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小说家

1
去找他很临时。

这段时间我总是梦见和他躺在一张床上睡觉。

有时候梦见我们坐在一座屋顶上,对面高大的玻璃建筑幕墙悬挂着面具,每张面具都有一间屋子那么大。

我们什么也没说,就是呆呆看着。

我们大约身处大海,房屋像是海水上长出来的一样。

这个梦境并不会像多数梦境那样,醒来之后便消逝无踪,而是长久地萦绕着我。

到最后,我觉得非去找他一趟不可。

买完车票,我问他有没有时间,并且为自己即将打乱他的生活节奏道歉。

而后我说,如果没有空的话,我可以自己安排。

他想必诧异,但在电话里,他语气自然,说,你来吧,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

从上海到他所在的城市,坐五个小时火车。

夜间十一点多,我随拥挤的人群走向唯一的出站口,中途不断被人踩到脚,一抬头看见他在玻璃门外,穿着一件藏蓝色的T恤和浅灰色长裤,点头向我示意,头发乱蓬蓬,比上次见面稍微长了一些,看起来不大有精神。

我们之前见过几次,在不同城市的不同场合。

这类聚会通常是几个人组局吃饭,有人中途不断加入,但是通常又变成了两三人一组的聊天。

第一次是2012年7月,杭州南山路的一间小酒吧。

他是第三批加入进来的。

已经夜里十一点多,黑色上衣和夜色不分彼此,过了一会儿便流露出如坐针毡,一副不讨人喜欢、孤僻傲慢的模样。

我们俩没有说一句话,一个小时后他起身离开。

第二次是2014年年底,北京的一次聚会(地址是海淀区的一家书店,也许不是),我主动向其打了招呼,他不像上次那么冷淡,但是也远称不上热情,仿佛满怀心事。

2015年8月中旬,青岛云霄路的一家海鲜啤酒摊(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那里),他跟另一个朋友一起,头发早就剪短,灯光给其打了一层红色轮廓,我一下子没认出来。

当时只有我一个女生,没什么存在感。

结束之后,有人喝多了在大街上脱掉上衣跑步,他没怎么喝,头脑清醒,我们在后面走着,漫无目的地聊着天,具体聊了什么已经忘记了,也许是关于作家们的粗鲁评青春小说家
张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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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他总是直率地表达着个人爱憎,大概为了表现自己的个性。

所有事情一经他转述,就变得趣味盎然。

之前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说,他说出来的每句话都像小说。

这句评论接近于我对他的印象。

最近因为一个青春作家的争议,过往的许多人事都被翻了出来。

我意外地在一本旧杂志的模糊合影中发现了他。

他位于第一排左侧第三个,后排也站着四五个人。

这是那本杂志的第二期,其中一些人如今成为青春作家的代名词。

他当时二十岁出头,留着干净的短发,狭长的丹凤眼,脸庞窄长,微笑着坐在一张桌子上,穿着一件条纹衫和一条深色中裤,一条腿盘曲,另一条伸直到地上,长相在一堆人里面也毫不逊色,甚至可以称为好看。

比起他在写作上的一意孤行和脆弱自信,他在小说里对个人样貌的自我贬损令人吃惊。

而我除了这样一张杂志合影,几乎没见过他什么别的照片。

我读过他后来写的几篇小说,是一些不那么容易被定性的现代小说,主角郑重其事的行动总是会不断被日常琐事打断,部分段落很出色,部分却很糟糕,语言过度口语化,情节也随心所欲,结尾更是莫名其妙。

