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语文——八十堂大师国文课

民国语⽂——⼋⼗堂⼤师国⽂课
道德的勇⽓
罗家伦
要建⽴新⼈观，第⼀必须要养成道德的勇⽓（Moral Courage）。

道德的勇⽓是和通常所谓勇（Bravery），有区别的。

通常所谓勇，不免偏重体⼒的勇，或是⾎⽓的勇；⽽道德的勇⽓，乃是⼈⽣精神最⾼的表现。

“匹夫之勇”与“好勇⽃狠”的勇，哪能相提并论？
什么是道德的勇⽓？要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勇⽓，就要先知道什么不是道德的勇⽓。

第⼀、冲动不属于道德的勇⽓。

冲动的⾏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时的，不是持久的。

他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审慎的计划，所以不免“⼀⿎作⽓，再⽽衰，三⽽竭”。

它的表现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与坚毅（Tenacity）成反⽐例的。

暴烈愈甚，坚毅愈差。

细察社会运动的现象，历历不爽。

第⼆、虚矫也不属于道德的勇⽓。

虚矫的⼈，决不能成⼤事。

所谓“举趾⾼，⼼不固矣”。

我们所要的不是这⼀套，我们所要的是“临事⽽惧，好谋⽽成”。

对事⾮经实在考虑以后，决不轻易接受；⽽⼀经接受，就要咬紧⽛根，以全⼒⼲到底。

他所有的勇⽓，都是经内⼼锻炼过的⼒量，以有程序的⽅式表现出来的。

举⼀例来说明：我有⼀次在美国费勒得菲亚（Philadelphia）城，看⼀出英国⽂学家君格⽡特尔（John Dinkwater）的历史名剧，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当林肯被共和党推为候选⼤总统的时候，该党代表团来见他，并且说明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共和党的候选⼈是⼀定当选的。

他听到这个消息，沉默半晌，⽅才答应。

等代表团⾛了以后，他⼜⼀声不响的凝视壁上挂的⼀幅美国地图，看了许久，他严肃地独⾃跪在地图前⾯祈祷。

我看完以后，⾮常感动，回到寄住的⼈家来，半夜不能睡觉。

⼼⾥想假如⼀般中国⼈听到⾃⼰当选为⼤总统的消息，岂不要眉飞⾊舞，⽴刻去请客开跳舞会吗？中国名剧《牡丹亭》中，写⼀位教书先⽣陈最良科举中了，⼝⾥念到“先师孔夫⼦，犹未见周王，⽼夫陈最良，得见圣天⼦，岂偶然哉！岂偶然哉！”于是⾼兴得满地打滚。

但是林肯知道可以当选为⼤总统的时候，就感觉到国家重⼤的责任落在他双肩上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是⼀件可快乐的事。

凝视国家的地图，继之以跪下来祈祷，这是何等相反的写照！
道德的勇⽓是要经过长期锻炼才会养成的。

但是要养成道德的勇⽓，必定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是天性的敦厚，第⼆是体魄
的雄健。

就第⼀个条件说，⼀个⼈有⽆作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

不要说看⼈能否担当国家⼤事，就是我们结交朋友，也要先认定他天性是敦厚还是凉薄，才可以判断他能不能共患难。

凡对⾃⼰的亲属都刻薄寡恩的⼈，是决不会对于朋友笃厚忠诚的。

⾃然这样的⼈，也决不会对于国家特别维护，特别爱戴的。

所以古来许多⼤政治家⽤⼈的标准，是宁取笨重，⽽不取⼩巧。

倒是乡间的农夫，看来虽似愚笨，却很淳朴诚恳，到患难的时候讲朋友。

只有那戴尖顶⼩帽，⼝齿伶俐，举动漂亮的⼈，虽然⼀时讨⼈欢喜，却除了做⼩官僚，做“洋⾏⼩⿁”⽽外，别⽆可靠之处。

就第⼆个条件说，则体⼒与胆量关系，实在密切极了。

⼆者之间，系数极⼤。

体⼒好的⼈不⼀定胆⼦⼤；体⼒差的⼈却常常易于胆⼦⼩。

⼀遇危难，仓皇失措，往往是体⼒虚弱，不能⽀持的结果。

《左传》形容郑国的⼩驷上阵，是“张脉奋兴，阴⾎周作，进退不可，周旋不能”。

所以把战事弄糟了，⽤他们驾战车上阵的国王，也就误在这些马的⾝上。

马犹如此，⼈岂不然。

我相信胆⼦是可以练得⼤的，但是体魄是胆⼦的基本。

担当⼤事的⼈可以少得了吗？
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然后才可以谈到如何修养道德的勇⽓。

