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重构_从_乌托邦_到_辩证乌托邦_大卫_哈维_希望的空间_的中国化解读

城市空间重构:从“乌托邦”到“辩证乌托邦”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的中国化解读
王金岩　吴殿廷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通过对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所包含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理空间不平衡思想的解读,认为中国城市空间存在着“辩证乌托邦”的机遇。

中国城市在空间建构过程中,应该避免单一价值取向的“乌托邦”,而应在多元要素组成的“生命之网”的基础上建构空间的“辩证乌托邦”。

进而探讨了这种“替代方案”的实现所需要政府角色和公共政策的转变,以及空间协调机制的整合,这是该书带给中国城市空间演进的最大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资本积累;空间;辩证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F29111 【文献标识码】A
近百年来,人类期冀通过城市空间的重建和城市规划来探寻“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从埃比尼泽・霍华德、刘易斯・芒福德、伊里尔・沙里宁到大卫・哈维,他们的知识传统延续了通过理论干预现实促进空间渐进改善的路径①。

其中,大卫・哈维以地理思维的空间观察之长,来揭示人文社会的各种弊病之短,使其成为了当前城市规划理论领域中的热点人物之一[1]。

他在2000年出版了一部讨论后现代性的著作《希望的空间》(S paces of H ope)。

在该著作中,哈维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平衡地理发展和普遍权利的追求看似矛盾,但是如果挖掘资本积累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发现身体和政治人既是资本积累的对立面,又是载体,更是构建空间与社会“辩证乌托邦”的关键,人类能够在“生命之网”中寻找空间复兴的生路[2]。

哈维作为一名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地理空间”的意义,并试图“通过在话语层面重新解释辩证法来沟通理论与实践、结构与过程、个人与社会,从而为当代激进思想提供一个以城市(空间)为落点的普遍性方案”[3]。

在急遽变化的国际经济潮流中,中国也逐渐融入到全球的“资本积累”进程之中。

那么,中国城市的“辩证乌托邦”———“希望空间”到底在哪里?以他的视角审视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并探讨“替代方案”及演进机制,对摆脱单纯的“引用”和改变“规划核心理论贫乏[1]”的状况十分有意义。

1　全球化视野下的地理空间不平衡发展
111　全球化与资本积累
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肇端于资产阶级为膨胀“资本”而对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的破坏[4]。

资产阶级进行资本积累的逻辑方式就是要寻找积累的空间,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直到扫清其全球积累的最后一道屏障。

现代科技、交通与通讯的发展为该过程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同时,资本积累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连续的地理过程,“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4]。

哈维和马克思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哈维指出,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功能了。

到了21世纪,上述“可能性”的极端形式就是“新自由主义”推荐的“绝对自由化、绝对市场化、绝对私有化”。

哈维认为这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回归,它将不会产生一个系统,只会使社会不平等加剧②。

仿佛那句谚语:“没有比不平等的平等待遇更不平等的事情”,美国总统布什更是指出,“美国将把自由和市场的价值观推向全球,不管你是否喜欢”[5]。

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积累扩张的强大冲力,不仅打破了国界,而且通过国家政权在全世界推销自己。

在中国,1980年代以来,经济经历了巨大的转型与腾飞,不仅得益于国家公共政策的强力支持,更
【文章编号】1006-3862(2007)06-0001-07空间结构
得益于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投资。

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发达国家产业的拓展地,并带动了出口和国内消费③。

虽然中国的经济振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无法摆脱全球资本积累的链条。

在经济振兴进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例过大,自主创新能力较差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从属地位”,更是一系列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例如,2001年G NP与G DP的差额为1587亿元,收益净汇出190亿美元,全国工业企业亏损总额达到1500多亿元,上述指标基本上反映了利润的外流,典型的“打工型”经济反映了我国在全球资本积累进程中的弱势处境[6]。

这是全球化视野下全球、区域与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背景。

112　资本积累与地理不平衡发展
资本集中与无产阶级碎片化、国际化的“矛盾”是地理的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内在驱动力。

