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白鹿原_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_曹书文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1卷　第3期《白鹿原》: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
曹书文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　要:在20世纪90年代,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其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与史诗意蕴的追求,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但由于作家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意和无意的认同态度,造成叙述者性别观念上的落后与保守,流露出比较明显的性别偏见。

从叙述者对不同性别角色的情感态度、价值判断以及对两性关系的描写中都呈现出明显男权意识的痕迹,在某种意义上,《白鹿原》既是反思民族文化的代表性作品,又是一部现代社会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

关键词:《白鹿原》;情感态度;两性关系;男权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359(2004)0320157205
作者简介:曹书文(1964—),男,河南师大文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白鹿原》无疑是最受人关注的话题之一,人们从不同的视角与立场对其进行了历史的、文化、伦理的、心理的、审美的探讨,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从性别的视角,借助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其审视的似乎并不多见。

毋庸置疑,《白鹿原》以现代意识对中华民族从晚清到建国前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进行了审美观照,不过,由于作家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意和无意的认同态度,造成了叙述者性别观念上的落后与保守,流露出比较明显的性别偏见。

从叙述者对不同类型人物形象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以及对两性关系的描写都呈现出明显的男权意识的痕迹。

一
正如女性解放的程度标志着一个社会文明水平一样,人们对女性的不同态度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尺。

尽管古老的中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已开始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但在白鹿原如此偏僻落后的世界中,时代风雨的侵袭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耕读传家与学为好人仍旧是大多数人追求的人生理想,虽然信奉个性解放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家族文化发起了强烈的攻击,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仍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归宿。

表面上仁义和谐、井然有序的背后一样是男尊女卑的父权统治。

不论是体现传统文化人格魅力的白嘉轩、冷先生、朱先生,或是代表着儒家文化负面精神而为作者所放逐的鹿子霖,他们的价值理想与人格追求虽迥然有别,但在对女性的态度上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白鹿原》是一部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

作为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忠实地体现着儒家修身齐家的文化理念,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动荡不安,他的人格操守与人生信念都始终如一,并“按照自立的意愿治好家业,按照治家的办法理好族事,使白鹿原的人们家家温饱,各个仁义,从而也使自己的名声随之不朽。

”[1]然而在这样一位讲仁义重操守的族长的内心世界中,惟独没有女人的位置。

小说开篇写到,“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

”显然,女人成了显示其雄性力量强大的证明,女性自身的生命与存在价值被忽略遗忘,尽管三姑娘出于对性的极度恐惧在新婚之夜可怜兮兮地乞求他饶命,但这“不仅没有引起他的同情,反而伤害了他的自尊”。

一个健康美丽的女性生命远没有胜过他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04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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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点可怜的自尊,白嘉轩的性侵犯给三姑娘造成的精神创伤直接导致了她的惨死。

大儿子孝文因沉溺于女色而走向堕落,他只管卖掉家中土地作为自己挥霍的资本,将妻子孩子的死活置之度外,恰逢饥饣堇灾荒年月,作为儿媳妇的她无以为生,白嘉轩只管孙子的结果便是儿媳被活活饿死的惨剧。

为白家带来三个儿子和钱财的妻子仙草,在临终之际想见到儿女一面而不能,这种合理要求之所以被丈夫白嘉轩拒绝,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儿女让他在白鹿原丢了面子。

女儿白灵因反叛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他立即与其断绝父女之情,从此不允许家中任何人提起她,权当死了。

田小娥与黑娃自由结合,他不仅不让其进祠堂拜见祖宗,千方百计劝说黑娃抛弃小娥,且小娥死后他凭借自己的权利与威望将她的阴魂置于镇妖塔下永世不得翻身。

这样一个直接或间接扼杀女人生命、感情的封建家长却被叙述者作为理想的人格神对待,叙述者浓厚的男权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白嘉轩、冷先生、鹿子霖是白鹿原上三大豪门望族的家长,他们或为了维持世交情谊,或为了既有权利格局的平衡,相互间结为儿女亲家,只注重于自己现实的功利目的,而把儿女们的感情作为交易的物品,从而造成婚姻悲剧的发生。

