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中国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一一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桂勇教授访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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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3-15
作者简介:桂勇(1973-),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社会系教授、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曙光学者;李经纬,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政府顾问;唐鑫,女,社会科学家杂志社编辑。

如何认识中国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
———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桂勇教授访谈
桂勇,李经纬,唐


桂勇(1973-),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曙光学者。

桂勇教授长期从事经济社会学、社会运动、城市基层治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

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发表于Human Relation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社会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等英文SSCI 刊物与中文权威刊物。

目前的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副秘书长等。

■名家语丝
WORDS FROM THE CELEBRITY

要: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对于未来中国究竟会走上什么样的发展之路,人们并没有形成共
识。

事实上,探寻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尽管如此,借助对中国社会诸群体的思想状态和行为取向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大体触摸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搏。

在这一问题上,著名青年学者、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桂勇教授率领团队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在本访谈中,桂勇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团队的部分研究成果。

他着重分析了中间群体和
底层群体的思想状态和行为取向,以及形成这种思想状态和行为取向的结构性原因。

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不同群体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可能影响,同时针对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中间群体;底层群体;社会心理;社会运动;社会治理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3
)05-0001-03
李经纬、唐鑫(以下简称李、唐):桂教授,您好。


目前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是很多人关心的大问题。

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应该是由多种力量共同决定的,而不同的群体将对此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也属于可能推动社会前行的力量,其所思所行都会影响中国的未来。

因此,研究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的思想状态与行为取向对理解中国发展极为重要,对于疏导社会走向意义也极为重大。

您是我国知
名的青年社会学家,长期致力于社会运动和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您的研究成果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们很希望就此问题对您进行访谈,在进行正式访谈之前,我们能否请您谈一下您近些年在这方面的研究线路?
桂勇(以下简称桂):我以前的社会学研究比较偏重于对特定社会领域的微观考察,具体的分析视角也比较单一,但这几年来我的认识有了很大转变。

近10
年来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

. All Rights Reserved.
更为迫切的需求,时代在召唤我们生产更多社会需要的知识。

显然,社会学家无法对那些需要我们提供专业性解答的重大问题视而不见。

而要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源于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视角的宏观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这种研究思路可能带有更为浓厚的非标准化的艺术色彩,与强调研究流程标准化和研究视角专门化的主流社会学可能有很大差异。

不过我想社会学应该是现实的社会学、时代的社会学,而不是纯智力活动性的社会学。

李、唐:能否谈一谈您研究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的思想状态与行为取向的具体缘由?
桂:我个人的想法是,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必须做到纵横结合,纵向上是对中国经济与政治从宏观面上进行分析,如政策与制度、结构与机制、历史演进与未来趋势等;横向上是对社会的不同群体进行全方位的逐个剖析,探究其具体的观念形态与行动模式。

也可以这么理解,纵向面更多关注结构与制度,而横向面更多关注思想与行动。

就我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纵向面的发现更多是个人感悟式的,而横向面因为有具体的研究“抓手”———我们对不同群体进行直接的经验性观察——
—而具备了开展大规模研究的可能性。

目前我们正组织一批人在从事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我们希望通过对多个职业群体的案例研究以及比较研究来搞清楚一些问题,例如群体内部状况、思想与行动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关系、不同群体与国家的关系等。

当然,横向面的研究与纵向面的研究并非两类互不相关的独立研究。

我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两个维度结合而形成的“坐标”来给中国社会“定位”,通过纵横交错对中国进行深度挖掘。

例如,我们目前对一些群体的研究发现,群体的具体观念形态与行为模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制度性位置,而特定群体的制度性位置之形成又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系的历史演进相关。

另外,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段(例如十年、二十年的时段)来看,不同群体的观念形态与行动本身也会反过来引起经济与政治体系的反应。

一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部分农村居民因为被相对边缘化而引发的社会行动引起了21世纪的政策调整,农村居民在近些年来获得了相对更好的制度性位置。

顺便说一下,今天我们在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中见到了同样的被边缘化趋势。

同样的故事在发生,但结果也许会不一样。

不过,背后所反映的中国社会运作逻辑却是一致的。

纵横交错的中国社会观在我们研究方法上的直接体现是,我们倾向于选择职业而不是阶层为群体分类标准。

我们的看法是目前的阶层概念还是过于含糊与主观,而职业则能够比较好地把制度、结构、思想与行动等要素统一起来。

职业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它是个人的家庭背景、教育与工作经历的结果,同时也是个人以后的社会地位的原因;它是历史演进与政策制度安排的结果,同时也是特定的观念形态与行为模式的原因。

我们猜想,也许以职业为分类中轴的做法能够更好地缩减同一群体内部在制度、结构、思想、行动等多个维度上的差异,而扩大不同群体在上述维度上的差异。

李、唐:能否具体谈一下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各自具体的社会心态?
桂:所谓的“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实际上是两个太大、太模糊的概念。

中国社会的诸群体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连续体,很难作出绝对的分类,特别是带有排序色彩的分类。

而且,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内部的分异非常大。

所以当我们笼统地谈论这两个群体时,其实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对中国社会各群体的准确描述,只有在我们对多个细分群体都进行研究之后才可能产生。

但为了简明起见,也为了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粗略印象,我尝试给这两个群体一种分析思路性的描述。

为了对这两个群体的心态与行为取向进行比较分析,我想采取类似于社会学中的“理想类型”的描述手段,以突出他们各自独有的心态与行为取向,尽管这些特征并非同一群体普遍拥有甚至是多数人共同拥有。

