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表述

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表述
文章首先从畲族概念的产生及其族体构成的划分两方面入手,解析近代的畲族其实是另类的聚拢,是人为建构的结果,随后将畲族的经济文化特征与瑶、苗和客家的情形作一比较,揭示出谢重光畲族定义的片面性,并由此进一步对民族的意涵进行反思,认为近代的民族概念本质上是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表述。

标签：畲族;经济文化;政治表述
近年来,学界对畲族的研究甚为关注,陆续出版了些研究成果,其中,谢重光教授的《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是其中一部较有影响的著作。

谢教授在该书中利用丰富的史料,历时地梳理了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的演变情形,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遗憾的是,谢教授在同书中对畲族概念的界定却显得片面,值得商榷。

其定义原文如下:“畲族是历史上在赣闽粤交界区域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它的来源很复杂,包括自五溪地区迁移至此的五陵蛮、长沙蛮后裔,当地土生土长的百越种族和山都、木客等原始居民,也包括自中原、江淮迁来的汉族移民即客家先民和福佬先民。

这些不同来源的居民以赣闽粤边的广大山区为舞台,经过长期的互相接触、互相斗争、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最后形成一种以经常迁徙的粗放山林经济和狩猎经济相结合为主要经济特征,以盘瓠崇拜和相关文化事象为主要文化特征,椎髻左衽、结木架棚而居为主要生活特征的特殊文化,这种文化的载体就是畲族”[1]169-172。

根据谢教授的定义,似乎凡以狩猎和山林经济为主、具有盘瓠崇拜和椎髻左衽文化特征的人便是畲族。

然而客观事实却表明,在许多情况下,拥有共同经济文化特征的人未必属于同一民族。

例如,畲族与瑶族就经济文化特征方面有甚多相似之处。

本文拟用民族学知识,首先从畲族概念的产生和族体构成的划分两方面入手,解析近代作为人们共同体的畲族,其实是另类的聚拢,是人为建构的结果,接着将畲族的经济文化特征与瑶、苗和客家的情形作一比较,揭示出谢教授畲族概念的片面性,并由此导出对民族意涵的反思,认为近代的民族概念本质上是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表述。

一、畲族的建构:另类的族体聚拢
中国古代在大汉族文化中心主义的作祟下,对于周边的异族常以带有歧视意味的字眼来称呼之,如“蛮”、“夷”、“狄”、“戎”等。

后来为了避免过激的鄙视色彩,遂在某些情形下改以“人”或“民”作为表述单位来指称,如“满人”、“苗人”、“畲民”等。

可是由于古人民族学知识匮乏,这些用来表述人类共同体的指称都极其笼统,意指含糊,有时还会相互混淆,令人难以分辨。

到了近代,西方民族学知识被引介进来,国人于是逐渐约定俗成地改用“族”作为表述单位,将“满人”改称“满族”,“苗人”改称“苗族”,“畲民”改称“畲族”。

①
历史上在赣闽粤交界区域生活繁衍着一群“刀耕火种”、“椎髻跣足”的人。

他们无统一的名称,文献上称之为“畲”、“瑶”、“畲瑶”、“畲蛮”、“畲客”、“畲民”等,
不一而足。

如刘克庄《漳州谕畲》载:“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曰黎、曰,在漳者曰畲。

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

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曰:“潮州府畲瑶,民有山,曰僮。

其种有二:曰平鬃、曰崎鬃。

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

”“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种为名者也。

”[3]《龙岩州志》载:“畲客即瑶人,岩属俱呼为畲客……在岩者惟蓝、雷二姓,在平宁者有蓝、雷、钟三姓。

”[4]。

指称的混乱与含糊,既折射出这群人构成的纷繁复杂,也反映出古人对他们知之甚少。

明清时期,这群人中的部分成员逐步迁离原居地,向闽东、浙南地区进发,寻求新的生存空间。

但无论在居原地还是在新居地,他们的名称依然是五花八门、杂乱无章。

解放后,民族专家为推行民族识别工作所做的实地调查可资为证,例如在浙江景宁,当地汉人称他们“畲民”、“畲客儿”、“畲客牯”、“畲客骨”、“小姓人”,而他们自称SANHAK,音译为“山客”[5]。