那么,资本积累下的“全球化”地理不平衡发展的详细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在地理空间上,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资本在全球的几个核心地域进一步积聚,这些核心地域成为世界的财富与管理中心。

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若干巨型都市带,这些都市带及其核心城市掌握着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财富,在职能上是全球的金融、经济、贸易和管理的中心。

为了迅速获取信息和节约交易成本,这种集聚还在进一步加剧。

例如,波士顿—华盛顿大都市带连接着纽约、费城、巴尔迪摩和华盛顿几个大城市以及附近的一些卫星城,该区域面积约1318万km2,人口约为4500万,城市化水平高达90%以上,虽然面积不到全美国的115%,却集中了近20%的人口,也是美国的经济中心,制造业产业占到了全美的30%[7]。

另一方面真实的世界并没有地图上的边界,不同的只有顺应资本全球积累的“人的身体”,这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事实。

哈维将全球的资本积累的空间模型简化为“全球空间与身体”,人的“身体”不仅是资本积累的“载体”而且是其“策略”;同时,全球化与身体对比,之于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对比,正是身体所进行的具体劳动,才构成了全球范围的“抽象劳动”。

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碎片的、分散的无产阶级。

他们是资本积累的载体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并深深地嵌入到资本全球积累的加剧进程中;虽然这些无产阶级是世界范围(在“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集中)的,但是他们所在的城市与区域主导了资本全球积累的原料产地、加工基地,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中区。

这些地区虽然有振兴的希望,但是由于“打工型”经济的存在,与上述的几个全球“核心地域”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并且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化为乌有”的危机。

例如,阿根廷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就是该国过于依赖全球化,并采取了极端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致使国家失去了对财政与货币的基本控制能力,成为资本积累扫荡全球的牺牲品④,2001年财政赤字高达100亿美元,城市与区域空间振兴困难重重。

这就是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历程,这个历程贯穿于加速了的资本的周转与循环过程中。

该过程可用图1来表示。

图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积累与不平衡发展
113　中国城市空间的不平衡发展
全球化与资本积累打破了区域的平静,也创造了中国区域的不平衡发展。

一方面,发达的东部沿海成为国际与国内资本积累的集中地,并进入全球资本积累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打工阶层以及资源与能源在国内加速集聚,“身体”以及要素个体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策略意义”的角色作用,并按照资本扩张的意愿被生产、维持且日益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以我国东部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的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区域城市化和“集核式”发展的状况;但是,内地一些中小城市发展却相对滞后,不少老工业城市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地区在1960年代出现的由于工业资本的逃离而引发的衰落现象[8]。

在空间上,资本推动的大规模的地理扩散,与落后区域空间结构的“碎片化”关系可以用图2来表示。

在城市内部空间上又是怎样呢?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内部地域空间系统具有复合性,
图2　资本主导的地理扩散与区域空间的碎片化
土地由政府控制,地域上既显示了生产功能又显示了生活功能。

经济改革以及政府对市场机制的鼓励使得资本摆脱束缚,在城市内部空间上按照经济与价值规律落地。

但是,资本与空间的复合决不是任意的,同样存在着空间的不平衡性。

一方面,资本抢占城市里的优越区位,并与市场结合,目的是实现增值。

比如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等商业区重焕生机,并显示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北京东部的使馆区在1980年代以后引发了一系列办公、商业和娱乐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断振兴[8]。

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资本的流动没有束缚,那么优良区位上的商业区难免要流入全球经济体系而成为全球资本积聚与增值链条中的一个“环扣”,并伴随着资本的生产和交换而兴衰。

另一方面,资本沿着城市基础设施以及交通轴线伸向郊区,这种扩散是资本在城市建成区内无法找到更廉价的“落地”空间的状况下实现的。

对于该过程,哈维解释说,资本在“次级环程”中的投资是决定因素⑤,“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创建”,城市的地理资源可以像阳光、空气等自然物一样为资本提供无价服务;土地及其之上的建筑物等城市基础设施可以不断地为资本创造价值[9]。

