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山回族传奇

■西部风景线
巍山回族传奇
回族/高发元
编者的话：本文是在高发元编导拍摄的五集电视纪录片《南诏发祥地——巍山》第四集《回族传奇》解说词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文的。

人们来到南诏故地云南巍山县，会不时看到亮丽的中式和阿拉伯式清真寺，听到肃穆高亢的宣礼声。

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与汉、彝、白等民族杂处中的回族村落。

回族形成于元末明初，其先民的踪迹可追溯到唐代。

据史书记载，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中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国遣使来朝，自此，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仅永徽二年到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的一百四十七年中，阿拉伯使节来华达三十九次之多；民间的交往更频繁，人数更多。

唐宋时期，在广州、泉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和唐都长安（西安）等地都可看见阿拉伯人的身影，他们被称为“番客”。

日子久了，许多人“安居不欲归”，定居下来，娶妻生子，繁衍后代，成为“土生番客”，他们便是最早的回族先民。

在大食人以官方或民间的方式活跃在我国沿海和长安等地的同时，在我国西南边地也出现了大食穆斯林的身影。

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昆明南城清真寺《重修清真寺碑》载：“有唐太宗六载，建清真寺于会城内道之西，至元咸阳王而重修之。

”会城即今日之昆明城，唐太宗六载即公元632年。

此碑记载的大食穆斯林到云南的时间比史书记载的651年大食派使臣来华还要早十九年。

南诏臣属大唐王朝，是中国西南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实行与唐朝一样的开放政策。

南诏与东南亚、南亚、西亚毗邻，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大食穆斯林前来做生意和游历。

所以，南诏时期，巍山、大理一带是大食穆斯林频繁活动的地区。

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一个“三千换三千”的传说。

说的是唐玄宗拨了三千御林军给大将郭子仪送往土耳其，换回三千大食兵助唐平叛“安史之乱”。

平定后，大食兵分散到陕西、江西和云南。

这一传说在民间亦有文字记录。

巍山回回登和保山板桥镇收藏的《回回原来》云：“唐王选三千唐兵留止西域，选换三千回兵来至中国，生育无穷。

”
《新唐书·南诏上》载：“吐蕃惩野战败北……于时，康、黑衣大食等兵攻吐蕃大酋降，获甲两万首。

”
这里记载的是南诏重归于唐后，南诏与唐联合抗击吐蕃、康（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和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的一场战争。

吐蕃、康和黑衣大食兵败投降，被遣送到云南，其中的大食人成为云南回族的早期先民。

《太平御览》载：“南诏有婆罗门、波斯（今伊朗）、阇婆、渤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

”这里记载了南诏与大食、波斯等国的通商。

南诏时期波斯已经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前来做生意的波斯穆斯林商人在南诏又留下了足迹。

自唐代南诏以来，大食穆斯林在云南不仅有文字记载，还留下了具体的形象。

大理剑川石宝山石窟连绵数公里，窟内人像精雕细刻，形象生动。

南诏三位最富盛
名的诏主细奴逻、阁逻凤和异牟寻在石窟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石窟里还留下了云南及西南石窟中罕见的“波斯国人”摩崖立像。

