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湘西世界_看沈从文对人性异化的认识

沈从文对他的故乡湘西有着深切的了解和浓烈
的感情，他对下层社会及民众有着透彻的了解和认识，对故乡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情更是体会殊深、呼之欲出。

沈从文在1931年所写的《甲辰闲话》中，为自己的创作定下了一个总的目标，便是要写出“故乡
的民族性与风俗及特殊组织”[1]。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他用小说构筑了一个充满“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
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
的“湘西世界”，这是一个对现代人有着无穷魅力的充满乡土气息的世界。

有学者甚至称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就是用文字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

一、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特点
沈从文曾说过：“你们读者中少数的少数，会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

”这种思想情绪渗透他整个的创作历程，促使他用艺术家的眼光和“乡下人”的努力发掘出未经“文明社会”浸染的人类童年时代自然世界的美，人性的纯。

1、自然山水纯净美丽。

在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中，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自然美进行了热情洋溢的
歌颂，极力追求一种古朴宁静的乡村文化景观。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自然山水被描绘得逼真美丽，让人留连忘返。

《边城》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

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祥，如世外之境。

白塔下的老人、女孩和黄狗居住在一条小溪边，溪流如弓背，清澈透明。

这座小小的山城，鸟语花香，青山翠竹；古朴的吊脚楼，耸立的小白塔，一脉清流相伴随，花自开来水自流，自然的生命季节循环不
息。

湘西的水：“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

底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

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

”湘西的桔园在沈从文笔下简直就是一首诗、一幅画，更是让人心旷神怡：“树不甚高，终年绿叶浓翠。

仲夏开花，花白而小，香馥醉人。

九月降霜后，缀系在枝头间的果实，被严霜浸染，丹朱明黄，耀人眼目，远望但见一片光明。

每当采摘桔子时，沿河小小船埠边，随处可见这种生产品的堆积，恰如一堆堆火焰。

在桔园旁边临河官路上，陌生人过路，看到这种情形，将不免眼馋口馋。

”流连美景，让人目不暇接。

湘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与之相契合的风物。

酉水岸边的吊脚楼、碾坊、渡船、白塔、竹篁，以及逢年过节的舞龙、耍狮、龙舟竞赛，连茶峒的小街、码头的景象也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部讲师。

［1］沈从文：《沈从文选集·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1983年版。

［2］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231。

从“湘西世界”看沈从文对人性异化的认识
刘亮红*
【摘要】沈从文在一系列作品中构筑了一个完美纯净的“湘西世界”，描绘了中国理想的
“天人合一”社会的原型，给人们的心灵世界一方纯净的乐土。

这方乐土虽然汇聚了作者对一个理想世界所有的憧憬，但这方乐土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矛盾的世外桃源，这里仍然抵挡不住现代物质文化的侵袭所导致的人性的异化，因此昔日曾作为“梦中绿洲”的湘西世界也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古老的价值也几乎要消失殆尽了，代之而来的是唯实唯利庸俗的人性异化的出现。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世界；人性；矛盾
【中图分类号】I2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93（2010）02－0052－04
湖南社院学报Journal of Hu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Vol.11，No.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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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如一幅风俗画、墨彩交融。

这些都与都市污浊、腐烂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

2、人事关系自然和谐。

《边城》中的翠翠寄托了沈从文对人事关系和谐的所有憧憬：“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的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连她周围的人也都“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翠翠和外祖父相依为命，以摆渡为生。

老船夫“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

”老人死后，令人感动的是曾对老人因误会而略有怨气的船总顺顺竟能捐弃前嫌帮助料理老人的后事，还派杨马兵照顾翠翠以后的生活。

小说中的人物，从老船夫到船总顺顺，从翠翠到傩送兄弟，从杨马兵到其他人，都能互相关心、真诚相待，彼此间的感情如一泓清泉，清澈见底。

“虽然也同样有人事上的得失，……然而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都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

”[3]在这里，人与自然交汇融合，相得益彰。

这种如诗如画，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让人仿佛进入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

