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寻忆——包头驼运史略

文史寻忆——包头驼运史略
我国商代既有饲养骆驼的记载，古时称骆驼为橐（tuó）驼。

骆驼素有“沙漠之舟”的美称，包头人称之为“草上飞”。

骆驼天性耐寒耐饥，不惧风沙，且有苦渡征途，任重道远的特性。

一个好的骆驼，不吃不喝，可以日行八十华里，坚持五昼夜。

骆驼可食百草，只要不是闹草（有毒性的草），均可喂之，就连沙蒿也可喂食。

戈墜沙漠地带（亦称瀚海），除少数特殊耐旱植物外，一般植物不能生存，故养成骆驼可食百草的习性。

骆驼天赋的宽大蹄趾，是其他任何牲畜所不具备的。

碰到沙壁，骡马之类不得不绕道而行。

但骆驼不仅可以越壁而过，而且并不影响载重。

骆驼还有一个特殊适应沙漠地带的本能，就是在经过长途跋涉，体力大量消耗之后，恢复期比较短。

只要喂上好饲料，二十天左右就可以复膘八成以上。

骆驼这些独特的本能，使它自古以来就成为草原沙漠地区特殊的得力运载工具。

包头地区的驼运，是随着包头的商业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清康熙时，皇帝命大臣范昭逵，勘察通往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驿站道路。

范昭逵为此曾先后四次来包。

驿站的建立，为内陆人民通往西北边陲开辟了途径。

清实行移民屯垦戍边政策后，内陆农民不断来包定居，各地商人也来包经商，加上包头地理位置的优越，逐渐从一个小村庄，向商业集散城镇发展。

到清雍正年间，包头已成为汉蒙人民交易之地，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改村为镇，已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地区货物转运的中枢。

在经济落后的旧中国交通工具极其简陋的情况下，骆驼便成为这一地区通向西北沙漠地区及蒙古地区唯一的特殊得力的陆运工具，与黄河水运相辅，为发展包头的贸易，促进内蒙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开展文化交流，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据考，驼运路线大体上分北、西两路；北路通往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利国首都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合（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朗特）、科布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吉尔格明朗图)，西路通往新疆、甘林、宁夏，青海以及陕西西北部地区。

由于驼运在陆运特别是沙漠、草原地区的运输上的重要作用，驼运在包头成
为一独特的行业。

包头历史上有名的养驼庄号有天顺泰、双盛义等。

养骆驼户最多达千户，他们养的数量不等，起码有一“链”以上。

(“链” 是由六、七峰以上，一般为十二、三峰骆驼组成，是驼运结队而行的名称），多者竟达七、八百峰，专门揽载客货。

驼运有其自身的长途短途之分，在旧社会其团体称“马王社”。

照片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包头地区的驼运情况，在历史上分为六个时期。

一、民国九年（1920年）以前，可称为从发展至全盛的时期。

据丁茂老人的回忆，清光绪到宣统年间驼运为全盛时期，在民国初年骆驼还可达四、五千峰。

当的，通向外蒙古的驼队，不但可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而且最远的到达过当时的中俄边界恰克图；通向西北的，有阿拉善盟的定远营（今巴音浩特），宁夏的西北地区，甘肃省的三州，即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新疆的古城子（今奇台）、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今伊宁市），青海的西宁，以至西藏的后藏地区。

当适运季节，在驼运途中，驼队
用的帐房断续可见。

兴盛时每年由驼运从包头外销内进的物资贸易总值，可达白银三十万两以上。

二、1920年至1937年，由兴到衰时期。

1920年到1930年，年贸易总值最多不过十五万两白银，1930年之后总值下隆到十万两左右，“绥远省调查概要”及《包头都市地理研究》记载，1924年到1925年贸易额为二千万元，到1930年，年贸易总值仅八百万元，究其原因可分为：
1.1920年春外蒙古交通趋于中断之态，贸易额大减。

