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与产业转型——以浙江省为例

民间投资与产业转型——以浙江省为例
郭鹰
【摘要】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利用浙江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数据资料，对民间投资比重和三次产业的比重进行协整建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民间投资对浙江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民间投资比重上升是拉动浙江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原因，从而也说明了浙江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民间资本的投入；但对第二产业而言，民间投资对其的作用是反向的，这说明浙江第二产业的发展主要不是依靠民间资本的投入，而是依靠政府的投资。

【期刊名称】《新疆财经》
【年(卷),期】2011(000)002
【总页数】4页(P28-31)
【关键词】民间投资；产业转型；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分析
【作者】郭鹰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杭州,31002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32.48
浙江民间投资,全国先发,全国前列,被称作民间投资的“浙江现象”;浙江的第三产业比重在全国 (直辖市除外)名列前茅。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本文尝试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探讨研究。

1978年-2009年,浙江 GDP从 123.72亿元增长到 22990亿元。

期间三次产业结
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产业比重从 1978年的 38.1%下降到 2009年的
5.06%,下降了 30多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从 43.3%提高到 51.80%,提高近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从 18.6%提高到43.14%,提高了 20多个百分点 (见图1)。

产业结构演变在理论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后期,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由升转降,第三产业比重继续提高;第三阶段是后工业化时期,主要特征是第一产业比重趋于稳定,第二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继续上升。

从浙江的情况看,经过改革开放 30多年的发展,第一阶段的任务目前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处在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跨越的特殊历史时期。

[1]
在产业转型指标的选取上,本文参考凌文昌和邓伟根提出的方法,[2]通过矢量夹角来计算产业转型指标,即:
式中,n为产业部门数,Si(t)指第 i个产业部门 t年增加值 (或总产值)占 t年 G DP(或全社会总产值)的份额,θ是 Si(t)和 Si(t-1)这两个向量间的夹角,即产业结构转变系数,θ的最大值为 90度。

本文将 1978年-2009年分成 6个区间,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三次产业转型的演变具有以下两大特征:一是浙江产业转型已渐减缓。

与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相比,进入 21世纪后,浙江的三次产业转型系数呈现下降趋势。

二是浙江产业转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周期性相关。

20世纪 80年代上半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产业政策逐步放开,产业转型被压抑的能量迅速释放,因而加速了产业转型,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释放的能量逐步被消化吸收,产业转型的速度随之减缓。

20世纪 90年代初期,随着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和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产业转型进一步加速,随着改革能量逐步被吸收,产业转型又呈现减缓的趋势。

目前,我国对民间投资内涵没有统一的界定,也有称社会投资、非国有投资或个体私营投资的。

广义的民间投资,包括港澳台商投资(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来自外国的民间投资);狭义的民间投资,是总投资减去国有投资、港澳台商投资、外商投资后的剩余部分。

[3]本文的民间投资是指广义的民间投资,在本文研究中用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国有投资的差额代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见图2)。

民间投资通过资本形成机制、信息揭示机制和资本配置机制的共同作用,推动产业转型的实现。

1.资本形成机制。

民间投资将以往通过金融体系的间接投资转变为直接投资,加快了资本形成机制,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成本,提高了投资效率,为经济发展积累了必要的资本。

资本形成机制还通过资金带动品牌、专利、人才和体制等资源的进入,共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2.信息揭示机制。

民间资本由于更关心其自身利益的保障,所以在对投资项目的评估和甄别上更具效率,在信息的揭示上更追求准确,从而促进资本的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3.资本配置机制。

民间资本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投资活动,通过收益与风险的平衡对竞争性行业的投资项目进行评估,促使资金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民间投资比重 (PI)即为民间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三次产业的比重( IND1、I ND2和 IND3)分别为三次产业的增加值与当年全省生产总值之比。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数据取自浙江 1978年-2009年的年度统计数据,根据历年《浙江统计年鉴》及相关资料整理得到。

本文使用的计量分析软件是 Eviews6.0。

对变量平稳性检验的常用方法是 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变量I ND1、 IND2、 IND3和 PI的水平序列是非平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
是平稳的,所以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首先,考察 PI和IND1。

本文使用 Johansen协整检验法检验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 AIC和 SC准则发现,在滞后期为 8时,A I C值和SC值最小,由此我们选择VAR模型滞后阶数为 8。

由于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 8,因此,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期为 8,分析结果见表3。

可见,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 PI和IND1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vecm=PI-0.46 IND1-0.54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比重和民间投资比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从长期来看,民间投资比重对于第一产业比重具有正的效应。

民间投资比重每增加 1%,第一产业比重增加 0.46%。

其次,考察 PI和 IND2。

同理可得 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 7,由此得到: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第二产业比重和民间投资比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民间投资比重对于第二产业比重具有负的效应。

民间投资比重每增加 1%,第二产业比重下降 0.036%。

最后,考察 PI和 IND3。

同理可得 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 8,由此得到: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第三产业比重和民间投资比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从长期来看,民间投资比重对于第三产业比重具有正的效应。

民间投资比重每增加 1%,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07%。

民间投资比重和三次产业比重之间究竟谁是“因”,谁是“果”,可根据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检验结果见表4。

根据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结合上面的协整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民间投资比重分别是第二产业投资比重和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的 Granger 原因,而不是第一产业投资比重的 Granger原因;三次产业的投资比重都不是民间投资比重的 Granger原因。

这一结论意味着浙江的民间投资比重拉动了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但对第二产业比重的影响却是负面的。

为了对变量间的动态特性有清楚的了解,应用协整检验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即计算民间投资比重 1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对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影响,脉冲响应曲线如图3所示。

图3左图反映了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对民间投资比重 1个单位的标准差的冲击的脉冲响应。

从图3可以看出,对第二产业而言,无论是瞬间、短期或是长期,在冲击发生后都具有负向的响应,这表明在瞬间、短期和长期,民间投资对于第二产业均具有负向拉动效应,在第 5年达到最大时,每增加 1个百分点的民间投资比重也才负向拉动 0.03个百分点的第二产业比重;对第三产业而言,无论是瞬间、短期或是长期,在冲击发生后都具有正向的响应,这表明在瞬间、短期和长期,民间投资对于第三产业均具有正向拉动效应,但是这种正向效应比较弱,即使是在第 5年达到最大时,每增加 1个百分点的民间投资比重正向拉动 0.016个百分点的第三产业比重。

图3右图反映了第二、三产业比重的累积响应。

结果表明,民间投资比重对于第二产业比重的累积冲击是负向的,在民间投资比重增加 1%之后的 10年时间里带来第二产业比重累积降低 0.14%;对于第三产业比重的累积冲击是正向的,在民间投资比重增加1%之后的 10年时间里带来第三产业比重累积上升 0.08%。

综上,民间投资对浙江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民间投资比重上升是拉动浙江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原因,从而也说明了浙江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民间资本的投入;但对第二产业而言,民间投资对其的作用是反向的,这说明浙江第二产业的发展主要不是依靠民间资本的投入,而是依靠政府的投资。

因此,投资资金来源结构与浙江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是由投资资金来源结构变动的趋势决定的,投资资金来源结构的调整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浙江在优化投资资金来源结构、提升民间投资比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现阶段的投资资金来源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

因此,在
“十二五”期间,要把进一步提升民间投资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促进浙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相关文献】
[1] 刘亚玲.浙江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J],财经论丛,2005,(3).
[2] 凌文昌,邓伟根.产业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J],中国工业经济,2004,(12).
[3] 应雄.民间投资:浙江经济率先回升的关键[J],浙江经济,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