即使是萧萧在家里长工花狗的挑逗下糊里糊涂地怀孕并产下一子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也在湘西人一切都从现实出发，采取恬静、不计较儒家贞节伦理的态度下，既免于被发卖，也免于被沉潭淹死，而是得到了“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的超常待遇。

人事关系的和谐与轻松在沈从文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3、人性古朴人格健全。

湘西边城社会，各式人等一应俱全，老船夫、顺顺、杨马兵、翠翠和天保，还有屠户、商客、船工、妓女，构成了一个近似完整的理想社会。

“边城”乡民过着自在状态的生活，虽然职业不一样，但在这个社会没有阶级等级，人人平等，掌水码头的与撑渡船的都在一种淳厚古朴的人情关怀中享受一定的人格平等。

人们的商业往来、经济交易均是在一份人情关怀的信誉中进行的，买卖双方都不存心机。

比如，每当老船夫有事上城里时，必和熟人饮酒喝个痛快；到刚拢岸一两天的船上时，水手们总会抓出一把红枣送给他……老船夫就这样快乐地生活着，关爱着心爱的外孙女翠翠，看着她幸福地一天天长大。

“边城”社会，人人靠自身的劳动生活，与人
为善，古朴自然。

老船夫忠厚朴实，只靠公家发给的三斗米、七百钱过着简陋的生活，从不收取过往客人的额外的渡钱。

有时盛情难却，只好将收入的钱买草烟奉赠过渡客人，买茶叶泡水给过路人随意解渴。

他宽厚热情，重义轻利，慷慨大度，偶尔进城买酒，每遇熟人他必邀请到他家喝酒。

在作品中，宽厚善良的老船夫是“人性古朴”的化身。

老船夫古朴善良自然很多人能接受认同，但更少见的是在沈从文笔下，掌水码头船总顺顺虽然家有巨富，但绝不以财富自居，盛气凌人，相反为人侠骨柔肠，慷慨大度，广交朋友，济世救人。

他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的人物”，“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因而成为当地德高望重之人。

当老船夫去世后，他放下心中对老人的一丝埋怨，积极地为老人筹备丧事，还处处关照失去爷爷的翠翠。

如果说撑船摆渡50年如一日的老船夫是湘西人人性古朴善良的化身是大众化的印象、家有万金的船总顺顺侠骨柔肠、慷慨大度也是能为部分人所认同还算比较合理的话，那么边城的妓女竟然也是湘西社会人性健全的表征就有点让人们惊讶于沈从文笔下人们心灵世界的纯净与人性的美好了。

“由于边城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

”边城社会的人性的美好是善和美的完美结合，是充满诗意、人情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的集中体现与美好寄托。

二、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人性的异化表现
乍一看去，沈从文对“人与自然契合”的湘西世界的自然美、风物美和人性美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处处流淌着和谐与唯美。

但我们再深究一下湘西人物的生存状态，我们心中不免生出许多的悲哀与感慨，湘西世界的人充满着自然的本性的光辉，却绝少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思索与认知。

沈从文以一种热忱和抨击的态度对民族的劣根性“作了一种善意的记录”[4]，因此湘西世界自然的美是与社会的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人性异化的主要表现。

1、对不合理生活状态的麻木。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以较多的篇幅反映了湘西人民的不幸和阶
［3］沈从文：“湘西散记·箱子岩”，《沈从文美文精粹》，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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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压迫的深重，然而这些描写与揭露又大都是熔铸在民俗描写之中的。

他的这些小说，没有浓烈的“火药味”，没有刀光剑影，没有使人惊心动魄的情节，更没有游离于作品之外的政治说教，而恰恰就是在这种看似轻快、充满诗意的民俗风情的笔调中，作者给我们拉开了湘西人民生活的浓重的帷幕。

最典型的是幸福观的异化，这点在以“柏子”为缩影的湘西水手身上得到见证。

柏子终年过着飘泊不定的水上生活,他没有自己的老婆，泊船后就去找自己心爱的妓女过夜,把一月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腰板钱”用光以后，再回到船上又努力攒钱，争取下次再去心爱的妓女那里幸福痛快一番。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它背后隐伏的普通劳动者的辛酸。

