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的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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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我的教育故事
---一个差生的转变历程及其人生感悟
铁芳兄要我写一点我自己成长中的教育故事。
我自觉并不是什么社会名流与成功人士,自传往往是那些功成名就人士的事情,而我只是一个高校里的普通教师,要写出自传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另外我对写个人自传性的教育故事,其实并不是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故事本身并不能够说明多少问题,有价值的应该是故事后面的社会问题与价值取向。
而且故事的个体性很强,并没有多少普遍性意义。
不过,我曾经作为一个班上与学校里最差的一个学生,而且连留过二级,遭受过无良老师的暴力体罚与受到老师善意的关怀,也有过老师无意之间擦亮我的心灵火花与希望之星,我之所以没有走向人生的黑暗深渊之路而终于成为了一个社会上有用之人,也确实有一点值得说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不种地而做国家干部?
我出生于江西东南部武夷山北部的一个极其落后的农村,我家里的情况在当时的村子里不算差。
爸是村里仅有的几个有高小学历的人,大跃进时在南昌铁路局当过五年铁路工人,因为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能说会道会算,算盘更
是我爸最为精溢的技术,在修铁路时就做过班组长。
也因为这些原因,我爸爸从南昌铁路局回到村里,年仅二十三岁就被推为生产队的会计。
由于在家里我爸是独子,爷爷身体很不好,才让他回到了家里。
自此以后,我爸的命运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农民。
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会经常对我说,如果爸爸不因为爷爷的话,我现在该是大城市里的人了,说得我非常感到惋惜。
可是那幼小时的我却不知道,如果我爸不回老家的话,我爸绝对不会来老家娶上我现在的妈妈,这样的话我便不可能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生命就可能是以另外的方式出现。
现在我明白了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珍品。
我们没有理由把人的生命分为城里人与乡下人,上等人与下等人。
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痛恨柏拉图把人分为金质、铜质与铁质的。
因为人的成长过程一旦被人无缘无故贴上这样的标签,我就觉得这是对人的生命的侮辱。
人的确是有些差异,但是这并不是对人的生命分出高低贵贱的理由,更不是践踏人的生命的理由。
但是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眼光中长大的。
我曾经问过我奶奶人是不是一定会死,奶奶说一定会死的,我又问我会会不死。
奶奶说也会的,但是希望我活过八十岁。
八十岁后还是要死吗?我又追问我奶奶。
我奶奶非常肯定地回答了我的话,我甚至寄希望于医生能够救我的命,但奶奶很快就告诉我,最高明的医生也只能治病却并不能治命。
在绝望之余,
于是我一直向望着村子里远远能够望见的高高耸立在东面
的那座被村里人称之为仙山的山,希望见到那里的不会死的神仙。
不过,到现在我也一次也还没有能够走进过这座仙山,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体会到了作为人的险恶与无常。
我在家里排行是第二,上面有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妹与一个弟弟。
家里四个小孩只有我一个考出来了,现在是家里唯一在城里有正式工作的一员,而且是非常艰难地出来的。
我小时很不幸出生在文革正如火如荼的时期,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说长大了要当解放军才能够成为英雄,于是我从小最为崇拜的就是军人,最想做的事就是象英雄那样去死。
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这样机会,于是才有这个自传。
也难怪那时整个社会都是向解放军学习气氛,这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来说是非常深刻的。