2.运住新疆之货物，需得经过当时绥远，包头两重税收，故赴新之货商为减少纳税，逐弃包就绥。

1930年前后新疆政局动乱，盛世才在新形峡设卡，往返驼户不敢赴新。

有关资料纪载原绥远省赴新骆驼损失五千峰以上，回不来的部分驼工，不得不就新疆安家落户，即便有少数驼队去新，也是冒着生命危险，高价补贴方可。

据《察绥工商业概况及其危机》纪载在1933年十月驼户与货商自行商定，由刀不良、二里河运至哈密，货商每担另付银元二十三元，由安西运至哈密，另加银元七十元。

尽管如此，仍不能畅通迪化、伊犁地区。

3.士匪抢劫，货商及驼户人身及货物得不到安全保障，官方重税，货商无利可图，造成驼运大减。

照片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三、1937年至1945年日伪统治时期，是包头驼运极衰时期。

去陕、新、甘、青各线均停运。

河套（今巴盟）及伊盟为傅作义管辖区，包头为日伪沦陷区，在经济上互为封锁。

这个时期包头的骆驼大约在千峰左右，而且从此以后，再没有百峰以上的大户。

驼运线路主要去固阳一带运粮食，去石拐运煤的（驼运煤炭的骆驼约三百峰）；到1940年前后，马鸿逵搞有限制的通商，字夏的骆驼运队开始绕经阿拉
善盟，走潮格旗、中后旗的北路，往包头运送药材，主要是甘草、枸杞、当归等，到1943年之后，至日寇投降前，宁夏的皮毛绕经北路也来包，因绕行路线较长，数量也不多。

照片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四、1945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

包头及西北地区基本为国民党所占领，驼运逐渐回升。

这个时期包头的骆驼约二千峰左右。

除在原绥远省西部地区跑短途外，长途可达甘肃的三州，字夏的金鸡堡、宁安堡、中卫，以及青海、陕西、新疆等地。

所驮货物去程以日染百货为主，回程以皮毛、药材为主。

五、1949年到1955年；绥远省和平解放后。

经过剿匪、反霸，减租减息，民主改革等群众运动，社会治安日渐安定，城乡生产逐步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提高。

当时绥远省西部地区，以及通行汽车、胶轮马车有困难的伊、乌两盟部分沙漠草原地区的主要运输工具还是骆驼。

在解放初期，驼运有一短时间内处于发展的局势。

1951年专业驼运有一千二百峰，1952年发展到两千一百四十峰，,1953年仍保持一千九百六十峰，（其中包括短途驼运三百二十七峰）。

但是由于驼运本大，运价高，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当时仍然维持的路线，在本省内有固阳、安北、武川、五原、临河、石拐等；在外省有甘肃、宁
夏、榆林、岩边、神木等地。

通往蒙旗有碱湖、杭锦旗、鄂拖克旗、乌审旗、白云鄂博、中公旗、东公旗等地。

主要货运量分南、北两线。

北线上行空驶，到固阳、达茂旗一带带回运粮。

走南线的是伊盟七旗、去程是日用百货；回程以了鄂托旗天然碱为主。

照片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六、1956年春合作化运动，驼运成立了合作社。

但该社驼运仅维持了两年，随着包头工业的发展，于1958年已改为胶轮马车，投入包头的工业基地建设。

在合作化的同时，还有三百余峰的驼运单干户，到1958年才组织了驼社，仍以驼运为主。

到1964年改为驼力胶车；1964年到1974年因畜力（骡马）不足，我市先后又发展了一百二十辆左右驼力胶车。

但趋于逐步淘汰状态。

目前尚有少数驼车在短途营运。

在此期间约在1953年——1954年，宁夏武忠堡人名金山寿来包，代表宁夏人民政府，大批收购包头的骆驼。

照片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长途驼运在历史上主要行走的路线：
一，包头至库伦。

由包头出发，向西北行，经沙坝子、台梁、大佘大，马图、乌兰脑包。

库伦库再北行，经巴郭至温塔涧瓦尔，并入归绥至库伦大道。

再偏西行，经阿布郭里得密图古里至博尔，北行至哈拉查汗锁根，进入蒙古鄂奈叶里斯台王赛尔乌苏，入张家口至库伦之驿路。

再北行搜吉苏鲁海、毕尔噶库巴彦和硕，博罗达噶、奎里木，
莫郭那林,塔拉布拉克、温多尔多博、吉尔噶朗台、多伦布至库伦，计二十九站，约两千余里。

二、包头至乌里雅苏合、科布多。

此路是经包头至库伦大道，在赛尔乌苏分路。

从赛尔乌苏向西行，经莫屯、哈毕尔噶、锡伯、罗斯、哲林穆、察布齐，尔哲林，恩依锦，乌纳克特、哈达图、哈喇尼河、哥尔地，塔楚河、呼都克乌尔图，沙尔噶勒桌特推驿、乌尔图哈拉、鄂洛漠、乌塔、拜塔里克、扎克、霍尔布、布巴图、乌布尔济尔噶郎图、岱得勒特木尔图，至乌里雅苏台。

