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险的运盐之路

艰险的运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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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人文地理》2017年第05期
运盐之路地势险峻，许多路段坡连坡，弯连弯，穿行于千峰万壑之间，运盐者常常结队行走，一是防强盗抢劫，一是防毒蛇猛兽伤人。

盐路上的背盐人被称为“盐背子”或“盐脚子”，他们运盐时，使用一种类似于木板凳的特殊工具，由于负重量大，盐背子一天的行程很难超过30公里。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了“川盐济楚”政策的实行，也迎来了川盐历史上的两次“黄金时代”。

如果说盐的发现催生了盐场的出现，那么盐的外运则直接导致了一条千年盐路的形成。

由于大多数盐场都位于长江干道及其支流上，所以川盐最初的运输，自然就是水路——各盐场所产之盐的外销以及生产物资的购入，主要依靠水运来实现。

在地域上，川盐运输主要向东、南两大方向辐射。

向东通过长江、清江、酉水、汉江水系，主要销往两湖（湖南、湖北）地区；向南，一部分通过乌江、綦江、赤水、永宁河销往贵州，一部分通过金沙江、南广河水道行销云南。

所以，长江及其支流是川盐运输的主要水路通道，这些江河与连接各运盐口岸的陆运盐道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川盐运输网络。

如今，这些纵横交错的古盐道早已结束了运盐的使命，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静静地述说着运盐往事。

四大古盐道充满艰险的运盐之路
大致来说，川盐的运输主要分为川鄂古盐道、川湘古盐道、川黔古盐道和川滇古盐道四大线路。

湖北西部是川鄂古盐道最重要的通道，因为川盐的重要产区如郁山、忠县、云安、大宁等地，其东南部完全被湖北西部的大山包围，川盐要东进两湖地区，就必须翻越这些崇山峻岭。

在这一带，形成了“四横一纵”的盐运网络。

“四横”指的是水路运输，从北向南依次是汉水、长江、清江、酉水，与湖北西部的主要山脉平行；“一纵”则是连接各江运码头的重要陆运路线，与湖北西部的主要山脉垂直。

川鄂古盐道沿途翻山越岭，行路艰难，因此在大山之中，每隔一段就有一个驿站，供过往的商客歇脚。

湖南的湘、资、沅、澧四大水系，除了湘江，其他皆从湘西流过，所以，湘西是川湘古盐道的主要通道。

进入湘西的盐道主要有3条，即龙山—常德线、沅水线、龙山—洪江线。

龙山—常德线几乎横跨武陵山脉，地势险峻，道路大多坡连坡，弯连弯，全程皆穿行于千峰万壑之间。

运盐者常常结队行走，一是防强盗抢劫，一是防毒蛇猛兽伤人。

而沅水线因山高水深，曾让无数文人留下感叹。

屈原在《涉江》中就写道：“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

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这是屈原晚年被流放时所作的抒情诗，“沅”指的是沅水，“枉渚”是常德，由“深林杳以冥冥”“山峻高以蔽日”、“下幽晦以多雨”，可知他途经这险峻之地时的落魄心境。

龙山—常德线则贯穿湘西苗区，既是苗民的对外贸易之路，也是历代统治者镇压苗民的用兵之路。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以凤凰、吉首为中心的湘西苗民起义，其主战场就在这条盐道上。

起义被镇压后，仍有近万名清军官兵在湘西各地常年扎营、留守，为了便于军事行动，他们在营与营之间修筑了专用的道路——“营道”，而这些营道，大多都是利用古盐道修建起来的。

同样险峻的还有川黔古盐道。

川盐运输到贵州，要经过乌江，乌江水急滩险，两岸绝壁陡峭，灌丛密布，历来被视为“天险”。

而乌江既是盐道，也是一条军事河流，汉代、三国、太平天国时期的英雄豪杰，都曾在这里演绎过金戈铁马的故事。

川滇地区的商道自古繁荣，其中以蜀身毒道、润盐古道、五尺道最为著名，这些商道自古与川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川盐入滇的重要通道。

由于川滇古盐道的重点运输区域主要集中在川、滇、黔交会地区，这一地带的河流不仅水流量大，落差也很大，水流湍急，行船艰难，有的地方由于水急滩险，必须分段船运。

这些充满艰险的古盐道，是古代先民在长期的迁移和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其纵横交错，促进了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之间的联系与往来，对不同地方经济文化的交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柏木船”和“盐背子饭”记录盐夫的辛酸史
运盐之路漫长而艰险，所以川盐的运输史也是一部盐夫的辛酸史。

盐夫们在长期的劳作
中，“发明”出许多特殊的运盐工具，并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

由于川盐外运最重要的通道是长江，所以船成为川盐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

但长江在很多地段水流湍急，船只经常会发生触礁、搁浅、碰撞甚至沉船事故，所以，通过不断实践，盐夫们制造出一种名为“柏木船”的独特大船。

据湖北监利县运盐老船工瞿宏志介绍，这种船的船舱位于船正中，是盐夫的起居处和储存盐的地方，船尾为行进中操作船只的舵房，船身大部分由大柏木制成，只有船底用双层紫木板制成，这种底板能有效防止撞击。