我小心评论说,我们应该考虑写一个故事,而不是一段情绪。

他大概生气了,没做任何反应。

我多读了几次后,又觉得这些都形成了他自在、野蛮的个人风格,并且小说里有罕见的真诚,何况文学标准通常很混杂,不会那么黑白分明,甚至会自相矛盾。

好也从来不是偏狭的。

我主动道歉,他原谅了我,我们开始在网上闲谈,交换对于共同朋友的观感,关于写作,关于个人处境那些此起彼伏的困惑。

但通常谈论的都很抽象浅显,和其他人的困惑也没区别。

他已经在这座北方小城住了三年,也多次表示以后不再离开。

原因多样,除了经济,还有习惯等一系列问题。

他在市区马路上不断兜圈,试图找一家餐厅带我吃点夜宵,但时间太晚了,多数餐厅已经关门。

我说,火车上已经吃过,不用麻烦。

他没再坚持,送我到酒店,叫我早些休息,就先走了。

这是一家火车站边上的老式旅馆,提花刺绣的窗帘和泛黄的墙纸都像是上世纪物品。

推开窗户,可以看见夜幕下比肩林立的医院、工厂和居民楼,灯火介于黯淡和明亮之间。

浴室的水龙头坏了,水量忽大忽小,温度不稳定。

过了一会只出冷水。

我跑到前台,前台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眼圈却很重,她说:“最近水压不稳,到十一点会停水”,又说:“之前有通知,就贴在房门上。

”
我回到房间,没有在门上看见任何纸张,打开门之后,地上散落着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些小卡片和外卖单。

我找了下,里面果然有张停水的通知。

舟车劳顿加之没洗澡,我有些睡不着。

我带了一本他去年出的小说集,是年初的时候,在一家书店买的,却一直没读完。

我开着床灯阅读,渐渐意识到,他写的都是真实经历的故事,带着浓重的自传体色彩,甚至不算小说。

他的生活,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像拼图一样把它拼出来。

2
18岁之前,他没想过写作,高中把作文课的方格纸填满都是问题。

相比于文学,他对异性显然更感兴趣,高中谈了三次恋爱,都只停留在牵手和接吻的地步。

他考上了一个三流院校后,已经在超市上班的第三任女友率先一步提了分手。

他为此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三年后再次见面,才真正释怀。

大学生活无聊寂寞,他开始读书。

2004年,我们都在读青春小说,看那些作品,以为自己也会活成那样,误以为靠着写作能够赚到大钱从学校逃离出来——
—当时有不少人确实读了两年大学后就选择退学,但他一直熬到毕业。

有一天,他读到王小波,忍不住从上铺跳下来,大喊,写得太棒了。

他挥着手臂高声朗诵《黄金时代》里的段落,寝室里面三个打游戏的男孩错愕地看着他。

这些文字只是对他有效,其他人压根感受不到。

他显得突兀、滑稽,只能爬回上铺,一个人在惊心动魄的阅读体验中,感到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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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尝试许多风格和类型的小说,但无论哪一种都充满了模仿的意味。

这些早期小说有先锋文学的影子,像余华、格非或者其他人,但是文坛从来不需要相似,大家要的是一个新的人。

他大学时期投出去的稿件基本石沉大海,只在校刊和大学生报纸上发了几个短篇。

这段时间出现了所谓的杂志书,比起传统杂志,要厚一些,宽一些,装帧也更精美。

当时同一个系的学姐在杂志社内做实习编辑,他的一篇小说投稿得以发表。

这篇小说写得颇有个人风格,讲述的是十三四岁的自己和两个伙伴试图抢劫一个独居老人的故事,读起来暴烈、残酷,读到的每个人都给予了极大的赞颂。

他进入圈内,成为青春小说写作的一分子。

这段时期是他最好的时光,像是看见了彼岸的绿灯,处在一种盛世和夜夜笙歌的幻象里面。

他和他们厮混一起,庞大迷人的文艺世界初露峥嵘,好像伸手就能摘下漫天的星辰。

不过会写的年轻人真多,他的迷惘和痛苦又不够独特和新鲜,跟同辈的或者更年长的比起来,他的观察又谈不上深刻。

有些人开始声名鹊起,拥有了一大拨的拥趸,成了80后写作者的代表,有些则编入丛书,甚至发行了自己的小说集。

至于他,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只是朝夕间的事情。

2010年,他在上海,拍下了杂志二期的封首照片,看起来目空一切,满志踌躇,却不知道结尾已经近在眼前。

大学毕业,他在招聘会上投放出的海量简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他坐着绿皮火车去了成都,打算从成都徒步返回。