修养就是把原来的质素加以有意识的锻炼。

《孟⼦》所谓“天将降⼤任于斯⼈也，必先苦其⼼志，劳其筋⾻，饿其体肤，空乏其⾝，⾏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对于修养⼯作最好的说明。

从这种修养锻炼之中，才可以养成⼀种⾄⼤⾄刚的“浩然之⽓”，⼀种“泰⼭崩于前⽽⾊不沮，黄河决于侧⽽神不惊”的从容态度。

修养到了这个地步，道德的勇⽓才可以说是完成。

但是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来从事于这种修养？
（⼀）知识的陶熔
真正道德的勇⽓，是从知识⾥⽽产⽣出来的，因为经过知识的磨练⽽产⽣的道德的勇⽓，才是有意识的，⽽不是专恃直觉的。

固然“是⾮之⼼，⼈皆有之”，但这还是指本性的、直觉的⽅⾯⽽⾔。

在现代⼈事复杂的社会⾥，⼀定要经过知识的陶熔，才能真正辨别是⾮，才能树⽴“知识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

知识的深信，是⼀切勇⽓的来源。

唯有经过严格知识的训练的⼈，才能发为有系统、有计划、有远见的⾏动。

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盘，只是他把算盘看透了！
（⼆）⽣活的素养
仅有知识的陶熔还不够，必须更有⽣活的素养。

西洋哲学家把简单的⽣活和⾼超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联在⼀起说，实在很有道理。

没有简单的⽣活，⾼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发挥的。

社会上有些坏⼈，并不是他们⾃⼰⽢⼼要坏的，乃是他的⽣活享受的标准，⼀时降不下来，以致⼼有所蔽，⽽⾏有所亏。

那占有欲（Posses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个重⼤原因。

明末李⾃成破北京的时候，有两个⼤⾂相约殉国。

两个⼈说好了，⼀个正要辞别回家，这位主⼈送客出门，客还没有⾛，就问⾃⼰的佣⼈猪喂了没有。

那位客⼈听了，就长叹⼀声，断定他这位朋友不会殉国。

他的理由是世间岂有猪都舍不得，⽽肯⾃⼰殉国之理？后来果然如此。

中国还有⼀个故事，说⼀个贪官死去，阎王审问他的时候说：“你太贪了，来⽣罚你变狗。

”他求阎王道：“求阎王罚我变母狗，不要变公狗。

”阎王说：“你这⼈真没有出息，罚你变狗你还要变母狗，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我是读过《礼记》的。

《礼记》上说：‘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所以我要变母狗。

”原来他把原⽂的“⽏苟”⼆字读“母狗”，以为既可得财，⼜可免难。

这虽是⼀个笑话，却是对于“⼼有所蔽”⽽不能抑制占有欲者⼀个最好形容。

须知⼀个⼈的⾏动，必须⼼⽆所蔽，然后在最后关头，⽅可发挥他的伟⼤。

这种伟⼤，就是得之于平⽇⽣活修养之中的。

（三）意志的锻炼
普通的⽣活是感觉的⽣活（Life of Senses），是属于声⾊⾹味的⽣活，⽽不是意志的⽣活（Life of will）。

意志的⽣活，是另⼀种境界，只有特⽴独⾏的⼈才能过得了的。

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操⾏，所以“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毁之⽽不加沮”。

他有“虽千万⼈吾往矣”的⽓概，所以悠悠之⼝不⾜以动摇他的信念，⽽他能以最⼤的决⼼，去贯彻他的主张。

他
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挟长，不挟贵”，⽽在这个年头，更能不挟群众，⽽且也不为群众所挟。

他是坚强的，不是脆弱的。

所以他的遭境愈困难，⽽他的精神愈奋发，意志愈坚强，体⼒愈充盈，⽣活愈紧张。

凡是脆弱的⼈，最后都是要失败的。

⾟亥⾰命的时候，《民⽴报》的⼀位编辑徐⾎⼉，以⼆⼗岁左右的青年，做了《七⾎篇》，慷慨激昂，风动⼀时。

等到⼆次⾰命失败，他便以为天下事不可为了，终⽇花天酒地，吐⾎⽽死、成为真正的“⾎⼉”。

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养的结果。

⾄于曾国藩⼀⽣却是⼀个坚强意志的表现。

他⾟⾟苦苦，接连⼲了⼏⼗年，虽然最初因军事败衄，要⾃杀两次，但是他后来知道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坚强的意志去征服困难，才有办法，所以决不灰⼼，继续⼲下去，等到他做到了“忍”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临危的训练
⼀个伟⼤的领袖和他的伟⼤的⼈格，只有到临危的时候，才容易表现出来。

