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天成《曲品》中的“事”范畴

第31卷第5期2018年9月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Pu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Vol.31No.5Sep.2018
收稿日期:2018-04-27
作者简介:王园园(1993-),女,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戏曲。

吕天成《曲品》中的“事”范畴
王园园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273165)
摘
要:吕天成在《曲品》中提出,事件的选择要注意其奇特性、真实性及其道德教化功能,传奇的突出特征就是“奇”,戏曲
要以真实事件作为根据,但为了达到戏曲的艺术效果,又要进行适当的虚构;反过来,虚构也要具有合理性;事件要具有教化功能,但又不要为了风化而去讲求风化。

关键词:吕天成;《曲品》;事件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161(2018)05-0070-03
吕天成的《曲品》在中国戏剧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品”的形式品评戏曲的著作,其中载录了许多戏曲作家及其剧目,并加以品评。

《曲品》继承了其舅祖孙鑛的品评标准,即“十要”。

吕天成认为,事件是构成戏曲的基础,一部戏曲是围绕着一个基础事件进行演绎的,所以事件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事件的选择要注意奇特性、真实性和是否“关风化”。

一、事件的奇特性
宋元南戏发展到明代时被称为传奇,明传奇成为了明代戏曲的主体。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写道:“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事不奇,则不传。

”[1](3)传奇一定要奇特才有价值,才有流传的价值。

吕天成在《曲品》中也认为,戏剧创作要注意事件的奇特性,“事奇”意味着事件是奇特的,让人感到惊奇的。

在评《牡丹亭》时,吕天成说:“杜丽娘事,果
奇。

”[2](233)《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
他自言“吾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

《牡丹
亭》讲述的是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

其中杜丽娘在梦中与柳梦梅幽会、两人魂魄相恋、杜丽娘起死回生等情节都是十分令人惊奇的,一幕幕剧情的走向出人意料。

人与人竟然能在梦中相识相会,鬼魂与人也可以海誓山盟,死去的人竟然可以复活等等,这些情节的设定无一不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让人感到惊奇万分。

在评《坠
钗记》说:“兴娘、庆娘事,甚奇。

”[2](231)《坠钗记》写的
是与崔兴哥订有婚约的何兴娘死后,她的魂魄持订亲信物金凤钗与崔兴哥同居,一年后又使其妹庆娘嫁给了崔兴哥。

这部戏曲中的一些情节与《牡丹亭》相似,其中兴娘的魂魄与崔兴哥同居同样令人感到惊奇。

吕天成还说《明珠记》“无双事奇”。

戏曲《明珠记》以唐代传奇小说《无双传》为底本改编而成,叙述的是书生王仙客和尚书刘震女儿刘无双曲折的爱情故事。

其中,无双与仙客相恋被阻,因节度使姚令言兵变,刘震答应了二人婚约,后来两人因战乱分离,无双路经长安驿馆歇宿,恰巧仙客在馆任职,就意外相遇了,整个剧情的发展总给人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让人在不经意间惊叹。

吕天成对《红叶记》的评语是“韩夫人事,千古奇之”[2](233);谈到《埋剑
记》时称“郭飞卿事奇”,等等。

这些品评都直截了当对准了戏曲情节的奇特性。

当然,不同作品之“奇”也各有特点。

吕天成说《双卿记》“本传虽俗而事奇,予极赏之”[2](235)。

《双卿记》也是对于前人作品的改编,其“本事出自明代中篇文言小说《双卿笔记》”[3](189),主要叙写华国文娶张
氏姐妹的故事。

因本传是才子佳人模式,故称其“俗”;而姊妹同嫁一人,则为“事奇”:华国文先迎娶了姐姐,在替妻子给妻妹送信时相识,此时正值妻妹未婚夫婿因落榜而病逝,加上双方长辈反对、术士登门等等,这些情节的共同特征就是“奇”。

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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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扇记》时吕天成说:“木生拾扇而得佳偶,其事固奇。

海上遇仙,玉壶起死,尤出人意想之外。

”[2](235)评《诗扇记》时也特意指出海上遇仙、玉壶起死等事件是出人意想的,让人感到惊奇。

评《蛟虎记》:“周孝侯除三害,甚奇,可以范俗。

”[2](236)《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都有周处除三害的典故,主要讲他改过自新、浪子回头的故事。

事件本身就很让人惊奇,其中周处只身入山射虎,下山搏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过自新等等情节都有一种峰回路转的转折。