但在于一个不懂事的我来说,“文革”并没有对我们这样落后的农村的教育造成太大的
损失。
只有一件事,大约是我四岁的时候,我带了一大批小孩来家里玩,一个个小孩子指着我家里墙上贴着的毛主席画像叽叽喳喳说,这是毛主席,最厉害的人。
我听完后,不服气地说,这算什么?说完拿奶奶用来作针线活的大剪刀把画像上的两个眼珠给剜了下来,留下了二个黑乎乎的洞。
当我爸妈从田里回来的时候,看见墙上的画像,一下子惊呆了,
干紧把房门一关,把所有的小孩都轰出来。
门窗紧闭,把挖掉眼珠画像藏起来。
一直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爸才把这个张画像拿出来烧掉,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我还不敢起
床,直到我妈妈对我说已经买了新的,不怕了,我才起来。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恐惧,我小时候后来一直很胆小,应该说与这次经历是有关的。
我小时候非常懵懂,懂事很晚,据我奶奶说我三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但能够听懂大人所说的一切,很胆小害羞,因为长了二个深深的酒窝,所以有人说我像个小姑娘,上学前最不敢做的事就是在大人面前说话或者为奶奶去买酱油
醋之类的活计,奶奶要我去买酱油醋之类的东西时,我每次手里拿着几毛钱,要在柜台前转悠个半天就是不敢开口叫要买什么,直到售货员主动来问我,我才斗胆指指了要买的东西,才算是买到了自己所要的东西。
但是如果不是去与大人打交道而是与自己的同龄人在一起的话,我还是非常胆大并且很善于说的,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是一个小小的孩子王,翻山越岭,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捕虾,扒生产队的拖拉机,偷人家的西瓜吃,在大路上学电影《地雷战》里的样子在大道上挖陷阱,里面还放一些刺,然后也学着电影里的游击队远远地躲着看看有没有人陷进去,或者与自己一般大的小朋友们一起用田野的泥巴互相打仗,日子过得居然很自在。
我
六岁那年邻居来了一个公社的干部,他家也有四个小孩子,完全与我家一样,而且性别的顺序都与我一样,与我一般大小的男孩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小时候我们玩得很好,那时他家的生活条件比我家好很多,经常有人来给他家送这送那,不是很好吃的鱼肉,就是从上海带来的一些非常好玩的玩具,他们家总是人来人往,许多人称赞他家小孩的聪明,并且有一次一个公社干部把我与那个小男孩站在一起,然后出了几个算术题要我们一起比赛,那个小男孩一口气可以算出所有的算术题,而且几乎全是脱口而出,而我总是要扳着小指头老半天也算不出一个正确答案。
然后那人就笑着对其他人说你看呀,这个小孩多笨呀。
我因此就更自卑了。
有时我也会问问我奶奶为什么我们不能象他家那样不断地换个
地方住?我奶奶总是笑我不懂事,我小时真是不懂事,说人家是国家干部,我们是种地的农民。
我又问我们为什么不能也象他们那样不种地而做国家干部?我奶奶终于被我问住
了。
报名上学遭遇拒绝的差生
我六岁多的时候第一次去报名,是妈妈带我去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中年女教师,到了老师家里,老师非常亲切地问了我三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你多大了?你家里
有几个人?我当时的小脸憋得通红,硬是没有回答出一个问题来。
然后老师的脸色变了,对我妈说你这个小孩还不能够上学,因为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叫,自己几岁也不知道。
第一次启蒙报名上学就这样失败了。
我们回家后我妈非常生气,说我太没有用了。
然后就叫我回答这三个问题。
现在想来,这三个问题我其实都是可以非常容易就回答出来的。
只是名字可能会有点困难。
因为我小时候一直是叫小名,到报名上学那天,我爸爸突然说要有一个大名,然后在我上学前几分钟才告诉我我的名字叫:“许锡良”,特别是这个“锡”字,因为是家族里的辈份字,是不能随便更改的,但是这个字特别难认也特别难写。
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了我入学时的难题。
因为我长大了,家里也没有人能够照顾得了我,奶奶是辛亥革命前出生的,是小脚,根本管不住我。
所以妈妈又去找老师,说如论如何也一定要收下我做她的学生,给老师送了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与一些山里的特产,老师非常勉强地收下了我。
