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励志文章：1977，我参加高考

听到恢复⾼考的消息，我正在⼀个农场的⼟地上挥汗如⾬。

我们这⼀代⼈是不幸的⼀代。

上⼩学正赶上“⾰⽂化的命”，中学⼜赶上“反回潮”，接着⼜赶上到农村“滚泥巴、炼红⼼”。

不该赶上的都赶上了，该赶上的都没有赶上。

“推荐上⼤学”倒是赶上了，可偏巧⼜赶上了我的“家庭问题”。

上⼤学，对我来说只能是⼀个⾮常遥远的梦。

1977年10⽉21⽇，当我从⼴播⾥听到中断了⼗多年的⾼等院校恢复招⽣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

第⼆天，我连忙把这⼀消息告诉给⼏位好友，谁知他们早已知道了。

我们在⼀起彻夜长谈，谈未来谈理想，⼀直谈到天明。

⼈⽣能有⼏回搏，改变我们这⼀代⼈命运的只有⾼考，⼤家都决定去搏上⼀搏。

唯有⼀个⾮常有希望考上重点⼤学，但却早早进⼯⼚、结婚成家、⾼我⼏届的⼤龄同学沮丧地说：“我也很想去考，可我⾛了这个家咋办?孩⼦才满⽉，妻⼦⼜没⼯作，我总不能只顾⾃⼰前途扔下她们娘俩不管吧!”⼤家都深深叹了⼝⽓，知道他是⼀个⼼地⾮常善良的⼈，只能为他惋惜了(前些天⼜见到他时，他早已下岗了，摆个地摊勉强糊⼝)。

我们这座位于豫北的⼩城⼗分闭塞，突然要⾼考了，很多⼈⼀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特别是⼜得知这次⾼考将在1977年11⽉18⽇⾄24⽇报名，12⽉8⽇⾄9⽇试考，仅剩下⼀个多⽉的复习时间，⼈们更是⼿忙脚乱。

谁也不知这次⾼考究竟从哪复习、重点是什么，到处都在疯了似的寻找复习资料。

当年上学的课本不是被烧就是卖破烂了，幸好我上中学时的⼀些课本还未丢掉，我连夜步⾏⼗多公⾥跑回家翻箱倒柜找了出来。

还借了别⼈⼀本两⼈伙⽤，我看完后再跑⼗多公⾥给他送去。

母亲为了我少跑路，便⽤五天六夜时间把那本三百多页厚的书全部抄了下来。

当我从母亲⼿中接过那厚厚的⼿抄本时，眼睛⽴时湿润了。

没想到⼏天后，农场的⼀个知青竟趁我出⼯不在屋时把我的那些复习资料全偷⾛了。

我⽴即扒了辆拉煤车追了七⼋公⾥才把他追上，幸亏当场⼈“赃”俱获，不然他就死不承认。

⽽让我⾄今仍忘不了的是，另⼀位知青却主动给我送来了⼏本复习资料，我⼀看，正是我所急需的。

他说：“反正我也不参加⾼考，你觉得有⽤你就拿去⽤吧!”(可后来听说那次⾼考他也参加了)，前⾯⼀个曾是我的好朋友，后⾯⼀个我⾄今还叫不出他的名字。

由于上级有⽂件，对参加⾼考的知青规定半天劳动、半天复习。

可没过多久，我所在的冷泉农场头头⼜突然宣布，让我们每天凌晨三点钟起来参加当时⿅楼公社组织的柴⼚冈平整千亩⼟地⼤会战，并欺骗我们说上⾯根本没有“半天劳动、半天复习”那样的规定。

当时，可真把我急死了，⼀个⽉的复习时间就够紧张了，现在连这⼀点⼉可怜的时间⼜要被剥夺了，让我们如何去应考？此时，我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有什么办法呢？从此以后，每天凌晨三点钟，天还是漆⿊漆⿊的，伸⼿不见五指，我们知青宿舍的门便被⼀个个“咚咚咚”地砸响了，⼏辆拖拉机便把我们拉到六七⾥地外的⼀座⼭冈上，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座⼭冈挖平，修建成“⼤寨式”的梯⽥。

当时⼤部分知青才⼗七⼋岁，平时营养也不好，每顿饭只能吃两个发了霉的⽟⽶⾯窝头及⽆什么油⽔的盐⽔煮菜，⼀个⽉才有⼀两⽄细粮，⼤家谁也不敢独⾃享⽤，等同学或家⼈来农场时才敢拿出来，因为总不能让客⼈吃发霉的黄窝头吧。