在城市空间发展进程中,利润驱使更多资本进入“次级环程”,形成了城市中心地段土地与房地产业的繁荣;但是,当城市中心地段的开发趋于饱和时,“资本”则迅速沿着主要扩展轴线向郊区流动,造就了大城市郊区的房地产开发或者郊区商业。

例如,北京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发展的1980年以后建成区面积几倍增长[10]。

无论是城市C BD的兴起,还是城市郊区化的推进,均使得城市内部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进一步加剧,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下的以市场为载体的资本积累是其核心的内在原因。

2　中国城市的“乌托邦”与“辩证乌托邦”
2.1　具有游戏性的“乌托邦”
“乌托邦”在希腊语中意为“没有或者不存在的地方”,新拉丁语为“想象的岛屿”[11]。

想象的岛屿可以变成现实,并且常常可以引申为“成就乌有的地方”。

虽然,我们并不能否定“想象”,但是,中国城市的“乌托邦”流入了“空想”的泥淖,还是这种想象受到了潜在因素的支配?它们的确受到了潜在因素的推动而具有了“游戏性”。

那么,作为游戏性的乌托邦是什么?其是将社会发展的过程,社会辩证法等多元因素抽象掉了,而又按照自身的单一的理想在空间上表达出来。

其在中国有两种,第一种是市场乌托邦,第二种是权力乌托邦。

哈维认为,沉迷于市场“乌托邦”理想的国家(城市),收入不平衡会迅速上升,贫富分化与城市空间的差异也会逐渐增强[2]。

正如前面分析的,资本的全球积累推倒了世界上一切“万里长城”。

哈维笔下的美国巴尔的摩就是市场乌托邦的一个典型。

开发商造就的巴尔的摩内港与大量城市中被遗弃的住宅(1988年有40000套,而当时这个城市的全部住宅只有300000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

城市的这种空间现象发端于财富的过度积累,以及这种积累背景下的过度贫困。

再如,南京“新街口”地区的商务建筑规模,1984年为10万m2,到了2000年增至300万m2,增长速度惊人。

南京市的大商场三分之二集中在新街口地区,密度之高,全国罕见,并且“商业战火”不断。

该地区白天人口拥挤,夜晚几变“空城”,还造成了交通的“钟摆式”危机[12]。

这种市场“乌托邦”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最大特点在于热衷于按照市场的意愿来造就城市的空间景观,使得城市空间功能走向市场意愿的“集聚”与拼贴。

那么,资本在其积累推进中,政府做了些什么?在巴尔的摩,政府在市中心猛烈投资,以图实现空间的复兴。

但是,更棘手的问题在于,城市政府无力向贫困市民提供最低工资和福利;有钱人可以“郊迁”,而穷人由于无力“郊迁”又无法支持城市中心区位上的设施成本,只能离开这座城市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出现了住宅的空心化。

财富和权利的地理悬殊加速形成了这种长期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大都会世界。

这是权力乌托邦的苍白之处。

在美国,政府对穷人
利益所做的重要投资甚至是建设城市改造机构(监狱投资是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2]。

在中国,风靡大江南北的大学城建设也体现了政府“乌托邦”的无奈。

大学城“权力乌托邦”有两种:第一种是城市政府为了避免本地大学在周边城市政策“诱惑下”向外地“溢出”而建构的一种“政策搜集”策略。

该策略通过在城市空间内的生地上塑造“乌托邦”而把与城市共呼吸的大学组织到大学城中。

第二种模式是城市为了某一新的前景地段而把大学整合到大学城中,试图带动新区发展[13]。

但是这些大学城往往用地粗放⑥,侵占耕地,建筑华丽,割断了城市文化的滋养,在空旷用地上体现了游戏“乌托邦”的性质。

更隐含着政府在资本向城市中心地段集聚的背景下,无法“提供用地”,但又无法抑制资本诱惑而做出的“用地转移”的策略。

显然,权力乌托邦往往成为资本积累与扩张在空间上进行“表达”的一种工具和“市场”的代言人,因为自由市场“依靠(国家)权力”保护其“自身运行的条件”[2]。

2.2　“辩证乌托邦”与生命之网:中国的机遇
全球资本积累巨大浪潮中的城市空间到底向何处去?人类作为地球生命系统中的一分子,还有没有一个建构全体人类共同体生存理想的机遇?哈维认为机遇是存在的。

