的最新翻版。

悖谬的是,新保守主义最初作为一种对抗集权主义的思想而兴起,现在自己却恰恰演变成了一种倡导“观念的政治”(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目的伦理”)的新集权主义。

如果说傲慢是“大国思维”之硬币的一面,那么其另一面便是由无限膨胀的个人主义必将导致的永无止境的欲望:即贪婪。

贪婪和正常的发财致富愿望的不同在于它不顾任何人情和法律的限制,也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刻。

电影《华尔街》里由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高尔顿·基科已经成了贪婪的化身,他的那段名言也就体现了贪婪的金玉之言:“贪婪是好的;贪婪是正确的;贪婪起作用;贪婪解析一切;贪婪将拯救美利坚合众国。

”高尔顿忘记说了,贪婪还必然导致冷酷。

同高尔顿谈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像与虎狼讲仁慈一样可笑。

二○○九年,好莱坞最卖座的电影《阿凡达》的主题便体现了贪婪和傲慢。

阿凡达的涵义为“神灵在世上的化身”;从词源上说,“阿凡达”(Avatar)一词来自于梵文,为印度教所指的“灵魂的转世再现”。

绝妙的是,列维也用了这个来自于梵文的“阿凡达”来表达古希腊人的神谕的再现。

就像古希腊人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一样,电影《阿凡达》是在用神话的形式告诫人们,贪婪和傲慢必将招致神灵的愤怒,从而招致个人和社会的毁灭。

(《American Vertigo—Travel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ocqueville》 By Bernard-HenriLevy,Random House, New York, 2007)
二○一○年二月于美国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