柏子是一个能吃苦、有力气、识水性、会驾船的身强力壮的水手，按理他凭借自己的本领和劳动，象别人一样应该娶妻生子，享受天伦之乐。

可是这种不公道的社会现实却逼着他把剩余的精力和辛勤储积起来的金钱，全部倾之于吊脚楼的妓女身上。

这种情爱、欲望的冲动、粗野的动作，不为钱财、不讲卫生，只要有那种愉快，这便是吊脚楼上女人的幸福，也是“柏子们”的幸福。

可见，他们并不把这种陋俗看成不正常，并不视之为堕落，他们麻木到习惯于不合理的社会给予他们的这种不合理的生活。

作者通过这个看似幸福的执着，享受着人生“欢乐”，生命充满了活力，不含沉重色彩的故事深刻描绘了人们对不合理生活状态的麻木，同时也对那不合理的、压抑人性的社会制度提出了深沉的控诉。

2、精神世界的荒芜，对生命形式的无助。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自然景观是美的，但人的精神世界却荒芜一片，不堪入目。

萧萧作为童养媳出嫁时，仅有十二岁，可她的“丈夫”才是刚断奶不久，而婆婆是一位“生来象一把剪子”那样严厉的婆婆。

当她十五岁时，被比她大十多岁的长工糊里糊涂地引诱失了身，并怀了孕，犯下了伤风败俗的“弥天大罪”，按照族规，她将被“沉潭”或“发买”。

但因为婆家与娘家均没有“谈过‘子曰’的族长”，才被议决发卖，但又由于“一时没有相当的人家来要萧萧”，事情延搁下来，十月满足，萧萧生下了一个儿子，于是全家欢喜，萧萧被留在了婆家。

故事至此似乎已经是近乎完美了，萧萧也似乎得到了难以想象的优待与宽容，但事实上萧萧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得到这些而丰满起来，她的
精神世界中还是一片荒原，她的理智被蒙蔽着，就象湘西大山之中的茅草地，原始、粗糙，她的感性生命处于一种被动的自在状态。

这就是生活！我们从萧萧一个人的遭遇看到了整个社会制度的本质，这不仅是对萧萧这个弱女子的个人命运发出的悲悯与哀叹，而是对造成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决少变化而黑暗的社会制度提出的深沉控诉，从中我们听到了作者愤懑的呼声。

在作家笔下，人是朴实自然的人，充溢着原始的生命张力。

无论是精力充沛、被妇人称为一只公牛的永不知疲倦的水手柏子，还是身体结实，情欲旺盛的黑猫，强壮如豹子的四狗，以及那些每天与狂波激流博战，在沅水辰河上行船使舟的黑脸汉子，都在原始情欲和力的奔放中挥洒着生命的活脱。

作家在这些原始的自然之子身上，寄托着他对这种雄强、自由舒展的生命形式的深深赞叹和爱怜。

这是一种与都市生命形式迥然不同的活泼向上、“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

但是这些看来自然健康的人对自己的生命形式却是一片茫然。

翠翠的父母由对歌而相爱，却不能结婚，终成悲剧。

翠翠的诞生不仅是母亲生命的延续，也是母亲悲剧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延续。

这种悲剧的叠演，何其不同又何其相似？善良、淳朴的老船工“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身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生活下去”。

许许多多的问题在纠结着他苍老的生命，而最终让“碾坊”击倒，在雷雨之夜离去。

无论怎样的良善和与世无争，却难逃命运的派定。

沈从文一直是以一种矛盾的心态在关注着这种变化。

一方面，他赞叹自在状态下淳朴、健康的生命形式，对外部环境冲击下人性的变异表现的忧虑和惆怅；一方面，又对在湘西自然中“静态”生活、对历史和社会变化毫无反应的淳朴善良、蒙昧自足的人性寄予深深的同情。