在城市规划理论和社会空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作为空间游戏的乌托邦,罗伯特・欧文的“新哈莫尼设计”,傅立叶的“理想城市图”,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直到柯布西埃的“阳光城市”都包含着规划师“个人理想”的“乌托邦”境界。

既然这种境界是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多元背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抽象,并进行了“建构”,那么就存在着把这些多元背景回归与复位的机遇。

如果人们放弃了这种乌托邦的机遇,也就放弃了“辩证乌托邦”机遇,哈维如是认为。

寻找机遇的思路从建筑师与蜜蜂的对比开始。

蜜蜂寻觅与收集花蜜的全部舞蹈包括无数的部分和变体,这属于任何建筑师都不了解的数学图式,它们掌握了量子与夸克领域中的操作模式,这是人类难以企及的。

亦即蜜蜂的行为最接近其生命发展的核心规律与自然历程。

因此,哈维说,“我们对蜜蜂了解的越多,与最好的人类劳动(更不用说最差的建筑师)所进行的比较就越多,而比较的结果越来越难以对我们所谓的高傲的能力感到骄傲”[2]。

“最差的建筑师与最好的蜜蜂的区别,就是建筑师在分析具体情况之前,仅仅用想象来制造构筑物”[5],建筑师的活动远远脱离了人类生存的本质路径,而构建自身空想的游戏性“乌托邦”。

如英国多塞特的庞德伯瑞和美国马里兰州肯特兰兹的商业化生活区都体现了“怀旧心理”的“乌托邦”[2],这些“乌托邦”都跳脱了城市的污浊与黑暗,试图寻找生命的“世外桃源”。

但是,这种生活并不属于所有的人,产业工人阶级的状况依然糟糕,这是要害之处。

马克思主张:“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

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哈维更进一步认为:基于人类的尴尬,并且依据蜜蜂的启发提出了在人类的能量与力量之下,寻找人类的“蜜蜂”一样的“类存在物”。

这就是用“自然、社会等多元乌托邦”责任下的“生命之网”来建构人类的“辩证乌托邦”,以使人类获得“平等生存的机会”[2]。

如图3所示。

在“资本全球积累”以及阶级与阶层对立情况下的“替代方案”就被寻找了出来。

哈维同时也认为,“环境主张并不必然或者明显地与阶级政治学对立”。

实际上,“很多环境问题是由于国内资本积累造成的”,由于我们过于受制于资本的主张,以至于平等地获取生存的机会困难重重[14]。

所以,人类要学会在“他者的世界中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己”,同时要关注“知识的统一性”。

只有这样,把个人与身体的力量扩展开来,并带着具有人类生态学的特性,彻底解决当前糟糕状态的空间格局以及改造这种格局的真正政治运动在某处以某种方式才能产生[2]。

图3　辩证乌托邦的建构
在中国,人们也没有照搬马克思的“精辟言语”,而正在探索一条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生命之网”道路;虽然存在着很多尴尬的方面,但是如果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不断地扩展开来,再加上引导民众为自己进行“资本积
累”的责任感以及强力维护这种“积累”和推动空间振兴的公共政策的施行,在中国不存在构建“生命之网”的制度障碍的情况下,必将使得多元的“生命之网”的道路趋于显现。

3　“替代方案”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希望
在城市发展的历程里,意向既然已经被塑造,当然也能被重新塑造,只不过要立足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的实践。

就像城市里的空气,现在有些被污染,但是也可以重新变得清澈[5]。

既然我们已经找了一条立足于“生命之网”的“辩证乌托邦”路径,那么应该设想更多的“替代方案”,即使其暂时存在着片面性。

中国城市乌托邦重构的“替代方案”是什么?我们如果描绘一个空间结构的二维或三维“图景”,显然又落入“游戏性乌托邦”之中。

因此,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构建一种“广泛的政治学”和“普遍性”的“空间机制”,以实现多元的“辩证性”。