评《宝钗记》:“杨大中一段,甚奇,搬出亦可。

”[2](248)评《宝钗记》时特意指出,杨大中一段是十分奇特的,表明他十分欣赏这些片段。

评《天函》:“此记摘自《坐隐先生纪年传》中,晚遇至人,片语顿悟。

先选举一段,事甚奇,模甚真。

”[2](238)《曲品》中出现了约二十条关于“奇”的评语,都强调事件的奇特性,可以看出吕天成对于“事奇”的推崇。

二、事件的真实性
戏曲是以具体事件作为基础进行演绎的,与“奇”相对,故事题材真实性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骥德说:“古戏不论事实,亦不论理之有无可否,于古人事多损益缘饰为之,然尚存梗槩……迩始有捏造无影响之事以欺妇人、小儿看,然类皆优人及里巷小人所为,大雅之士亦不屑也。

”[4](147)他认为戏剧创作要有一定的事实支撑,要合情合理,不能去凭空捏造。

吕天成持同样观点。

《曲品》中评《千金记》时指出:“韩信事,佳。

写得豪畅。

”[2](226)评《双忠记》时说:“此张、许事,境惨情悲。

”[2](227)评《合衫记》时说:“此乃元人公孙合汗衫事。

”[2](229)评《红叶记》时说:“韩夫人事,千古奇之。

”[2](236)评《樱桃梦》时说:“此摭青衣樱桃事。

”[2](226)评《绣襦记》时说:“元有《花酒曲江池》剧。

此作照汧国夫人本传谱者。

”[2](238)都强调戏曲要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千金记》是来自历史上韩信的故事;《双忠记》讲的是唐朝天宝年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县令张巡协助太守许远镇守睢阳城的事情;《合衫记》是依据元人杂剧改编的。

《绣襦记》写的是唐代官家子弟郑元和与长安名妓李亚仙的故事。

这个故事很早已有了演绎,唐代白行简的传奇小说《李娃传》、宋元南戏《李亚仙》、元杂剧《郑元和风雪打瓦罐》《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等都是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进行改编而成的。

在强调真实性的同时,吕天成也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

他在《曲品》中说:“有意架虚,不必与实事合。

”[2](209)在评《双环记》时说:“此木兰从军事,今增出妇翁及夫婿,串插可观。

此是传奇法。

”[2](243)《双环记》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增加了妇翁和夫婿的角色,使故事更加丰满。

在评《金莲记》时说:“摭三苏事,得其概。

末添鲍不平,正是戏法耳。

”[2](239)《金莲记》中增添了鲍不平这一人物,这是为了增强戏曲效果。

在评《十孝记》时说:“末段徐庶返汉,曹操被擒,大快人意。

”[2](229)《十孝记》的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汉末三国徐庶的事件,增加了曹操被擒的情节,吕天成对此加以肯定。

评《精忠记》时说:“演此令人愤裂。

予尝欲作一剧,不受金牌之召,而直抵黄龙府,擒兀术,近二帝,归而秦桧罪正法,亦大快事也。

”[2](227)《精忠记》讲的是岳飞的故事,戏剧意在表彰岳飞精忠报国的品质和精神,批判秦桧卖国求荣、残害忠良。

但岳飞含冤而死,外敌仍在,总是使人心中愤懑。

所以吕天成说他想创作出一本岳飞大败敌军、迎回二帝、秦桧伏法的大团圆结局的剧本,以抒发出心中的愤懑之情。

可以看出,吕天成认为在保证事件基本真实的基础上,为增强戏剧效果,提高戏剧的艺术价值,可以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虚构演绎。

吕天成进一步强调,虚构演绎要有分寸,否则就会造成故事情节不合逻辑。

他在评《惊鸿记》时说:“杨、梅二纪相拓事,佳。

词亦秀丽。

第以国忠相而后进太真,于事觉颠倒耳。

”[2](241)《惊鸿记》中讲的是杨贵妃死于马嵬坡,而梅妃几经离乱,最终同唐明皇团聚的故事。

但剧中是杨国忠先成为丞相而后杨贵妃才进入宫中,这就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评《玉簪记》时说:“第以女贞观而扮尼讲经,纰缪甚矣。

”[2](240)是写女尼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爱情故事。

陈家小姐为躲避战乱,在逃难时流落到城外女贞观,可在剧中却说要小姐皈依佛门为尼。

这样就前后矛盾,既是道家,怎么去拜佛?这与常理上是不通的。

在评《四节记》时说:“清倩之笔,但传景多属牵强,置晋于唐后,亦嫌颠倒。

”[2](246)《四节记》把历史朝代都前后颠倒了,唐朝本是在晋朝后面的,可是在剧中却把它们前后互换了。

戏曲可以适当虚构,但不能违背基本常识和事理,要符合逻辑。

三、事件要具有教化功能
明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加强思想控制,实行“戏禁”政策,“凡乐人搬作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只有“其神仙道扮,义节夫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5](13),提倡演出有关风化、劝人向善的戏曲。