在成都市区,他从春熙路走到草市街,在二环以内晃悠,费去一天时间,精疲力尽,终于意识到这种故作文青的姿态太过愚蠢。

他想寻求凯鲁亚克式的自由生活,但身体备受折磨,心灵也没有获得赦免。

3
我醒来时八点多,看了下手机,他在七点多发了一条消息,城郊一带有个农场可以看看,中午可以在镇上吃午饭。

我回说好的。

九点出头,我下楼,他在酒店转门外抽烟。

见我下来,他把剩下的烟抽完,带我去汽车边。

天气有些热。

座椅上铺着粗麻编织的椅垫,晒得很烫,落有烟灰,黑色的杯架底部都是毛发和灰尘。

我犹豫了一会儿,才把矿泉水瓶放在杯架上。

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不对劲。

他也意识到了。

但谁也没说。

五分钟后,他把车开下高架,停在一片深绿色的毛白杨林边上,摆弄着出风口,不停按着空调开关键,神色尴尬,解释道:“空调坏了,只能打热风。

”
我问:“这样坏的次数多吗?”
“不定期会有一次,但是通常重启一下就好。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
说到这里,他忽然烦躁起来,打开车门,站到树荫下面抽烟。

烟盒里只剩下最后一根,我不知道哪件事情让他更困扰,没烟了,还是没法修复的空调。

去年他花了四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大众宝罗。

车经常出问题,今天又发生了一次。

这件事情提示我,他生活还没有真的好转起来,就像那张落满烟灰、满是漏洞的廉价编织椅垫一样。

抽完烟他平静了下来,回到车上,说:“天气还行。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把窗户打开。

开快点,风吹进来会好一些。

”
我说:“都行。

”
车辆上的CD机买来的时候就是坏的,他在点烟器上装了一个优盘音频发射器,音质不太好,曲目次序也没法调整,反反复复,我听了一会儿,发现是奥兹·奥兹朋那几首随处可以听见的曲子:《Dreamer》、《Googbye to Ro鄄mance》。

我以为这里或多或少会比南方凉快一些,但是并没有。

车窗开着,带进温暖轻柔的夏日季风,歌手慵懒怪异的嗓音被似有若无的风吹散在半空,在道路上遗落下一条又一条光滑的隐形丝绸缎带,车内仿佛也拥有了午后的光线与气息。

从高架看过去,这是一大片灰白枯寂的平原,土地、住房和居民,都呈淡黄色,种植着皂荚、刺槐之类的绿色树木。

天空很高,色彩疏淡,几个工厂的灰色烟囱不断向上排着白烟,但是闻不到什么气味,更多是车内烟草略带焦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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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气息。

他拐下高速,驶入一条混凝土铺成的路面,一面巨大的墙壁出现在我们眼前,刷着“不可种植罂粟”的白色标语,我困惑起来,像是在田野的天真无邪之中、地毯一般的白光和玫瑰后面,隐藏着某种罪恶与迷幻。

“难道你们这边种植罂粟吗?”我问。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

”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说:“但我以前有过吸食迷幻剂的经历。

”
我稍感吃惊。

但很快觉得,对于他从前的生活来说,大概是免不了的。

2011年,他25岁,小说写作和文学生涯都没有什么起色,却在各类文学小组以及诗歌、小说论坛,认识了一些写作的朋友,多数是地下诗人或者是独立写作者。

从网上到线下,此类聚会很多,和我们认识的方式差不多,找一个小饭馆见面,吃饭、聊天。

比起早期的青春文学偶像,这拨独立写作者对他的影响显然要大得多,在撇除宏大、庄重、优美、神圣之后,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

