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连接”的新理路重思列宁“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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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连接”的新理路：重思列宁
“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
*
◎ 邓绍根 丁丽琼
今年是列宁诞辰150周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建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灵魂、核心和骨架，[1]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创始奠基，列宁继承发展，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创新的三个历史阶段。

[2]其中，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对列宁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论断耳熟能详，传之久远。

列宁这一论断从20世纪20年代末传入中国，到40年代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走向成熟，始终是党经常宣传的重要指导思想。

[3]尤其“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不仅是列宁首创，也被认为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报刊的、中国共产党党报观念的特性之一，[4]常被单列出来专门讨论。

然而，围绕着如何理解该论断尤其是“报纸是集体的组
织者”的含义，以及如何看待其现实意义，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5]争论本质上是关于报纸的功能定位。

有时越是老问题，越容易陷入思维的惯性，更易受限于媒介中心主义视角。

本文拟对该论断的提出重新进行历史的考察，挖掘潜在含义，分析其运作的内在机理，追溯其发展进路，深化对其的认识和定位，并进一步探索互联网时代党媒组织“连接”的新理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历史起点：“办报—建党”
创办全俄政治报被列宁视为建党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和党组织“向深广发展的基线”。

[6]“办报—建党的着手点”[7]既概括了这一论断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又是学者们质疑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涵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摘要：本文突破媒介中心主义视角，对列宁“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重新进行历史的考察，分析其运作的内在机理，追溯其发展进路，认为这一论断不仅是列宁党报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基于关系视角下集合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洞见，包含了对报纸作为媒介建立联系这一本质特性的把握、报纸服务于超越自身价值目标的定位以及报纸组织动员一体化运作机理的揭示。

该论断对于深刻理解当下以“连接”为中心的互联网社会以及重新审视技术逻辑主导下的党媒角色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列宁 报纸 组织 连接中图分类号：G210
*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及其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BXW001），2020年度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建国前列宁的新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实践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XNH121）阶段性研究成果。

[1]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理论的灵魂和核心[J].新闻爱好者，2016（1）：13-18.
[2]郑保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贡献[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2）：5-19.[3]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背景与条件[J].当代传播，2005（3）：8-11.[4]卓南生，程曼丽.宁树藩文集（增订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42.
[5]参见：丁淦林.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件小事——关于1957年5月新闻工作座谈会发起单位的报道[J].新闻与写作，2007（1）：41；周诚.列宁的报纸理论仍具有伟大力量[J].新闻战线，1957（7）：29-30；陈力丹，姚晓鸥.源于俄文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名词原文、中译文和英译文比对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5）：106.
[6]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
[7]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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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办报—建党”既是问题所向，也是症结所在。

因此，列宁的建党活动是理解“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预设框架，“告诉观画者不要以同样的解读方法对待画框外的墙纸和画框内的绘画”[8]。

列宁在1914年回顾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时，将其等同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两个派别的历史，并把“是否真正联系群众和是否代表无产阶级群众”[9]作为考验两者的策略，显示了党与报刊的密切关联。

在列宁的建党理论中，“自觉”的职业革命者团体内部关系及他们与“自发”的无产阶级群众力量之间的关系是他关注的重心，目的在于“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10]，但问题是“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11]。

当时，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等思想的分歧和混乱以及分散的地方小组，使得革命者们各自为政，难以在群众中间“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12]，反过来又限制了党的发展，因此，列宁建党理论的核心是工人阶级如何获得阶级意识，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均得益于与其社会基础的密切联系而获得的实际反馈。

[13]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必须同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相联系这一信念被看作是列宁早期著作的出发点，与之相对应的，就需要发展一种切实可行的革命方法来建立联系。

[14]由此可见，建立联系是列宁建党计划的关键所在，而报纸则成为计划实现的中心环节。

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首次明确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即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他引用德国社会民主党李卜克内西的话指出实现这一任务就是要“研究，宣传，组织”，并且由于俄国独特的政治环境，“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为一个工作”[15]。

1895—1896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是对上述任务的具体化，包括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协助工人组织起来、指出斗争的真正目的。