在福建闽东地区,汉人称他们“畲客”、“畲婆”、“蛇仔”、“山宅仔”,他们自称say-lhak-l或san-lhak-l,音译为“山客”、“山宅”、“三客”、“生客”、“山”等。

“山客”或“山宅”是指在山上居住的人;“三客”意为从外地迁来的三家客人;“生客”即是外来的陌生客人之意;“山”是指害怕汉人而上山居住的人[6]。

在广东莲花山区,他们自称为“贺爹”,意为“山林之人”,汉人则称他们为“”,即“在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的人”[5]23,50。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贯彻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协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我国从50代初期起开展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工作。

这次识别工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民族理论为指导,遵循斯大林的民族四特征和“名从主人”的原则。

经过30多年全面、系统的调查、论证,最终确定了包括畲族在内的56个民族。

前文已述,历史上生活在赣闽粤交界区域以及后来的闽东、浙南地区的这群在文化上迥异于汉文化的人并无统一的名称。

民族识别时,民族专家依据文献记载以及当地汉人对这群人的指称,将他们命名为“畲族”。

不料,这一族名却遭到了部分畲民的激烈反对,闽东一带几乎没有人同意这个名称。

他们反映说:“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自己是畲族。

”“共产党对我们什么都好,就是给我们加上畲族不好”。

1953年8月福建霞浦县牛胶岭乡普选工作组宣传民族政策时说:“畲族人民要起来积极参加普选,畲族畲族……”,结果第二次开会时多数群众就不来参加了,查案结果是对工作组称他们为“畲族”不满,他们说:“工作组还公开在大会上宣传我们是畲族,那我们还选什么?”福安城关南湖街人口登记时,工作组将雷某某一家登记为畲族,结果他与工作组纠缠了很久,差一点打起来了。

他说:“告到哪里都行,不能登记为畲族,国民党时受人骂不敢说话,盼望解放了又是畲族那还行,现在被他登记进去,以后亦选变为畲族了,人家称我们为畲客,有何道理可说呢?”福安县畲族自治区政府的招牌曾经数次被群众翻到。

他们认为“畲”与“蛇”同音,是带有侮辱、歧视色彩的,不愿接受这个称呼。

有的人建议说:“畲族即是瑶族的一支,干脆改称为‘瑶族’也可以”,还有人说“改为‘三民族’或‘山宅族’”,总而言之,除了畲族外,其他任何民族名称他们都表示欢迎[6]171-178,180-181。

群众对畲族这个命名意见甚大,以至问题迟迟难以解决,最后中央统战部不得不出面调停。

且看以下两则中央统战部的电文:
电文一:
浙江、福建、广东、江西省委统战部:
根据几年来各方面调查材料及畲民的意见,均说明了畲族不是汉族,畲民也不承认自己是汉族,迫切要求确定自己为一个少数民族。

在语言方面,根据调查了解,浙、闽、赣三省畲话彼此相通,语法结构相同,基本词汇绝大部分一样,可以说有共同的语言。

同时,畲民也有与汉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历史传说与信仰。

我们认为,根据畲民的自愿及目前存在的特点,是可以确定为一个少数民族的。

至于畲与瑶(或苗)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畲与瑶历史上是否同一民族还是不同民族的问题,尚需有科学上作进一步研究,但这并不妨碍目前承认畲族为一个少数民族。

畲族的名称问题,据过去的调查及报告,闽东的畲族(约占畲民人口的一半)不愿被称为“畲”,认为有侮辱之意,而愿改为自称“SAN-HAK”(音译:山)。

其他地区愿采取何名,也请你们设法了解。

以上请你们研究提出意见,以便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中央统战部
1956年8月16日
电文二:
浙江、福建、广东、江西省委统战部并报中央:
浙江省委统战部10月25日报告、江西省委统战部10月31日电、福建省委统战部11月15日电和广东省委统战部11月17日电均悉。