他站在一个空旷、野蛮、杂草丛生的荒漠上,四周是陡峭的奇岩怪石、风干的胡杨木。

有一群人和他站在一起,共同对抗和讥讽严肃和权威。

像是1960年代美国的反战嬉皮士,大家衣衫褴褛,依靠大麻或者类似的致幻剂过一种自发而纯粹的精神生活。

他在论坛上,不断发表关于小说写作的议论、关于别人小说的评论,并且渐渐小有声名。

2010年8月,在南京江宁区的一个诗人朋友家。

饭后,主人拿出了致幻剂:一小堆白色粉末,接近于盐。

有人已经多次尝试,姿势娴熟。

他是第一次,抱着恐慌大于尝试的心态,吸入了一些。

粉末有些呛鼻,他忍不住咳嗽。

有人闭着眼睛一言不发,也有人开始胡言乱语。

起先他很平静,除了麻木之外,并没有太多感受。

过了一会儿,这种麻木感渐渐消失,周围寂静得叫人难以忍受。

他不可自控地说起话,多半是怀才不遇的牢骚抱怨。

他原本指望着能看见《裸体午餐》里描述的卡夫卡式的变形甲虫和机器人对话或者是翱翔宇宙之类光怪陆离的场面。

但药效过去,幻觉并未产生。

在这过程中,他意识到失望感并非来自于麻木的个人体验,而是主观自我的消失,他惊恐发现自己丧失了边界感——
—存在于自我和他人之间、他用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边界感。

他最初被这个圈子吸引,恰好是这种无边界感,但是某一类他一度抗拒的东西正在侵蚀他,使得他追索的目标发生了裂变,他以为他们在一起扫除枷锁和障碍,事实上,拆毁之后,他还希望看见一些新的稳固的东西,这是他和他们不同的地方。

边界的丧失成了他现实生活的一种隐喻,他在各个圈子里,文学的、生活的,都一样,既试图进入又格格不入。

他去了不少地方,成都、南京、上海等等,但是都没真正留下来。

归属一种流派大概是为了寻找一种同类感,但是即便同时身处于迷幻剂中,每个人感受依然不同。

他考虑应该找一份正常的工作,而不是在这类圈子里面打转。

幻灭的感受并不好,好像那个宿醉的早上,经历迷幻的夜游之后,还是得面对苍白无聊的清晨。

他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清醒。

2011年,他把蓄了多年的长发剪了,在地摊上买了一身廉价的西服,再次去人才市场投递简历,半个月后面试进入杭州一家广告公司,月薪九百元,负责给地产公司写楼书。

他租住在蒋村一栋民房顶棚,三百块一个月。

这种塑料雨棚搭起来的屋子,人住在里面,夏天被晒到脱皮。

除去工作,他几乎断绝了一切的外来联系。

公司管午饭,晚上时候他吃路边流动摊,有时候则什么都不吃,饿着肚子去睡觉。

第二个月,另一个年轻的同事与他合租,减少了他的房租开支,但有时候还是入不敷出,楼书上绮丽华美的句子以及描述的生活,和他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强烈的落差。

创意总监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性,一直未婚,工作上一丝不苟,对文字要求严格,总是指责他连基本的主谓宾都不分清,指责他写的不够优美。

他刚刚学会写真话,又得倒回去写假话,无法适应。

刚入冬,他便辞了职。

一个月后,他在一张传单上面看到推销油烟机清洁剂的工作。

推销员们跑到任何一个小区的任何一间屋子里面,开始擦洗油烟机,而后煞有介事地介绍性能,以及他们的终身清洗的会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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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他开始真以为是卖清洁剂,后来发现这类清洁剂的神奇除垢功能只是因为海绵和刷子作用。

卖完产品后,推销员就消失,会员卡没法开通。

他再次感到失望。

此时,他在广告公司上班时写的小说忽然拿到一个商业比赛的冠军,奖金一万元,扣完税拿到八千。

他很高兴,毫不犹豫地辞了职,回到小说写作上,开始更为积极地参加比赛。

一年陆续投了十几个后,却连入围奖也没进入,终于明白,那次比赛的成功,只是一次极为侥幸的结果。

下午一点多,我们在一家路边餐厅停下来。

小镇附近是回民集聚地,多是卖牛羊肉的烧烤摊,停靠在餐厅路边的车辆不是很多,但进了院子,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坐满了吃饭的人。