[16]1897年底，列宁进一步将在工人中间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视为实现任务的“首要的工作”[17]。

列宁流放期间，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使党脱离当前境遇，流放期最后一年，他“理解了组织的计划……必要的是开始全俄新闻报的组织……”[18]具体表现为“创办铅印的党报，把它迁往国外出版，利用这张中央机关报来建党，这样，这个机关报将成为建造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大厦的特种脚手架……”[19]
1899年，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首次提出通过办报开始建党的设想。

从那时起，关于从办报开始来建党的思想像红线一样贯穿着……这是列宁第一次论述革命报纸的组织作用。

[20]列宁认为是时候“把所有这些地方工作汇合成一个政党[21]的工作”[22]，党纲、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现在该谈的是“怎样实际解决”，对此，列宁指出，“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

他再次援引“学习，宣传，组织”作为实际行动的口号，并指出“能够并应当成为这些活动的中心的，只有党的机关报”[23]。

从上述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出列宁从提出建党计划到探索实践路径的思想历程。

[8]转引自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J].国际新闻界，2017，39（10）：98；Bateson，G. 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 I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M]. San Francisco，CA：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1973：177-193.
[9]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02-104.
[10][22][23]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35，166，168-169.
[11][12]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7，75.
[13]Krausz，T. Reconstructing Leni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M].New York：NYU Press;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5：14-118.
[14]Blanc，P.L. Revolution，Democracy，Socialism：Selected Writings of V.I. Lenin[M]. London：Pluto Press，2018：59-60.
[15][16]列宁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62.
[17]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26.
[18]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M].韩起，译.上海：上海正午书局，1933：53.
[19]黄楠森，曾盛林.列宁传[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53.
[20]赵水福，傅显明.列宁与新闻事业[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6：11-12.
[21]这在列宁原文中为加粗的部分。

参见：惠.“列宁全集”中译本的字体、符号各代表什么意思？[J].读书，195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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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是报纸，而不是其他的途径？从当时的情境看，这一选择至少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列宁提到，现成的范例“无处可寻”[24]，建立适当的党的组织形式，制定相应的策略必须考虑当时俄国的环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特点。

1898年，彼得堡等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但成立不久即被沙皇警察捣毁。

列宁肯定了这次建党尝试，指出其重要意义在于说明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公开宣传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指出“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25]就是建立全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

其间，党内也有人提出应该首先选举党的中央机构，之后再委托机构恢复出版党的机关报，但列宁认为，为了把党重新建立在尽可能稳固的基础上，并不是简单地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办到的，不是只根据某一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就可以实现的。

[26]
当时德、法等国工人不仅可以出版报纸，还有参加议会等多种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但在沙皇统治下毫无政治自由可言的俄国，只有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为党的统一和重建创造实际条件” [27]。

《火星报》巧妙地在国外排版完毕，秘密运回俄国印刷、散发。

第二，列宁本人的经历。

一方面，列宁高度重视宣传鼓动工作。

早在1894—1895年的冬天，列宁就对工人生活及环境中最琐碎的事情感兴趣，试图借此来了解无产阶级的精神，以便“找出较易于革命宣传的路子”，在那时，“在工人日常需要的基础上的煽动方法，深刻地植根在我们党的工作里面。

”[28]
1895年，是列宁革命活动的开始，也是他“初次尝试”办报活动。

他将当时彼得堡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并筹备出版秘密报纸《工人事业报》。

但创刊号还未付印就被宪兵查收，列宁也被捕入狱。

其间，列宁写了多篇宣传鼓动的传单、文章，在工人群众之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视还与此前俄国影响重大的民
粹派有一定关联。

“民粹主义”的奠基人盖尔村（又名赫尔岑）在国外主办的刊物《钟声》，发出“到人民中去”的号召，对当时俄国一部分先进分子影响极大，在1912年写的《纪念盖尔村》一文中，列宁将盖尔村创办的刊物视作其“伟大功劳”[29]。

第三，列宁一直反对政治密谋，具体表现为“公开”的追求，这不仅是对外部环境的被动反映，也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大体现。