我上学了,感觉非常新奇,家里有一个小摇铃,经常拿出来,学校的老师开始摇铃上下课的时候,我也拿着它摇着,其他同学非常羡慕我。
但是,很快第一次上课就让我感觉到了学校的可怕,每个教室里都张贴了与我家里那张一模一样的毛主席画像,而一看到这张画像就想我家里被挖掉眼珠的
画像,也就想到了我爸妈恐惧的样子。
终于我第一次上语文课时,老师叫我们写的第一个字“毛”字,然后要我上黑板上去写,结果由于我紧张把“毛”写出了头。
当时老师看完后也与我妈妈看到被挖了眼珠的画像一样大惊失色。
这是我第二次受到惊吓。
我觉得无论是那幅画像还是“毛主席”这三个字,都不是什么好玩的东西。
但是好在功课并不紧张,考试完全没有人关心。
一个星期有三天里在外面田野里劳动,那时正是全国人民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时候。
不上课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上课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候。
下课了我们就自由了。
下课男同学们就扭打在一起,学校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体育唯一能够玩的就是摔跤,连排球与篮球都没有见过,更别说足球了。
乒乓球是别人打破了的或者是踩瘪,已经没有了什么弹性,但是也捡回来用胶布粘上好几道或者用开水烫烫再让它彭胀起来。
再用自己家里的门板与小朋友们一起打。
我的乒乓球启蒙就是这样自发的。
去年系里参加全院的乒乓球比赛拿了冠军,我作为主力队员,打得特别漂亮,想不到我的基础原来来自这样的条件。
所以每次看到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时,我就不自觉想来了我小时候的情景。
我就对于我们国家的教育公平问题有强烈的关注。
人的思想与情感及态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总是与某个人独特的经历是有关的。
我现在的性格中深深流露出小时候的经历,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
被老师体罚后立志当一个好老师
我小学时候成绩非常糟糕,从来没有在语文与数学这二门课上同时及格过,而且还经常在班里摔跤,在全校出了名,终于熬到四年级时班主任老师不让我在班里呆下去,要我留级。
我留级了,但是留下去的时候,下一个级的班主任看了我的成绩与表现评语说,不能在他班上,因此我又留了一级。
我就是这样连留了二级,并且是找到校长来说情班主任才勉强把我留了下来。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一次上课的时的一件事。
上我们数学的教师是一个下放知青,可能是被发配到我们这穷困山区吧,每次来上课总是带着一肚子的火。
他来为我们上课一个学期,没有哪个小孩不被他打过,特别是男同学,这个教师全都打过了。
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教师从哪里学来的,他要我们男同学每个人都到山里取一根小山竹鞭来送给他,要我们每个人用镰刀削得精致一些以后送给他。
我们以为教师都喜欢这样的山里的礼物。
我们都非常高兴也非常认真地做好了送给他。
没有想到他收到以后小山竹鞭以后就向我们宣布,如果谁违背课堂纪律他就用谁送的鞭子打谁。
我就是班上最早受到自己做的鞭子惩罚的学生。
第二天这个教师就用
鞭子使劲地抽打了我的一下背部。
一条鲜红的血印十几天都没有完全消退。
我爹妈并没有为这个事去找过这个数学教师,反而说我没有认真听讲老师才会这样。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有一次老师又要举鞭子向我打来的时候,我敏捷地躲闪开了。
这个老师恼羞成怒,就向我猛地扑来,我总结上次的经验,就向外跑出教室,老师追来的时候我又跑向校外,远远地看着老师是否还在追我。
我看了一会儿,觉得好像没有人在追了。
我才在校外门口坐了下来歇一会。
我这时看见了我同班的二个男同学,正要向他们打招呼呢,他们突然把我抱住,大声喊着:“邓老师,邓老师,我们抓住了这个捣蛋鬼”。
这时这个高大凶狠的男老师从教室里跑出来,很快就把我像抓小鸡一样提到了教室,一进门就是狠狠地把我向教室前的墙上一甩,我当时只觉得眼前直冒金花,面额头上一个小鸡蛋一样大小的包立即就起来了,然而这个教师还不放过我,又命令我向全班同学跪下,我不跪,他就把我推倒在地上,我的额头上、膝盖上、手臂上都处是深度擦伤,头一直在嗡嗡直响,天旋地转。
我看不清同学们究竟是怎样看着我被挨打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大我几岁的姐姐,在高我几个年级的班上课,不知道是谁告诉她了,老师在打我,就匆忙跑过来了,边哭着哀求老师不要再打了,边用弱小的身体去挡住老师,可是他还是没有