冷先生为了家族的利益,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白、鹿两家的儿子,从表面上看,他与白、鹿两家是世交,他与其结成秦晋之好是非常自然之事,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最深层的动机还是为了自身在白鹿原社会地位的巩固。

他看重的不只是对方家庭,而是把与之结盟作为自己在白鹿原立足和谋求发展的资本。

他深知,“无论鹿家,无论白家,要是得罪任何一家,他都难得在这个镇子上立足。

”而白、鹿两家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出于自身的考虑也都想借助作为中间势力的冷家,因此,尽管白嘉轩对这门亲事并不太满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从而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

最难堪的要数鹿子霖,儿子接受了新式教育之后,对父母包办婚姻拒绝接受,虽然迫于压力勉强与冷先生的女儿结婚,然而几天之后便离家,甚至假期也不再回来,从而使得这场婚姻有违双方家长的初衷,鹿子霖有苦难诉,心情郁闷,惟恐冷先生知道。

按照封建婚姻制度,丈夫不喜欢妻子,完全可以将对方休掉,鹿子霖之所以没允许儿子这样做,首先不是为了儿媳妇的命运,而是担心由此招致与冷先生关系的人为紧张,“鹿子霖曾不止一回退一步想,如果兆鹏娶的不是冷先生的头生女而是别个任何人的女子,兆鹏实在不愿意了就休了算了,但对冷先生的女儿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做。

冷先生是穷人和富人的共同的救星,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极高的威望。

结亲为好反成仇,其结果,遭受众人耻笑唾骂的必定是鹿子霖自己。

”为了维护这种没有结果的婚姻,鹿子霖费尽心机,即使后来真相败露,仍在亲家面前表示自己有办法处理好此事。

兆鹏媳妇自结婚之后就一直独守空房,忍受着生理与精神折磨的痛苦,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她不乏满足生命欲求的冲动,她愈是人为地压抑它,这种要求愈是强烈,甚至哪怕是有违伦理的男女之情,她也在所不辞。

但她的生活视野决定了她不可能接触鹿家之外的任何男人,偶然的机会,醉酒中的公公对她乳房的触摸诱发了她性的幻想,遭到对方的斥责后羞愧不已,在忧闷中走向疯狂,患上不为世人所容的淫疯病,冷先生也好,鹿子霖也好,都知道她发疯的原因,但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得不牺牲无辜女性的生命,尤其是作为亲生父亲的冷先生,亲手将女儿置之于死她,对因自己所导致的女儿的悲剧没有丝毫的反省,所谓德高望重的冷先生在对待女儿的感情与生命问题上所显示出来的自私与冷酷反倒被叙事者无足轻重地一笔带过,其性别上的男权立场是非常明显的。

女性在男权社会没有争到作为人的资格,常常是愈做奴隶而不得,男性不仅在女性身上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还残忍地让女性成为其复仇的工具,政治斗争、家族矛盾的无辜牺牲品。

小翠在与师兄芒种的相处中,为他的聪明与人格魅力所吸引,萌发了爱慕之情,由于二师兄的告密,导致小翠后来遭受丈夫蹂躏侮辱后的惨死,为了复仇,芒种不仅把矛头指向王家,还要让王家新娶的媳妇承受无辜的罪责,王家男人被杀后,新媳妇想守寡而不得,被沦为土匪的大拇指掳到山上,成为众人享用的“公妻”。

鹿子霖为了达到报复白嘉轩的目的,竟唆使小娥引诱白孝文,为此,小娥付出被整个白鹿村人唾骂乃最终被鹿三杀害的惨重代价,小娥成为家族斗争的牺牲品,而鹿子霖却置身事外。

黑娃为躲避反动势力的迫害,妻子小娥除了为此担惊受怕外,为了丈夫的生命安全,作为一个弱女子而向族中长辈鹿子霖求救,不得已委身对方,应该说小娥之所以这样做,最根本的动机还是为了黑娃,然而,黑娃对欺负妻子小娥的鹿子霖等人一一加以原谅,甚至在他归依宗法社会,还乡祭祖之时,始终没有对为他付出生命与名誉代价的小娥流露出丝毫的哀痛,男权社会的好人却是背叛女人的伪君子。

