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无过《瘗鹤铭》

大字无过《瘗鹤铭》
京口（即今江苏镇江）三山中，最吸引人的当数焦山。

焦山之胜，不仅在于山水，还因为有着《瘗鹤铭》摩崖石刻。

宋晁公武《游焦山诗》曰：“游僧谁渡降龙钵，过客争模《瘗鹤铭》。

”即是明证。

瘗鹤铭残石
《瘗鹤铭》原刻于焦山西麓临江崖石上，后因山崩，堕入长江，
常年没于水中，唯霜降后水枯，俟落潮时，方可得见。

由于残碑覆压于乱石间，离地甚近，故须仰卧其下，方能辨读、摹拓，并且每次摹拓，亦仅得数字而已。

至宋代，又在西崖根据拓本重刻。

重刻本价值不高，明代已被人凿去半段另行题诗。

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丹阳郡文学马子严曾请州将发卒，从江中挽出两石，明洪武年间，复堕江中。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3），苏州太守陈鹏年旅居镇江，摹工挽出原石五块，移置山上，后砌入定慧寺壁间。

1960年政府在焦山改建碑林，将此五石按前人考订位置嵌镶，立于宝墨轩大碑亭内，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瘗鹤铭》刻石。

瘗鹤铭残石
《瘗鹤铭》，楷书，十二行，行字二十三至二十五字不等。

书写顺序由左向右，与传统规则相反。

字形因石势而施，大小欹侧不一。

铭前有序，序内用干支“甲午”而无年号，序前载“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均为别号。

此碑宋以前未见著录。

自宋欧阳修起近千年间，有关此碑的时代与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种说法。

一、东晋王羲之书。

《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见《集古录》），黄庭坚主此说最力，其《书遗教经后》说：“顷见京口断崖中《瘗鹤铭》大字，右军书，其胜处乃不可名貌。

”又说：“若《瘗
鹤铭》，断为右军书，端使人不疑。

”其《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诗有“大字无过《瘗鹤铭》”句。

苏舜钦《宝墨亭诗》：“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存《瘗鹤铭》。

”也以为是王羲之书。

而同时代的蔡襄，欧阳修则认为该铭笔法不类王羲之。

而后，黄伯思《东观余论》、董逌《广川书跋》，以甲午岁王羲之仅三十二岁，又未离开会稽来朱方（今镇江），华阳非其望族，绝无自称“华阳真逸”之可能，南宋刘昌诗《芦浦笔记》以铭文中“雷门击鼓”之典故，发生在王羲之死后多年，从而彻底否定了此说。

二、唐王瓒书。

《瘗鹤铭》石刻旁有唐代王瓒诗，字画与铭文类似。

欧阳修因疑《瘗鹤铭》即为王瓒所书。

黄伯思认为王瓒诗刻“笔势差弱，当是效陶（弘景）书，故题于石侧也。

或以为铭即瓒书，误矣”。

三、唐顾况书。

欧阳修《集古录》说：“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今不敢遂以为况者，碑无岁月，不知何时，疑前后有人同斯号也。