他指出政治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党来进行”，斗争的方式是通过教育、组织无产阶级和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鼓动。

“公开地面向群众，向群众阐释真理”[30]被认为是列宁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后的唯一追求。

上述因素再加上报纸本身的特性，使得报纸成为建党活动的中心。

由于报纸的“公开性”，可以与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日益流行的伯恩施坦思想进行“直接和公开的
论战”[31]
，引导工人运动和党的正确发展，还可以作为“全
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32]，凝聚共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报纸还具有“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条件”[33]的“灵活性”。

综上所述，“办报—建党”作为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和条件性，但具有普遍意义的是，这一模式揭示的是服务于特定目标的一组动态关系，报纸由于其公开性、灵活性，尤其是建立联系的特质而被选择，而建党作为当时的目标也并非一成不变，其本身也是实现党的价值理念的一个阶段，因此，连字符“—”所标示的才是核心所在，实现目标的关键是连接，在建立联系和统一思想的目标驱使下，党的理念和报纸特性取得了适配性，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坐标系，决定了各自的位置。

二、运作机理：组织动员一体化
列宁是在1901年5月为《火星报》第4号写的社论《从何着手？》中正式提出“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

列宁全面论证了他在被流放期间提出的“办报—建党”计划，论述了“从何着手”建党，而创办全俄
[24][25][26][27][31]列宁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7，291， 286-285，281，281.[28]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M].韩起，译.上海：上海正午书局，1933：12-13.[29]列宁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88.
[30]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党报的编辑者和组织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42-43.[32][33]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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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报成为“行动的出发点”[34]。

列宁分别对报纸、全俄的报纸、政治报纸这三个词进行了解释强调，并说明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后提出了这段话：
但是，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

[35]在笔者看来，列宁本段的最后一句话同样重要，和上文不可分割，即假如我们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办共同的报纸，那么，这样的工作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能干的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

[36]
这一段至少表达了三层递进关系和组织的两种含义。

首先，“但是”“并不只限于”“不仅”都是递进关系的逻辑连接词，表明三种作用缺一不可，且比起宣传和鼓动，列宁更强调报纸的组织作用；其次，前一段“脚手架”描述的是组织的过程，而后一句则描述的是宣传、鼓动、组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形成一个组织。

研究组织理论的学者孔兹曾指出，组织理论的发展“是一个语义的丛林（jungle）”[37]，究其根源，在于对“组织”的定义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难题”[38]。

《现代汉语词典》对“组织”一词的解释就有5种，[39]组织既可做动词，也可做名词，而且在其中一种含义上，组织也是集体，这无疑令原本复杂的概念更加面目不清。

实际上，列宁早在《火星报》创办时期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对“组织”作了区分。

在1900年3—4月间写的《〈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中，列宁写道：建立和巩固党，首先，必须出版一个共同的党的刊物……其次，必须建立一个组织……我们决心要为实现这个任务的前一半，即创办共同的刊物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认为，这是当前运动的迫切要求，是恢复党的活动的必要的准备步骤。

[40]
在1900年8月下旬写的《〈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列宁将“首先”部分改为 “必须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排除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

[41]“其次”以后则保持未变。

这一改动至少可以说明：第一，创办共同的党的刊物，目的在于排除分歧，巩固思想的一致；第二，创办刊物与“其次”以后的部分，即负责实际工作的组织是两回事。

因此，对“组织”一词的理解是打开这一论断丰富内涵的钥匙。

（一）作为动词的“组织”：组合与互动
学界的争论一直集中于报纸的“组织”作用，但分歧的一个根源正在于宣传、鼓动与组织作用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42]因此，作为动词的组织必须置于宣传、鼓动和组织的整体中来理解，而明确三者之间的区别是理解这一论断的第一步。

关于宣传鼓动作用，列宁多有论述。

杂志主要是宣传，报纸主要是鼓动。

宣传员应当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

[43]简言之，宣传主要是书面的，有较为浓厚的理论色彩，而鼓动则偏于口头，与实际情况结合紧密，虽然方法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是向群众“单向输出”党的思想和观点，从而扩大党在群众间的影响。