波斯国人高鼻深目，身着长袍，脚穿长靴，头缠白布，手持短杖。

《万历云南通志·南诏史末》载：“段氏复兴，号曰后理国（大理国）……波斯，昆仑诸国来贡大理者，皆先谒相国焉。

”大理国是继南诏之后宋代的又一个地方民族政权。

大理国延续南诏国的开放政策，引来大批域外人，其中不乏大食穆斯林。

大食穆斯林为了与大理国搞好关系，向大理国国王献上白象、白越诺布、乳香、蕃锦、大食瓶、白龙脑、象牙等外国珍稀礼品。

元代是回族形成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

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古军和西域回回军南下，渡过金沙江，平大理国，进入云南。

此后七十余年间，回回军派驻云南达十余次之多，每次多则上万人，少则上千人。

这些回回军落籍云南后，成为云南回族先民的主要部分。

巍山坝子北端的大围埂和小围埂是两个历史悠久的回族村子。

大围埂和小围埂原来是唐南诏时期的两道防御工事。

元代，蒙元大军破大理国，回回军驻扎在上面，日子久了，就变成了回族村子。

巍山坝子瓜江岸边的回族村子回辉登也是蒙元大军的军事要地。

回辉登原名回回墩，开始没有人住，是个大土堆，蒙元回回军驻扎在上面，后来也变成了回族村子。

战争平息后，回回军在云南随处入社，就地安家。

他们娶当地女子为妻，在男主女从的封建社会，非穆斯林女子嫁给穆斯林男子，也就随之成为穆斯林。

生下的孩子，请阿訇取个教名，也成为穆斯林。

回族以跨国婚萌芽，之后以族内婚和有条件的族外婚来扩大自己的族群和传承伊斯兰教信仰。

赛典赤·赡思丁是中亚布哈拉人，穆罕默德的后裔，少年随成吉思汗东迁来华，后成为元朝重臣，晚年任云南平章政事。

赛典赤主滇，首将云南纳入全国行省体制，结束了长期以来云南与中原王朝若即若离的历史。

他将云南首府从大理迁至昆明，并主持重修松华坝水库和整治昆明六河，疏通滇池出水口海口河，使昆明成为一座山水相映的美丽大城。

赛典赤还重教化，在昆明首建文庙，兴办“社学”，首开云南国民教育和科举制。

赛典赤政绩卓著，被赦封咸阳王。

赛典赤家世显赫，有五子二十三孙，多人为元明两朝重臣，有三人任过云南平章政事。

赛典赤的子孙后代人数众多，大部分居住在云南。

赛典赤在大理住过两年，长子纳速拉丁曾任大理路安抚使司都元帅。

赛典赤的五子云南平章政事马速忽的后代分为马、速、忽三姓，多数落籍巍山，马姓称“赛家马”，人数不少，是一大姓。

元末明初，回族形成。

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回族将领蓝玉和沐英为副将，率三十万汉回大军征云南。

云南平定，傅友德、蓝玉班师回朝，沐英镇守云南。

沐英为朱元璋养子，又是明朝开国功臣。

平定云南的第二年，沐英将郑和（原名马和）、洪保和杨庆等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的云南少年作为秀童献给朱元璋。

郑和后来成为统帅七下西洋的不二人选。

洪保、杨庆也成为郑和下西洋的核心成员。

沐英家族镇守云南十三世，近三百年，封二王、一侯、九国公、四都督，对保卫、开发和建设我国西南边疆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主政云南的沐英奏：“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多，宜置屯田，令军士开垦，以备储待。

”朱元璋准奏，于是云南出现了以屯田为主要形式的史无前例的大开发。

明正统六年、正统七年和正统十三年，明朝廷先后调拨南京，湖、广，川、贵大军数十万三伐麓川、平定之后，又“屯江南回、汉兵二十万”于滇西各地，加强戒备。

巍山许多回族村子就是从明代开始形成的，前来戍边和屯田的回族和汉族军民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巍山生产力发展。

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导文化，回族是我国最早学习和掌握汉文化的少数民族之一。

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元仁宗皇庆三年（公元1314年），全国举行会试，云南五人合格，其中蒙古人一名、色目人二名、汉人二名。

可见，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云南回族的汉文化水平已相当高。

明代回族已通用汉语文，汉文化水平已达到与汉族同等的水平。

明清两代，回族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蔚然成风，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造就了许多回族人才。

巍山回族伊斯兰教育和汉文化教育都十分兴盛。

在这里较大的回族村子都有清真寺，有清真寺就有经堂教育，经堂教育多开汉文课程。

在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下，巍山回族人才辈出，经书两全，能文能武的文科进士、举人和武科举人、秀才不计其数。

巍山回族教育深受马注、马德新教育思想影响。

马注、马德新是中国古代著名回族经学者大师。

他们主张“中阿并授”培养经书两全人才。

马注出生在今保山市隆阳区易畴村，是元代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第十五世孙，精通儒学和伊斯兰教经典。

他呕心沥血撰写的《清真指南》，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和儒家思想诠释伊斯兰教，为推动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和丰富中华文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马德新出生于下关龙尾关，经汉两通，知识渊博，曾在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开罗、特拉维夫、伊斯坦布尔等地“旁搜博采”，游学八年。

回国途中在新加坡考察学习天文学，学成归来设帐讲学，门庭若市。

马德新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用汉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著述达五十余种，主要内容为伊斯兰教哲学、教律和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法、修辞，旁及历史学、文学、天文学。

游记《朝觐途记》是研究中国与阿拉伯和西亚各国交通的重要文献。

《宝命真经直解》（五卷）是《古兰经》最早的汉文节译本。

天文学著作《寰宇述要》使这位经学大师成为中国近代赴海外研究自然科学的第一人。

曾因在游学天方期间给沙特阿拉伯王宫告示行文纠错而留美名。

马德新继承和发扬王岱舆、马注、刘智等诸辈前贤“以儒诠经”的伊斯兰汉文译著传统，使云南成为继金陵之后的译著中心，创立了与陕西、金陵和山东相呼应的中国伊斯兰教云南学派，为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和古代中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满清王朝走向没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推动下，家破人亡、沉冤难申的杜文秀来到小围埂，以教书作掩护，秘密发展革命组织，于1856年发动起义，建立大理政权。

