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历史学家必备的工作手册

一本历史学家必备的工作手册
——评马克·布洛赫著《历史学家的技艺》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并非著作等身的史学家，但在他有限的一生所写的作品中个个称得上是史学界的扛鼎之作，尤其对于法国年鉴学派来说。

介于马克·布洛赫对于史学的巨大贡献和在史学界崇高地位，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将布洛赫的生平作一简要介绍。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犹太族法国人，1886年7月6日出生于法国里昂。

1904—1908年他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8—1909年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

1912年之后，在蒙彼利埃和亚眠的中学任教。

1920年他以题为《国王与农奴》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1921—1936）、巴黎大学（1936—1940）等著名学府担任教授。

布洛赫的早期作品主要包括《法兰西岛》、《国王和农奴》、《创造奇迹的国王们》、《致力于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研究》，1929年1月布洛赫和费弗尔合作创办了《社会经济历史年鉴》杂志，标志着年鉴学派的形成。

布洛赫的后期已经成果主要体现在《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两部重要的著作中。

而本文所讨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则是布洛赫的遗作，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种为史学辩护的声音由布洛赫首先发出，为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称为历史学家的一本必读的工作手册。

布洛赫的一生都在为史学工作而奋斗，可谓鞠躬精粹，死而后已。

是一位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和景仰的出色历史学者。

而这本《历史学家的技艺》更成为史学界的经典之作。

令人更为钦佩的是这本书是布洛赫在狱中利用一本小学生作业本创作而成的。

史学界扛鼎之作的出现大多与当时良好的学术环境密切相关，然而马克·布洛赫的这部扛鼎之作却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创作而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便沦入敌手，在这极其困苦的时刻，布洛赫开始了《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写作，最初书名为《为历史学辩护》后改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

在该书的卷首，他痛苦的写道：“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派遣胸中的忧愤。

”这是一部愤世之作，同时也是他一生史学思想的总结，可惜，书未杀青，整理已离开了人世。

战后，布洛赫的好友费弗尔将残存的遗稿整理成书，这部遗作方流传于世。

该书译成汉语仅十万余言，其中颇多精义，为后代年鉴学派发扬光大的总体史思想、长时段理论等均可在此找到源头，为此，有人将它称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

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我所呈现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

”话虽处于自谦，可也使人感到亲切，书中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理论体系，只是些
娓娓道来的治史心得。

[1]该书问世至今，我国史学界有多篇书评和诸多的论文，例如，朱定秀的《为史学辩护—马克·布洛赫的治史情怀》、蔡波的《不该被遗忘的声音—读马克·布洛赫的<为历史学辩护>》和高壮的《史学家的技艺—读<为历史学辩护>》等都对该书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作为史学大师治史经验的结晶，他具体是如何体现布洛赫的治史情怀的，他对自己治史的经验作了哪些方面的总结，对我们这些初涉亦或未涉史学研究领域的年轻一代又有何启迪，这是我主要想和大家陈述的观点。

一、为历史学辩护的忧患意识
在导言部分，布洛赫借用自己小儿子的疑问“历史有什么用？”引发了其为历史学辩护的迫切性，对历史存在的必要性作了合理的辩护。

历史有什么用？这一研究历史学最根本的问题，对于史学大师来说应该是一直在思考并意图解决的问题，布洛赫由这一问题引发了深思。

最后他迫切感受到历史学需要辩护，需要消除许多对于历史学的误区。

这也体现了布洛赫对于历史学炙热的情感。

对于历史是否有用这一问题，他写道“即便不能证明历史的其他用途，至少还可以肯定，人各有所好，历史无疑具有娱乐价值，或者更确切的说，至少人们确实对历史感兴趣，我本人就多年乐此不疲。

我想，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不例外，要不然，他们怎么会选择历史为职业呢只要不是白痴，任何人都会对所学东西产生兴趣，然而，某一个学者必然对某一个学科产生兴趣，他们选中这门学科，为此奉献自己的一生，这就是所谓的“使命”和“天职”。

[2]这里布洛赫强调了历史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是兴趣使然，他们发自内心热爱历史，所以研究历史。

而对于大众来说，历史具有的是娱乐的价值，我们现实生活中关于历史学的节目，如《百家讲坛》就是一个典型的大众娱乐节目。

正如如布洛赫所说“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它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史学以人类活动作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3]历史学具有普遍永恒的魅力。

考证是历史学研究的必备条件。

他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即使历史学不具备欧几里德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其科学的尊严。

这一主张后来成为年鉴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认为历史学可以和科学一样经过考证无限的逼近历史真实的轮廓。

