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地理学思考

中日关系的地理学思考
摘要：中日两国作为东北亚地区大国，两国关系一直倍受关注，但目前中日关系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两国政冷经热，民众亲近感不断下降，两国战略矛盾日益凸显，两国关系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更加重视中日关系，更深入的研究中日关系。

本文从地理学视角研究中日关系，试通过对地理环境的分析探求中日两国矛盾的深层原因，进而分析出中日关系的困境，并提出解决途径。

中日关系的困境表现在双方地理环境的差异引起的安全困境，日本在认识过程中出现偏差形成的历史认识问题及心理障碍，以及美日同盟是形成中日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针对中日关系产生的上述问题，通过分析中日地理环境，从而探究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关键字：地理环境、中日关系、地理文化
一、中日关系的历史背景
（一）中日关系的起源
据考古学家论证，早在12000年前，日本列岛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与中国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基本相同，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交流。

日本列岛新石器早期文化与中国大陆新石器早期文化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石器的制作方法、用料、器型等，都是继承中国大陆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发展起来的。

公元6世纪以前，中国经历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各代，日本则是绳文文化到弥生时代与大和时代的前期。

在中国早期古代文献中，日本被称为“楼”。

据东汉王充《论衡·恢国》记载：“成王之时，越常献雄，楼人贡畅。

”成王属西周时期，可知其时“楼”已与周王朝有交往关系。

秦代的徐福东渡是中日交往史上的一大壮举。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日本的《日本百科大辞典》中均有徐福东渡日本的记载，他把先进的中国生产技术文化带到日本，使日本社会由新石器时代跃进到铜铁时代。

在日本，徐福已广泛被尊为祖先，被奉为“农耕之神”、“纺织之神”。

[1]
到了汉代，公元l世纪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已对日本有明确记载：“夫乐浪海中有楼人，分为百余国。

”《后汉书》中具体记载了在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楼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则赐予其印”。

而《三国志·魏
书·楼人传》则首次正式为日本立传，简明而又全面地记述了当时日本与中国的交往等情况，这是现存关于公元2—3世纪弥生时代日本历史和中日交流史的最早、最祥实的文字记载。

此后中国古代史书中对日本的记载连续不断，从《三国志》到《清史稿》，有16部官修正史中有楼人传、楼国传或日本传。

南北朝时期，五代楼王（赞、珍、济、兴、武，即《日本书纪》所载的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等五天皇）曾在公元420一478年间，八九次向南朝的刘宋朝廷遣史求封。

这一阶段的中日交往节奏缓慢，规模有限，并呈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平和态势。

作为一个尚未成熟的国家，日本对中国的先进文明充满了仰慕。

相对应的，由于地处偏僻，中国历届政权都对日本没有非分之想，双方维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其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里程，最终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中日关系正常化，并且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获得全面发展。

（二）中日关系的近况
近年来，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维系中日关系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苏联威胁消失，中日两国先前没有解决，只是被友好气氛掩盖的诸多矛盾浮上水面。

在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东海油气田、钓鱼岛的归属等问题上，中日都存在一定的分歧，给中日关系造成巨大冲击。

中日关系遭遇“坚冰期”。

尤其，当前围绕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已经极度紧张。

日本政府不顾中日关系大局，不惜牺牲日本的前途，使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平地起波澜，不断升级，结果必将损害中日关系，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日本为此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中日地理环境分析
（一）中国地理环境分析
从全球位置看，中国位于东半球的北半部，北回归线穿过南部。

从海陆位置看，中国位于亚洲东部，面临太平洋，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

陆疆总长2万多公里，与14个国家相邻：东北面为朝鲜，北面是原苏联地区和蒙古，西面和西南面为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和老挝，西北是俄罗斯，南面是越南。

东面和东南面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国家有：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

中国国土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约合144亿亩，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15，占亚洲总面积的1/4。

是亚洲面积最大的国家，是世界第三领土大国（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

边界顶端位置，北起漠河附近的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心线北纬53度31分，南达南海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北
纬4度15分，西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以西的帕米尔高原，东至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

