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角度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三次办报高潮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影响

新闻史学习阶段成果
姓名：***
学号：**********
班级：广电三班
指导教师：刘聪老师
2013 .12.14
从个体角度看中国近代史上新闻事业的三个高潮对自身发展的影响
霍南南
（广电3班1211340301 ）
【摘要】历史的人的历史，本文从康梁、上海帮、北大的角度去阐释中国新闻近代史上的三次高潮，从一个较小的切角看一段特殊的历史，从一个实体中看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以期从中发现一点有益之处。

【摘要】历史的人的历史，本文从康梁、上海帮、北大的角度去阐释中国新闻近代史上的三次高潮，从一个较小的切角看一段特殊的历史，从一个实体中看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以期从中发现一点有益之处。

Summary：History is human history, this article from Kang and Liang, Shanghai Gang, Peking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 Three climax modern history, from a smaller Cutaway watch a special history, seen from a history and physical relation to reality, in order to benefit from the Department found that.
【关键词】中国新闻史，康有为梁启超，上海报业，北大，
Key word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Kang Liang, Shanghai newspaper, Peking University,
正文
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大致经历了三个高潮阶段，国内新闻界将其分为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笔者以为该分法侧重于宏观叙事，但须知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单位如，组织、个人构成的，所以，本文以个体和组织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从史观上讲有点类似英雄史观，但范畴明显更大一点——希望能发现个体对历史的影响。

第一次高潮康梁新闻时代
提起康有为,人们总是把他与戊戌变法联系起来,把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来研究,但作为新闻人，我们也应当记得，康有为还是清末民初资产阶级报业的先驱者之一,他前期办的报刊能站在时代前列,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开创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国人办报高潮的第一次,成为促进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领头雁”。

其对新闻的主要贡献大致可以归为一下七个
1、冲破封建言禁,开设报馆
2、推动了中国人办报的第一个浪潮
3、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培养了人才
4、推动了民族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5、促使华侨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6、率先提出党报思想
7、提出报业管理主张
一、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开设报馆的建议，所谓“设报达聪”,他的办报主张,也不见得比早期维新派报王韬、郑观应等的办报主张高明,但王韬等人的办报主张只限于在报纸上清谈,康有为则直接向皇帝提出了建议,要求付诸实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在当时局势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上清帝书的同时,他在北京、上海创办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和《强学报》。

他的上书在当时一千多名举人中广为传颂,并传播到全国,使各地维新派志士受到了很大鼓舞,迎来了报刊发展的繁荣期。

接着《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各地维新派在康有为的支持下,办起了数十种报刊,这些报刊在宣传变法维新的同时,要求解除言禁,给资产阶级以出版报刊和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使得一些支持维新派的官员也纷纷上书皇帝要求设立报馆,广开言路,由此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解除言禁,允许“官绅士民”有出版报刊的自由。

腐朽没落的清末王朝不理会王韬、郑观应纸上谈兵的呼吁,但康有为吸取了前人的教训,不再作空头的呼吁,而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直接上书皇帝;一方面着手办报、制宪既成事实。

至此，民办报刊获得了合法地位和权利。

自从康、梁开始办报以来,风气大开,从1896-1898年的3年内,中国人创办的报刊达72家,超过过去的37家的一倍以上,形成我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和国人研究西方新闻学的第一次高潮。

之所以可以称为高潮，在于其表现出一下特点：
第一,从数量上看,各种报刊一年比一年多；第二,从办报地区看,已由广州、香港、上海等沿海城市发展到汉口、长沙、桂林等内地城市,甚至内地一些中小城市也办起了报刊。

第三,从品种上看,有官办报刊,也有民办报刊;有综合性报刊,也有专业性报刊;有政治性报刊,也有游艺性报刊;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报刊。

第四,从政治倾向上看,这些报刊绝大多数是宣传维新戊戌变法的改良派报刊。

第五,从办报人员看,这些报刊的主笔大多数是维新派人物,其中各地维新派报刊的主编往往就是当地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奉康、梁为领袖,无形中形成一支由康有为统一指挥的宣传队伍。

康有为作为我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导者和第一次办报高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确实为我国资产阶级报业的大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
康、梁出来办报,开我国政治家办报的先例。