世界上哪⼀个伟⼤的⼈物，不是经过多少的危险困难，不为所屈，⽽后能够产⽣的？俗语说：“⽼和尚成佛，要千修百炼。

”修炼的时候，是很苦的。

时⽽⽔⽕，时⽽⼑兵，时⽽美⼥，⼀件⼀件的来逼迫他、引诱他。

要他不为所屈，不为所动，⽽后可以成佛。

这种传说，很可以形容⼀个伟⼤⼈物的产⽣。

张睢阳临刑前说：“南⼋，男⼉死⽿，不为不义屈。

”这种临危的精神，是不因为他死⽽毁灭的。

黄黎洲先⽣在他的《补历代史表序》上有⼀段⽂章说：“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

将⼊井中。

僧⼤梓云：‘国史⾮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

’素是以不死。

后修元史，不闻素有⼀词之赞。

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万季野以留之，不
亦可慨也夫！”这段沉痛的⽂字，岂仅指危素⽽⾔，也同时是为钱谦益辈⽽发。

要知不能临危不变的⼈，必定是怯者，是懦夫。

只有强者才不怕危险，不但不怕危险，⽽且爱危险，因为在危险当中，才能完成他⼈格充分的发挥。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伟⼤的⼈物，如⽂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积极表现道德的勇⽓的。

⼗年以前，我和蒋先⽣闲谈。

我说，我们何必多提倡亡国成仁的⼈物，如⽂天祥、史可法诸位呢？蒋先⽣沉默了⼀会，他说：“⽂天祥不可以成败论，其百折不回，从容就义的精神，真是伟⼤！”我想⽂天祥的⼈格、⾏为，及其留下的教训，现在很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他最初不见⽤于乱世；等到⼤局不可收拾的时候，才带新兵⼆万⼊卫。

元朝伯颜函相兵薄临安，宋朝⼜逼他做使⾂去“讲解”。

他以抗争不屈⽽被拘留。

他的随从义⼠杜浒等设计使他逃出。

准备在真州起两淮之兵，⼜遭⼼怀疑贰的骄兵悍将所扼，⼏乎性命不保，逃⾄扬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饥饿得不能⾛了；杜浒等募两个樵夫，把他装在挑⼟的⽵篮中抬出。

航海到温州起兵，转到汀州、漳州，经⼴东梅州⽽进兵规复江西。

汉奸吴浚来说降他，他把吴浚杀了。

江西的会昌、雩都、兴国、抚州、吉安和庐陵的东固镇，都有他的战绩。

他
的声势，⼀度振于赣北和鄂南。

兵败了，妻⼦都失陷了，他⼜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闽粤之间起兵，⼜由海丰、南岭打出来，在五坡岭被执，⾃杀不死，路过庐陵家乡绝⾷不死；解到燕京，元⼈起初待以上宾之礼说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诱他，他总是不屈，要求元朝杀他。

若是不杀他，他逃出来，还是要起兵的。

元朝也为这个理由，把他杀了。

他在狱中除了作《正⽓歌》之外，还集杜诗⼆百⾸，这是何等的镇静！何等的从容！他就刑时候的“孔⽈成仁，孟⽈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今⽽后，庶⼏⽆愧”⼏句话，不特留下千秋万世的光芒，也是他⼀⽣修养成功的“道德的勇⽓”的充分表现。

他本来⽣活是很豪华的，经国难举兵以后，⼀变其⽣活的故态。

他的⾏为，有两件特别可注意的事。

第⼀是他常是打败仗⽽决不灰⼼。

当然他是⽂⼈，兵⼜是乌合之众的义兵，打败仗是意想得到的。

但是常打胜仗，间有失败⽽不灰⼼，还容易；常打败仗⽽还不灰⼼，实在更困难。

这是“知其不可⽽为之”的精神。

第⼆是他常逃，他逃了好⼏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苟活。

他逃了还是去举兵抗战的。

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现什么⼀种勇⽓？做事只要是对的，成败有什么关系？“若夫成功则天也”，是他最后引以⾃慰的⼀句话。

⽂天祥出来太晚了！⽂天祥太少了！若是当时⼈⼈都能如此，元朝岂能亡宋？所以⽂天祥不但是志⼠仁⼈，⽽且是民族对外抗战的模范⼈物！
必须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国开基的事业！进⼀步说，若是真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定能完成建国开基的事业！
“时穷节乃见，⼀⼀垂丹青！”
中华民族的克难精神
钱穆
中国⽂化绵延四千年，在全世界各民族中，拥有最悠久的历史，因此其所经艰难困苦，亦特丰富，远⾮其他短演民族可⽐。

