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的讨论

关于全盘修正三分期学说的讨论（综述）
王罗兰
《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7期发表了陈明远、金岷彬关于“全盘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的新观点以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陈明远、金岷彬的新观点，有两个主要内容：（一）着重阐述了“木石复合工具”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关键性作用。

他们认为在史前史三分期的第一个时代，在生产与生活用具中，木质跟石质同等重要，可称为“木石前盟”；因此所谓“石器时代Stone Age”应该修正为“木-石器时代Wood- Stone Age”，以代替过去所谓旧石器与中石器时代Palaeolithic and Mesolithic periods；（二）在木-石器时代之后的第二个时代，应该是“陶器时代”Pottery Age 【注1】以代替过去所谓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 ；然后才进入第三个时代——青铜器时代。

陈明远、金岷彬提出的新观点，是三十年来我国历史学界一系列探讨的延续和深化。

本文对于1980年以来直到目前，30年间有关“史前史三分期学说”的多次学术讨论，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综合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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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简介】王罗兰，中国科学院工作人员，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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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木器时代”和“石器时代”的不同意见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历史学界曾经有过一次关于“人类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木器时代”的讨论。

1980-1982年，张鸿奎、任凤阁、李克、周星等人先后提出：“人类社会最早的时代是木器时代。

”他们推断，人类从动物界分离时，居住在森林中，过着以采集天然现成产品为主、偶尔从事狩猎的生活。

这时，树枝随手可得，且易于加工，折断或磨尖成木棒、木枪、木矛等工具，以作采集野果或击毙野生动物之用。

因此，人类社会最初很可能先经历一段以木器工具为主的时代。

一些学者对不久前尚存的原始人作了考察：“达斯马尼亚人投掷用的棍棒和投枪，几乎能给予大动物以致命的打击”、“秘鲁的原始民的农具，还是由尖锐的棒、踏脚的横木、以及扫帚形的木片组成”（《氏族社会的生产力》，上海辛垦书店1935年版）。

“澳洲土人常使用投枪，其形状亦有种种，长约三英尺之棒，其一端附之以柄，他端则附以木钩，此为主要形式”：“印第安人之武器仅有极长之竹、木枪，以鸵鸟之毛羽装饰之，其尖端则附以尖锐之木刃”（《化石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

在考古发掘中，是否发现过人类初期所使用的木制工具呢？由于木质容易腐烂，木制工具不能像许多石制工具那样完好地保存下来，但是零星的实物还是有的。

一些论述原始文化的著作表明：“在非洲早更新世（约前100 万～300 万年）的静水堆积中曾发现过木质的工具。

”（见《石器时代文化》，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于是有学者推算，“木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0万年至公元前60万年间。

【注2】
但是，戴尔俭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人类对木制工具的使用，不会比石制
工具早；同时，木器的加工和修理，也只有在使用石器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因此，原始人的主要工具应是石器。

”他们认为，史前原始人最早使用的是石器，因为石材获取方便，有些石块还有天然的刃口，对于原始人狩猎、采摘、缝纫都有帮助，且实用时间较长。

而起初使用的木器为棍、棒等，虽然也可从自然界获得，但一般使用并不合手；早先的木器应该也是用石器所加工刮削过。

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石器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

国外考古发现的零星木质工具，都不过只是说明了石器时代的人类使用过木器而已。

在中国的许多古文化遗址中，极少有木器发现。

木器的整理和加工，与当时作为主要加工工具的石器质量的优劣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石器整理工艺技术和石器工具本身的使用。

郑嘉融认为：“由于原始社会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木器易于腐朽而保存下来的极少，人类社会最初究竟是使用木器工具为主，还是使用石器工具为主，有没有一个大量使用木器而很少使用石器的时代，这还需要通过考古发掘、对原始部落的考察、对古人类进化规律的探求和远古传说资料的分析之后才能有一个定论。

”【注3】
80年代关于“有没有木器时代”的讨论，双方都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真凭实据。