”董逌反驳说，顾卒于贞元末，壬辰岁尚在儿稚，无字号“华阳子”之理。

又《瘗鹤铭》旁之唐人诗作于贞观中，其时顾况尚未出生，铭非况书，自不容置疑。

四、唐皮日休书。

皮日休原字逸少，曾作“悼鹤诗”。

其养鹤始末，与铭文所云相仿，甲午岁有恰在吴中，清程南耕因之主皮书说，丁敬从之。

但皮日休比顾况更晚一个世纪，此说也无法解决《瘗鹤铭》作者当在贞观年间诗刻之前这个问题。

五、南朝梁陶弘景书。

黄伯思从文格、字法、时间、地点，审定为陶所书。

据《瘗鹤铭》笔意字体考之，至晚亦当是南朝陈代以前之物，故此说从之者最众。

清王昶《金石萃编》说：“谛观此铭，飘飘有仙气，其为通明（陶之号）遗迹无疑。

”
据《梁书》、《南史》本传所载：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

善琴棋，工草隶。

读书万卷余，一事不知，深以为耻。

未弱冠，即为诸王侍读。

南齐武帝永明十年（492）辞禄，隐居于句曲山，自号华阳隐居。

梁武帝早与之游，入梁后，书问不绝，恩礼有加。

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年八十一，卒于积
金东涧。

陶为人圆通谦谨，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

医学数术，导引炼丹，俱其所长。

书法一道，尤为精通。

《法书要录》录其与梁武帝论书启五首，可知陶鉴赏水平之高。

因之，梁武帝内府墨迹亦多清其鉴定。

除取法钟、王外，陶还摹临其他碑版，主张“反古归真”，推崇张芝、钟繇、王羲之。

其真书劲利，隶书遒媚，自成一家。

梁庾肩吾《书品》称：“仙才翰彩，状于山谷。

”唐李嗣真《后书品》说：“隐居颖脱，得书之筋髓，如丽景霜空，鹰隼初击。

”
《瘗鹤铭》系葬鹤之作，鹤在道教中向被视为灵物，看来，这也与陶弘景精通道教不无联系。

南碑少，南碑大字更少，《瘗鹤铭》堪称“独此一家”。

可惜千余年来，为江流冲刷，侵蚀太过，字画早乏锋颖。

加之此碑摹拓本就困难，宋人又不求全，往往只得数字，就以为足，欧阳修虽说独多，也仅六十余字。

至明代水前拓本拓得近百字，其后又经数百年，水迹
漫泐更甚。

虽然如此，从拓本中，我们还可隐约看出其书法艺术的一些特点和风格。

《瘗鹤铭》系圆笔大字，字画圆劲有力，在转折捺笔和部分点中，时有方势，虽属成熟楷书，笔画中却带有篆分遗意。

从字画结体综合来看，如“禽”字，中心部分笔画细，结构密，外侧部分笔画粗，结构宽，层次分明，内力四射，给人以立体、舒展、力溢字外的感觉。

“此”字布局也极为有韵味。

主笔横画如强弩破空，负势直上，竖向
四画粗细向背各别，也以字中短竖最为细小，向外逐渐粗大，末笔弯曲有篆意。

既划破右下大空，又化解主笔过刚、过斜之势，使整个字势复归平稳，有化险为夷之妙。

注意“禽”字
注意“此”字
摩崖刻一般石难于整齐，《瘗鹤铭》就石作书，行距疏密，字形大小欹侧，随势所布参差不齐，加上其放射状的结体，使之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飞举洒脱，飘然欲仙的神韵。

历来学者对此碑评价都很高。

宋黄庭坚书法脱胎于《瘗鹤铭》，他说“《瘗鹤铭》大字之祖也”，“如欧、薛、颜、柳数公书，最为端劲，然才得《瘗鹤铭》仿佛尔。

唯鲁公《宋开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间”。

董逌说：“此铭字特奇伟，宜世赏爱。

”明王世贞也说：
“此铭古拙奇峭，雄伟飞逸，固书家之雄。

”宋曹士冕《法帖谱系》说：“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

”
清代碑学兴起，对《瘗鹤铭》赞誉更甚，认为远远超过二王。

论者往往将其与北朝《郑文公碑》并举。

刘熙载《书概》说：“《瘗鹤铭》剥蚀已甚，然存字虽少，其举止历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

”又说：“《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与后魏郑道昭书若合一契。

”龚自珍《已亥杂诗》说：“从今誓学六朝书，不肄山阴肄隐居。

万古焦山一斤石，飞升有术此权舆。

”有云：“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

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

”叶昌炽《语石》说：“隋以前碑版有书人名可考者，南朝以陶贞白为第一，北朝以郑道昭为第一。

”又说：“郑道昭，书中之圣也；陶贞白，书中之仙也。

焦山《瘗鹤铭》如天际真人，蝉蜕氛滓。

”
《清稗类钞》中称后世尚有《瘗马铭》、《瘗琴铭》等效颦之作，由此也侧面说明了，《瘗鹤铭》对历代书家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