由此养成了中国民族特有的克难精神，常能把它从惊险艰难的环境中救出。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例，举不胜举。

夏少康有⽥⼀成，有众⼀族，中兴夏业，可算是中国史上最先的⼀位克难英雄。

此下如春秋时卫⽂公，⼤布之⾐，⼤帛之冠，复兴卫国，⼜绵延了它五百年的国运。

其次如春秋末越王勾践，⼗年⽣聚，⼗年教训，终灭强吴。

稍后到战国，如燕昭庄⽤乐毅，复兴燕国，卒报齐仇，⽽齐亦有⽥单，困守即墨孤城，终亦收复失地。

如此之类的历史实例可称俯拾即是。

但这些尚都在中国民族还未凝成⼀⼤统⼀的国家之前，⽐较是偏于地⽅性的⼩范围以内事。

下到秦始皇创建统⼀政府，此后中国所经内忧外患，两千年来，种种惊涛骇浪，更属艰险，更属巨⼤，但中国民族终能逐步加以克服，直到今天，依然在全世界各民族所有历史中完整依然，屹⽴⽆恙，所以说到克难精神，中国民族之伟⼤表现，就今天⽽论，可说是举世⽆匹。

现在要问的，上⽂所谓“克难精神”，究竟是那样⼀种的精神？换⾔之，中国⼈惯常凭
借着何种样的精神来克服诸艰？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主要的是凭仗着⼀股⽓。

⽓不壮，⽓不⾜，⾮难亦难；⽓壮⽓⾜，难亦⾮难。

旧说称之为⼀股⽓，新说则称之为⼀股精神。

我们要克服困难，最重要的还是凭仗这⼀股⽓。

⼈⽣也只凭仗⼀⼝⽓，没有那⼀⼝⽓，⼜如何克得难？宋末⽂天祥国亡被俘，在牢狱中写了⼀⾸《正⽓歌》，中间列举许多历史⼈物，全是在极度艰难的处境下发扬正⽓，虽然在当时只是⼤节不移，临危受命，但天地间只要有正⽓流⾏，⾃然邪不克正，⼀切艰难只是由邪恶之⽓所⿎荡，所激成，正⽓发扬了，邪⽓⾃然消散。

这⼀种天地正⽓，在孟⼦书⾥则称之为“浩然之⽓”。

浩然之⽓由积义所⽣，⾄今在中国社会上还流⾏着“义⽓”⼆字，我们可以说，义⽓便是我们今天所要提倡的克难精神。

何以说义⽓便是克难精神呢？这⾥便应该先明⽩“义”字的界说与内涵。

要明⽩义字的界说和内涵，先该明⽩得“义、利”之辨
和“义、命”之辨。

本来⼈的本性，全都是希望舍害趋利、舍失趋得、舍危趋安、舍死趋⽣的。

但有时却外⾯环境不许我们有利、有得、有安、有⽣，四⾯⼋⽅、满限满⾝，所遭所遇，只有害、有失、有危、有死。

这⼀种局⾯，正是我们之所谓难。

最难的在于只见害不见利，只见失不见得，只见危不见安，只见死不见⽣，使⼈⽆可趋避⽆可抉择。

在此环境下，叫你转⾝不得，⽆路可⾛。

我们⼀旦过此环境，⼀切利害得失安危死⽣的计较与打算，全⽤不上，那时则只有另作计较，再不在利害得失安危死⽣的抉择上⽤⼼，因为在这⽅⾯⽤⼼也全成⽩费，于是我们只有另辟⼀道起，另作别⼀种的打算，只问我对这事该不该如此做，却再不去问如此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是死。

这该不该如此做，便是⼀个“义”的问题。

我该如何做即如何做，⾄于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是死，那是外⾯环境的⼒量，现在则此种⼒量压迫得太紧缩太严重了，使我⽆从努⼒，⽆可⽤⼼，则只有诿之于命，说这只是⼀种外在的“命”，根本容不到我去考虑，这⾥便是所谓义、命之辨。

义只是尽其在我，只是反⾝内求，我究竟该如何做，⾄于做了后的外⾯影响，我只有置之不问，说这是命，⾮⼈⼒所预。

列⼦书中曾有⼀篇题名“⼒命”。

命是外在的，我⼀时奈他不得，⼒量在我的，我只问这番⼒该如何使便如何使。

所以中国传统教训，特别看重“知命”。

《论语》⼆⼗篇的最后⼀句，便说“不知命⽆以为君⼦”。

君⼦知命，便可不愿外⾯⼀切利害得失安危死⽣，把⼀切打算，⼀切计较，搁置⼀旁，专问此事该不该，义不义，如此⼼归⼀线，更没有多打算，多计较，⾃然⽓壮⽓⾜，外⾯⼀切困难，也不觉是困难了。