这次“平整⼟地⼤会战”⼀开始，农场头头为了让我们加快进度，以便在这次“⼤会战”中夺得前⼏名，曾改善了⼀天伙⾷，即⽩馍随便吃。

平时只能吃个半饱的可怜的知青发疯似的啃着过去只有在过节时才能吃到的⽩⾯馍，我亲眼看到⼀个年龄⼩点⼉的瘦弱知青⼀顿饭竟吃了九个⼆两多重的馍，差点⼉把他撑死……头头⼀看，让我们随便吃不⾏，吃得太多，第⼆天⼜恢复起每顿饭只能吃两个霉窝头的⽇⼦来了。

在这样的营养条件下，⼲这样重的体⼒活⼉，每天⼜起得这么早，那劳动强度可想⽽知了。

当我们抡着铁镐、挥着铁锨、推着平车在⼭冈上⼲得精疲⼒竭的时候，鸡才刚刚开始打鸣……这场⾯使我想起了⼀个很有名的动画⽚《半夜鸡叫》。

每天，我们在⼭冈上挥汗如⾬，⼀直⼲到夜⾊降临。

晚上，才是我们的复习时间。

那时农场经常停电，我与同⼀住室的两个知青便围坐在⼀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复习。

由于天⽓寒冷，刺⾻的北风飕飕往屋⾥钻，屋内好似冰窖，我只好在⾝上披上⼀条露着棉絮的旧被⼦。

时间长了，煤油灯的煤油味特⼤，熏得难受，我⼜不得不戴上了⼀只⼤⼝罩……我的两个同伴捧着书看着看着都先后栽在了桌上，他们“呼呼”睡着的时候，⼿⾥还紧紧攥着课本。

我怕睡着，⼀次次⽤凉⽔洗脸、浇头，以便能强打起精神。

⼀次为了弄懂⼀个问题，晚上下⼯后我步⾏⼗⼏公⾥去请教⼀位中学⽼师，连夜赶回来才刚刚躺下，门⼜被敲响了。

强体⼒的劳动，每晚⼜要复习，⾝⼼极为疲惫，已经达到了极限，凌晨三点钟的门若不是被带队⼲部⼀遍遍地脚踢砖砸，甚⾄⼀些门都已经被砸烂了，是很难震醒那些才睡着的知青的。

⼀次，同屋的⼀个知青见我睡得太晚了，实在不忍⼼喊醒我，独⾃悄悄⾛了。

我醒后吓了⼀跳，不参加“⼤会战”那可是政治问题，但那天却平安过去了，原来任⼩组长的他谎称我⽣病把带队⼲部蒙了过去。

为了能挤出⼀点⼉可怜的时间，在“会战”⼯地上，我专挑那些别⼈不愿⼲的⽐较累的推⼟的活⼉，以便趁别⼈往车上装⼟的短暂⼏分钟空隙⾥，能悄悄看上⼀眼书，记上⼀个词，或背上⼀个公式。

我还把⼀些复习要点抄写在⼩硬纸⽚上，插在推⼟的车上，边推车边背，⼀次背⼊迷了，差点⼉连⼈带车摔下深沟。

不久，⽚上开批判⼤会，停⼯半天，全体知青⼀早来到会场。

趁着⼈多杂乱，我与⼀位同伴悄悄溜了出来，钻进附近⼀个⽠棚，躺在乱草堆⾥，难得复习了半天数学。

后来，⼀个⼩头头发现我⼲活⼉时⽼是带着本书，没能⼀⼼搞“会战”，⼤为不满，上去夺过我的书就要撕，我⽴时发疯似的冲上去就要与他拼命，他才不得不把书⼜还给了我。

⼀天，与我⼀起⼲活的两个知青悄悄把我拉到⼀边，⼗分认真地对我说：“今后，凡是你的活⼉我们两个⼈都轮着替你⼲了，你就省下些时间多看会⼉书吧!”“不不，你们不是也要去考吗?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啊!”谁知他们竟说：“唉，反正我们考上的希望也不⼤，与其⼤家都耽误，还不如多帮帮你!”我⼀听这话，眼泪⼀下⼦涌了出来。

当时在农场的灯油都是定量的，⼏个知青见我成天熬夜复习灯油肯定不够⽤，便先后将⾃⼰的灯油悄悄给我送来。

这⼀点⼉灯油在现在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却让我泪流满⾯。

那时，⼀些有门路的⼈或装病或找其他理由都悄悄离开农场回家复习去了，我真羡慕他们，不⽤再⼲重体⼒活⼉了，每天都能有充裕的时间在家全天复习。

⽽我因是“⿊五类”⼦弟，不敢“装病”，也得不到“恩准”，只得⼩⼼翼翼。

因农场主要领导曾在全场知青⼤会上宣布过：“谁要是劳动表现不好，只要我⼀句话，就是考上了⼤学他也⾛不成!”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形势下，“政审”⼀
关何等重要，是现在的⼈所想象不到的。