二
要想借助性别的视角揭示叙述者的男权意识与文化心态,最好的途径莫过于对其笔下女性形象的剖析,由此拆除男作家对女性戴上的种种神秘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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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真正分辨出他们塑造女性形象背后隐秘的文化意蕴和心理动机。

仙草、白赵氏、鹿贺氏等无疑是文本中传统母性形象的典型,自然,作者在有意无意中赋予其较多的道德美质。

她们模范地遵循着男尊女卑的儒家伦理,在传统社会固有的两性格局中扮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她们“没有自己的故事而只懂得微笑和同情,她们服从、随和、忘我、不怕牺牲的美德令男人显得伟大”。

[2]她们以自己出色的表现,和白鹿原上的男人们一道维持着父子、夫妇之间固有的等级秩序,尤其是在家庭遭难之际,她们常能以其所特有的聪明和智慧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帮助家族度过危机。

作为族长的白秉德患病早逝,撇下妻子白赵氏与婚姻不幸的嘉轩,为了完成丈夫的临终嘱托,白赵氏不惜重金为儿子张罗婚事,即使为此倾家荡产也毫不犹豫,嘉轩惊异地发现,“母亲办事的干练和果断实际上已超过父亲,更少一些瞻前顾后的忧虑,表现出认定一条路只顾往前走而不左顾右盼的专注和果断。

”鹿子霖的妻子鹿贺氏在丈夫被监押期间,为了丈夫的生命奔波操劳,买掉家产为其疏通关系,“鹿贺氏表现出一般男人也少有的果决和干练……她的主意既坚定又单纯,丝毫也不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她们的行为得到了包括丈夫在内的白鹿村男人们的首肯,成为传统女性的典范。

对她们而言,儿女是她们的精神寄托,家庭是她们灵魂的归宿,男人是她们信奉的上帝,惟独没有自己的位置,真正做到了忘我无私。

仙草在临死之前眼睛失明,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但对丈夫仍不放心,她对嘉轩不无愧疚地说,“谁给你和老三做饭呀?”仙草和白赵氏、鹿贺氏“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温柔,忠贞不渝,甘愿牺牲与容貌姿色,正标志着传统的男权价值刻度及男权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

[3]她们之所以被男权社会所认同,首先在于她们性别立场的倾斜,她们没有自己的意识与性别,坚定地维护传统的价值伦理,成为男权社会的帮凶与同谋,在对女性生命与价值的认识上,她们的性别歧视甚至超过了男性,白嘉轩对于自己一个个妻子不断的死去感到不安,而母亲却对他说,“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再糊一层新的。

”在这方面,鹿贺氏有相似的体验,尽管她的男人有过“最令女人妒恨的风流勾当,但这个家庭里不能没有鹿子霖……无论在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她相信鹿子霖的半拉屁股比她的整个脸面还要顶用。

”家庭与社会的边缘角色导致了鹿贺氏们性别意识的盲点,尽管在男权社会中她们居于从属地位,但她们对男性的依附决定了其对同性的拒斥和对男性的认同,这也是男性作家对母性形象颇多好感的性别诱因。

如果说仙草、白赵氏等女性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温柔、贤淑、富于牺牲精神代表着男权社会母性的典型,她们因其对男性权威秩序的顺从而受到男性的认同和保护,那么,田小娥身上原始的生命冲动与勃勃生机,对性爱追求与满足的渴望,所散发出的野性、疯狂与魔性则代表着男权社会巫女和魔鬼的典型,她们的妖冶、魅惑、风流与性感诱发了男性征服的欲望,以便在她们身上发泄其被压抑的精神和性的苦闷,而她们行为中那种不计后果的冲动与疯狂又对男权社会的秩序与伦理构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因此,男性对她们是既爱又怕,既渴望其性的诱惑,又对她们的桀骜不驯心有余悸。