困难的在于谋利⽽不得利，转反得害：喜得⽽不易得，转反易失；求安⽽不得安，转反得危；贪⽣⽽不见⽣，转反见死，那才是为难的局⾯。

若我能把这⼀局⾯根本推在⼀边，不去多理会，专⼀反⾝来问这刻的我究该如何，这便是所谓义命之辨，内外之辨。

⼈能如此⽤⼼，⾃然只见有我不见有外⾯，只有我没有外⾯，⾃然唯我所欲，更⽆困难可以阻挡，那外⾯尽多困难，也⾃然克服了。

但这是说到极端的话。

外⾯环境很少遭遇到只见有害不见有利，只见有死不见有⽣的境界。

惟其有利害可别，有得失可较，有安危可商，有⽣死可择，⼈⼈遂⼀意在此上⽤⼼打算计较，却忽忘了该不该，义不义。

然⽽外⾯环境究竟是复杂的，变动的，我见为利⽽转成为害，我见为得⽽转成为失，我见为安⽽转反是危，我见可⽣⽽转反得死，随时随处有之。

⼈的聪明有限，外⾯变化，哪⾥能全部预见，全部肯定？如是则转增惶惑，转多顾忌，本来并不难，却见荆棘丛⽣，⼨步难⾏。

何如你在并不⼗分困难的处境下，早当做⼗分困难的环境看。

你早就不要在利害得失安危死⽣那些并⽆⼗分确切把握的计较上计较，那些并⽆⼗分确切凭据的打算上打算。

你早就⼼归⼀线，只问我此事该不该，义不义，更不要计较外⾯那些利害得失安危死⽣，岂不更单纯、更直捷、更简单、更痛快。

如此你⽓⾃壮⾃⾜，外⾯真实有难也不见难，何况外⾯真实并不甚难，你⾃多计较，多打
算，⼼乱⽓馁，反⽽不难也见其难。

现在则⼼定⽓⾜，义⽆再虑，义不反顾，那样则转⽽不谋利⽽⾃得利，不求安⽽⾃得安，不欲得⽽⾃⽆失，不惜死⽽⾃有⽣。

这是所谓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并不叫⼈舍利求害，只是指点⼈⼀条真正可靠的利害别择的正道与常规。

⼈若明⽩得义利之辨，义命之辨，⼀切事都问个该不该，义不义，更不问利害得失安危死⽣，如此积⽽久之，⾃然⼼定⽓壮，便见有所谓浩然之⽓。

孟⼦⼜说：“浩然之⽓，⾄⼤⾄刚以直养⽽⽆害，可以塞于天地之间。

”何以说浩然之⽓是“⾄⼤”呢？因为利害得失安危死⽣的计较打算，是⼈⼈⽽殊的，你见为利，别⼈或许是害。

你见为得，别⼈或许是失。

这些打算全是⼩打算，这些计较全是⼩计较。

只有义不义，该不该，你如此，我亦如此，任何⼈都如此，这是⼤计较⼤打算。

你⼀⼈在计较，不啻是为⼤众计较；你⼀⼈在打算，不啻是为⼤众打算。

任何⼈处此环境，遇此事变，也只该如此计较，如此打算。

⼼胸⼤⽓魄⼤，⾯前的道路亦⼤，所以说是⾄⼤。

何以⼜说是“⾄刚”呢？因为你若专为得失利害安危死⽣打算，本来如此打算见有利，若觉⽆利有害，你岂不要再作计较，再有打算？你若专为该不该义不义着想，不论前⾯利害得失安危死⽣种种反复，种种变化，你早打算定了，该做即做，不该做即不做，勇往直前，再也不摇惑，不游移，岂不是刚吗？何以⼜说是“⾄直”呢？惟其⼼归⼀线，⾯前只有⼀条路可⾛，便是义，四围的利害得失安危死⽣全不顾，那条路⾃然直的，不是曲的邪的了。

利如此，害来也如此。

得如此，失来也如此。

安如此，遇危也如此。

⽣如此，临死还是如此。

你如此，我如此，任何⼈到此境界，遇此事变全该如此，所以说塞于天地之间，正见其⽆往⽽不如此。

若为私⼈利害得失安危死⽣打算，即⼀⼈⼀打算，⼀时⼀打算，你的打算与我不相关，此刻的打算与前⼀刻后⼀刻不相关，那真是渺⼩短暂之极，⼜何能塞于天地之间呢？试问那渺⼩短暂的打算处处隔阂，时时摇动，岂不要不难亦难。