政治家办报这一中国新闻史上的主要传统是从戊戌变法时期发端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家们几乎都参加过办报活动。

这就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这些维新派报刊为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大发展培养了人
四、
甲午战争前,大多数近代报刊都是外人出版的。

戊戌变法时期，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以政治界为主体的而不是以工商界为主体的维新派创办了一大批政治、文化报刊,使报刊宣传这种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走在了经济基础的前面,出现了国人争相办报的热潮,不仅基本上打破了外报的垄断,而且使政治报刊成为近代报刊事业的主角,在各类报刊中长期处于领航地位。

这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报刊宣传活动的一大功绩,也不能不说是康有为对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积极贡献。

五、
康有为作为改良派华侨报刊的先行者和领导者,在华侨报业的大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以前,我国华侨报业很落后，康有为对改良派侨报实行统一指导,同时亲自为这些报刊撰写评论、新闻、通讯和其他多种体裁的稿件。

同时,康、梁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促进了国内报业与海外华侨报业之间的交流。

他们把外国报业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带回国来,促进了国内报刊的改革,而他们在国内外的报刊,又为海外侨报提供了丰富的新闻报道内容。

从而解决其内容陈腐、形式古板的弊端。

康有为把报纸看成是建立政党的准备,并公开承认报纸的党派性。

康有为要求党报要宣传政党的纲领、方针和党务。

他在强学会章程中要求强学会的报刊一方面要向群众宣传强学会的路线;另一方面要向会员报道会中事务。

康有为对改良派报纸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为以后政党报纸的经营管理积累了一些经验。

七、
康有为从他的官报思想和党报思想出发,对我国报业的管理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涉及了我国近代报业的一些重大问题。

他在我国报刊史上第一次提出党报和制定新闻法律的主张。

他主张加强全国维新派报刊的管理,以便控制全国舆论,推进变法维新事业,对以后的新闻界起着重大的影响。

他是中国最早的关注保护出版、争取新闻自由的资产阶级改良者。

第二次高潮上海报派时代
笔者想从从两个角度看当时的上海派——第一，报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或者说是对新式政府建立的贡献；第二，民国政府对上海报业的回馈。

首先看贡献：
1、《苏报》与苏报案
苏报在中国史的地位绝不会仅止于专业史，单凭一个苏报案，暨
足以使其成为一部民主斗争史的典型，先看一下苏报案到底为何：《苏报》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活动，发表邹容《革命军》和章士钊驳斥康有为改良主义政见的论文。

清廷以《苏报》“悍谬横肆，为患不小”，并指出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之语，大逆不道，要求美国人福开森馆立即封闭。

1903年6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应清政府要求，以鼓吹革命的罪名拘捕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章炳麟、邹容、龙积之等6人，并查封报馆。

上海租界先后7次公开审理此案，7月15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开庭，主审官为孙世，清廷原告律师古柏以《苏报》内容，证实章、邹等人“阴谋颠覆政府”的罪名。

章太炎将“小丑”二字解释为“小孩子”，但并未取得法庭的认同。

7月21日午后，苏报案第二次开庭，因清廷与上海租界意见不一，慈禧太后要求一定要将“苏报案”犯押到南京，凌迟处死。

故上海方面不便继续审理。

英美政府明确电令其驻华公使，决不能同意引渡“苏报案”政治犯。

使得清廷不得不放弃将章、邹二人处以极刑的打算。

12月3日，苏报案第三次开庭，主审官换成上海县令汪瑶庭，原告指控章、邹“登报著书，扰乱人心”，被告律师要求拿出证据。

12月5日，控辩双方展开激烈论战。

12月7日，汪瑶庭要求判章太炎、邹容终身监禁。

12月24日，汪瑶庭继续要求章太炎、邹容二人“永远监禁”。

5月21日，章、邹被判监禁。

这便是苏报案的始终，而苏报之于辛亥革命或国民启蒙的贡献还不仅于此：
它不断发表鼓动新思潮的文章，如《释仇满》、《溉国民沉《与友人论游学》、《敬告守旧诸君》等。

1903年5月13日，该报在《敬告守旧诸君》一文中，公然称:“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革命乎!”从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起，到7月7日，《苏报》被查封止，他在《苏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揭露了清朝封建统治者“权颜向外，鬼脸向内”，“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的卖国贼面目;抨击了清政府对人民的“贪决狠毒横敛暴征”。