这场讨论当时并无结果，不了了之。

二、陈明远、金岷彬关于“木石器时代”的观点
陈明远、金岷彬在上述两种观点之外，提出第三种新的观点，【注4】他们认为，百万年之间的考古资料足以证明：原始社会的木质和石质工具是同等重要、同时发展而且经常并用的。

所以，他们并不着眼于“石器与木器孰高孰低、孰前孰后”的争执，而是认为在人类发展史的初期两者并举、各有重大作用，相辅相成，史前先民获得了比单一的木质工具，或者单一的石质工具更为有效的、“木石工具共用”的生产力。

对于史前人类来说，大自然给予他们既有木头又有石头来整理工具的条件，先民自然而然地同时使用这样的资源；远古从来没有过只单独使用木质工具，或者只单独使用石质工具的历史时期。

因此，过去所谓“石器时代”应该修正为“木-石器时代”。

陈明远、金岷彬认为：史前人类没有采用单一的石头来整理工具的历史阶段，而是综合利用自然环境给予的木头、石头等资源和火技术。

原始社会的先民最初是将木器与石器并用，后来发展到同一工具上以石质与木质材料有机结合起来，构成“木石复合工具”。

最早的例证就是从手斧到木柄石斧的演化。

细小石器是随着木石复合工具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如果没有更早时期的木石复合工具的发明，也就不可能有为镶嵌使用的细小石器出现。

弓箭的发明是人类技术的一大创造，石质与木质共同配合才实现了弓箭的完整功能。

其他一切木石复合工具的结构都是如此。

史前“农业革命”与“新石器”两个不同的事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了解。

史料记载，华夏农业起源时期的主要农具是耒和耜。

“农业革命”时期，农具的种类分为农耕用具、收割用具和加工用具3类。

农耕类有耒、耜、锄、铲等；收割类有刀、至、镰、柌等；加工类有杵、臼、柫等，有些为木质，有些为石质，而大多为木石复合工具。

在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了一批留存在远古土层中的木制农具的痕迹，而且，近年来出土了远古农具耒、耜等考古实物。

民族学调查也为研究远古农具耒耜等提供了许多旁证资料。

考古发掘出的磨制石器刀、斧和斤（斫、斨），大多装有木柄，是古代狩猎、格斗、切割的武器，又是伐木、砍柴、刮削木料、整理梁柱的工具；到“农业革命”时期，加工木石复合农具是磨制石器最基本的功能。

此外，先民还发明了木石复合的汲水灌溉农具——井栏、辘轳、桔槔等。

陈明远、金岷彬指出：百年来对“石器时代”的传统概念，是在“以石器为主”甚至“以石器为唯一基准”的前提下做出的。

但如果一味着眼以石质工具为考古研究对象，是极其狭
隘的意识、必然引入歧途，造成误解。

史前史绝不是唯石器一统天下的时代，而是一个“木石前盟”的时代，没有这种“木石前盟”，就没有最初的复合工具和机械，就没有房屋建筑和车船交通，就没有后来文明时代的工业结构基础。

“石器时代”这个片面的说法，容易导致一些人忽视木质工具在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作用，导致历史观念的偏斜。

由此，陈明远、金岷彬着重阐明“木石复合工具”的重大历史作用，并且建议：采用“木石器时代Wood- Stone Age”的说法，代替单一的“石器时代Stone Age”这个术语。

比较起来，这样的解决方案更合情合理，看来可望得到学术界的支持和公认。

三、在青铜时代之前应有个陶器时代
21世纪初，几乎与陈明远同时，冶金学家张以诚和美学家林少雄等人分别提出：在青铜时代之前应有个陶器时代。

张以诚从冶金学的角度提出：【注5】首先，石器的加工不管是旧石器还是新石器，基本方法是打制和磨制，二者都是冷加工。

由石器直接过渡到青铜器，没有可能达到必要的温度。

自然铜（红铜）通过打制可以得到，黄铜或青铜（铜铅、铜锌、铜铅锌、铜锡等）却不可能通过打制而得到，只有通过冶炼才可以获得。

我国在公元前47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姜寨遗址中，已发现黄铜片，经原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组反复实验证实，在“有铜锌矿存在的地方，原始冶炼（可能通过重熔）可以得到黄铜器物”。