小娥原是落魄秀才的女儿,年轻、俊俏与多情,然而父亲却把她嫁给一位六十多岁的大财东郭将军做妾,成为男人满足生理欲望与泡枣养生的工具,过着连狗也不如的日子。

她与长工黑娃之间虽不乏贪情纵欲的色彩,但更多的是真挚情感的溶铸,“她不计名利、不守礼俗,只要是两心相知、两情相悦,她就交心付身,没遮没拦,而且不顾一切、不顾后果。

她一旦爱上黑娃,便死心塌地、一心一意,哪怕地位卑微,在所不惜,把一个重情女子的柔肠侠骨表现得淋漓尽致。

”[1]然而,她追求自己理想性爱的合理要求却为传统的宗法伦理与保守势力所不容。

她先是遭到族长与公公的拒绝,后因追随丈夫革命,失败后黑娃撇下她逃离白鹿原,她没有享受“风搅雪”的任何恩惠,却无辜地承担着本不属于她的“罪行”,为此她遭受整个原上人的精神上的鄙视与肉体上的侮辱,无论是狗蛋对小娥肉体的垂涎三尺,或是鹿子霖把她作为性欲与家族复仇工具的利用,都是与她主观意愿相悖的。

在对白孝文的诱惑中,小娥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白孝文也并非全是被动与无辜,在鹿三将小娥杀死之后,叙述者明确地表明在自己的鲜明的情感态度,“白鹿原乃至整个原上最淫荡的一个女人以这样的结局终结了一生……除了诅咒就是唾骂,整个村子的男人女人老人娃娃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这个女人的好话。

”甚至原上那种给人带来深重灾难的瘟疫也成了小娥的罪过,小娥死后的骨殖被烧成灰烬压在镇妖塔下,叙述者不仅没有对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男人们的修塔行为表示些微的批评,反而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表明小娥的阴魂与瘟疫之间必然联系的事实,成为“女人是祸水”传统男权观念的诠释。

如果说作者笔下的仙草们以其对传统女性道德的遵守和对男权社会的秩序的顺从而得到了叙述者认同,小娥以其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与对旧有秩序的叛逆而被叙述者给以情感上的否定,那么,白灵则是以其自身的聪颖、正直、纯洁、忠贞与个性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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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作者笔下理想女性的代表。

她天生丽质,聪明过人,气质非凡,她的美不仅仅是一种体态的娇美,更是一种形神兼备的独特风姿。

尤其她的那双神气活现的眼睛,“这种眼睛首先给人一种厉害的感觉,有某种天然的凛凛傲气;这种傲气……对于武将,乃至对于一家之主的家长来说是宝贵的难得的,对于任何阶层的女人来说,就未必是吉祥了;白灵的眼睛有一缕傲气,却不像父也不像兄那样外露,而是作为聪颖灵秀的底气支撑主宰着那双眸子……这个白鹿原上恐怕再也找不到这种眼睛的女子了。

”她是原上第一位接受私塾教育的女子,她读书过目不忘,她的书法让两个哥哥自愧不如,“既有欧的骨架,又有柳的柔韧,完全是自成一格的潇洒独到的天性,根本不像一个女子的手笔,字里划间,透出一股豪放不羁的气度。

”她美而不艳,举手投足尽显豪华落尽后的真醇,所到之处常给人带来一种激情和活力,她不仅是家中父母的掌上明珠,且在陕北革命根据地也以自己出色的表现赢得“上至廖军长下至小队长的表彰,也得到游击队员们的拥戴,一方面是她出色的工作,另方面则由于她活泼开朗的性格”。

在爱情上,接受了现代个性解放思想的白灵对父母的包办婚姻进行大胆反抗,与兆海在共同的学习中萌生爱情,然而一旦意识到自己无法与对方做到志同道合便忍痛割爱,后来与革命者兆鹏产生了生死与共的感情,毫不犹豫地投入对方的怀抱。

不管是对革命和对爱情,都体现出独立的个人意志,忠贞不渝。

在两性关系上,她既不回避自己生命的冲动与情感的欲求,又不是沉溺于性的满足中而不可自拔,而是达到了情理、灵肉交融的境界。

正因为白灵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诸多想象与理想,所以才赢得包括叙述者与读者在内的喜爱,而她参加革命最后含冤而死的悲剧才更具有发人深思的力量。

