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伍子胥的形象

左传》中伍子胥的形象
《左传》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它从史学、文学等方面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惩恶而劝善。

非圣人谁能修之？” [1] 书中称孔子为圣人，可见它是推崇孔子思想的，据《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由此看出，《左传》在记事的过程中也对儒家的核心思想进行了诠释，它通过大量的历史场景、人物对话的描写，还有对事件前因后果的叙述，塑造了很多经典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其中伍子胥形象，更是《左传》典型人物中的突出者，儒家所倡导的忠孝等核心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左传》对伍子胥形象的塑造《左传》作为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史书，对武子胥相关史事作了真实的记载，从《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诸子散文中，伍子胥事迹的主要情节都可以得到印证，但《左传》在叙述伍子胥的史事的过程中，运用了较高的文学艺术技巧来塑造其形象，具体表现在典型性材料的选择和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上。

《左传》中伍子胥的史事散布在昭公二十年、昭公三十年、昭公三十一年、定公四年、哀公元年、哀公十一年中，这六处事迹形断神连，截取了伍子胥人生中最重要的四个片段：逃亡、
复仇、劝谏、死去，对他的人生经历作了非常完整的叙述。

《左传》中比较典型的人物还有很多，如晋赵盾、楚沈尹戌、郑子产、吴公
子季札等，作者都只叙述了他们人生轨迹中某段典型的言行片段，都没有像写伍子胥那样选择典型材料连续地去写完其一生。

另外，《左传》在叙述伍子胥人生的这四个阶段的同时，成功地塑造了伍子胥的人物形象，其忠孝智勇的典型性格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由于伍子胥形象塑造的成功，后来的《韩非子》
《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著作都受其影响，它们在《左传》的基础上对武子胥的事迹不断进行艺术加工，使伍子胥的形象变
得更加充实与鲜活。

二、《左传》中伍子胥的形象特点及其体现出来的儒家思想
对于伍子胥，后人中大多为其忠孝、勇敢、智慧而高度赞扬，战国时屈原曰：“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陈轸：“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

孝已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

”，如梁启超：“伍子胥智勇深沉，真一世之雄也。

”也有人对其持不同态度，如邵宝：“伍子胥孝知有亲而不知有国，仇一人而戕一国，卒之流毒宗社，不亦甚哉！”后人的这些评价主要依据《左传》《国语》中的史事，也有依据《韩非子》《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作品中的内容，下面笔者从《左传》的文本来分析伍子胥原始形象特点。

（一）伍子胥的忠与孝
春秋时期，忠孝思想已成为社会的道德准则。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为人谋而不忠乎？” [2] 儒家思想认为忠大致可以体现在利民、事君、为公三个方面，要做到“忠”，需尽力为人谋，为国家、为他人竭心尽力，而绝非那种朝秦暮楚，三心二意。

而“孝”也成
为了当时主要的家庭道德准则，“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c！” [3] 孝成为道德准则里面的根本。

但孔子所提倡的忠孝观念，绝非汉代三纲五常所认为的愚忠愚孝，在他看来，忠孝观念既是一种道德准则，又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而历史进程中的人物与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那么对人对事的忠孝态度也绝非一成不变，它应该是灵活的，是辩证的。

宣公二年，赵穿杀晋灵公后，史官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惜也，越竟乃免。

” [4]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5] 从孔子对赵盾和管仲的态度上看，并没有认为二人不忠其君，反而认为赵盾是良大夫、管仲是大仁之人。

《左传》中伍子胥的形象所表现出的忠孝思想和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是完全一致的，在《左传》中，伍子胥被叙述为一个至忠至孝之人，表现如下：
1. 对吴王阖闾忠心耿耿
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关系，正如论语中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吴王阖闾把伍子胥引为心腹，对他言听计从，
正由于这种知遇之恩，伍子胥对吴王阖闾忠心不二。

他为吴王阖闾献计献策，尽心服务，正体现了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

昭公二十年伍子胥为阖闾荐？H设诸助其刺
杀吴王僚，昭公三十年为吴王阖闾献上扰楚之计，定公四年吴攻楚时为
行人以谋楚，吴王阖闾死后，为报其知遇之恩，实现其生前吴国称霸的愿望，伍子胥尽力辅佐夫差。