但报纸的组织作用则不同。

回归提出论断原文，传播思想、政治教育和争取同盟者描述的是前项，即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而“脚手架”作为组织作用的体现，在于显示轮廓、便于联络以及帮助分配和观察。

列宁有名的外部灌输论认为，“自发”的工人阶级依靠自身，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但“自发因素”的本质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44]，要将“自发”转为“自觉”，宣传、鼓动、组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34][35][36]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10.
[37]Koontz，H. The Management Theory Jungl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61（4）：174-188.
[38]邱泽奇.在工厂化和网络化的背后——组织理论的发展与困境[J].社会学研究，1999（4）：3-5.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750.
[40][41]列宁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84-285，315-316.
[42]参见：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367；闻言.试析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J].新闻大学，1981（2）：15；童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党报机制的思考和实践（下）[J].新疆新闻界，1989（3）：9-11.
[43][44]列宁全集（第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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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动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吸引群众注意力，调动情绪；宣传是对具体事实、生活案例的解释说明，是从个体到一般、实践到理论的升华；组织则是上述材料的中心处理站，集“合力”使上述作用最大化。

当时党内各个地方小组之间缺乏交流，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坐井观天”，要建立实际的联系只有依靠共同的报纸，“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综合起来”，指出整个事业的概况、范围和性质，同时具体到工作环节和工作地域，分析不足，比较差距，因此，列宁把党的共同事业比作一部“大机器”，一场“大音乐会”，只有“小齿轮”之间配合默契，各乐器分工到位，才能使得党的工作“专业化”，从而推动党的共同事业发展。

因此，列宁多次号召：“多一些光，要让党知道一切，让它得到全部的，真正全部的材料来对一切分歧、对回到修正主义和背离纪律的行为等作出评价。

”[45]由此可见，不同于宣传鼓动作用的单向传播，组织作用是带有互动性质的，其对象不再是原子化的个人，而是彼此联系着的，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经验，弥补不足，最终又将交流的结果反馈到报纸上，报纸再综合情况、分析情形、为行动提供指导意见，宣传、鼓动、组织是一个“组合”作用，组织作用的发挥以宣传鼓动作用为前提，反过来又扩大宣传和鼓动的影响，使其更加广泛和深刻，最终既促进了党在思想价值层面的统一，又使得党能够统揽全局、上下联通，保证了党的领导地位。

（二）作为名词的“组织”：中心与集合
关于报纸的组织作用的另一个争论是党建立以后，报纸的组织作用是否已经过时。

其实这个问题关注的是当时领导党的实际工作的《火星报》编辑部在党的“二大”召开，党的行政机构建立后，是否还具有领导全党的资格。

因而，此处的报纸是指承担领导职能的组织机构，即作为名词的“组织”。

在提出报纸的宣传、鼓动、组织作用后，列宁写道，“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46]，这个组织的职能不仅包括地方性工作，也包括经常的共同性工作，从党的全局视角出发，教育成员关注并思考政治
事件的意义，拟定党针对这些事件的计划，其本质是“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47]。

此后，列宁在《怎么办？》第五部分专门论述了全俄政治报“计划”，并在第二节以“报纸能不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为题，指出《从何着手？》一文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给以肯定的回答。

列宁列举了报纸在技术上的多种任务，包括向报纸提供材料、翻印书报、转运发行、安排秘密活动处所、募集经费、联络传递消息……凡此种种，“就迫使我们去建
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48]。

这样一个从事共同事业，
按照专业化要求分工形成的网络，是党组织形成的前提。

围绕报纸工作形成的这些组织，最核心的自然是《火星报》编辑部，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不仅成为党的思想中枢，也成为党的实际领导机构，草拟了党纲、党章，承担了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但列宁进一步指出，《火星报》自创办起在组织中的地位“就不仅作为机关报，而且作为组织细胞在进行活动”[49]。