银色锡壶里面的茶汤倒出来略显混浊,他不大在意,给我们都倒了一杯,然后从裤子口袋里面摸出一个小瓶,倒出两粒白色片剂。

半熟的肉串在架子上一经炙烤,便不断往下漏着油脂。

他食量很少,几乎不碰肉类。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一副瘦削单薄的模样。

我依稀记得他跟我说,自己有一半回民血统,也许是小说里杜撰出的桥段。

但搞清这个问题也没意义,不是宗教、血统,从过去到现在,生存、爱情、性,才是困扰他的现实问题,
辞职之后,他收入更加惨淡,有时候朋友主动地救济,有时候借钱。

生活没法安定。

他和两个女孩因为参加比赛的缘故相识。

他对两个人都有好感,对其中一个好感更多一些。

那个女孩住在石家庄,主动提出来说,希望他去看看她,他跟朋友借了四百块钱,在火车站从下午两点坐到五点,抽掉了一包烟,还是没有买票。

回去之后,他把女孩的联系方式删掉了。

女孩没再出现。

另一个女孩则要坚决许多,从他小说里的蛛丝马迹,以及论坛注册的地址,跑到他所在的城市。

他处于快乐、惊慌和焦虑的多重矛盾中,但还是去见了面。

女孩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好看,是一个样貌普通的工作没多久的年轻女生,对他这类文艺青年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两人在一所大学附近的招待所开了一间房,他本来想走,女孩主动要求他留下来。

然后她讲起自己的故事,跟文学没什么关系,只是她的个人经历:她没法摆脱的家庭,她呼之欲出的痛苦。

他打起精神努力听着,还是昏昏欲睡,他没法假装自己为她神魂颠倒,他和多数男生一样,只会凭借女孩的长相来判断她们的品质,女孩也不如他想的那么关心他以及他的小说,只是为了自我倾诉而已。

他什么也没做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便悄悄离开。

女孩误以为他是君子,又找了他几次。

他躲了起来,女孩一个人在城市的街道上闲逛,不断给他发消息,他一言不回,女孩灰心丧气离开。

他总会摆出一个逃跑者的姿态,总显出一副孱弱无用的模样,看起来想去做一件事情,但多半会做到一半就泄气,就放弃。

4
2012年底,他跑去厦门和一个写诗的朋友住在一起。

两人共同分担房费。

过了一段时间,朋友不再写诗,去深圳华强一带做手机生意。

一天晚上,一个年轻女孩敲门,来找他的朋友。

女孩穿着橘黄色鲜亮的羽绒服,粉色毛线球的围巾没有挡住女孩的眼睛,引起他注意。

据他说,当时他正处于空前的性苦闷中,除了依靠看片自我发泄,还想过是否应该尝试找一个站街女。

一个在下雨的夜晚忽然出现,送上门的、生着病的、衣着鲜艳的年轻女孩,像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里的特蕾莎,顺着水流漂过来的婴儿。

他和托马斯一样,对自己说,比喻是危险的,但还是和女孩睡在了一起。

他记得女孩因为感冒的原因,鼻子和声音始终嗡沙沙,呻吟也脆弱而含糊。

他很快结束了性事,心情复杂,不知道如何处理,也不清楚女孩是否得到快感。

女孩说,如果你不喜欢,当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也好。

语气平静,充满体谅。

他却更加愧疚,更加觉得应该担负责任。

女孩没有离开,两人成了固定的男女朋友。

此时他依然不名一文,四处投稿,四处碰壁,经济情况不断恶化。

即便如此,他还是写完了两个长篇和十几个短篇,贴了一部分在网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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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网站供人免费阅读,却受到谩骂不断,读者批评说他不知所云、粗鄙不堪。