最典型的《伍伦全备记》开场就宣称:“若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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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
在此环境下,吕天成也把“合世情,关风化”作为
戏曲创作的标准,在其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中反复加
以强调。

在评《玉合记》时说:“许俊还玉,诚节侠丈夫
事,不可不传。

”[2](233)《玉合记》讲的是才子韩翃和柳氏因战乱分离,柳氏被番将强占。

许俊看到韩翃愁眉
苦脸就主动想要帮助他:“俊虽不才,颇以义烈自许。

倘可效用,决不辞劳。

”[6](62)许俊本就乐意助人、爱打抱不平,得知这件事情后,就召集人马把柳氏抢了回来,最终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评《义侠记》时称武松“激烈悲壮,具英雄气色”[2](229)。

在评《三祝记》时称“范文正父子事,可以训俗”[2](236);评《罗囊记》时称“此记出在正德末年,高汉卿忠孝事亦可观”[2](226);评《奇节记》“正史中忠孝事,宜传”;评《蛟虎记》时称“周孝侯除三害事,甚奇,可以范俗”[2](238);评《分鞋记》称赞:“程君事,载《辍耕录》。

女子贤哉!”《曲品》对于戏曲的评语中很多是关于戏曲是否有关风化的评价,所谓“风化”涵盖了忠孝、节侠、规范世俗、教化女性等多方面的内容,表明吕天成高度重视戏曲的教化作用。

但吕天成又认为,戏曲不能刻意扯上“风化”,要
在“合世情”的基础上发挥其教化功能。

他认为《伍伦
全备记》“邱文庄公作大老巨笔,稍近腐”[2](228)。

《伍伦全备记》讲的是宋朝时伍伦全、伍伦备两兄弟为忠臣孝子,伍母范氏和儿媳妇淑清、叔秀也是遵守三从四德的节妇。

全剧围绕着母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进行演绎,无论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是在进行三纲五常的道德说教,甚至在宾白的句子前面,也要加上“我叮咛一遍”“听我嘱咐”“我说你须听着”“我晓喻你众人”等等话语,突出其劝诫性。

王世贞也认为《伍伦全备》“是文庄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烂”[7](34),王骥德称其“大老钜笔,稍近腐”[4](125)。

在剧中,儿媳妇听说伍伦全被俘虏不降而死时,表示希望丈夫可以固守忠义,不要苟且偷生,否则将要为天下人耻笑。

这虽然有助于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但是由妻子说出却有些不近人情。

三兄弟去科考时,伍伦全和伍伦备对主考官的问题对答如流而都入选,而安克和因为表现不佳而落选,伍伦全和伍伦备便商量着要让一个名额给他。

显然,这是为了表现他们兄弟情深,但这样做置礼法于何地?
可以与吕天成对《香囊记》的评价相对照,他认为《香囊记》“词工白整,尽填学问。

此派从《琵琶》来,是前辈中最佳传奇也”[2](224)。

其实邵璨的《香囊记》是“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而已,它们都是在利用
戏剧去宣扬伦理道德,但《香囊记》用更加文雅的语句包装了文本,用文人的口味来改造了戏曲的形式与语言。

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认为,“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8](89)。

所以《香囊记》和《伍伦全备记》其实都是封建伦理的宣传品,但吕天成却给予两者截然相反的评价,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香囊记》虽然也在宣扬教化,却不牵强,剧中没有明显有悖常理的情节。

在第三十一出《潜回》中,王大人获得了可以南还的资格,而张九成却因为拒绝了单于的亲事而没有办法回去。

王大人在知道张九成家中还有老母、妻子在等待他回去时,“见义不为无勇也。

一则可以雪二帝之愤。

而尽臣子之职。

二则可以全足下骨肉之情。

而尽朋友之义”[9](78),毅然放弃了南归的资格,让张九成回去。

这一情节的安排,先是说明因为家中“上有老亲之故。

下无宗祀之承”,所以九成才没有全君臣之义而自尽;又说明九成拒婚被留下,因为王大人无父母之虑,所以把回去的机会让给了他。

这其中把朋友义气、对父母的孝心和对国家的忠心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而且一环扣一环,丝毫不觉得有违常理,十分自然,教化“润物细无声”。

参考文献院
[1]孔尚任.桃花扇·小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吕天成.曲品[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张文德.叶宪祖《双卿记》剧情与本事考论[J].艺术百家, 2014(3).
[4]王骥德.曲律[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5]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1.
[6]毛晋.六十种曲·玉合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王世贞.曲藻[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8]徐渭.南词叙录[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9]毛晋.六十种曲·香囊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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