停下来的意思,姐姐就抱着老师的腿大声地向我喊着:“弟弟,快跑啊!”我全身是伤,双腿的膝盖全破了,直流淌着血,也顾不了那么多,从地上爬起来就向外踉踉跄跄地跑出了教室。
一直到了很远很远才敢回头看老师有没有追出教室。
看着没有再追出来,我才放慢了脚步。
我哭了。
直接回了家,家里冷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我默默地躺在床上,头痛,四肢麻木无力,四周充满了恐惧的气氛,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世界原来这样可怕。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大约是到晚上吃饭时候吧,我爸妈才从田里劳动收工回来了。
看见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看见被打得一身是伤,以为我与同学打架了,我看见爸妈回来,内心里再也抑制不大哭起来。
我把老师打我的经过一五一十向爸妈说了。
当时爸妈还以为我不认真读书,才让老师这样生气。
开始还怪我没有认真学习才惹老师生气的。
我断断续续地把前因后果说了,我爸妈才想起应该带我去见见这个老师。
在校长面前我们一起见了这个教师。
这个老师也没有说什么,只说我太调皮了,却始终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
我知道那个年代里是没有什么可以道歉的。
在我们这样的农村学校里的教师大多是从城里下放到农村接爱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他们把失败的人生与阶级斗争的怒火全都撒在了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身上。
自此以后,我对在文革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都保留几分警惕,都是与这次经历有关。
这次因为我多处受伤而有两个多星期没有能够去上课。
去医院看,医生说只是外伤,没有内伤。
我爸妈才放心了。
不过我爸妈还是要我听老师的话,不要让老师为难,多么朴实的中国传统农民啊。
这件事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从此以后我的性格在很长的时间里都非常内向,这样的内向一直保持到高中毕业。
乃至我中小学时多年不见我的同学谈起当年对我的印象时还非常肯定地说我是一个一年里头也说不上几句话
的人,与我参加工作之后的形象简直就是完全不同。
这个世界不仅不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可怕的。
一个奇怪的念头就这样进入了我的心里: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个老师,去教那些像我一样的儿童,不打不骂那些即使是调皮的学生,而且还与他们一起游戏、唱歌、讲故事。
小时候的我内心世界是丰富的,感情是细腻的,这个世界其实在我眼里看得很清楚。
这是埋在我幼年心里最早的要当老师的种子,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人生道路就因为这件事真的就这样决定了我的职业
途径。
我后来不是因为像有些歌曲所唱的那样,对老师觉得有多高大才去当老师的,我心里想着的是有多少像我当初一样的学生没有像样的老师来教。
我想我如果当老师一定会成为学生喜欢的老师。
我会知道学生为什么喜欢调皮,我也会知道调皮的学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学生。
在老师的冷眼里,
埋没了学生多少丰富的内心世和对社会的多少美好向往。
我要读师范我要当老师。
这个念头一直保留着,一直到现在。
无数的选择,都没有动摇我的这个信念。
幼小时期埋下的种子原来是这样根深蒂固,这样牢不可破。
两次终身难忘的表扬
如果我的小学教育就这样的话,我对世界认识就可能完全是消极的、黑暗的,我可能这一辈子真是再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了。
但是,我还是遇到了好老师,是这个老师把我内心世界的黑暗点亮,让我体会到作为人的自豪和自尊。
一个右派老师的儿子高中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被分到了我们这所村级小学当民办老师,在我所在的班上教我们的语文,那时已经是四年级了。
他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青人,瘦高的个子,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活泼开朗,写得一手好字,在校园里经常可以听见他的歌声,他每节课上完了总要找出一点时间给我们讲故事,说如果我们学得快,故事就多讲一些,所以我们上他的课就特别认真,没有说话之前就是一副笑容满面的样子。