粗略地说,无论是中间群体还是底层群体都表现出对现实的部分不满,但不满的对象不尽相同。

中间群体更多地把跟现有体制有关并且借此获取利益的人群视为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对现有制度安排有不满。

同时,他们小有资产,对生命与健康问题也很关心,但却缺乏保障自己资产与健康的有力手段,这导致他们普遍缺乏安全感。

而底层群体则把一切拥有较丰富经济社会资源的人群视为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呈现出反对一切的思维模式,他们的内心充斥着对不平等的痛恨,同时缺乏对其他社会力量的信任感。

在对现有社会问题的归因方面,中间群体认为一些社会现状是不合理的制度设计所造成;而底层群体则认为是权贵集团、富人乃至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等群体造成的。

从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预期来看,中间群体希望通过法律和制度建立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保障个人权利;而底层群体则期许社会平等、政治清明,把希望寄托在权威式解决方案上。

换言之,中间群体往往把希望寄托于制度改革,而底层群体则往往期待能出现特定的人物来改变他们所认为的不合理的社会状况。

当然,他们还存在其它社会心态,但以上几个方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李、唐:能否具体谈一下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各自的行为取向特点?
桂:在行动逻辑上,中间群体表现出更多形式理性的色彩,例如希望在社会秩序和法律框架内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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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目的也更可能具有抽象的成分;底层群体则表现出浓厚的实质理性的色彩,他们追求行动的实际效果以及可能获得的直接利益,其思维模式比较简单、直接。

在行为模式上,中间群体表现得相对克制、温和,有时甚至是有些退缩,但更有策略,他们往往凭借道义、并积极寻找法律依据来追求他们的利益和反对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而底层群体的表现则更为激进,有时甚至充满暴力色彩。

我们这几年观察了大量抗议性集体行动的案例,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大多数抗议性集体行动的主体其实是底层群体;如果某个抗议性集体行动的主体为中间群体,那这一行动往往较为理性和温和。

在具体行动选择上,中间群体经历了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

在几年前,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充满自豪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产生了不安全感,很多人开始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试图通过移民海外等手段,逃离他们无法摆脱的教育、社会与生态环境;然而底层群体往往选择走上街头,咆哮抗议。

底层群体的政治舞台是实体化的,经常成为街头政治的主力军;而中间群体的政治舞台在近几年主要是网络上的虚拟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微博等新型媒体实际上成为温和的中间群体发泄自己不满的泄洪闸。

如果人们真要准备走上街头,那类似于QQ群那样具有私密性的强动员型网络工具应该是人们的首选,而具有公开性质的社交媒体顶多能称之为新兴中间群体的弱表达渠道。

在这个意义上,微博其实不应该被视为洪水猛兽,它完全可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发挥更为正面、更为积极的作用。

李、唐: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和行为取向?
桂:中间群体和底层群体之所以有上述社会心态和行为取向特点,实际上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制度与结构性位置所决定的。

两个群体的共同特点是基本上都属于体制外人群,疏离于政治体系之外(当然疏离的程度不一)。

两个群体的不同之处则更多,例如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不一样,中间群体进入的是中高端市场,且具有一定议价能力,而底层群体进入的是低端市场,议价能力相对较低;面临的资本/资产市场不一样,中间群体有部分资格参与资本/资产市场的博弈,而底层群体基本被排斥在资本/资产市场之外;与公共资源的关系不一样,中间群体不支配公共资源,但部分享有公共资源,底层群体则既不享有、也无权支配公共资源。

不同的制度位置与经济社会地位带来了两个群体成本-收益核算体系的不同,从而带来了具体行动抉择的不同。

底层群体在制度与社会结构中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他们疏离于体制外,且几乎一无所有,因此他们采取冲击既有社会秩序行动的成本很低,很小的一点收益就可能刺激其产生极大的行动动机,更不用说当其行动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时。

而对于其中的核心人物来说,其冲击既有社会秩序的社会行动,在目前社会流动逐渐呈现阶层固化的背景下可能提供了唯一的出人头地的通道。

此外,这也是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手段和机会。

中间群体也疏离于体制外,但是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拥有其它较好的个人条件,在目前他们还能获得一定的资源,因此在行动上容易显得首鼠两端,犹豫不决。

这也是他们更多采取我称之为“寻船出海”的策略的原因。

当然,近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源分配方面社会上端和社会底端这两头都获得了更好的收益,而中间群体的收益在相对减少。

目前房地产市场与财政税收政策等方面也出现了对中间群体不利的迹象,这有可能导致某种仇恨情绪逐渐蔓延到中间群体接近底层的组成部分。

未来的发展不见得对中间群体有利。

上层不去说它,下层因为反弹比较激烈、行动比较坚决,也会在较长时段中对政策制订和制度安排产生影响。

相对最温和、最理性的中间群体因为既缺乏利益表达渠道、又缺乏有效影响社会的手段,其声音最可能被淹没。

李、唐:您认为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目前的这种社会心态和行为取向会对未来的社会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为了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实现我国社会发展的高效和和谐,您有什么建议吗?
桂:我感觉情况比较复杂。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大家的利益立场不一致,各自的期望与认知模式差别很大,各自主张的解决方案也不尽相同。

各方都认可和接受的平衡点不容易找到。

这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目前我们需要仔细考虑的,是如何寻找到共识,一起推动中国向前发展。

要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就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制度的革新和完善上,以便形成一个利益合理共享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未来社会发展才能更加高效、和谐。

在这方面乐观的观点居多。

一种意见认为,过去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有能力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我们有理由对未来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抱有美好的预期。

李、唐:桂教授,您的研究成果十分有利于我们形成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正确认识,对社会治理政策的制定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指导意义。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任编校:唐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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