再西行经阿勒达勒、博勒呼乌兰、呼都克、伊克哲斯、巴克哲斯、珠勒、布固、阿噶兰今图、巴噶诺尔、社尔根淖尔、巴尔噶那、扎哈布拉、克哈喇乌苏，至科布多。

由包头至乌里雅苏台四十六日可到，由乌里雅苏台到科布多十五日可到。

三、包头至新疆。

从包头向西偏北行，经沙坝子、合梁、大余太，西水道、红山口、毛尔圪庆、西兰板、产布拉克至海流兔（今乌拉特中后旗，经海流兔之路称为“艮路”，所谓“艮路”即贵重物品所行之路,东可通张家口而入京），到川井并入绥新大道，经巴音毛道、善单庙进入宁夏。

到凉州入甘肃往新疆之驿站，向西行偏北即可分别到达新疆的古城子、迪化、伊犁。

民国初年时，驼运队从川井又北行，进入外蒙古境内绕行入新。

四、包头到宁夏。

驼运路线可分南北两路，北路的前段路程同到新疆的路线。

到巴音毛道，向西偏南行，到克博海子便可分道分别到凉州、甘州和肃州。

1931年以前，驼运路线，并不一定经巴音毛道，而是因为马鸿逵统治宁夏，在该地及大水沟设卡征税，其他地方不准通行，故而改道。

南路经伊盟（详见包头至兰州的路线)，到磴口后向西南行经定远营，可达镇番县（今民勤县）及凉州。

驼用牛皮褡裢（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五、包头至兰州。

驼运路线由包头渡黄河，经昭君坟、三道水、张家格坝、庄百万、巴尔敦河、四眼井、乌米根贝也湖、叶大名锡拉毛龙纳林、高巴拉公至苏阿末，渡河抵磴口，从磴口开始入通往兰州大道。

六包头往西宁。

通过伊盟草原到磴口后，又西偏南行八百里至大靖堡，又南行二百里平番县，又南行三百八十里可达西宁。

去宁夏、兰州、西宁的道线，除上述之外，还有以包头出发，经大树湾、解放滩、柴登、五里明沙、可锁沟、德盛成、卜洞河、四眼井、大盐海子、毫庆合、沙拉毛利、七眼并、百眼井，三眼井、马泡水、棋盘井、喇嘛庙、石咀山，在石咀山过黄河，又经八楞庙、四十里明沙所甘井子。

甘井子是去凉州、青海、兰州的分路口。

去青海的又经十字路、老鸡山、平凡，高庙子到青海，去兰州的又在平凡分路，去兰州。

去兰州也有走经青铜峡过黄河的。

总之，驼运路线去西路走经伊盟地区的线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驼运，走不同的线路，并非固定不变的。

照片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驼运除有长短途之分而外，就营运对象和经营方式来说，大致可分为长跑蒙地的驼队，日称“蒙商业”，大部分要会蒙语。

去程驮货以蒙古族人民生活用品为主，到蒙地以物易物进行交易，换取当地的土特产，以皮毛、绒毛、牲畜为主。

交易极不公平，一块砖茶换取一只上等羊，为平常事。

专业商业驼队，到达目的地后，将货物批发给当地的类似货栈的商人，有的较大的商号，在起迄两地均有商号或分店，驼运只负责中间运输，如双盛义不但在几地设有商号，而且自己还有百峰以上驼运队。

资金雄厚，历史上呼包一带享有盛名的大盛魁，金盛时期，据传说养有担负护送驼运队的狗，尽达近百条之多。

位于包头市固阳县东补号村的大盛魁福盛太分号石窑旧址（阴山小肖拍摄于2021年）
照片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照片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驼运如同旧社会其他行业一样，他们不仅要历尽艰辛，担惊受怕，而且是一种与大自然搏斗的特殊行业。