由于各省对于确定畲民为一个少数民族意见一致,因此,我们认为,现在可以正式确定畲族为一个少数民族。

关于畲族的民族名称问题,从各省的文电来看,浙江、广东、江西三省的畲民都同意叫畲族,认为他们的宗谱和历史记载都叫畲族,这个名称并不带有污辱性质;福建省的畲民也认为“畲”字原来是不含恶意的,不过畲与“蛇”同音,他们怕确定叫畲族的名称以后,汉人仍像过去一样叫他们“畲客”、“畲婆”、“蛇人”,而这样叫是带侮辱性的,所以他们觉得改换一个名称如叫“山”好一些。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确定对畲民称为“畲”族还是比较恰当。

对福建省畲民中的那种顾虑,同意由省委统战部在最近期间召开畲民代表会议予以讨论和解释,并且注意教育当地汉族人民尊重畲族人民,改变过去对畲族那些带有侮辱性的称呼。

畲族代表会议对民族名称问题讨论的结果,并望电告我们。

中央统战部
1956年12月8日[6]
争论一时的畲族命名问题最后在中央统战部的介入下解决了。

可是,畲族族体的划分却又在部分地区遭到激烈抵制。

例如,当工作组将广东海丰、惠东、博罗、增城等地自称为“贺爹”的人划归“畲族”时,他们坚决反对。

群众反映说,自己从祖公一直传下来都说是“瑶”,讲得是“瑶话”,族谱载的是“瑶人”,历代受瑶官统治,只向瑶官纳税,从未听说是“畲”。

他们认为自己是“山瑶”,不是“畲”,要求政府将名称更正为“瑶族”[5]。

然而,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他们最终还是被确认为“畲族”。

通过上述对“畲族”名称来源及其族体确认过程的阐述,我们可以发现,近代意义上的畲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建构的结果,是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人类共同体的部分或整体人为聚拢而成。

二、经济文化性的界定:谢氏畲族概念的偏颇
谢重光教授认为,畲族是一种以经常迁徙的粗放山林经济和狩猎经济相结合为主要经济特征,以盘瓠崇拜和相关文化事象为主要文化特征,椎髻左衽、结木架棚而居为主要生活特征的特殊文化的载体。

言下之意是:凡具有此种经济文化特征的人便为畲族。

那么,实际情形是否如此呢?在此我们不妨将“畲族”上述的经济文化特征与瑶族、苗族和客家的情况作一番比较。

盘瓠崇拜为畲族最显著的文化特征。

畲族“自信为盘瓠后”,故每逢重大时节必举行隆重祭司活动。

《龙游县志》载:畲族“最重祭祖。

……祭时则悬其画像,别以绳系木板两端而悬之,置香炉于其上,至夜深人静,始取出其红布袋所储之龙头,罗拜之,恶为他人见也。

凡祭祖日,人有往贺者则必祭,祭时唱歌,歌后即食,食竟又歌,如是循环,故日必饮食至十余次云”[7]。

然而,瑶族中亦盛行盘瓠崇拜,《桂海虞衡志》载:瑶人“岁首祭盘瓠,杂糅鱼肉酒饭于木槽,扣糟群号为礼”[8]。

《广东新语》曰:广东曲江瑶“七月望日,祀其先祖狗头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为侑”[9]。

畲、瑶两族盘瓠崇拜如此相像,以致使人难以分辨彼此,故将盘瓠崇拜作为界定畲族的文化特征没有说服力。

史籍中对畲民的装束多有记载。

《长汀县志》云:“其男子不巾帽,短阔袖,椎髻跣足,黎面青睛,长身猿臂。

声哑哑如鸟。

乡人呼其为畲客。

妇女不笄饰,结草珠,若璎珞蒙髻上。

明眸皓齿白皙,经霜日不改。

析薪荷畚,履层崖如平地”[10]。

《古田县志》载:“其服饰,男戴竹笠,女跣足,围裤,头戴冠子,以巾覆之,或以白石、蓝石串络缚冠上,或夹垂两鬓”[11]。

可是像短阔袖、椎髻跣足这样的装扮在苗、瑶中也普遍存在。

例如,据《黔记》记载,贵州都匀八寨短裙苗“妇女衣短,无衿袖。

前不护肚,后不遮腰”。

再如,《平瑶述略》载瑶人“椎髻跣足”[12]。

另外,客家人也有椎髻的习俗。

王增能说:“过去客家妇女的辫发很多是盘成高髻的,状如独木舟,谓之‘船子髻’,系以红绳,插以银簪,髻上可套凉笠,髻端外露前翘,笠沿周围垂下长约五寸的五彩布条,微风吹来,彩条飘拂,确是别有一番风韵”[13]。