中国南北相距5500公里，东西相距5200公里。

地势西高东低，高差悬殊。

中国海岸线曲折漫长。

大陆海岸线北起鸭绿江口，南到北仑河口，全长1.8万多公里。

中国有5000多个岛屿，主要岛屿有台湾岛，海南岛，舟山群岛和南海诸岛，其中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面积 3.5788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1140公里。

面积3.438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是第二大岛。

有六个海上邻国（自南向北分别是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但居民生活水平相差悬殊。

中国地质条件多样，矿产资源丰富，钨、锑、铝、汞、钒、钦等矿产的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煤、铜、锡、铁、磷、铝等探明储量，也居世界前列。

但矿产多杂、不集中成带、贫矿多富矿少、矿产开发冶炼成本高。

中国农业生产历史悠久，农作物种类繁多。

中国土地总面积居于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土地面积仅为0.777公顷，相当于世界人均土地的三分之一。

林业资源虽然种类甚多，但从相对数字看，中国是一个少林国家，全国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不到13%，比世界森林覆盖率22%低。

畜牧资源丰富，内蒙古、新疆、西藏和青海，称为中国4大牧区。

粮食作物多种多样，主要有水稻、小麦、旱粮、薯类、大豆等。

经济作物种类也不少。

海洋水产以鱼类为主，淡水鱼业比较发达，土特产很多。

特殊的地理条件对中国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是中国基本生态条件。

与以古代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化，或是以古代蒙古为代表的游牧文化相比较，孕育中国地理文化的土壤是一种半封闭的大陆大河环境。

中国东临茫茫大海，西北是戈壁大漠，西南耸立着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则东北又是一片林海雪原，由此也形成了一种相对比较完备的“隔绝机制”环境，这种“隔绝机制”正是一个独立文化系统得以衍生发展的基本生态条件，致使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

这种近乎隔绝的地理环境使古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而所谓的“九州”观、“天下”观却逐渐膨胀。

加之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较周边地区先进，长期以来缺少强大邻国的挑战，使中国人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

既然没有外敌压迫的紧迫感，又没物质缺乏的困境感，那么中国人所具有的温和、平实、“兼爱、非攻”、求安定的性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翻开史籍，我们的先民“归墟五神山”、“庄生梦蝶”、“礼运大同”（《礼记·礼运》）的美好理想和奇妙玄想随寻可见，却独独找不到海外扩张、征服世界的狂想。

这也是它与以商品交换、海外殖民扩张为致富手段的海洋民族
和以军事征服、战争掠夺为荣耀的游牧民族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第二，有利的农耕地理条件是中国农业主要根源。

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黄河、长江流域处于北半球文明的最东端，属湿润半湿润的大河大陆型地带，从气候带上看，有江河灌溉的暖温带—亚热带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充分的热能和水分，据《水经注》记载，古时的黄土高原，“染树交荫，云垂烟接，翠柏烟峰，清泉灌顶”。

考古研究表明，秦朝时，黄土高原上森林的覆盖率很高，黄河碧浪清波，流经地域水土肥沃，是动植物丰富的地区。

在西安的半坡遗址、河南仰韶村的仰韶文化遗址，还有峙峪文化、虎头梁等文化遗址上，都发现了马、披毛犀、水牛等动物化石和不少古代树木种子的化石。

[2]这些都证明了大河流域是农耕生产的最佳环境，可以为我们的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较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故而，使一种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干，在中国发展农业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众所周知，从事农业生产是一项周而复始的再生产运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年复一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似乎己成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亘古不变的生活和生存方式。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的一系列传统特征就由此派生出来。

农业生产经验表明，只有经过多年的耕作才能使土地变得更加肥沃，来年的收成更佳。

所以，对于靠土地而生的农业民族而言，农业劳动力—农民的“安居乐业”，是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安定的环境是最渴求的人居社会环境。