这种矛盾，是湘西社会发展的矛盾，也是中华民族发展中人性被异化、对自身生命形式无助与茫然的表现。

3、对尊严被践踏的麻木。

中国是个礼仪大国，自古以来就流行着“朋友妻不可欺”的教条。

而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却流行着一种典妻与卖淫相结合的、腐朽的、由于经济剥削、社会黑暗造成的悲剧性恶俗。

在这里，两性关系完全被商品化，人的尊严完全被践踏。

《丈夫》中描写了一位青年“丈夫”从乡间来到妻子“做生意”的“花船”，在一天一夜间耳闻
［4］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页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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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瑞士］C ·G 荣格：《寻求灵魂的现代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194。

目睹了妻子受践踏与蹂躏的生活，终于从麻木到觉醒，带着妻子返回家乡的故事。

它批判了腐朽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扼杀人性的罪恶，曲折地表达了作
者渴望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心声。

但在自然风光无限和谐秀美的湘西，由于湘西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呢！它说明“许多年轻丈夫，在娶媳妇之后，把她送出来”卖身已在湘西相沿成俗。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造成了如同“丈夫”一样的贫苦农民一类人，他们倍受物质压迫和情感的折磨。

正是由于这双重压迫的惨重，无路可走，他们才做出了任何人都不情愿做出的事来。

这是怎样一种人生啊！丈夫惦念妻子，远道而来，可只能眼看着妻子被酒鬼、恶棍践踏而却无权干涉，更无力庇护，他娶妻却无法养活她，有了家却无力维系这个家。

“丈夫”的良知终于觉醒，带着妻子没有声息的离开了这个他们洒满泪水的地方。

有良知能觉醒的丈夫还是少数，更多的丈夫们只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任尊严被践踏，以至于到麻木。

三、沈从文对湘西世界人性异化的认知沈从文在其“湘西世界”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构筑了一个“天人合一”理想社会的范式，表达了人们对这种理想社会的渴求。

荣格认为，“它们不会出现在个人的梦中或出现在艺术作品中，除非是普遍观念的混乱无常招致它们显形于世。

当意识生活出现片面性和虚假态度的特征时，它们就被激活了。

也许可以说是‘本能地’———出现在个人的梦中，出现在艺术家和预言家的幻觉中，由此而恢复了那一时代的心理平
衡。

”[5]
沈从文生活在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

一方面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各种危机不一
而足，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渴望过上一种和
平宁静的理想生活。

于是潜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天人合一”理想社会的原型就被激活了，作为乱世之中救赎人类灵魂的“诺亚方舟”，出现在几乎每个人的梦中。

沈从文在作品中构筑的那个“天人合一”的“湘西世界”，就触动中国人灵魂中“桃花源”的文化心理原型，即“天人合一”的理想社会。

随着工业化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人的异化现象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课题。

沈从文早年在小说中就曾抨击过的这种生命异化、人性扭曲的现象，如今愈演愈烈，人们身上原有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无可挽回地失落了，而且精神危机日益加深。

这种现实令世人愈来愈忧虑。

因此，西方现代作家为重建人类“精神家园”进行了不断地求索，企图缓解人类精神上的危机，防止人类的异化现象加剧。

他们有的企图用新的宗教振奋人心，有的企图增强人的意志以防止自身的异化，有的则要求尊重人的生命本能冲动，如此等等。

但都不可避免的失败了。

沈从文当年看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浸染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已经异化失落，而且昔日曾作为“梦中绿洲”的湘西世界也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古老的价值也几乎要消失殆尽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唯实唯利庸俗的人生观。

于是，沈从文试图用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和人性扭曲。

虽然不免显得缥缈，但未必不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

这里，沈从文无疑是契合了世界文学中的共同思考和探求，并以富有民族特色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小说《边城》所要表达的真正内涵，不在于描绘一个唯美的湘西，而是在于从对湘西风情的生动描绘中，构筑一个象征，树立一种理想，形成一种追求。

（责任编辑：潘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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