关于历史是否是科学，史学界众说纷纭，这里不作过多阐述，布洛赫的观点只是他处于当时历史情境中，结合自身治史经验对于历史理解得出的结论，仅代表一家之言，并不是整个历史研究的基本共识。

[1]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2]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24页。

二、历史的价值是什么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布洛赫着重对于历史的价值作了详细的论述。

布洛赫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本质上是人，而且是复数的人，因为单数的人代表的是个体的人，而历史学是整体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的人，布洛赫写道“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是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而在所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是人类。

历史学所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

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的追寻目标”[1]可见，布洛赫认为史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就是时间中的人，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的全体人类，而不是兰克史学中的干巴巴，冰冷冷的精英人物，这也体现出了布洛赫的整体史观，主要表现在：时间上的整体性，体现了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

研究对象的整体性，体现为人是复数的人。

布洛赫认为，历史是不可实验的，这是时间的线性特征所决定的，这也是历史学的无奈之处，而历史的不可实验性又与科学的可实验性特征相违背，这就说明布洛赫只是想要历史学向科学的方向发展，并没有断定历史就是科学。

此外，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可以看出，历史学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的科学，它以人为主体，所以一切历史研究都必须以人为中心，是灵动的一种考察研究，而不是只对冷冰冰的历史遗物进行研究。

关注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历史学家就必须将自己放到历史的情境中去感同身受，这不免也会带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思考，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历史学者自己的主观思考，历史才是动态发展的，主观性代表了历史学者的主观认识，对于自身处于当时历史情境中的一种主观设想，这就让读者有了思考的余地。

布洛赫在这章还强调，历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现实，他写道“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于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由古知今，由今知古，是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由今可以知古，布洛赫因此提出了“倒溯”的历史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为学者考察历史的顺序与事件发生的先后是完全一致的，这正是人们对于历史研究的一种误解。

虽然史学家会按照历史发展的实际方向来考察历史，但是在研究历史时，则往往是由近及远倒溯而上的。

正如许多研究工作的进行都是由已知推向未知。

“为了阐明历史，史学家往往得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挂钩，”“只有通过现在，才能窥见广阔的远景，舍此别无他途。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追寻历史源头之时，要把永远静止不变的景象强加给每个阶段，史学家所要把握的正是它在每个阶段的变化，但是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
象着手，有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

”[1]布洛赫在他的最卓越的著作《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征》中指出“由于缺乏文献记录等原因，我们对中世纪农村社会的认识是有限的，模糊的，而近现代关于农村社会的完整的记录及农村中残存的遥远时代的风俗习惯和技术等，构成了一幅农村社会的图景，为我们研究过去的农村社会提出了基础。

”[2]布洛赫的这种倒溯法的提出给史学界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并不是新奇或独创之法，历史学者在平时的研究工作中事实上都在无意识的运用这种方法，只是善于发现思考的布洛赫将此单独提出，并写入自己的书中，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手册的基本内容之一。

这种方法强调了历史现实性的重要性，历史学研究的源泉就是当下现实的生活。

而此时布洛赫也提出了引发深思的疑问“只有一门科学，它既要研究已死的历史，又要研究活的现实，这门学科该如何命名？”从而回归到历史的研究特征既与现实相结合又与过去相接轨，这正是历史的真正含义。

由此古今贯通，正很好的体现了布洛赫的整体史观，他写道“历史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

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于真正的历史。

”[3]由此可以看出总体史观是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思想意识，而总体史观又包括多个方面，研究方法的整体性，跨学科也正是布洛赫的主要史学思想，对史学界现今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历史学的方法论问题
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是介绍历史学的方法论问题。

在本书的第二章，布洛赫主要介绍了历史的考察，实际上就是指历史史料即历史证据的搜集和整理。

在开篇布洛赫写道“与对现在的了解相反，对过去的了解必然是间接的。

”[4]可见他已经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我们对于历史的还原本质上都是一种重构的画面，是间接的。

这与自然科学对于现实的直接考察研究显然大不相同，但是他又强调并不是间接的考察就是不够真实的，试想对于现实的发生的事件就一定真实可靠吗？就一定是权威吗？例如，对于同一件事情，在场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出不同的解释，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因为对于一件事情的认识我们作为主观的人类个体不仅会受到自身主观意识的影响，还会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影响。

由此可知，我们对于现实的了解并不一定比间接通过史料来了解的历史更加的全面和真实。

然而，直接的了解都无法做到全面和权威，更不用说间接建构的历史事实，所以布洛赫
[1]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4页。