我国黄河流域铜锌或铜铅锌共生矿比较丰富，为早期黄铜的冶炼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

金属锌的冶炼比较困难，因为氧化锌被还原的最低温度是904℃，锌的沸点是906℃，往往刚一还原就变成气体飞散。

不过金属铜的存在可使锌蒸气通过扩散作用溶解于铜并降低铜的熔点，这样就可以得到黄铜。

……中国早期的陶器工艺经过了从无窑到有窑的过程，在距今9300至7150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烧制陶器已有了简单的窑，早于裴李岗的陶器烧成温度大约700℃左右，裴李岗陶器的烧成温度在820－920℃之间变动。

华北的磁山陶器和浙江河姆渡早期陶器的烧成温度，都和裴李岗陶器烧成温度大致相当。

合理的推测是，早期铜器的冶炼正是通过烧火或烧制陶器而逐步发明出来的。

张以诚认为：史前考古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诞生以来，考古学界一直把陶器的成分、颜色、花纹、型制以及烧成温度等作为划分文化类型和确定时代归宿的重要标志，在某些方面所起作用甚至要比石器更为重要和准确。

石器可以用作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和名称，陶器却不可以作为时代来命名，只是作为新石器时代的附属标志，这是令人不好理解的。

由陶器的重要标识作用和分布的广泛性，以及它向青铜器人类文明时代过渡的直接关联性，在人类历史青铜时代之前划出一个陶器时代，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美学家林少雄研究了中国彩陶文化以后，从美学与文化学的角度,认为：【注6】陶器不仅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系统而明晰的断代及划分凭证，同时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文明发生、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文化创造的具象表征。

用“陶器时代”完全可以概括这一时代的物质特征和文化内涵。

陶器的创造发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着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这一点已被学术界所公认。

因此，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还应有一个“陶器时代”。

首先,陶器是遍布于华夏大地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中国陶器在地域上呈多元分布的状态，其中尤以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最具代表性。

其次,陶器是遍布于史前时代人们意识中的一种文化创造物。

在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有许多古代人物都是陶器的发明者。

女娲补天和抟黄土造人传说的灵感,皆得之于陶器的整理过程。

这种神灵抟土造人的神话,不仅古代中国和埃及有,而且几乎遍布于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中。

再次,陶器曾被广泛地运用于
史前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

如饮食器皿、生产工具、宗教祭祀用具、陪葬品、葬具、建筑材料等等。

陶器几乎成为了这一时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表征,且在世界各地,所有这一时期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内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而不像青铜文化一样,只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在世界上不具有一种普遍性,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陶器时代”。

以上，冶金学家张以诚和美学家林少雄等人，各自从冶金学或美学、文化学角度提出的有关“陶器时代”的建议，都比较笼统与简单化，缺乏详尽的论证，曾受到考古学界的冷遇。

张以诚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讨论时，有学者感慨：“考古所是干什么吃的？划陶器时代这样的主张应由我们所提出。

”张以诚在雕龙碑学术会议上做报告以后，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现任职武汉大学的一位考古学教授，当即表示了反对意见：“划陶器时代，绝对不可以！”张以诚回答：“您说‘绝对不可以’，是否太绝对了？您能否说出石器时代过渡到铜器时代必要的温度从何而来？”此公无言以对。

主持研讨会的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教授和曾主持西安半坡遗址发掘的石兴邦教授，也都奉劝这位考古专家“说话不要绝对化，陶器时代的问题可以继续研究。

”【注7】此外有学者提出，过去对史前阶段人类发展时期的划分，是根据生产工具以及农业、狩猎、生活方式等因素综合考虑，主要是根据生产工具，而陶器是作为生活工具，其中很大部分又是作为祭祀用具，所以不能划出陶器时代。