由是观之,椎髻左衽不独为畲族的文化事象。

至于以山林和狩猎相结合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在苗、瑶中也甚为普遍。

吴永章教授曾详细罗列了古籍中关于苗、瑶经济生产的记载。

《赤雅》载:山瑶“无版籍定居,斫山烧畲”。

章淳的《开梅山诗》咏湖南瑶族:“人家迤逦见板屋,火耕硗确名畲田。

”《苗防备览》载:苗人“山多于田,宜谷者少,燔榛芜,垦山坡,种芝麻、粟米、麦、豆、包谷、高粱、荞麦诸杂粮。

既种三四年,则弃地而别垦,以垦熟者硗瘠故也。

弃之数年,地力既复,则仍垦之。

”《招捕总录》载:山瑶“野处巢居,刀耕火种,采山射兽,以资口腹。

”《苗疆闻见录》载“苗人好猎”。

《五溪记》载苗族先民五溪蛮“民多射生”[12]147-158,64-83。

由上述诸则记载可见,无论苗族还是瑶族,他们的经济生产都与畲族甚为相似。

通过将谢重光教授所认为的畲族经济文化特征与瑶、苗、客家的情形作一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特征几乎没有一个是畲族所特有。

故而,用山林经济、狩猎经济、盘瓠崇拜、椎髻跣足来作为界定畲族的要素,不仅其可信性令人置疑,而且还会使自己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界。

此外,在当前世界一体化与现代化的浪潮席卷下,畲族传统的文化受到剧烈的冲击而飞速流失。

如今在许多畲族村落里根本就见不到任何带有畲族风情的文化事象。

但是,畲族民众并未因此而认为自己的民族身份发生了变化,相反,他们的畲族意识依然非常强烈。

这种情形若按照谢教授的畲族定义,又将作何解释呢?所以,谢重光以经济文化作为界定畲族的要素,其偏颇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民族概念的反思: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表述
解放后我国民族学界长期深受苏联民族理论的影响,学者们在阐述某个民族时,总是习惯性地套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14]286。

谢重光也没有例外。

他为了说明畲族作为一个民族最迟不晚于南宋中叶就形成了,便旁征博引地对这四个特征一一加以自圆其说:南宋中叶畲族先民生活在赣闽粤交界区域,有共同的生活地域;他们从事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烧山种畲”,有共同的经济生活;他们操“与华语不通”的“蛮语”,有共同的语言;他们质朴、骁勇、善斗、信巫尚鬼、椎髻跣足、不巾不帽,有共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独特的风俗习惯。

因此,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要素都成熟了,可谓是一个新兴的民族[1]。

但是,谢教授并未能在文中提供富有说服力的证据,其文让人读了难免产生牵强附会之感。

例如他虽指出畲族先民操的是“与华语不通”的“蛮语”,宋代潮州的“不老”音可能就是畲语,但却无法准确地分辨“蛮语”、“不老”音、客家话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它们到底是一种语言呢,还是数种语言?畲族先民是操同一语言呢,还是操几种不同的语言?谢教授仅依点滴的资料就捕风捉影地断言畲族先民具有共同的语言是不是太主观臆断了。

其实,也难怪他无法厘清南宋时期畲族先民的语言、经济、文化等情形,因为即使到了50年代民族识别时,民族调查专家面对这一问题都感到非常棘手。

解放初期,现今被确认为畲族的那些人除了大约有一半散居在闽东外,其余的都零星地分布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以及江西、安徽的部分地区。