三
作为人类的天性之一,性的要求与满足是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活的重要乐趣与种族繁衍的重要来源和动力,但是在传统男权社会中,性行为被施加了种种限制,性行为的前提条件是婚姻,而性行为的主要目的在于生殖,婚姻、性与生殖是三位一体的,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不仅受到严格的禁止,且在价值上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尤其是儒家的性爱观,对性的种种束缚与诅咒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万恶淫为首的观念根深蒂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所以,人们对性常有一种不洁甚至是罪恶的感觉,这正如作者所说,中国人“从小小年纪就开始背诵那些不完
全能理解得了的深奥的古汉语文字,关于性文化的心理结构便开始形成。

更有一本无形的大书,从一代代识字和不识字的父母亲友以及无所不在的社会群体中的人那里对下一代人进行自然的传输和熏陶,这个幼小的心灵从他对世界有智能感应的时候起,便开始接受诸如‘仁义礼智信’、‘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性羞耻教导、制约和熏陶,他的心灵就在这样的甚至没有文化的社会氛围中形成一种特殊的结构”。

[4]既然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自然对这个民族的每一成员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为一个受到现代文化观念影响的作家,陈忠实在创作时不可能有意识地对性有这种明显的偏见,他认为,“一个作家自己必须摆脱对性的神秘感羞怯感以及那种因不健全心理所产生的偷窥眼光,用一种理性的健全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人物的性形态和性心理结构。

”[4]作家创作理念与创作实践本身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对两性关系的描写上,他固然努力超越传统性爱观的局限,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无意中走向对传统性伦理的归依。

性行为的发生常常是男女双方所为,即便是为世人不齿的卖淫,也与男性不无关系,没有买淫的男子,哪有卖淫的娼女,然而男权社会却将堕落与淫乱的责任单方面推倒女性身上,这似乎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这种传统观念无形中影响着叙述者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他借助作品中的人物之口重复着女性祸水的老调,让女性承担着本不属于她们的罪责。

黑娃与小娥的偷情被郭将军发现后,他这样对黑娃说:“这事嘛,我不全怪你,只怪她肉臭,甭怪旁人用十八两秤。

她一个烂女人死了也就死了,你爸养了你这么大可不容易。

门面抹了黑,怕是你娃娃一辈子难寻个女人了。

”无独有偶,白嘉轩研究了白鹿村的家庭后也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男人的一生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遇上什么样的女人,“所有精明强干的男人遇着个不会理财持家的女人,一辈子都过着烂光景;有仁义道德的男人偏配着个粘浆子女人,一辈子在人前头都撑不起筒子;更不要说像黑娃拾烂菜帮子一样拾掇下的那种货色了,黑娃要是有个规矩女人,肯定不会落到土匪的境地。

”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在于郭将军、白嘉轩对女性的偏见,而是文本情节的发展仿佛成了对这种陈腐性别观念的形象阐释。

看来,陈忠实和许多男作家一样,他“写女性,主要还是为了他们男性人物的成长。

在女性那儿,他们诞生、成熟、‘堕入歧途’或‘走上正路’,然后女性就被弃之一边或索性被勒令死去。

看上去,死亡是女性一生中的高潮了,但在男性作家给予女性的这条‘最好出路’中却暴露了他们的冷漠。

”[5]女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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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笔下没有获得独立的艺术生命,却沦为一种衬托男性堕落与伟大的工具,即使是木匠芒种后来的落草为寇也让人感到与师妹小翠的性诱惑不无关系,在两性问题上贬此褒彼的情感倾向已昭然若揭。

“万恶淫为首”的性观念早已为现代中国人所唾弃,不管是英雄人物或是普通平民,都有性的要求,对性的不同态度的揭示挖掘是表现一个人的深层心理、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段,但如果简单地在性与人的道德情操之间作出善恶美丑的是非判断,就不只是一种艺术方法,而是作家的创作观念使然。