那种⾄⼤⾄刚以直⽽塞乎天地之间的⼤打算，岂不可以难亦⾮难，克服⼀切困难⽽浩然流⾏呢？
这种义⽓，亦可说是公道，这是⼀条⼈⼈都该如此⾛的路道。

照着这⼀条公道⾛路的⼈，便是有义⽓的⼈。

只有这种⼈才可克服⼀切困难。

换句话说，正因⼈不肯照这⼀条公道⾛，没有义⽓，所以才有种种困难发⽣。

可见只要⼈⼈照此公道⾛，⼈⼈知重义⽓，⼀切困难也就⾃然消散，⾃然克服了。

中国⼈的传统⽂化，中国的社会风尚，正因为⼀向就看重这⼀种公道与义⽓，所以遂养成了举世⽆匹的⼀种克难精神。

但这⼀种⽓，却贵能“养⽽⽆害”，个⼈如是，全社会更如是。

此刻我们的国家社会正遇到空前⼤难，这⼀种⼤难之来临，正为⼈⼈先失掉了正义感，⼈⼈不照公道⾛，⼈⼈都从⾃⼰个⼈利害得失安危死⽣上计较打算，社会没有公道，没有正义，各个⼈的利害得失安危死⽣，哪能⼀致？⼈⼈为⾃⼰打算，不为公正道义打算，⼈⼈在⽬前环境上计较，⼈⼈认为⾃⼰可以创造⾃⼰的命运，把握⾃⼰的前途，结果则前途愈窄，命运愈惨，⼤难当前，莫之奈何。

那些全是邪⽓，⾮正⽓；全是私道，⾮公道。

此刻要回头克难，只有⼤家觉悟，⼤家莫再在个⼈利害得失安危死⽣上打⼩算盘，作私计较。

⼤家崇奉公道，奖励正义。

历史上那些守死善道激扬正⽓的⼈物，像⽂天祥《正⽓歌》中所举，皆当衷⼼崇拜，刻意推敬。

社会上朋辈中只要是守公道奉正义的⼈，吾们都该竭⼒敬重，加意阐扬。

只有⼤的刚的直的可以发⽣⼒量，打破难关。

⼀切⼩计较，阴柔⽓，歪曲相，都该扫除。

如是由⼀⼈推到⼗⼈百⼈，由⼀团体推到⼗百团体，社会正⽓⽇张，公道⽇宏，⼀切难关，⽆不可以打破，⽆不可以克服。

⼈⼼感召，极快速，极坚强。

舍此之外，更⽆其他妙法奇计。

命运永远将摆布⼈、捉弄⼈，⼈⼈只得⾯对着害的、失的、危的、死的路上⼀步步的挨近。

这是当前事实，明⽩告⼈，还不值得我们的警觉吗？
这不是⼀⼈两⼈的责任，却是⼤家的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要提倡克难精神，只有发扬民族正⽓。

⽴志做⼤事
孙⽂
⽴志是读书⼈最要紧的⼀件事。

近代⼈类⽴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群，为⼤家谋幸福，⽤事实说，中国青年应该有的志愿，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我国的⽂明和各
国并驾齐驱。

所以现在的青年便应该以国家为⼰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

这种志愿究竟是如何⽴法呢？我读古今中外的历史，知道世界极有名的⼈，不全是从政治事业⼀⽅⾯做成功的；有在政权上⼀时极有势⼒的⼈，后来并不知名的；有极知名的⼈，完全是在政治范围之外的。

简单的说，古今⼈物之名望的⾼⼤，不是在他所做的官⼤，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

如果⼀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名。

所以我劝诸君⽴志，是要做⼤事，不可要做⼤官。

什么是叫做⼤事呢？⼤概的说，⽆论哪⼀件事，只要从头⾄尾，彻底做成功，便是⼤事。

譬如从前有个法国⼈叫做柏斯多，专⽤⼼⼒考察⼈眼所不能见的东西——那种东西极微妙，极⽆⽤处。

在普通⼈看起来，必以为算不得⼀回什么事，何必枉费⼯夫去研究它呢？但是柏斯多把他的构造、性质，和对于别种东西的关系，⾃头⾄尾研究出来，成⼀种有系统的结果，把这种东西便叫做微⽣物。