连年的征战不仅会让劳动人民经受颠沛流离之苦，也会大大地抑制农业的发展。

于是，对和平的渴望与推崇自古就移植于了农业民族的中国人身上。

同时，作为天天与自然打交道的农业民族来讲，“在这里，在这块世代相传的土地上，发生着生的全部与死的全部。

人属于土地，而不是土地属于人，土地永远也不会让它的子孙离它而去。

”[3]无论人们在数量上如何增长，他们仍然归属于土地，他们会以更为勤勉的劳动从大自然身上榨出她那贫瘩的奉献。

于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天人合一”，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目标。

但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中国发展是在三面陆地、一面临海，四周较为封闭的地域里发展起来的。

自然障碍将古代中国人与外界隔开，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这样很容易造成一种隔绝机制，阻断了中国同外部世界更多的交往。

加上内部优越的自然条件，几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再加上因早熟的农业文明，周边地区的相对落后，使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人更不愿主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

在中国历史上，虽有张赛开辟“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大多数朝
代基本上都是奉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与外部世界交往较少，到了近代更是采取愈发严重的闭关锁国。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及封闭性，使得中国在近代没能及时地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导致中国近代历史上遭受外来民族的压迫和屈辱。

对此，中国的地理环境可见一斑。

（二）日本地理环境分析
日本是一个岛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大约在北纬30度至北纬45度之间，在太平洋上形成一个弧形。

日本国土由四个岛屿构成，这四个岛屿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是: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国，另外还有许多小岛。

日本东临太平洋，日本海和中国的东海将日本与亚洲大陆分隔开来。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地形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岛屿众多。

日本国的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四个大岛和许多小岛组成。

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水路部2000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日本共有海岸线在100米以上的岛屿6852个，如果加上海岸线在100米以下的岛礁，日本大概真可以号称“万岛之国”了。

在这些岛屿当中，面积在55平方公里以上的岛屿共有48个。

其中，仅本州岛一个岛屿就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

除了前述本州等四个大岛外，另一个重要的岛屿是冲绳岛，面积为1201.3平方公里。

第二，山多坡陡。

日本列岛上可谓群山叠嶂，国土当中约有61%是海拔300米以上的山地，18%是海拔300米以下的丘陵，二者相加将近占国土的80%。

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脉有21座。

其中，最高的是位于山梨、静冈县境内的富士山，它海拔3776米，山顶终年积雪，山势巍峨挺拔，是日本人引为自豪的国家象征。

第三，平原狭小。

日本最大的平原是关东平原，面积为10000平方公里，然后依次是石狩平原(4000平方公里)、新渴平原(2070平方公里)、浓尾平原(1800平方公里)、大阪平原(1600平方公里)。

第四，“地灾”频生。

日本是个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

不仅台风等“天灾”经常前来光顾，“地灾”即地震、火山喷发、山体滑坡、海啸等地质灾害出现得也比较频繁。

日本共有火山270余座，其中有80座左右是活火山。

著名的富士山就是一座标准的圆锥形活火山。

与其频繁的火山活动相关联，日本更是一个以地震多而著称的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平均每天有4次地震，6级以上的地震每年也有l次。

东京地区每年仅有感地震就有40—50次。

日本人口1.28亿[4]。

主要民族为大和民族，还有少量的阿依努人和琉球人。

日本的37万平方公里国土中大部分属于温带，加之四面环海，因而基本上
可以说是温带海洋性气候。

由于日本的国土所跨纬度较长，从南到北狭长排列，地跨亚寒带、温带和亚热带，而且各个大岛上山脉众多，地形复杂，加之经常受到季风和海流的影响，因而地区之间的气候差异十分明显。

日本地理环境对日本地理文化产生了特殊影响，突出表现在：
第一，海洋性地理环境是日本地缘文化产生的基本生态条件。

对于日本而言，其地理特征较为单一：日本位于亚欧大陆东端，是一个四面临海的岛国，自东北向西南呈弧状延伸。

东部和南部为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临日本海、东海，北接鄂霍次克海，隔海分别和朝鲜、中国、俄罗斯、菲律宾等国相望。