他反驳了他的政敌指责他混淆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指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并专门以注释的形式将“组织”一词区分为组成人类集体的单个细胞和结成整体的细胞的总和，而党从广义上来说是一个组织，从狭义上来说，则由许多不同的组织组成。

由此可见，组织本身是复数的，党作为一个集体，是建基于组织的集合之上的，同时，党作为一个整体，其指导工作的中心组织是唯一的。

基于此，我们便能够理解为何列宁将《火星报》的特殊作用称作“局部性思想”，以及“脚手架”和“引线”最终都是要被拆除的。

也就是说，《火星报》编辑部在选举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之后，自然就丧失了它的组织领导地位，但报纸作为组织的部分仍然存在。

综合来看，作为动词的组织是思想建党，作为名词的组织是组织建党，前者是价值层面，后者是实体层面，共同作用，完成了“办报—建党”的任务，“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则是对
[45][49]列宁全集（第8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7，235.[46]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9.[47]列宁全集（第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00.[48]列宁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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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组织动员一体化运作机制的高度概括。

三、发展进路：泛化、强化与淡化　
有学者认为，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二大”召开后，列宁再没有使用“集体的组织者”这样的概念说明党报的作用，“党报的组织作用”的概念也几乎没有使用过。

[50]但几乎在同时，列宁提出了他党报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党性”，在笔者看来，报纸的“党性”原则本质上是报纸组织作用的进一步体现，列宁的上述论断不仅是列宁新闻思想的“起点”，也是其基石。

当时，列宁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

”[51]具体表现在：“党立即会成为群众性的党……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刻，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

”[52]面对新的形势，他写道：“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新的工作安排。

”这一表述方式，显然与“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提出遵循同样的逻辑，即面对新形势新条件党的工作该从何着手。

列宁在论述报纸的组织作用时，建党的障碍之一是小组习气。

“二大”后，虽然党的领导机构建立了，但党却分裂成两个派别，对报纸的要求自然有变化。

如果说此前报纸的组织作用是克服组织的分散状态，建立思想和组织上的联系，那么党性原则则要求克服党的分裂状态，凝聚党的核心战斗力，区分和清洗非党分子，前者是做加法，后者是做减法，但共同的目的都是强化和巩固党在思想上的统一，保持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此外，现在不仅要建立革命者之间的联系，还要在党与广大的群众间建立联系。

由此可见，列宁对于报纸功能的定位并未脱离其“办报—建党”这一组动态适配模式的出发点，只不过现在联系的范围扩大了，统一的范围则缩小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报纸的政治意涵则加深了。

列宁在提出报纸的三种作用时，报纸主要是指全
俄政治机关报，现在列宁区别了党的报刊和非党的报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并把党的出版物应受党的监督，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等都应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等认为是“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表现。

显然，从报纸的组织作用到党报的党性原则之间有一个层次的跃升，那就是报纸的普遍特性逐步适应党报的特殊要求，报纸与党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被一种紧密依存关系所取代。

不过，虽然列宁使用了“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来说明这种关系，他仍然强调了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53]，其目的之一也是要打破“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种单向的、充满个人主义的情况，实现带着“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的“自由的写作”。

此后，列宁不止一次强调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对于党的重要性。

他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写道：“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

”[54]后来，列宁则进一步强调了组织：“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

”[55]“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

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

”[56]最初作为党的工作之一的组织，主体不断泛化，地位不断提升，不再仅是一种工作，更成为列宁政党的独特特性和力量来源，与之相对的，作为党的组织细胞的党报，其组织作用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1917年11月10日，十月革命胜利第三天，列宁就签署了《关于出版问题的法令》，查封和取缔了一切公开反对或者不服从新政权的报刊，事实上也取消了除党报以外其他报刊的生存空间。

列宁关于报纸作用的论述也在之后直接写进了党的文件。

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和苏维埃的报刊》的决议案中写着：“代表大会提醒同志们注意，报刊是宣传、鼓动、组织的强大武器，是影响最广大群众的无可代替的工具。

”[57]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报
[50]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2-313.
[51][55]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9，415.
[52][53]列宁全集（第1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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