由研究这种微⽣物，便发明微⽣物对于各种动植物的妨害极⼤，必须要把他扑灭才好。

现在世界⼈类受知道扑灭这种微⽣物的益处，不知道有多少。

柏斯多⽴志研究的东西，虽然说是很⼩，但是他彻底得到了结果，便是成了⼤事，所以他在历史上便享⼤名。

学⽣⽴志，注重之点，万不可想要达到什么地位，必须要想做成⼀件什么事。

因为地位是关系于个⼈的。

达到了什么地位，只能为个⼈谋幸福。

事业是关系于群众的，做成了什么事，便能为⼤家谋幸福。

⼤家⼜知道，许多做⼤事成功的⼈，不尽是在学校读过书的，也有向来没有进过学校的。

不过那种⼈是天⽣的长处，普通⼈要求所做的事不错，必要取法古⼈的长处才好。

所以我们要进学校读书，取古今中外⼈的知识、才学来帮助我们做⼀件⼤事，然后那件⼤事才容易成功。

怎样才配称作现代学⽣
蔡元培
⼀般似乎很可爱的青年男⼥，住着男⼥同学的学校，就可以算作现代学⽣么？或者能读点外国⽂的书，说⼏句外国语；或者能够“信⼝开河”的谈什么……什么主义和什么什么……⽂学，也配称做现代学⽣么？我看，这些都是表⾯的或次要的问题。

我以为⾄少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才配称做现代学⽣。

（⼀）狮⼦样的体⼒
我国⾃来把读书的⼈叫作⽂⼈，本是因为他们所习的是为⽂事的缘故，不料久⽽久之这“⽂⼈”两个字和“⽂弱的⼈”四个字竟发⽣了连带关系。

古时⽂⼠于礼、乐、书、数之外，尚须学习射、御，未尝不寓武于⽂。

不料到后来，被⼀些野⼼帝王专以⽂字章句愚弄天下儒⽣，鄙弃武事，把知识阶级的体⼒继续不断地摧残下去；流毒⾄今，读书⼈所应有的健康，⼤都被毁剥了。

羸弱的⽗母，哪能⽣出康强的⼉⼥！先天既不⾜，⽽学校教育，⼜未能⼗分注意体格的训练，后天也就⼤有缺陷。

所以现时我国的男⼥青年的体格，虽略较⼆⼗年前的书⽣稍有进步，但⽐起东、西洋学⽣壮健活泼、⽣机勃勃的样⼦来，相差真不可以道⾥计。

新近有⼀位留学西洋多年⽽回国不久的朋友对我说，他刚从外洋回到上海的时候，在马路上⾛，简直不敢抬头，因为看见那些孱弱已极、毫⽆⽣⽓的中国男⼥，不禁发⽣恐惧和惭愧的感觉。

这位朋友的话，并不是随便邪说。

任何⼈刚从外国回到中国国境，怕都不免有同样的印象。

这虽是就普通的中国⼈观察⽽⾔，但是学校⾥的学⽣也好不了许多。

先有健全的⾝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事业，这句话⽆论何⼈都是承认的，所以学⽣体⼒的增进，实在是今⽇办教育的⽣死关键。

现今欲求增进中国学⽣的体⼒，唯有提倡运动⼀法。

中国废科举，办学校，虽已历时⼆⼗余年之久，对于体育⼀项的设备，太不注意。

甚⾄⼀个学校连操场、球场都没有，⾄于健⾝房、游泳池等等关于体育上的设备，更说不上了。

运动机会既因⽆“⽤武地”⽽减少，所
以往往有聪慧勤学的学⽣，只因体⼒衰弱的缘故，纵使不患肺病、神经衰弱病及其它痼症⽽青年夭折，也要受精⼒不强、活动⼒减少的影响，不能出其所学贡献于社会，前途希望和幸福就从此断送，这是何等可悲痛的事！
今⽇的学⽣，便是明⽇的社会中坚、国家柱⽯，这样病夫式或准病夫式的学⽣，怎能担得起将来社会国家的重责！⼜怎能与外国赳赳武夫的学⽣争长⽐短！体⼒的增进，并⾮⼀蹴⽽就。

试观东、西洋学⽣，⾃⼩学以⾄⼤学，⽆⼀⽇不在锻炼陶冶之中。

所以他们的青年，⽆不嗜好运动，兴趣盎然。

⼀闻赛球，群起⽽趋之。

这种习惯的养成，实⾮易事。

⽽健全国民的基础，乃得以确⽴。

这种情形，在初⼊其国的，会误认为⼀种狂癖；观察稍久，⽅知其影响国本之⼤。

这是我们所应憬然猛省的。

外⼈因我国度庞⼤⽽不⾃振作，特赠以“睡狮”的怪号。

青年们！醒来吧！赶快回复你的“狮⼦样的体⼒”，好与世界健⼉⼀较好⾝⼿；并且以健全的体⼒，去运⽤思想，创造事业！
（⼆）猴⼦样的敏捷
“敏捷”的意思，简单说起来就是“快”。