此后，大理政权立于南诏故地十八年之久。

杜文秀经汉两通，深谙历史，颇有自知之明，取得政权后，只称帅不称王。

大理政权改清代年号为明代甲子纪年，禁止剃短发，恢复蓄长发；禁用清代服饰，恢复明代服饰，旨在恢复明朝统治。

此举得到了汉族的欢迎和支持。

杜文秀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在大理政权机构的二百九十七名统治职官中，汉、白、彝、景颇、傈僳、纳西等族官员占了二百八十四名，回族只占十三名。

文职三十六名内阁参军中，百分之八十为别的兄弟民族。

杜文秀政权也因此得到了各民族的大力支持。

杜文秀不照搬太平天国“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他在稳定农业和农村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商业，以商业带动农业、矿产业、手工业，繁荣经济，为改善民生和大理政权长期
存在提供了经济支撑。

在他执政期间，以民为本，对侵犯百姓利益的罪犯量刑极严，大理政权辖区内一度“偷盗绝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杜文秀在大理城即将失守的最后一刻，为了保全守城军民的生命，吞下孔雀胆，向清军阵营走去，壮烈牺牲。

杜文秀起义同太平天国和全国各地的反清大起义一起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回族擅长经商，在他们的观念中，经商是正当的营生，赚来的钱可用来改善生活、提供税收、发展公益事业和救济穷人。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东莲花回族村离南诏故地巍山古城约二十公里，民风淳朴、村容整洁，村舍建筑和巍山古城一样完整地保留着往昔风貌。

村子最高处有一个水塘，村中生活生产用水全靠它供给。

水从水塘穿过村里家家户户，流向田野。

位于村中心的清真寺，立面构图丰富，把中国传统建筑手法与伊斯兰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马家大院入口处的碉楼高三层，底层为通道，一二层是平面矩形，三层是八角形，顶为八棱小青瓦屋面，站在碉楼上可俯瞰全村。

碉楼大门的建筑因与众不同而显得怪异，村里人说这是“洋做法”。

碉楼的木装饰雕工精湛，技艺超群，让人叫绝。

碉楼上有砖砌的枪眼，从这里可窥视村外的动静。

村里还有另一大户的旧居，大门平顶方形，用石材镶嵌而成，十足的南洋味。

显然村里有人漂洋过海闯荡过南洋。

村里的道路用石板铺成，上有马蹄印，路旁有拴马石，还有上马的石凳。

在东莲花村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马厩。

大马厩的墙壁厚实、严密、巨大，上面住赶马人，下面关马。

这样的一幢大马厩可关几十匹马。

巍山是南来北往马帮的必经之地，所以马帮运输特别是回族马帮运输十分红火。

巍山回族马帮源于元明两代，盛于清代，辉煌于民国。

民国时期，巍山回族马帮占巍山县马帮总数的三分之二还多。

巍山回族村村都有马帮和养马户。

宴旗厂马彩庭、马彩臣兄弟可称云南马帮之首，在龙云主政云南时期，马氏兄弟旗下马帮拥有骡马千余匹，为龙云统运局主力。

马帮是最便捷的生财之道，它的作用在非常时期尤为突出。

巍山回族马帮对杜文秀大理政权的财政支持，对杜文秀起义失败后巍山回族被毁家园的重建，以及对滇西抗日物资的驮运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巍山回族马帮运输是巍山县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最活跃的因素。

它带动了巍山农业、手工业、商业、矿产业的发展，造就了许多本地富户、跨国侨商，以及资金、信息相对集中的华侨村，谱写了一段巍山经济史上的华彩乐章。

茶马古道，也称南方丝绸之路，东起今日四川成都、宜宾，西至今缅甸和印度，是我国古代西南连接内地和中南半岛的唯一通道。

马帮就长年累月地行走在这条被称为“茶马古道”的漫漫山道上。

隆庆关离巍山古城约二十公里，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经南诏故地巍山的必经之地。

隆庆关垭口山势险峻，道路崎岖狭窄，常有土匪强人出没，但为了生计和发展，巍山回族马帮不得不铤而走险，从这里经过。

如果说隆庆关是马帮经南诏故地巍山的必经之道，那么茶马古道上的石板则是千百年来，过往马匹必踏之处。

路窄石板长，一步跨不过去，有一只脚必须踏着石板中间过，时间长了就踏出了深深的马蹄窝。

古道已经荒芜，铃声不再回响，马帮已经消失，只留下这深深的马蹄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