[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3]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页。

强调，历史学研究存在局限性，对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我们要接受现实，历史是要求真求实的，但历史并不是不可知的，不要强求不可知，要从已知推未知，。

这也正是他“倒溯法”提出的目的。

既然历史学的考察是建立在对史料的分析判断上，所以布洛赫写道“正如弗朗索瓦·西米昂所言，对历史上人类全部活动的认识，都是对其活动轨迹的认识。

这就是历史观察最基本的特性。

无论是埋在叙利亚城墙里的遗骨，或是能代表一种习俗的词语之形成与用法，还是古代或近代一些事件目击者的著述，如果他们不是一种通过感官来认识的遗存的‘轨迹’或‘痕迹’的话，那么，我们所谓难以获得的‘史料’究竟意义何在呢？”[1]而想要接近历史本来的活动轨迹，就需发现但是遗留的证据即史料，证据是历史学家进行重演历史的重要法宝。

证据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种类型，“有意的史料是指成文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这类史料的原整理大都‘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后者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各种文物等，这都是当时人们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

”“前者虽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后者更为可靠。

若仅仅依靠‘有意’的史料，当代历史学家就会成为前人思想的奴隶，成为旧时代偏见的牺牲品。

”[2]所以每一种史料都有其不可忽视的研究地位，但是在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布洛赫称“历史研究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漏的东西”[3]意思是指历史研究有其先天的不足，例如一些不被政府所允许的史料不得公诸于众；一些尚未被发掘的史料；一些已经发掘但苦于文字或语言方面的缺失而无法解读的史料等这些主观或客观的因素成为历史学研究不可避免的缺点。

因此，布洛赫还指出历史学家在进行搜集整理证据时要广泛的进行合作，他认为合作是历史研究的先决条件，要由历史学家之间进行共同的研究整理，提出共识，作出先前的界定，最后无限的逼近于历史真实的轮廓。

显然，自古文人相侵，这种合作的精神在历史学界至今都未取得长足的发展，但布洛赫相信这将是史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而且，它不仅主张同行的合作还主张跨学科的研究合作，这也是年鉴学派跨学科研究方法提出的基础，也可看出布洛赫极力的想把历史划归到科学的领域。

第四章主要介绍了对于史料的考证，这里布洛赫提出了历史的考据方法主要包括：鉴定—否定—真伪—整合。

鉴定用怀疑的眼光来鉴别史料的可信度，在进行否定一部分史料，辨别其真伪，最后将鉴定后的史料进行整合。

布洛赫特别强调历史学家要言出有据，他写道“除非是想象，历史学家必须言出有据，正是出于实事求是的信念，他们才简要的注明资料的来源，以备查阅。

”言之有据是史学工整理的治史原则。

这里需要指出在史料考证的过程中，需要
[1]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1—62页。

[2]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

注意对于真假史料的鉴别，实际上真假是史料利用价值的一个衡量，没有假的史料，只有从假史料中得出真信息，因此这就需要对于史料的作伪动机进行考察，整理为何会这样记录，目的何在，这一中史料的记载往往体现在一些会议的记录，个人的日记中，谎言的成分可能能更合理的存在。

由此看来，历史的遗留都是有价值的。

这一部分对于史料的考证整理成为日后史学工整理的基本研究程序，对当今史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四、历史理解的必要性
在本书的第四章，布洛赫主要介绍了历史学家应如何进行历史的分析。

特别强调这种分析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的。

布洛赫认为，研究历史要尽量理解，不要评判，从评判到理解，理解难于评判。

历史应该是理解的，而不是历史学家去裁判，这是“历史分析”的目标。

书中写道：“‘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的不断进行的交往。

只要这种交往是善意的，就会对生活和科学有百利而无一弊。

” [1]具体而言，布洛赫的理解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的社会生活层面;一是微观的历史学认识层面。

宏观的社会生活层面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理解，以缓和和避免冲突。

正如布洛赫在书中写道：“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

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包含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

甚至在诉讼时，人们也往往轻易下结论，动辄指责他人，而从来不提倡充分的理解。

任何与我们不同的人，如外国人，如政敌，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恶人。

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

”而在微观的历史学层面，布洛赫认为要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他认为古今指甲的关系是双向的，由古知今，由今知古。

布洛赫在写作《法国农村史》时正是秉持着这一治史原则。

“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

”这是布洛赫对于历史理解新的认识，他认为，历史学是历史学家在理解的基础上对过去事实的一种建构，历史学是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历史学的最终目的是要阐明人类的意识，而对历史学来说，人类意识的错综复杂，人类意识的内在了解，人类意识的影响正是现实本身。