除了大江、大河依靠木船运输之外，陆路上纵横交错的石板路是川盐分布到各地的重要补充。

这些道路密布于山林水涧之间，以盐场为中心向四方辐射。

在这些路段，食盐多以人力背负送达。

值得一提的是，背夫运盐不用背篓，而是使用一种类似于木板凳一样的特殊工具。

他们将盐装在麻袋里，然后将其捆绑在木板凳上，上面用两根主木弯成弧形支架，上端加一根横木于头顶，横木上放一木箱，用来贮存干粮。

弧形支架使垒砌的货物前倾，便于爬山时节省力气，遇到下雨，头顶的横木则可当作雨伞，避免头部被淋湿，而木板凳的底座则用于歇气时支撑货物。

此外，他们还会手杵一根类似拐杖的“拐爬耙”。

由于负重量大，背夫们一天的行程很
难超过30公里。

古时，盐路上的背盐人被称为“盐背子”或“盐脚子”，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背着食盐在盐路上穿行，十分辛苦。

由于需要长途跋涉，所以他们出门时要带足口粮，然后在驿站或是有人家的地方生火做饭。

在湖北竹溪与重庆巫溪的交界处，盐背子们流行吃一种被称作“盐背子饭”的食物，这种饭的做法十分简单，将玉米面粉加入水蒸成馍馍即可。

由于盐背子饭可以存放较长的时间，且食用后颇能抵御饥饿，所以成为盐背子理想的食物。

如今，在竹溪县丰溪镇的小餐馆和居民家中，依然能见到这种盐背子饭，它还成为丰溪镇旅游推介的一道特色小吃。

人们在品尝这种平凡食物时，似乎能感受到盐背子曾经的艰辛。

除了盐背子饭，因运盐而生的还有盐工号子。

背盐的劳动强度极大，因此，齐唱粗犷高亢的盐工号子，颇能振奋人心。

不过，随着公路的逐渐贯通，古盐道已被废弃，盐工号子也完成
了历史使命，那激昂的声音渐渐消失在密林深处……
两次“川盐济楚”川盐的“黄金时代”
在封建社会，盐业由国家垄断并严格控制。

清朝时，全国食盐实行划区分销，每一地区销售多少盐，从哪个盐场配运，都有明确的规定，不准僭越。

不过，到了清朝末年，这一制度却因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而被打破。

1853年，由于太平军占领了长江一线，导致原属行销湖广地区的淮盐无法上运，为解决
湖广地区人民的“淡食”之苦，清政府实行了用川盐接济湖广地区的政策，即“川盐济楚”。

“川盐济楚”政策的实行，使川盐得以大量涌入湖广地区。

据记载，当时四川向湖广地区运送的食盐达80亿斤以上，向朝廷上缴税收约合白银六亿七千万两。

鼎盛时期，川盐占全国食盐销量的1/4，占全国税收的30%。

随着川盐大量运销长江沿岸，一批“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应运而生，他们对盐业生产投入巨资，提高采盐、制盐技术，扩大产量。

据《四川盐法志》记载，在“川盐济楚”中，一些原已淤塞的盐井被重新修缮、利用；有的盐场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如犍为盐场，在乾嘉年间有1206口盐井，时至“川盐济楚”后，数量增加到2000多口。

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以盐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也开始萌芽。

在“川盐济楚”中发展最快的富荣盐场，就出现了盐商资本集团，其代表为“自流井四大家族”，即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和颜桂馨堂，他们通过合资、借贷、入股等方式联合经营，推动了川盐的发展。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曾国藩试图恢复淮盐市场，但由于川盐行销湖广地区已久，民众已经习惯食用，经过交涉，清政府将湖北的28个县划分为川盐和淮盐并销区，所以，川盐仍可
继续进入湖广市场。

太平天国运动使川盐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黄金时代”，而川盐的第二次“黄金时代”则是抗日战争时期，这次同样源于“川盐济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淮盐产区全部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也被迫迁都重庆，失去了对东部富裕地区的税收控制。

为了解决战时资金短缺问题，也为了克服湖广地区断缺淮盐的危机，国民政府发起了第二次“川盐济楚”运动。

当时，四川盐务管理局奉令尽力增产，以供应军需民食，支持抗战。

据统计，这一时期四川盐税占全国盐税的40%以上，约占国税收入的25%，可见在抗战时期，川盐对国民政府军事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淮盐重新进入湖广地区，川盐退回原来的运
销区，川盐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

两次“川盐济楚”都是当局的权宜之计，但就商品本身而言，川盐与淮盐相比，具有更多的优点。

例如，川盐的色质优于淮盐。

由于川盐的传统产制技术相当优良，卤水入锅前要净化，成盐后要洗涤，所以色泽纯白。

而淮盐是海水在盐田内晒制而成，夹杂泥沙，所以色泽污黄，史书上就有“鄂省人民因川盐质美，优于淮盐，人皆喜食”的记载。

另外，川盐顺长江下行，顺风顺水，相比淮盐逆水上行，运输时间大大缩短，运输成本也相对不高。

所以，如果按照商品流通的自然规律，川盐具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

但过去，由于政府的强制政策，抑制了川盐对湖广市场的行销。

不过，不管销售制度和销售区域怎样变动，川盐在历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
位，为巴蜀地区经济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