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为何每一步都能走对？

陈嘉庚：为何每一步都能走对？
作者：暂无
来源：《廉政瞭望》 2014年第11期
陈嘉庚多次表示，自己于政治上是“门外汉”，却身处官场高位数十年。

他一生与政治刻
意保持距离，从不依附某股政治力量，却成为各方都极为看重并争夺的对象。

文_本刊记者李天锐
今年10 月21 日，是“橡胶大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140 周年诞辰。

与胡雪岩、盛宣
怀等“红顶商人”不同，陈嘉庚从未依附过某股政治势力，也没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陈嘉庚与荣毅仁等“红色资本家”一样位高名显，却始终与政治保持着距离。

不过，这并非意
味着他一味委曲求全。

关键时刻永远“政治正确”
走进厦门集美的陈嘉庚纪念馆，醒目位置陈列着陈嘉庚1956 年的一纸声明：他自愿放弃
拥有了40年的英国国籍。

1955 年前，新中国并未对华侨持有双重国籍做出限制。

陈嘉庚之所以放弃英国国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久前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与印尼总理签订了《双重国籍问题之条约》，
规定拥有中印尼双重国籍的人，只能选其一。

陈嘉庚此声明，赶在我国正式批准该条约前发布，收获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这只是陈嘉庚一贯“政治正确”的一个缩影。

自20 世纪初在商界声名鹊起开始，陈嘉庚
就与政界中人结下不解之缘。

他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曾有良好私交，更是罕见。

1906 年，陈嘉庚与孙中山在新加坡初次会面，后剪掉发辫加入了同盟会。

1911 年武昌起
义成功，孙中山从欧洲取道新加坡准备回国时，陈嘉庚资助其1万元作路费。

孙中山回国后，
陈嘉庚又给他汇了5万元。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宁汉合流，国际上纷纷承认南京政府，但汪精卫等人仍不肯服输。

与其私交颇深的陈嘉庚特意写了一幅字“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为首要目的”，挂在报馆墙上。

他解
释初衷说：“念外国经已承认，国民应当服从……第以此为私人之事，不得因私废公。

”
10 年后抗日战争爆发，1938 年10月，当陈嘉庚得知汪精卫发表“求和谈话”时非常气愤，连发五个电报却未获回应，遂在28 日召开的国民参议会上提交“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
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议案，被邹韬奋誉为“古今中外第一伟大的议案”。

议案宣读时，据说正主持会议的汪精卫十分狼狈。

自1927 年以来很长时间，陈嘉庚诚心拥护蒋介石。

1936 年，蒋介石五十大寿，陈嘉庚还
受命发动华侨捐款买飞机祝寿。

抗战相持中及结束后，他多次出席国民参议会等各种会议，希
望蒋介石改革弊政，与孔祥熙、孙科等政界要员交谈，屡屡碰壁，直到1940 年来到延安，发
现了希望所在。

于是他拄着蒋介石送的拐杖，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为何陈嘉庚的每一步都走对了？
他的侄儿、新加坡中华商会名誉会长陈共存认为，伯父的一切出发点以看你和你的政策是
否合理，是否合义，是否符合大众要求。

这是他为人的准则，也是他衡量世人的标准。

不管你
地位多高，也不管感情多深。

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
打开陈嘉庚的从政履历，不难发现诸多显赫头衔：国民政府时期，他是国民政府参议员、
南侨总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侨联
主席等。

然而，终其一生，他都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

这首先表现在他曾“三度辞官”。

南京政府成立后，许多帮助孙中山的人归国任职。

有人劝陈嘉庚去找孙中山，并向其抛出
橄榄枝，陈嘉庚却不为所动。

他认为民国的第一要务还是教育，办好教育开启民智，这才是大事。

他曾有大功于蒋介石，抗战时他到重庆，当国民党方面有人提出：“欢迎陈嘉庚先生来共
同领导国民党”时，陈嘉庚沉默不语，一时宴会上静寂无声。

戴季陶只好出来打圆场：“陈先
生热诚为国家服务，入不入党是一样的。

”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也对做多大的官并不感冒。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华侨事务委员会，
何香凝为主委，副主委有廖承志等4 人，陈嘉庚再三推辞，“屈就”委员一职。

他婉拒了毛泽东、周恩来定居北京的邀请，回厦门集美定居并搞学校建设。

与政治保持距离，却少不了在不同政治势力中游走。

这时，陈嘉庚“善于把握分寸”的特
点就展现得非常充分。

抗战时在重庆，蒋介石第一次宴请陈嘉庚，向其问计。

陈嘉庚说，自己于政治是个门外汉，重庆工厂还未参观，提不出什么重要意见，只觉得重庆的人力车和汽车不卫生。

蒋介石还煞有
介事做了记录。

陈知道，这不过是蒋在逢场作戏，故意答非所问加以揶揄。

对蒋的个性，陈嘉庚有深刻认识。

1940 年从延安返回国统区途中，他没有轻易谈论在延安的观感，对监视他的寿科长，及朋友侯西反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在延安，他也没有说过一句歌颂共产党的话。

之前在重庆向董
必武等共产党人介绍情况时，他也主要讲南洋华侨支持抗战的情况，没说蒋一句坏话。

当时，
他还是希望国共团结，抗战到底。

晚年回集美后，陈嘉庚亦善于把握分寸。

他曾想在住宅前建一座“归来堂”，以召唤海外
亲人。

但当时国内经济困难，一向以节俭闻名的他不愿破费和麻烦国家。

直到他去世一周年后，归来堂才建成。

“反右”会上痛斥“为官不为”与一些“红顶商人”受政治因素影响而沉浮相比，陈嘉庚
以88 岁高龄善终，每一步都能走对，生前身后都赢得赞誉，堪为人表。

首先，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更像一名社会改革家。

他“替父还债”进入商界，目的之
一即是为实现“教育报国”之梦。

在商界崭露头后，他大量捐资助学，意在“启迪民智，助于
革命”。

企业遭遇困难时，甚至“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其次，1874 年出生的陈嘉庚，到大革命后已是德高望重，至抗日时已成华侨领袖。

基于上述因素，他不像红顶商人般存在“依附哪股政治力量”的考量。

相反，成为了汪精卫、蒋介石、毛泽东等极为看重并争夺的对象。

再加上长期位高权轻，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他个人思想和
行为的独立性。

尽管陈嘉庚对政治一向很有分寸，但对一些关键问题，他却能一针见血、直言不讳。

最近
很热的“为官不为”现象，陈嘉庚在50 多年前就曾激烈抨击。

陈共存透露，1957 年“反右”背景下召开了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作为主席团成员的陈嘉庚发言时，只字未提“反右”。

在强调“不平当鸣，不鸣则失毛主席美意”后，他谈起了“为
官不为”：官僚主义弊端，为懈怠傲慢，任职而有此弊，虽清白不贪污，亦难免误国病民。

例
如高高在上，凡事皆向下面推诿……”
按当时的情况，陈嘉庚很容易被划成全国级的“大右派”。

陈共存分析，如是，一定会伤
害海外3000 万华侨的感情，这是他得以保全自己并善终的原因。

陈嘉庚自然熟谙这一点。

他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难得的努力，显现出其政治人格中刚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