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书不为偷”

“窃书不为偷”
作者：暂无
来源：《企业观察家》 2018年第2期
文／王益民
我虽然当年没有好好读书，对孔乙己先生的名言“窃书不为偷”倒是牢牢地记下了。

以致
前年和家人一起在著名的“绍兴咸亨酒店”用餐，除了“温一碗醇香的黄酒，来一碟入味的茴
香豆”始终萦绕在心，更加叩响心弦的竟是孔老先生“窃书不为偷”的名言。

说是文化记忆也好，还是心有灵犀也罢，反正50年前语文课本上的《孔乙己》故事已是面目模糊，可他老人家窃书的论断我不仅记住了，而且多次实践过。

当下网络发达，微信微博加上各种阅读软件数不胜数，使各种纸媒备受冷落，再说什么
“读书”或许会立即招来“老土”“文化程度低”“out”了一类的讥笑，但对我和我们这一
代人来说，书，还是有它不会褪色的光环。

因为在我刚刚对读书有点儿认识的时光，“文化大革命”到来了。

红卫兵破“四旧”，几乎把所有的文学作品或烧、或封、或当废品卖掉化作纸浆，中华大地烈焰升腾，文化的根脉几乎一夜荡平，也使读书成了当年孩子们的奢望。

1966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没成想一夜之间连街边的连环画书摊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读书特
别是阅读文学作品似乎成了罪过。

有个同学的姐姐、哥哥当时读高中，家里的书多得不得了。

红卫兵抄家时，把他家的书全都作为“毒草”堆在院子里，一把火烧成灰烬。

我的父母是医生，家里好几个书架上多是医学书籍，虽然也遭抄家浩劫，幸而没有文学类
的“毒草”，算是幸免于“焚书”之难。

小时候，对政治一窍不通，却有天然的逆反心理。

越
是读不到的书，越是想读。

记得五年级时，我们班一位姓海的同学看我嗜书如命，神秘兮兮地
对我说他家有一本《三侠五义》，听书名就有强烈的吸引力。

我听后立马五迷三道，三天两头
往他家跑。

为了套近乎还帮他抬水、搬煤、扫地、干家务，就像现今的“钟点工”。

可是，一
两个月过去，海姓同学一直推说这本书在外面流传，我始终与书无缘相见，只好悻悻而去，直
到现在想起此事，还莫名其妙地对同学的“心计”咬牙切齿。

20世纪70年代初，我和同学们一起上山下乡到了豫南的信阳地区光山县，刚开始以为青
春的翅膀展开了，但是，没过多久就重新陷入迷茫之中。

青年农场的伙食虽然清汤寡水，可比
起老乡还是要好一些，但劳动强度却几倍于农民。

应该说，乡村的贫困还不止是生活上的清苦，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贫瘠。

这片革命老区，曾经在1929年爆发过“商城起义”、“黄麻起义”，诞生过第一批“老红军”,涌现出许世友、郑维山等众多革命战将。

1947年6月，刘伯承、邓
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由此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8月，刘邓大
军10万雄师渡过淮河（当时淮河南岸即属光山），胜利挺近大别山区。

之后，邓小平在光山县的北向店乡召开了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激励部队立足全局，勇挑重担，自制棉衣，渡过难关，史称“北向店会议”。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浮夸风下，淳朴的老区人民的生活困
苦不堪。

青年农场无书可读，主要是文学作品极度匮乏。

农场贫宣队的任务就是每天把我们这群知
青赶到大田里去干活儿。

繁重的劳作还能吃得消，关键是精神文化生活一片空白。

文化的饥渴
迫使我们铤而走险。

在新县、光山县、信阳师范学校、郑州某中学的图书馆，都留下我们的
“神偷侠影”。

每次行窃，至少“收获”两三帆布旅行袋的书，从未失手。

得手之后的我立马
感觉成了“精神富翁”。

有一次夜间潜入一个郑州某校图书馆，由于伙伴忘带手电筒，我们在
书架上乱掐，稀里糊涂弄了几乎一整套《鲁迅全集》（哈，贼不打三年自招了）。

窃书使我拥
有《红与黑》、《卡拉马助夫弟兄》、《静静的顿河》、《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林海雪原》、《青年近卫军》等上百本中外小说，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黑格尔的《小逻辑》等
书籍，不仅使我有了很多书友，也使我有了与人“换书看”的资本。

记得当年有小道消息说江
青把《红与黑》誉为法国的《红楼梦》我还不是太懂，因为我一直没有悉心关注书中所反映的
当年法国的社会关系，孜孜追寻的却是于连何时与德瑞那夫人上床。

从这件事例上可以看出我
阅读的肤浅和孟浪，读书只有兴趣而没有目标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1976年10月,还在农场当知青的我们从“美国之音”里得知江青被捕和关于“四人帮”的
消息，一时间，惊得不知所措。