日本要发展，首先面对的是海洋、最后面对的还是海洋，因而其战略选择自然以开发海权为主。

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便开始对其海军进行重点发展。

尽管资源有限，但单一的地缘环境决定日本战略选择的单一性及由此而来更高的战.略意志，使日本在发展海权方面远比中国更为专注。

梁启超先生曾言：“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也。

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累生焉。

”[5]日本作为典型的海洋国家，享有海运之便，由于这些地区的岛屿或半岛腹地都较狭窄，不似中国一样南北跨度数十纬，享有丰富多样的物质资源，便促成了人们朝海外开拓的野心。

作为海洋民族来讲，长期靠海而生，面对海洋随时随地不可知的异变，譬如台风、暴雨、暗礁、骇浪等等，都无时无刻不是在考验着海洋民族的生存毅力和战斗力，几乎每天都经历着生与死的搏斗，于是征服海洋、征服自然的斗志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之中，这是一场为生存而斗的永不可停息的抗争，勇猛、开放、外向也就构成了他们的民族性格。

因此，海洋性地理环境造就了日本民族对外扩张侵略的民族目标和尚勇好战的民族性格。

第二，相对不利的资源环境（气候、地理等）造就了日本自卑型的民族心理。

从地理角度讲，日本是个生存条件比较差的国家，可谓是“先天不足”。

岛屿众多，山多坡陡，平原狭小，“地灾”频生是日本的典型地形特征。

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说：“我们日本人为生存所困扰，我们脚下的地差不多每天都要震动……除了水，我们的岛上几乎什么原料也没有，适宜居住和耕种的土地不到l/4。

”的确，日本人一直生活在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命运不能自主、对外部世界的严重依赖使日本人怀有深深的自卑心理。

一直难以摆脱的文化边缘地位也进一步加剧了日本人的自卑感。

古代日本与一个高度文明的富庶大陆隔海相望，日本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先进的中华文明的阴影之下，日本人从最初认识到中国的存在之时起，就意识到了中国和日本
之间的文化落差，森岛通夫说：“与中国的中华思想（中国是文化如花盛开的世界中心之国）相比，日本人则常怀自卑感，常感强大的世界帝国的压迫。

”[6]到了16世纪，开始接触西欧文化之时，日本人又一次觉察到日本与外国之间的文化落差。

德川幕府200年的锁国政策就是自卑的表现。

森岛通夫指出：“锁国并不是无视西方的文化和技术，其实还表明对西欧技术的恐惧和钦佩心态。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政府派出大型使节团去“西方取经”，日本使节“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粟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深深为西方的繁华强盛所倾倒，同时也在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为日本同欧美国家发展差距之大而痛心疾首。

此后，如中曾根康弘所描述：“日本人一直是盯着坡上的一朵云，即以欧美先进国家为目标，聚精会神地向前追赶过来了。

”不管是“锁国”也好，还是“追赶”也好，都源于文化边缘地位所产生的自卑感，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三、地理环境对中日对外决策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对中国对外决策的影响
中国拥有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自己自足的农耕经济、相对丰富的资源环境等独特的地理优势，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独特的地理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国家政治，尤其是对外政策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1、“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
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所造就的“九州观”和“天下观”让中国人有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从而也形成了中国一贯的“天下大同”的“求一”思维、整体思维。

中国人一直孜孜以求地就是社会一体化、思想一体化和世界一体化。

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亚洲文明中心，也逐渐形成了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家国意识”根深蒂固，在朝贡体系分解以前，中国一直以来都处于这种权力等级的中心，因此，这种“天下大同”的思想从某种意义来说也体现了中国“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这种“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也是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大同”。

2、“以和为贵”“亲仁善邻”的一贯做法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其对外关系源远流长。

“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既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优秀传统伦理美德，也是中华民族为实现大同之道而铺就的对外关系的基石。