哀公元年力谏夫差不要与越讲和，劝其一举灭越，哀公十一年中，冒死谏夫差弃齐灭越。

《左传》中的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伍子胥对吴王阖闾忠心耿耿，竭尽全力，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至忠之人。

伍子胥作为楚人而帮助吴国攻打楚国，史上一些学者文人便据此认为伍子胥是一个不忠之人，而《左传》并没有在叙述伍子胥史事章节的后面以“君子曰”的形式来发表对武子胥的不忠的批判，反而在叙述伍子胥对吴王阖闾的忠心史事中显现出一种赞扬的态度，这与孔子辩证的忠孝观是一致的。

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5] 是君臣之间的行为准则，同时也强调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对于那些没有忠恕之道的国君，大臣“可以犯之”。

《左传》中，当大臣遇到使臣以礼的国君，如晋文公等，《左传》便以肯定的态度写出这些大臣的赤胆忠心，但对于反叛无道之君的大臣，《左传》并不谴责这些为臣的“不忠”，反而对这些看似“不忠”的大臣中的有些人持一种肯定的态度。

楚平王亲小人费无极，信其谗言娶了儿媳，追杀儿子太子建，杀了伍奢、伍尚，通缉伍员，从而导致伍子胥不忠于他反而助吴攻楚报仇，行文中，《左传》并未否定伍子胥的行为，反而尽力体现伍子胥对吴王阖闾的忠心，明显地体现出儒家的这种辩证的忠孝观。

2. 伍子胥是一个大孝子
春秋时期，孝道已经成为当时一种社会道德准则，从《左传》记载的史事中可见，如桓公十六年，卫宣公谋害儿子急子，急子不违背父亲之
命不逃等死，书中急子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可见尽孝思想在当时社会的影响。

《左传》宣扬孝道非常明显，在隐公元年就以“君子曰”的形式高度赞扬颖考叔孝及庄公的行为，把孝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道德去提倡，但《左传》所倡导的儒家的孝道思想是非常具体的，它是一种辩证的思想，它不赞同死守孝道，提倡守孝要分清大义。

晋太子申生遭到骊姬和晋献公陷害而死，申生的弟弟重耳和夷吾选择了去国逃亡，夷吾是后来的晋惠公，而重耳成了晋文公，如果重耳和太子申生一样不违父命选择死亡，那历史上就没有这么一个具有文治武功的国君了，这与《左传》的思想相悖，因此，不能说重耳是不孝之人，而按照孔子提倡的“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 的观点来看，申生的死却是置父于不义之地，他反而是不孝。

《左传》中，伍子胥是以一个大孝子的形象出现的，也体现着儒家的这种辨证的孝道思想。

昭公二十年，楚平王杀害伍奢之前，企图召集其两个儿子伍尚伍员并将他们一起杀害。

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

”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
适吴，我将归死。

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

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伍尚归。

伍员奔吴。

伍尚、伍员为父作出的两种选择是他们对孝道的一种理解，一人赴死，一人报仇，一个解父之困，一个释父之憾。

史上一些人对伍子胥没有急父之困奔吴赴死作批判，认为吴子胥不孝。

《左传》只是以记言的方式交代了兄弟二人的分工选择，并未以“君
子曰”的形式对其做评论，虽然作者没有明确表明其观点，但还是比较明显地看出他对伍子胥以报仇的形式来尽孝的方式是持肯定态度的。

伍奢
受谗被害，死前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其愤恨之情可知，报复之情可览，“父在，观其志; 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伍子胥以父亲之恨为恨，为报父仇逃到吴国，坚毅隐忍，执着信念，历经十四年终于助吴攻陷楚国，使楚国差点面临灭国的境地。

复仇的成功体现出伍子胥的大孝，十四年的艰辛苦楚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范仲淹就高度赞扬：“胥也应无憾，至哉忠孝门。