在这⼆⼗世纪的时代做⼈，总得要做个“快⼈”才⾏。

譬如赛跑或游泳⼀样，快的居前，不快的便要落后，这是⽆可避免的结果。

我们中国的⽂化，在两千年前，便已发展到与现今的中国⽂化程度距离不远。

那时欧洲⼤陆还是蛮⼈横⾏的时代。

⽽美洲尚草莽未辟，更不⽤说。

然⽽今⽇⼜怎样呢？欧洲⽂化的灿烂，我们既已远远落后，⽽美洲则更发展迅速。

美利坚合众国⽴国⾄今不过⼀百五⼗四年，其政治、经济的⼀切发展，竟有“后来居上”之势。

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固然是美国的环境好，适于建设。

⽽美国⼈的举动敏捷，也是他们成功迅速的⼀个最⼤原因。

我们试游于美国的都市，汽车、街车等等的风驰电掣不算，就是在⼤街两旁道上⾛路的⼈，也都是迈步直前，绝少左顾右盼、姗姗⽽⾏，像中国⼈所常有的样⼦。

再到他们的⼯⼚或办事房中去参观，他们也是快⼿快脚的各忙各的事体。

⾄于学校⾥的学⽣，⽆论在讲堂上、操场上、图书馆⾥、实验室⾥，⼀切⾏动态度，总是敏捷异常，活泼得很。

所以他们能够在⼀个短时期内，学得多，做得多。

将来的成就也⾃然的多起来了。

掉转头来看看我国的情形，⼀般⼈是⾏动迟缓，姑且勿论；就是学校⾥的学⽣，读书做事，也⼤半有⼀些不灵敏。

所以在初中毕业的学⽣，国⽂不能畅所欲⾔；在⼤学⾥毕业的学⽣，未必能看外国⽂的书籍。

这不是由于他们的脑筋迟钝，实在是由于习惯成⾃然。

所以出了学校以后，做起事来，仍旧不能紧张，依然“从容不迫”地做下去。

西洋⼈可以⼀天做完的事，中国⼈⾮两天或三天不能做完。

在效率上相差得这样多，所成就的事体，⾃然也就不可同⽇⽽语了。

关于这种迟缓的不敏捷的⾏动，我说是⼀种习惯，⽽且这种习惯是由青年时代养成的，并不是没有什么事实上的根据。

我们可以⽤华侨⼦弟和留学⽣来做证明：在欧美⽣长的中国⼩孩，⾏动的敏捷，固⾜与外国⼩孩抗衡；⽽⼀般留学⽣，初到外国的时候，总感觉得处处落⼈之后，⾛路没有⼈家快，做事没有⼈家快，读书没有⼈家快，在课堂上抄笔记也没有⼈家写得快、记得多，苦不堪⾔。

但在这样环境中吃得苦头太多了以后，⾃然⽽然的⼀切⾏动也就渐渐的会变快了。

所以留学⽣回国后⼀切⾏动，总⽐普通⼀般⼈要敏捷些。

等到他们在百事迟钝的中国环境⾥住的时间稍为长久⼀点，他们的迟缓的⽼脾⽓，或者也会重新发作的。

就拿与⼈约会或赴宴会做例⼦，在欧美住过⼏年的⼈，初回国的时候，⼤都是很肯遵守时间，按时⽽到；后来觉得⾃⼰到了，他⼈迟到，也是于事⽆益，呆坐着等⼈，还⽩⽩糟蹋了宝贵的时间，不如还是从俗罢。

但是这种习惯的误事和不便，是⼈⼈所引为遗憾的。

尤其是我们的青年⼈，应当积极纠正的。

青年们呀！现在已经是⼆⼗世纪的新时代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快”。

你看布满了各国⼤陆的铁道、浮遍了各国海洋的船舰、⾁眼可看见的有线电的电线、不可见的⽆线电的电浪、可以横渡⼤西洋⽽远征南北极的飞机、城市地⾯上驰骋着的街车与汽车、地⾯下隧道
中通⾏的⽕车与电车，以及⼯⼚、农场、公事房、家庭中所有的⼀切机器，哪⼀件不是为要想达到“快”的⽬的⽽设定的？况且凡各种科学，⽆不⽇新⽉异的在那⾥增加发明。

我们纵不能⾃⼰发明，也得要迎头赶上去、学上去，这都是⾮快不为功的。

据进化论的昭⽰，我们⼈类由猿猴进化⽽来。

却是⼈类在这⽐较安舒的环境中，⾏动渐次变得迟钝，反⽐猴⼦略逊⼀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