热情地宣传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在鼓吹反清革命的同时，该报也进行了初步的“民主”思想宣传，指出革命的目的在于永远结束封建世袭的君主专制制度。

既揭露了清廷的罪恶，又严厉批驳了保皇党分子反对革命的言论。

一言以蔽之，苏报者，民主自由之先驱也。

2、《国民日日报》、《中国女报》、《神州日报》
1903年《苏报》被封后不久，《国民日日报》创刊。

该报是继承了《苏报》的革命精神和宣传任务而出版的。

该报大力鼓吹革命，反对改良主义，揭露抨击清政府镇压革命和腐败、卖国的罪行。

清政府对《国民日日报》恨之入骨，妄图查封，未成。

后该报因内部意见分歧，宣布:“今因特别事故，暂行停刊。

”
伴随民主革命思潮，女子解放运动兴起，新闻界出现了一系列的
“女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女革命家秋瑾创办的截中国女报》，于1907年1月创刊于上海。

该报的宣传将妇女解放与革命运动相结合，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强调，妇女要解放，必须参加革命斗争，和男子并肩战斗。

同时，妇女要求得解放，还必须组织起来结成团体。

《中国女报》第二期刊登了秋瑾的文章《女子宜急结团体》。

该报上的这些宣传，是民主革命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州日报的评论文章“意内言外，不露锋芒，避免官府借口查封，但在关键问题上，也能挺身而出，发表一些尖锐的意见。

报在“有闻必录”的口号掩护下，多选登各地武装起义新闻，从舆论上宣传和支持各地革命运动。

对清政府的反动腐败，官僚的贪污、残民，不断地揭露和批判。

*
3、三民系列为革命仗义执言
于右任除了创办《神州日报》外，还创办了《民呼日报》(1909年5月15日—8月14日)、《民吁日报》(1909年10月3日—11月9日)、《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1913年9月4日)。

这三份报纸在民国后被人称为“竖三民”或“三民报”。

《民呼日报》抨击官僚腐败，揭露官场黑幕。

它从揭发清政府官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等种种事实入手，对反动当局发起攻击。

于右任是陕西人，因揭露陕西吏治腐败、社会黑暗最为得力，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对于右任十分嫉恨。

蛮横地将于右任下狱1月零7天，然后“逐
*袁世凯称帝时，袁政府以暴力手段威胁汪彭年，攫取了《神州日报》，归孙震东接办。

从此该报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神州日报》仅在1907至1911年为革命舆论工具)。

出租界”，并要他具结:今后不得“借开报馆，不安本份”。

《民呼日报》于8月14日停刊，该报仅出版92天。

《民呼日报》被迫停刊不到两个月，距会审公癣的非法宣判仅20来天。

于右任又着手创办《民吁日报》，于1909年10月3日，正式创刊。

1909年10月下旬，《民吁日报》针对伊藤的侵华活动连续发表评论:《满洲痛史之麟爪》、《伊藤怪物之行踪》、《外交危机之愈迫》、《华人受挟制之可怜》、《满洲风云日急》等，以大量的事实和雄辩的笔触，揭发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甲午战争以来的侵略罪行。

日本政府对《民吁日报》的揭露，既害怕，又痛恨。

命令驻沪领事对清廷上海当局要挟，诬控《民吁日报》任意煽惑，妨碍中日邦交，必须严查。

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会审公解，遵照日本侵略者的旨意，于9日下令查封了《民吁日报》。

该报被迫停刊。

《民吁日报》停刊不到一年，于右任又于1910年10月创办了《民立报》。

该报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一脉相承。

以猛烈抨击清政府为特点，成为革命舆论导向的主要阵地。

《民立报》在大力揭发清政府专制罪行的同时，把立宪派请求清政府开国会的活动和革命派宣传武装起义的主张，巧妙地结合起来。

以同情的态度报道各地立宪派的活动和立宪派在资政院的斗争，同时又指出这是毫无前途的软弱行为。

在日后的一系列斗争中——宋教仁被刺案、孙就任大总统等事件中紧随先进势力，为民主政治而奋斗。

总而言之，上海的革命派的新闻事业的经历，在全国具有代表性，
革命派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从事革命报业，向清政府和保皇派进行的舆论战，对武装起义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其次来看回报：
发展趋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上海更呈现办报高潮。