每年除农历的小满至处署放牧外（大约九十天在右的样子），其余的九个月均为运输季节。

驼还队以一项帐房为一个集体活动单位，每项帐房有一个头目叫领房，一名先生（会计），和十至十三名驼工或是驼户。

带骆驼一百二、三十峰。

（帐房可分九五的，一丈零五的，丈二五的，丈三五的，均以抵房顶杆尺寸而标。

在驼运行途中，约每日下午二时开始行程，走到晚上的九至十时。

每一日行程为一站，每站都要赶水草 (即选择有水源和草场较好的地方)。

不计里程，有时为赶水草，日行百里。

一般情况下为六，七十华里。

到达站点后，选择避风的凹地，卸下货物，搭起帐房，进行膳食休息。

次日上午为放牧时间，除留一人放牧一人做饭外，其他人要为下一个行程准备燃料（牛粪、干柴等）。

中午饭后，即开始第二个行程；也有的驼队每晚九点左右起程，行走一夜，到第二天的八，九点住宿，日日如此，即夜间行程，白日打尖。

行途中以“链”为单位，每一“链”包头地区一般为十二、三峰(归绥地区可达十五峰以上)。

走在前面的为首驼，最后—峰为尾驼，都要选择优质骆驼。

尾驼要系
驼铃，驼工只要听音便可知道驼队是否有掉队现象。

每个驼队的成员，都有明确的分工，尽职尽责，包头驼运有句行话，叫做“吃的和气饭，受的丁对苦”，就是谁的工作谁就得完成，不能偷懒。

驼铃（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照片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照片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驼运队除在货物运输的起迄地，官方要收取税收之外，到每一个蒙旗境内还要交纳水草钱，每峰驼要交二角五至三角的银元，方可通行。

抗日胜利后的一个时期，驼队进入哈达门沟口，还得交纳“入腿钱”，前面所说的巴音毛道卡子，就是马鸿逵设的官卡，作为进入宁夏征税点，管制严密，个别偷过的驼队，要被骑兵追出几百里之外，归捕后进行惩处。

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行途中的驼运队，不论风雨天，冰雪天，都是一顶帐房，一队驼，与大自然进行搏斗。

如骆驼天性怕冰，遇到行途中有冰滩，一般要铺沙士后方可引驼过去。

如果在冰天雪地里找不到沙土，驼工只好将衣服铺在冰上，一节一节的引驼行走渡过。

除此之外，还有防备匪劫。

约在一九三六年，宁夏驼队牛子玉从包头会宁夏途中，路经伊盟的臭水海子一带，遇上土匪，骆驼及货物全部被抢走，人被杀害。

类似这这类事怡还不是个别的。

驼鞍（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驼运的姊妹行是蒙古行。

蒙古行在旧包头的十一个商行中，仅次手皮毛、粮食，而居第三位。

蒙古行专门从事对蒙族贸易的商业。

蒙古行的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具。

蒙古行到蒙地的运输工具，就是驼运。

与托运有直接关系的行业还有货店业，它是专门介绍买卖，从中扣取佣金，店内备有客房与宽大的院子，安寓接待驼队，囤存货物，佳房出房租，堆货出栈租，不论卖出买进，货店均可代办，成交后取营业额百分之一。

这些行业都是适应包头地区商业特性而建立起来的特殊行业，它为促进贸易,方便容商创造了有利条件。

照片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旧中国的驼运，同其他行业一样，不能不反映出其行业本身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和人民生洁的一面，也有殖民地经济的劣性，成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资源的一种工具。

例如驼运驮回包头的皮毛，羊肠、猪鬃，肚扒羔都被帝国主义及卖办阶级设在包头的洋行以低价收购，经过加工后远销国外，高价出售，成为资木主义市场的畅销品。

驼架（拍摄于包头博物馆）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如今包头已经成为我国地处西北，以钢铁为主的工业基地，驼运已成为历史。

但它在包头运输史上的贡献，是不能被忽视的。

还有待于大家共同努力，进一步查清核实驼云史料，使其以历史的真面目再现于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