3.1　广泛的政治学:政府角色与政策转变
“辩证乌托邦”理想必须打破以某种方式进行的空间生产,而进行为了“集体行动”目标的团结,并将具体的政治人的理想推向更大的规模。

在推进的过程中,城市空间是各种“乌托邦”建构的集中地,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充分民主监督下的“辩证施治”。

政府应该从单纯的G DP取向和市场“跟风人”角色的泥淖中解脱出来,而成为城市整体发展的行动者和“辩证乌托邦”的操作人。

其行为和角色应该立足于城市空间演化的公正与公平,促进“公共基金、养老基金、投机基金等财富”的增加⑦[15];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上关注弱势群体,勇敢地对毫无限制的市场驱动的利益与资本的“乌托邦”说“不”;避免在全球化加剧的情况下,仅仅成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协调者。

应当说,1990年代以来,我国房地产开发“拼贴”了大片的城市土地。

广大的居民常常受制于住房市场“风向标”,住房则是开发商的“产儿”;居民与开发商的矛盾常常显现:前者追求使用价值,后者追求交换价值。

这种矛盾不仅通过房地产价值,而且通过城市规划变更、环境污染、城市拆迁问题等实现了“显化”,政府、市场、公众常常处在“博弈”的三角之中而“讨价还价”。

另外,政府的政绩偏好和谋利性冲动,常常用华丽兴旺的表象掩盖大多数市民的利益。

于是,一些集体的维权行为,比如业主委员会的建立,甚至诉诸法律的行为、争取利益的活动也就屡见不鲜了。

因此,在个人和政治向一个更加广泛的人类行动领域的转换中,集体身份、行为共同体和归属规则的构建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因素。

其核心在于政府能否实现这种广泛的政治,而不成为少数利益“乌托邦”的代言人,用“辩证乌托邦”代替单一的“乌托邦”,用空间“协调发展”代替“区域差异”加大,真正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理念变成现实。

这是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希望所在。

例如,政府通过采取措施,已经使得市场主导下耕地下降的趋势得到了遏制,政府也越来越关注不同层面的利益要求,通过协作与协商解决了大量问题[16]。

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在全球化的资本积累背景下,在游戏规则国际化的背景下,政府更应该关注和保护国内劳工,保护民族产业,保证他们能够在国际化的平台上竞争、生存。

比如基本工资、社会保障以及在外资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等可能是保护国内劳工的必由之路,是保证中国的城市与区域在全球化潮流中不被空心化的重要路径。

这也是民族国家对全球化潮流应该做出的“应激反应”,同时,传统产业和文化的复兴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冲动而推动的一个历史反思过程。

3.2　普遍性的要素:“辩证乌托邦”空间机制的整合
哈维认为,渴望变革行动的反叛规划师和建筑师必须能够在不可思议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状况多样性和异质性之间翻译政治抱负,并且他(她)还必须能够把不同的话语结构和对世界的再现联系起来。

James Boyd White认为,“翻译”要正视文本之间、语言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在沟通、观点上的间断性(discontinuity),并将其整合起来[17]。

因此,这里存在着对规划多元要素进行整合和再现的思路,反叛的规划师和建筑师必须努力穿越时空去塑造一个更加一体的历史地理变化过程,不受那种典型的有某种利益共同体规定的界限的约束。

规划师和建筑师个人以及其身体是构建“辩证乌托邦”的起点和终点,也是最基本的推动元素。

若将这种“身体”理想无限地放大,则变成了空间规划和设计秩序、政策以及运作制度的整合。

这是城市空间重构的“机制性出路”,也是“辩证乌托邦”实现的唯一空间工具。

中国的空间规划包括: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乡规划等,这些“规划”被割裂在了几个部门之中,各部门以及具有不同专业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