我们把上他的课当作一种享受,因为他每次只有半节课来讲生字词之类的教学内容,然后就是给我讲故事,或者叫我们一首歌,那时能够教的只有革命歌曲,但他歌得非常有感情。
那年大约已经是1976年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已经打倒了“四人帮”,在教一篇临时编进小学课本的
课文里有一篇是讲“四人帮”的,里面有一个词语,叫“迫不及待”,当时老师问我们全班同学“迫不及待”是什么意思时,没有一个同学说出,我凭着直觉的理解,用了家乡语和低低的声调说出这是“一个人等不及”的意思时,还是被这个语文老师听见,他要我站起来大声地说给全班同学听,于是我鼓起勇气大声地向全班同学说出了这个词的意思。
全班同学的眼光都向着我,老师十分赞赏的目光使我当时感觉到无比的自信,这是我在整个7年小学里第一次受到老师与同学们的赞赏,自此以后,我经常去这个语文老师的临时住处玩,一下课就去他房间里。
房间里十分简陋,但有许多书,不过绝大部分是我们看不懂的,他喜欢练习写毛笔字,回家后我就把我爸的毛笔与墨汁拿出来练习写。
但是,我爸不喜欢我去写这个东西,在一次把我爸的毛笔写坏了之后,被爸爸狠狠训了一通,之后就从此再也没有写过一次了。
因此我的书法十分糟糕,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后恢复高考,我们这个可爱的老师在教完全我们一年之后离我们而去,我又陷入了旧时的逃学的日子里了。
二年后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考上了初中的,那时每10个小学毕业生中才有一个可以上初中,因为全公社有十所小学,十个班,但只有一所初中而且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也许是其他学校的教学比我们还要糟糕吧,也许他们的命运还要差一些吧,我们毕竟还是在集市上的学校,是一个小镇里的中心小学。
上了初中我的儿童时代就结束了。
回想起我的小学的那些日子里,我没有受到过一次奖励,也始终没有能够当上当时无尚光荣的“红小兵”(后来的少先队),受到的表扬也仅仅是来自那个很快就走了的语文老师。
我回想起来只有:我养春蚕在课堂上被老师发现后当众全部踩死在教室里;我的耳朵是老师常拽的东西;我背不出书,每天中午被留在学校里,关在教室里饿饭。
而我爸总是没有关系地笑着对我说:你经常被老师留下,现在也是“留学生”了,只有我妈妈对我的成绩不佳表现出十分的不满,每次作业不及格或者留堂饿饭时都会再打上一顿,这时爸爸就成了我的救护神,奶奶也会来劝,我的心灵在这里才有了一点庇护。
我当时想谁叫我是长子呢?他们将来也要我养老的。
我妈打我时我就对她说如果再打长大了就不养她了。
她这时往往会停下来,然后就对奶奶和爸爸发脾气,我趁机就可以逃走。
上了初中,我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命运的改变。
课一下就增加了许多门,功课几乎门门不及格。
每次考试我都有大把的时间与精力,反正做不出来,在试卷上画个小鸟或一只鸭子之类的东西,就交上去了。
成绩最少的一门是英语,只有3分。
我们的英语老师在一个学期里换了7个,最高学历是一个高中落榜生,其他的都是初中毕业去县城里学了二个月英
语的老师。
当时我们班上五十个同学中,英语成绩最高的是40分。
我的英语到最后毕业时也没有能够上去。
我是以10分的英语成绩考上全县唯一的一所省重点中学的。
我本来已经不准备上学了,到初二时还没有一门功课及格。
我在教室里的座位也总是最后面,那时我的视力倒是非常好。
在初二时来了一个语文老师,要我们写作文,题目就是“春游”。
我写了一次与爸爸上山采杨梅的经历,由于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写得有声有色。
这个语文老师并不知道我是班里最差的学生,在批改完作文后,我的作文成了班上唯一优秀的范文,老师拿着我的作文本声情并茂地大声朗读着,我一听是自己的作文,心狂跳起来,语文老师读完了以后,就对全班同学说请这个作文的同学站起来。
我在后排怯怯生地站了起来,全班同学的目光都向着我了,他们眼里是惊奇的目光。
而我也感觉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自豪。
我记得上次表扬已经是四年前了的小学了,也是一个语文老师。
我后来考大学上中文系,以高考语文单科成绩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文系,这多少是与这两次表扬是有关的。
语文老师在读完了的我作文后还给全班同学分析了作文好在什么地方。
并给了我几张空白稿纸让我再誊写一遍,然后在班里墙壁上开了一个作文园地。
我的作文就是作文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