同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国
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中国人民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于是，老子所言“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化”，[7]都一再提醒着处于优势的中国应以大国自居，对周邻小国谦下，人类也就容易和平相处。

战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交邻国以道”、“仁者为能以大事”、“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的“仁政”理论更为秦汉以后各朝代对外关系发展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今，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政策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贯彻执行更说明了这一点。

3、防御为主的外交战略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农业民族，无论是农民自身，还是地主阶级而言，固守在土地上是对其最基本的生存要求。

而这种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宁和稳定就决定了中国所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应是“四夷宾服”式的“协和万邦”。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总是遵循着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和原则，互相之间即使有了不同的看法和争端，也总是首先采用平等协商的和平办法去解决，“化干戈为玉帛”。

虽然历史上不乏有卫青、霍去病一类“坳远略”的军事家，也有张赛、郑和一类探险远涉者，但总体说来，其传统的国防观念仍是以防御为主，这一点至今仍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巍峨长城这一防御性军事建筑就可以证明。

4、中庸的外交行为模式
辽阔的、适于生息中国，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农耕之路，生产工具的改进、更新速度十分缓慢，由此孕育了一个强大的宗法制社会结构，造就了保守、中庸的民族性格。

“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

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不仅对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中庸”外交行为模式。

这种中庸外交行为模式突出表现在：第一，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恃强，不凌弱，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第二，在具体的外交场合，中国一直积极斡旋，维护正当国家利益，维持世界和平。

第三，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主张不结盟、不称霸，积极构建世界多极化格局。

（二）地理环境对日本对外决策的影响
传统日本人信奉的最高神是伊势神宫的“天照大神”，她是一位代表大地、
具有极大包容性并给世界带来极大恩惠的女神。

女神信仰与日本的自然条件、历史经历等因素相辅相成，造就了日本独特的地理文化，也对日本对外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8]
日本的地理文化是其对外政策的内因之一，表现如下：（1）强烈的家国观和依赖意识：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感受性和情绪性较高的特点，而这样的特点通常被说成是女性更具备的。

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上，有的学者称日本的外交是“带有女性特征的外交”。

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日本有很强的“家国”意识，任何涉及到日本个人命运的外交事件，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整个日本深深卷入，这种行为特征也被称作日本的“母性家族国家的本能”。

同时日本还有强烈的依赖心理。

（2）边缘感和定位困难：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作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圈中的一员而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边缘地位。

这一独特位置给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带来了两个特点：第一，交往限于少数国家；第二，不是把对方当成一种异质的文化来认识和评价，以平等之心态进行交往，而是当成一种具有同质性的、处在或高或低位置的、通过学习可以改变相互位置的存在。

历史和地理为日本提供以平常心态、平等地与多国打交道的时间太短，近代以前可以说日本没有真正的外交（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始于近代，关于日本外交史的文献也大多从近代日本开国谈起），故古代也没有产生系统的外交理论。

这种独特的历史体验使日本在认知“自国”与“他国”间题上带来困惑，较容易出现极端，容易将认识对象加以美化、理想化，而当理想破灭后又容易走向鄙视。

（3）不安全感、被害意识和扩张意识：“定位困难”还导致日本人有一种把自己描绘成弱者、受害者的倾向，日本的许多外交政策可以说就是建立在这种担心受害的认识基础上的。

例如，无论是对强国还是对弱国，日本都强调自己的“无防备”，强调自己是被害者或者假设自己是被害者。

在影响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历史问题”上，日本也总是强调自己是那次战争的被害者而不去认识自己首先是加害者这一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与日本人“与其被害于后，不如加害与先”这种民族心理有关。

分散的岛屿、有限的国土、资源的匾乏和人口的密集，这样的自然环境也使整个日本民族带有一种强烈的扩张意识。

虽然日本的传统思想中也强调“和”的精神，日本人自称为“大和”民族，就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和为贵”的思想。

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反映在政治价值观上是一种“中庸之道”，强调各民族和谐共存、维系现状；而日本政治文化中的“和”中纳入了竞争，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