[2]因此历史又可以说是现在的人与过去的人之间的对话，并且前者对于后者的研究只能是理解。

对于布洛赫历史研究理解观的认识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解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

梁启超曾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
[1]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3页。

[2]王科，《马克布洛赫理解观试析—与同时代法国批判历史哲学家的比较》，宜春学院学报，2010年7月，
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史学之功局其半焉。

”[1]由此可见，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历史学本身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由于这一点，史学家就必须秉着对自己对今人甚至对前任负责额态度来治史，不能对历史进行随意的解读和评判，而“理解”则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法和途径。

而我们怎样达到理解历史的层面呢？这就涉及到历史的研究是再现历史还是分析历史？实际上，再现历史和分析历史可以看作是研究历史的两个不同的层面，首先再现历史最原始的阶段就是如兰克所说的“如实直书”，也就是不带任何分析的本原的叙述历史事实，而再现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历史学家在对史料进行鉴别后如实的叙写历史史实，是通过对史料一定程度的分析作出的结论，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第二个层面就是分析历史，这就是布洛赫提出的在理解的基础上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无限逼近历史的轨迹，这一阶段是历史学家将自己放于历史的情景中感同身受的理解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在尽量克服主观原因的基础上理解历史，接近历史的真相。

显然，分析的历史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

尽管他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性，但是正如前人所说，“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拒绝抽象，正如它不能拒绝想象一样。

”
[2]只有借助于想象才能感知历史，而理解不正含有想象的成分吗？
其次，理解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态度。

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穿越到过去去亲身感受历史，如若那样，历史也就不称其为历史了。

所以历史学家要真正的了解历史的原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虽然能否做到理解和愿不愿意去理解是两回事，但是作为历史学家，应当尽量将理解作为一种治史的态度，利用自己的知识尽量的去走进历史，了解前人的言行和思想。

正如李剑鸣教授在其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和修养》中说道“因此，对历史学家来说，理解首先是或者说主要是一种意向，一种始终伴随着的历史态度，一种与前人平等对话，设身处地将过去的人和事置于具体的环境中看待的方式。

”[3]布洛赫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宏观的社会生活层面和微观的个体之间的理解两个方面，前面已经有所阐述。

而这种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理解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性，当今世界大国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世界的话语权，和平年代的好景并没有维持多久，强国对弱国的殖民压迫仍在继续，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宗教冲突成为恐怖分子以及极端主义者的主要来源，刚刚发生的法国《查理周刊》事件，从根深层原因分析不就是宗教矛盾吗？如果这些能够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而不是以武力解决冲突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生命的牺牲。

毕竟武力并不是解决冲突的最佳手段，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难道还没能明白，一切争斗最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

[2]德国，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福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

终都会回归到谈判桌上。

然而这不就是历史对于我们长久以来的警示吗？可惜，现实总是不如人愿。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理解并不代表同意或是认同。

这也是由古知今，由今知古需要注意的一点。

最后，理解也是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一种能力。

理解历史不仅是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和态度，更是历史学家具备的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并不是轻易获得的，他是历史学家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逐渐培养起的一种史学功力，需要深厚的史学功底。

因此对于历史的理解并不是肤浅的理解，而是在众多考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解还原。

而且这种理解是有部分到整体的理解，正如一位历史学者所说：“我们并没有把面包弄成一堆碎末，而是切下一块面包藉以探讨全面的历史，对这块面包的研究适用于认识整个面包。

[1]”
五、总结评价
在本书的第五章中，布洛赫介绍了历史的因果。

因果了解贯穿于整合历史研究的过程，而因果了解也是历史整合必不可少的要素，只有前因才会有后果，历史才能整合起来无限的还原它最初的面貌。

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历史学研究的盛宴，让人受益匪浅，是每一位治史学者应该必备的历史研究的工作手册，对于当今的史学界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是整理对于自己一生从事历史学工作的总结；是整理对于历史学诚挚情感的体现；更是整理对于后人的一种治史贡献。

当然，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他们对于历史学的推陈出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布洛赫对于当今的历史学家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

许多人都在疑问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其实马克·布洛赫早已给出答案，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无限的逼近历史的轮廓，尽可能还原历史本来的情境，当然这种情境就是布洛赫所说的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历史研究成果，是要看每一位历史学家在最大趋近历史的过程中能走多远，而布洛赫为历史学的研究工作开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所以，布洛赫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治史情怀依然伴随着每一位历史学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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