他每一条评论都看,看完之后和评论者对骂,骂完之后又深感沮丧。

他的小说渐渐发表,但多在一些三四线期刊杂志,千字八十,甚至更少,稿费微薄,女友开淘宝店,专门卖各种手工制作的首饰、冰箱贴,或者明信片,生意时好时坏。

两人考虑是否应该去大理或者腾冲之类的地方,卖这类手工制品给旅客,但是去往的车费又成了问题。

经济太拮据,每一天都在计算着过日子。

生活看不见尽头,他们一无所有,除了一点愚妄的期待。

到了9月,四川的一家出版社在网上看到了他贴出来的一个短篇小说,说愿意出版,花八千块钱买断,前提条件是得改成长篇。

对当时房租和吃饭都成了问题的他来说,显然是意外之喜。

“几乎每天都写,每天都写一万多字”。

他说,“就像记流水账一样写。

”
写到十万字的时候,他回头看这一摞文稿,光标移动到文档最末,都得花费不少时间,忽然对自己产生了巨大怀疑,觉得写得毫无价值,不知道将时间日复一日地消耗在上面,有什么意义。

可是除了写作,他什么也不会,在写作里面,他会写的种类也十分有限。

写作节奏变得缓慢起来,为钱写作的感觉不那么好受,他充盈澎湃的自我表达欲不见了,每天醒过来只是想尽快在空白文档上敲满一定数字,但更多时候,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什么也写不出。

他不是作家们说的“作品召唤着他”,比起他一直抗拒的被工作奴役来说,眼下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奴役,身心备受折磨,只想尽快收尾结束。

半年之后,长篇小说终于写完,他看待它像看待一具死掉的狮子,他对于要钱这件事情始终觉得难以启齿,又觉得别人肯出自己的书就已经万幸。

一天,一个朋友打电话叫他过去喝酒。

他和女友去了,见诗人小禾斜躺在沙发上,几乎没说话。

又过了几天,书店老板邀请吃饭,他和女友一起去了,吃完饭,小禾送了诗集,说,现在不好说,以后销量或许会过百万。

小禾最早混迹的地下论坛现在已经关闭,许多年轻诗人昙花一现之后又消失不见。

他是湖南长沙人,大学学美术专业,却迷恋上诗歌,用父母给其交学费的三千块钱,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而后小禾带着诗集,像更早些时候的他一样,四处漂泊,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推销自己,结果依然不佳。

小禾没处可去,借宿在他们客厅。

小禾衣服脏了,他借了一件自己的外套给他,女友则善意地把脏衣服手洗干净。

他思虑之后,给小禾写封邮件,叫他更加脚踏实地一些,他在信件里隐晦谈到了自己的看法,批评他的过度狂妄,然后写道:“我们还年轻,可以慢慢来,总有我们出头的时候。

”小禾回信说:“自我吹捧或自贱,和别人的侮辱、漫骂、赞扬甚至误解一样,都不能改变其本质的一分一毫。

”然后又嘲讽了他的乐观:“千万不要认为世界是我们的、要有这个信心之类。

这些东西其实从来都不在我们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内。

”
两人交换了更为诚实的观感后,反而走得更近一些。

小禾脾气比他暴烈,在厦门的文学圈内也频频和人起争端。

这样过了几个月,一天,他去找小禾,两人在附近小酒馆点了一盘青椒豆干。

他注意到小禾脸上挂着彩,衣服也破了,神色失落,吃得很少,谈及自己最近开始大量掉发,身上也没钱。

而他全身也不过几十块钱,留下一块钱坐公交车,其余给了小禾。

过了一段时间,小禾说希望他能帮自己找一套更便宜的房子。

他找了一圈,找到一家民居,帮其打扫卫生和整理房子。

小禾表现得颇为认真,买了一些廉价的二手家具,又重新刷了一遍,并且挂了自己画的两幅画作(有点像勒内·马格里特的超现实主义),一副完成另一幅却没有完成。

“年底前一定会画完”,小禾说,“有人愿意出价三千块钱。

”
他恭喜了小禾。

搬完家,两人爬到新居的顶楼,女友用手机给两人拍了一张合影。

天色阴沉,光线不够,照片像素很低,两人距离镜头太远,面容都很模糊,手机上两人仰头,看着远方,笑容灿烂,瘦长的白影子,像是不会消逝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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