不仅如此,他们的居住地也没有形成大型的聚居村落,而是呈点状分布,有时甚至还与汉族杂居在一起。

所以,严格而言,他们没有共同的地域。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所操的语言与客
家话非常近似,可以毫无障碍地交流。

广东莲花山区与罗浮山区的“贺爹”说的是“布努语”,虽与客家话相异,但与北江八排瑶语很接近。

所以可以认为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至少没有能够保留自己独立的语言。

他们所从事的烧山种畲和狩猎活动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故不能算作其独有的经济模式。

他们中的部分人坚决否认自己是畲族,所以也无共同的心理素质可言。

将这部分在经济文化上存在或多或少差异的人归类为同一民族,与其说是依照经济文化因素划分的,倒不如说只是基于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考量。

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l)通过对中国西南彝族现状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彝族的支系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至今还坚决不认同自己是彝族。

他认为彝族是个带有任意性”聚拢”群体,这样的“民族”是一种政治话语[15]。

其实,民族识别之初,曾有400多个族体申报要求被确认为一个民族,民族专家参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经过长期的调查、取证最终确认了56个民族。

但是,斯大林所定义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它与我国境内那些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特征的民族存在错位现象。

因此,在实际的民族识别过程中,民族专家只能密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倘若严格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恐怕没有几个民族能够真正完全符合条件。

在此作者并无批评国家民族识别工作之意,相反,对其持肯定态度。

因为民族识别之目的是为国家贯彻民族政策,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准备。

因此,为了便于日后政府管理民族地区的事务,在识别过程中进行适当的政治操控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

在西方民族学中,“族群”(ethnic group)与“民族”(nation)是两个意涵迥异的概念。

“族群”的现代含义是指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和宗教特点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的含义为“民族—国家”,也就是说,只有在民族和国家的边界重合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个词。

然而,当这两个概念被引介进中文语境后,其意涵遂发生了泛化。

如中文里“民族”既可以指国家认同意识上的中华民族,也可以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还可以指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认为的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甚至还可以指56个民族之下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各个实体[16]。

不过,在民族学界学者们普遍认为: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而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则既具有文化性,又具有政治性。

谢重光似乎没有意识到近代的畲族与历史上的“畲”或带有“畲”字称呼的族群,无论在名称上还是在族体构成上均存在较大的出入。

他所界定的“畲族”其实只是作为族群的“畲民”,而非作为民族的“畲族”。

近代的畲族是基于经济文化特征,在行政力量的有限参与下人为构建的结果。

它既不同于文化意义上的“族群”,也不同于国家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一种集文化性与政治性于一身的特殊族体,是经济文化意义上的一种政治表述。

参考文献:
[1]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169-172.
[2]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M].《漳州谕畲》.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九册[M].《广东下》.
[4][清]陈文衡.龙岩州志:卷二十[Z].《杂记》.
[5]《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编.畲族社会历史调查[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6]陈永成.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
[7][民国]龙游县志[Z].《地理考·风俗志》.
[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卷三百二十八,《四裔五》.
[9]屈大均.《广东新语》[M].卷七,《人语》.
[10][民国]邓光瀛.长汀县志:卷三十五[Z].《杂录畲客》.
[11][民国]余钟英.古田县志:卷二十一[Z].《礼俗志·畲民附》.
[12]以上参阅吴永章.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3]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G]//武平文史资料.第十辑.
[14]斯大林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15]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16]周典恩.中文语境里“民族”与“族群”混淆原因解析[J].广西民族研究,2006,(1).
Politic Depiction on the meaning of Economy and Culture
TANG Yun-xuan1, ZHOU Dian-en2
(1.Guizhou College of Finance College of Marxism Guiyang 550004,China;
2.Anhui University, Sociology Department,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first start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cept “She zu”and the division of ethnic body,parses that the She zu in the modern sense actually is another clustering of ethnic group which is the outcome of composition ,then contrasts the characters of She zu’economy and culture with the ones of Yao zu 、Miao zu and Hakka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misgivings of the professor Xie’definition
about She zu and leads to some reflections about the meaning of ethnic group ,finally thinks ethnic group is in essence a kind of politic depiction on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sense.
Key words: She zu; economy and culture; politic dep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