其中：既有大量各政党社团创办的综合性报刊，还有许多如经济、教育、学术、文艺、妇女、儿童、宗教等专业性报刊。

此外，上海郊县也创办了不少报刊。

比如，据嘉定《廖报》刊发的《报纸的历史》记载，嘉定县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底期间，新创办的报刊名录达九种之多。

财政支持——1911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止的六个月内，该报“计亏银洋三千九百八十六元一角八分七厘”；1912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的六个月内，“盈余洋四千一百零七元二角八分六厘”。

新闻报在两个半年内因何能扭亏为盈？除该报“同人竭力维持”的主观因素外，更同新政权的大力支持有关。

武昌起义引发巨大社会震荡，既给报业提供了大量新闻素材，也造成“市面凋敝”的现状。

一方面，大量新闻稿的采写传递与销量大增的报纸发行投递导致邮电和交通费的猛增；另一方面，报馆主要收入的广告投放量因“市面凋敝”而锐减。

这一增一减，必然给报业带来生存危机。

为此，上海日报公会呈文南京临时政府，申述上海报业“军兴以后种种困难情形”，恳请“减轻邮电费以继报界”。

孙中山于3月17日立即将此呈批转交通部，命令立即“酌核办理”。

孙大总统的指令，凸显新政权对新闻舆论的关爱和支持，改善了上海报业的经营条件。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新
闻报因何能扭亏为盈。

可以说，辛亥革命时代的上海报业做了一次赌博——资产阶级必将战胜腐朽的满清王朝，他们押上了自己的全部，历史也给了他们正义，他们胜利了，建立了新的政府。

尽管后面的故事他们没想到。

第三次高潮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有着浓厚的渊源关系。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发祥地，从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到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到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直到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大批青年学生，北大的师生在这场运动中确实起到了重要的领军作用和先锋作用。

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历史上光辉的篇章，它显示了一所著名学府对民族兴衰能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显示了一种先进的思想文化对社会历史进程能起到多么巨大的推动作用!
自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主政北大之后，锐愈革故抓新，八方招揽人才，倡导民主科学，力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北大成为中国思想解放的先导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当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一大批新派人物云聚北大。

新闻学研究会、进德会、、新潮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各类社团如雨后春笋。

《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各种刊物空前活跃。

对于新闻事业的贡献可以看看北京大学的几个“第一”
1、开设了第一门新闻学课程《新闻学大意》，由徐宝璜主讲，
政治系高年级选修课，1918；
2、建立了第一个新闻学研究机构，即北京大学新闻（后改“新闻学”）研究会，1918年；
3、出版了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即徐宝璜的《新闻学》（1919年）；
4、发行了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1919年）；
5、出了第一位新闻学教授，徐宝璜，时年23岁。

如果将视角放大，会发现，在新闻的外延，北大还有多么广阔空间和作用——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这既是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学领域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新闻领域的一大贡献,由于白话文的运用,报刊文风为之一新。

在推广白话文的同时,新式标点也运用到了报刊之上。

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的运用,使得报纸更加贴近大众,这些改革经历了一番和封建势力的斗争,鲁迅先生把这次改革比作打了一场“大仗”。

斗争的胜利使得现代化报纸的面貌开始逐渐为大众所接受,近代报刊那种面孔模糊的形象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

伟哉，北大
参考文献：
1.郭绪印辛亥革命与上海革命派报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4年5月第33卷第3期
2.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一仔一一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红Z]北京:新华出版宇I_，1986
3.刘晓红论康有为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贡献经济与社会发展
4.袁军,哈艳秋.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6.
5.张鑫,姚海燕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变化株洲工学院学报[J]第18卷第1期2004年1月
6.赵敏康焕华谈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
7.丁凤麟辛亥革命中的上海报业发展迅猛中新网2011.9.28
8.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任彦申五四精袖与北京大学的传统《北京高等教育》[J]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