”
（二）伍子胥的大智大勇
儒家思想里面，一贯推崇智者，“臧文仲居蔡，山节藻，何如其知也？”“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

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论语》里记载的这些言论，都强调为人处事要有智慧，有谋略。

《左传》中叙述了很多智谋之士。

随国的贤臣季梁、郑国老臣烛之武都显示出过人的智慧。

同时，儒家思想里面也赞扬勇者，“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

”儒家思想认为，只有勇敢的人，才会为了仁义无所畏惧。

《左传》中也塑造了很多这样的勇敢之士，像郑国的颖考叔、赵国的提弥明等，他们的英勇形象都非常突出，而特别是伍子胥，其过人的智慧和无畏的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具体表现如下：
1. 有识有谋，智慧过人
首先，从费无极和伍尚的言语记载中可以看出伍子胥过人的智慧。

“奢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

”“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

”其次，伍子胥逃亡之时，最后选择投奔吴国也显示出其过人的分析能力。

《左传》中，吴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

成公七年，“吴国始大”。

从形势上看，吴国要争霸，必然向楚地发展，二国发生战争势在必然。

开始作战二国互有胜负，但昭公二年楚吴朱方之役之后，吴国开始处于上风，楚国夹在晋吴郑国之间，已是力有不逮。

因此，当时最合适最有能力帮助伍子胥完成复仇使命的国家非吴莫属，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伍子胥在复仇的同时也能令吴国称霸，这对双方来说是一个能够实现共赢的选择。

其三，伍子胥选择了效力于公子光而没选择吴王僚也表明其过人之处。

昭公五年，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

公子光曰：“是宗
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

”员曰：“彼将有他志。

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

”
《左传》通过伍子胥的自言自语写出其心理活动，显示出其非凡的识人能力，一举识破公子光有他志的内心：不想出征，想在家等待时机夺王位，又恐他人出征取得功劳。

《左传》在昭公三十年里又通过吴子的话来呼应。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馀之功也。

”
伍子胥识破公子光的内心，且相信公子光的能力，把自己的命运押在公子光身上，并作出快速行动，“乃见？H设诸焉，而
耕于鄙。

”其四，正确认识到吴越之间的关系。

伍子胥认为，吴越之间，就如同吴楚之间的关系一样，是敌对而不可共存的关系。

“越在我，心腹之疾也。

壤地同，而有欲于我。

”“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

”在举国放松警惕的情况下，伍子胥向夫差进谏，无奈夫差一意姑行。

当夫差不听忠言之时，伍子胥马上预见到灭国的结局，于是“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

2. 胆气过人，勇敢无畏
首先，向夫差进谏是需要勇气的。

伍子胥知道夫差和阖闾不同，阖闾是个明君，他对伍子胥的话言听计从，而夫差不同，“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

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

” [6] 而且亲近谀臣伯?海?刚愎自用，伍子胥知道向夫差进谏，说多了会导致杀身之祸，但是，他还是无所畏惧，冒死进谏。

其次，明知有难，从容面对。

哀公十一年，夫差带兵伐齐。

伍子胥冒死进谏，夫差弗听。

当伍子胥出使于齐的时候，“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

反役。

”本来进谏就已触怒了夫差，还把儿子托付给夫差的军事上的敌人齐国，对夫差来说是火上浇油。

伍子胥能预见到回到吴国的结局，但他还是回到吴国，置生死于度外，从容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

《左传》成功地塑造了伍子胥的形象：一个大忠大孝，大智大勇的人物形象，儒家的核心思想也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从而导致后来的统治者为维护封建制度建立思想？w系而有目的地
对其形象进行大力宣传，这使得伍子胥的事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非子》《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在《左传》基础上，在伍子胥的
史事中添加了许多细节，虚构了一些情节，使得伍子胥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生动，伍子胥的事迹也因此家喻户晓。

注释：
[1][4] 李梦生：《左传今注》，凤凰出版社，2008 年版，第335 页，第250 页。

[2][3][5][6]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2 页，第3 页，第42 页，第170 页，第711 页。

（程仁君湖北黄冈黄冈师范学院43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