现在回过头来看，最让我们这些“愤青”料想不到的是，中国
人的新生活新时代正是在那一刻拉开了序幕，文化的坚冰开始打破并逐步消融。

我在1977年结束了四年多的下乡知青生活，考进了信阳技校。

当时国家“第二次解放”百废待兴，文化禁锢还没有完全打破，可读的书不多，但信阳市图书馆开放了。

每个星期天一大早，我就等在图书馆门前，从开门看到中午，然后从下午开门看到下班。

新华书店的书也多了，但没钱买，就租书看，借书看。

当年复刊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十月》《当代》《译林》多为季刊，售价一元，我是出一本读一本，一直坚持了数年。

囊中羞涩就和几个同学商定，一人买一本然后相互传阅。

靳凡的《公开的情书》曾把我震撼加感动得一塌糊涂，叶辛的《蹉
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以及张抗抗、孔捷生、张洁
的小说就是那时的心爱。

一转眼40年过去了。

我早从一个“愣头青”步入了“老汉”行列。

20世纪80年代初从信
阳调回郑州上班之后，先后抓住机会读了大专、本科、硕士，现在已经是“资深”高级政工师了。

80年代中后期，我有幸脱产攻读“工会和工人运动”专业，阅读了大量政治理论书籍。

记
得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
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

”这段论述曾经很异样地
触动我，而且成为我认识社会的指南。

斗转星移，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在方法论上至今尚未过时。

从前些年大规模“下岗分流”，
上千万工人不得不忍受失业的痛苦，到近年经济下行首先被冲击的工人队伍，到张海超“开胸
验肺”而被揭露的全国600万尘肺患者，再到教育、医疗、住房给工薪阶层带来的压力，更别
说某些腐败分子巧取豪夺的丑恶嘴脸，真实而典型地反映了当今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在
某种程度上也把贪腐、劳工权益、就业、房价、养老双轨制等尖锐的社会问题推到社会舞台的
聚光灯下。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撰文预言：“维权应该是中国工会的安身立命之本”，“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必须从中国工会维护、建设、教育、参与四项并列职能中突出出来”。

现在，已
经为社会各个层级所接受，并且写进工会的法律法规和章程里。

很多年以后，我的读书习惯才从广泛涉猎逐步转移到重点选择上来。

记得1987年前后，当时的青年才俊、复旦大学的王沪宁编撰了《比较政治分析》一书曾引起我浓厚兴趣，没成想学
者出身的他竟然快速步入仕途。

读书多了，自然偶有心得。

像大家都在说价值观的时候，多数人并非知道何为“价值观”。

简单说，价值观就是每个人对事物重要性的排序。

价值观一旦形成，必然规定和影响着人们一
生中大大小小的每一次选择。

什么是“文化”,也许很少有人能一下子说清楚。

但你如果当面说谁没文化，对方立即就能感受到你对他的轻慢甚至侮辱。

因此，文化更像是一种常识，永远规定和左右着你的意识、理
念、习俗、言谈举止、包括潜意识。

现如今，企业文化建设成了热点。

其实很多人并没能厘清
哪些文化是企业需要的，哪些是要不得甚至是需要唾弃的。

比如眼下大行其道的很多“潜规则”，大都具有暧昧阴暗的文化特质，难以公开宣扬。

被许多人奉为圭臬的“执行力”文化，
从某些意义上说，只不过是被西方学者巧妙包装过的一种奴才文化罢了。

我们如果不加甄别地“拿来”，未必是什么好事情。

我喜欢读书，也劝人读书。

厂里成立读书协会，我忝列会长，前几年有个基层工会建立读
书室，我捐了180本书，并在当年年底凑足了200本整数。

对图书盗版我始终抱着宽容的态度，主要是感觉近年书价上涨太快，抑制了“穷人”和青年的读书欲望。

1998年，我接受《大河报》首席记者杜超采访时还大放“厥词”，为盗版辩护。

从40多年前窃书开始，自己确实锲而不舍地读了很多好的和乱七八糟的书，文化在无声无息中也浸染着影响着我。

总的感觉是，无论生
活幸福还是困顿，读书总会使人看得更远、站得更高、做得更好。

碌碌人生如白驹过隙，蓦然回首老之将至，虽然从未放弃阅读，但因无计划、不系统、乏
选择，对人生助益不多，在工厂写了多年公文并无起色。

现将这些告知青年朋友算是“检讨”。

遥想当年，恍如隔世。

现如今“知识爆炸”，早已跨越“文化沙漠”的年代，电视和网络
普及，新媒体数不胜数，阅读的困难已经演变为选择的困难。

信息量太大、变化太快、书太多，不是读什么，而是读不完的问题了。

特别在当前，读书的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获
取知识的途径已由“自古读书一条路”，变得丰富多彩。

多少青年朋友在地铁上死死地盯着手机，那可能是一种更为时尚的阅读呢。

窃书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甚至可以质疑，不久的
将来学校教育的必要性，延续900多年的“牛津”们，弄不好或需“二次创业”？也说不了。

尽管如此，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我仍然认为，有书读真好，今天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