那时别说是上学，就是在报上发表⼀⾸四⾏⼩诗，报社也要给单位来公函调查作者是否有政治问题。

两个⽉后发给我们填写的《河南省⾼招初选考⽣登记表》中还专门设了这样⼀栏：“直系亲属与主要社会关系在⼗⼀次路线⽃争中有⽆被逮捕、法办、监护审查、隔离审查、点名批判等情况。

”
离⾼考只有短短⼏天了，农场头头还不肯放过我们，还让我们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像牲⼝⼀样地去⼲活⼉。

幸亏上⾯及时下了通知，让所有参加⾼考的知青回家准备三天，我才有了三天⾦⼦般的复习时间。

但三天时间毕竟太短了，想好好复习⼀下根本⽆法办到，这时我竟想，若有⼈能给我⼀个⽉的复习时间，哪怕让我给他当两年长⼯我都情愿交换。

离开农场那天，知青们帮着我们参加⾼考的⼈在公路边截了⼀辆拉煤的⼤卡车(当时农场到市区⼗公⾥车票仅两⾓钱，可我们知青却坐不起)。

我正要爬上煤灰飞扬的卡车，踏上我⼀⽣第⼀次也是最后⼀次的⾼考之路，突然，⼀个⼋九岁的⼩⼥孩出现在我⾯前：“叔叔，你⾛了，还会回来吗?”我⼀看，原来是邻村常来我们农场玩的那个⼩姑娘，她常常让我给她讲故事。

“会回来的!”“那俺可等着你给俺讲故事呢，你的那个故事还没讲完哩!”可是，我这⼀⾛三⼗年了还没有回去。

⼗年“*”后的第⼀次⾼考，报考的⼈特别多，当时在我们这个很⼩的城市⾥就有四千多名考⽣，最⼩的⼗六岁，的三⼗岁。

我的准考证号是“3165”，这是我⼀辈⼦都不会忘记的数字。

1977年12⽉8⽇，当我踏进鹤壁市第四中学考点，望着那⼀群群匆匆赶来参加考试的⼤⼩悬殊的考⽣，⼼情久久难以平静。

上午⼋时⼗五分，⼀阵清脆的铃声响彻校园，⼀场令当年应试的⼈们⼀辈⼦也不会忘记的考试开始了。

记得那年河南语⽂试卷的作⽂题有两个，⼀是《为抓纲治国的⼤好形势⽽拍⼿叫好》，⼆是《我的⼼飞向了⽑主席纪念堂》。

作⽂满七⼗分，占了语⽂试卷的⼀⼤半。

考试那两天，我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饭也顾不上吃，慈祥的母亲总是把饭热了⼀遍⼜⼀遍，我常常边看书边随便吃上⼏⼝。

长时期的重体⼒劳动，使我的⾝体极度虚弱，考试第⼆天脚竟肿得⽆法⾛路，是⽗亲⽤⾃⾏车把我推到了考场。

当我坐在⾃⾏车后座上，看到⽇渐衰⽼的⽗亲在寒风中吃⼒地推着我⼀步步⾛向考场时，⼀股说不出的酸楚涌上⼼头，我第⼀次发现⽗亲头上竟有那么多⽩发。

到了学校门⼝，⾃⾏车不让进校门，可离考场还有⼀段距离，眼看考试时间就要到了，⽗亲⼆话没说，背起我就往考场奔去，⼀百多⽄重的我压得⽗亲⼤汗淋漓，⾄今我还时时能感觉到⽗亲那吃⼒的喘⽓声。

⾼考过后不久，消息传来，在全市四千多名考⽣中有⼀百多⼈上了录取分数线(当时录取率⾮常低，只有百分之四)，我竟也名列前茅。

可我并未兴奋多长时间，直到最后，当得知我彻底与⼤学⽆缘⽽被硬塞⼊⼀所中专时，犹如⼀盆冰⽔倾头浇下,⼀个下午都没回过神来,仿佛世界在这⼀刻倾覆了(后来我才得知,因⽗亲当时还未平反昭雪，我在政审中受到了牵连……)这⼀天，是我⼀⽣中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天。

⼀个⼋九岁的孩⼦常常遭⼈打骂、侮辱；后来，⼊团、⼊伍、招⼯回城，⼀次次没有份。

如今旧伤未去，新痛⼜来，我真是欲哭⽆泪、欲喊⽆声。

我曾⽓呼呼地坐⽕车跑到省有关部门想问个明⽩，可⾛到⼤门⼝却停住了，脚像⽣根似的怎么也迈不进去。

⾄今，近三⼗年过去了，我仍保存着北京⼤学当时给我的来信：
吕洪军同志：
你这种迫切要求深造为祖国多做贡献的精神，诚属难能可贵，值得赞佩。

奈我校不能直接招收新⽣，须由各有关省、市在党委统⼀领导下办理，因此，此次新⽣的录取与否，我校是⽆能为⼒的。

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