《白鹿原》中的反面人物鹿子霖、碗客、和尚、叛徒等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性行为上有较多污点的角色,碗客的“诸多恶劣行径里民愤最大的是对女人的蹂躏,凡是新娶的媳妇头一夜必须请他开苞。

他对女人永无满足永无竭止的野兽一样的欲求从小小年纪就露出端倪,用两只粗瓷大碗换取那些爱占便宜的女人身子”。

老和尚在性行为上的堕落更是为人所耻,他对农民进行经济压迫的同时还有性别上的剥削,每逢秋末租地时,“却要女人来而不要男人。

那些前来交办租地手续的女人无论美丑都付出了相同的代价。

这个老骚棒无论年轻的年老的,长得俊的长得丑的,一律不拒一律过手。

”作为叛徒的陈舍娃与他在性爱乱搞女人交织在一起。

相反,那些为作者所褒扬的正面人物则是遵循传统性爱伦理的模范,生活中或许不乏这种蹂躏女性,沉溺于女色的恶人,坚守色而不淫,“发乎情止乎礼”的君子,但如果由此得出凡是道德上有污点的人多是好色之徒,则不难推测其在两性观念上的落后与片面。

与某些民族将性、婚姻、生殖分离开的习惯相比,儒家文化近乎绝对地强调性的生殖意义,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作为妻子要么成为丈夫性欲的对象,要么成为其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因为在传统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致使人们把生育男性后代看做婚姻的最大的使命。

白嘉轩的前几次婚
姻因没有后代不仅使他的生命失去存在的意义,同时也使他在祖宗的祠堂里无法理直气壮,“父亲过世后的头几年里,每逢祭日,白嘉轩跪在主祭坛上祭祀祖宗的时候,总是由不得心里发慌就子发松;当第七房女人仙草顺利生下头胎儿子以后,那种两头发慌发松的病症不治自愈。

”他对妻子仙草说,“你给白家立功了,白家几辈都是单崩,我有三个娃子了。

”这同样也成为他在鹿子霖面前优越之所在。

正是由于男权社会对性的生殖功能与意义的强调,所以,白家才不惜倾家荡产也要为嘉轩娶妻,以完成“孝”的使命。

“家产花光了也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

”为了生殖的目的,才有白嘉轩母子密谋借助兔娃达到孝武媳妇怀孕的丑剧发生。

鹿子霖一生争强好胜,希望能在他这一代实现光宗耀祖的家族理想,然而随着儿子兆海的阵亡,大儿子因参加革命的吉凶难测,这时他才感到“钱再多家产再厚威势再大,没有人都是空的,有人才有盼头”的人生哲理,他的幻灭感同样因兆海儿子的不期而至而告终。

不管是从叙述者对不同类型男女形象的情感倾向,或是对两性关系问题的处理,都明显地昭示出传统男权社会的价值立场,固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作品中人物的性别观念与叙述者之间人为地加以等同,但对不同人物言行的情感色调在某种程度上则决定于叙述者的不同的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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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晓明,毛尖,等.《古船》的道路[J].当代作家评论,
1994,(2).
W h ite D eer’s Pla i n:A Cla ssica l P iece of M a le Supremacy
CAO Shu-wen
(H enan N o r m al U niversity,X inxiang453007,Ch ina)
Abstract:In1990s,the novelW h ite D eer’s P lain becom es an eye_attracting perspective among new peri od literature th rough disclo sing nati onal culture p sycho logy and pursuing ep ical essence.How ever,the autho r’s agreeable attitude,con2 sci ous o r unconsci ous,tow ard tradi onal Confucianis m m akes h is sex concep t lag beh ind and be conservative,show ing h is ap2 parent sex discri m inati on.M ale sup rem acy can be sensed in h is different emo ti onal reacti ons and valve assessing tow ard dif2 ferent sex characters as w ell as h is descri p ti on of sexual relati ons.In som e sense,W h ite D eer’s P lain is bo th a m aster p iece in intro specting nati onal culture and a classcial one of m ale sup rem acy culture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W h ite D eer’s P lain;emo ti onal attitude;sexual relati ons;m ale sup rem acy
[责任编辑　张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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