这时，争论双方谁也不能说服谁，进入了相持阶段。

四、陈明远、金岷彬关于“陶器时代”的观点
陈明远首先在《质疑四大文明古国》一书中提出了：农业革命”时期应称为“陶器时代”。

【注8】此后，陈明远和金岷彬又先后在《社会科学论坛》发表了系列论文7篇、以近20万字的篇幅，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阐述了“陶器时代”的概念。

【注9】陈明远、金岷彬认为：百多年来的考古学、历史学进展表明: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确实存在一个以陶器工艺和农耕畜牧业为代表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渡阶段,即"前文明阶段",或叫做半开化阶段。

这个孕育文明的历史阶段，即“陶器时代”(Pottery Age)。

大约一万年以前，在东亚、西亚和南亚，都进入了陶器时代；相应地，出现了定居的氏族社会和巫术-神话阶段。

此外，在全球大部分文明发源地，铜器时代已经接近或进入了文明社会，“冶炼铁器”在大多数情况下已不是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

“史前考古学”的主要划分应该是：石器时代、陶器时代和铜器时代；全球只有少数地区（如西欧北欧等）在使用铁器以后还停滞在野蛮阶段。

陈明远、金岷彬分别从以下七个方面对于“陶器时代”加以阐述——
（一）没有陶器技术就没有青铜器时代。

历经250万年的木石器时代以后，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在旧大陆的六个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最早的陶器。

这是人类文明史前最重大的创造之一。

史前先民对陶器的整理，涉及以下四方面：陶坯泥料的选择和配合，烧制陶器对火的使用和控制，泥坯的成形技术和艺术——陶钧（慢轮和快轮即陶车），技术装备——陶窑的建造。

这些工艺，都是单纯的石器打制（旧石器）和磨制（新石器）所没有的。

特别要指出：陶窑和陶钧（以及快轮陶车）已经超越了石器时代简单的手持工具层次，进步到了技术装备层次。

相比之下，后来的青铜冶炼和铸造，需要以下先决条件：事先整理泥模和陶范，调整铜锡（铅）合金的成分比例，火
的加热和温度控制，浇铸前对铸范预热，冶炼和熔铸炉以及预热窑等技术装备。

并非石器的打磨整理方法，而正是陶器的整理方法、装备，为青铜器整理奠定了配料、造型、制范、用火控火的技术基础。

绝大多数青铜器的原型是陶器，或由陶器形制发展而来。

所以，在石器时代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陶器技术装备的创始与积累，就不会有后来的铜器时代。

因此，陈明远、金岷彬认为，在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间，必须划分出一个“陶器时代”。

（二）陶器促进史前社会分工——手工业与农业分离。

石器时代末期、陶器时代初期，发生了“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的前提是必须有定居生活。

陶器使得先民的定居生活得到了保障；在农业革命中，陶器和磨制石器、木器、骨器等都起了重要作用。

而且，陶器技术促进了史前社会大分工。

制陶业是当时最重要的分工部门；陶纺轮、陶网坠、陶刀、陶镰、陶锉等，是与木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同等重要的生产工具。

特别是陶器作为能盛水又能用火加热来进行生产的一种崭新工具，解决了煮茧抽丝的技术瓶颈问题；也为粮食蒸煮之后发酵酿酒，提供了技术前提，促使了纺织业、丝绸业、染整业、酿酒业、制药业的诞生。

以陶器为主的这些高度专门技艺的手工业，实现了史前社会大分工。

对这些重要分工说来，“新石器”的贡献并不大。

在这个意义上，更应该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必须划分出一个“陶器时代”。

（三）人类史前史的陶器时代，早在中石器时期就开始形成；而陶器一直跟青铜器同时使用，甚至延伸到铁器时代，时间跨度远远超越出新石器时期。

陶器时代分期的根据是：一、整理陶器的方法和设备；二、陶器本身的特点。

陶器时代可分为7个时期：其中第1—第3期是旧陶器时期，第4—第7期是新陶器时期。

第1期：萌芽期（与中石器时期交叉），第2期：出现陶窑，第3期：流行彩陶，第4期：（新陶器早期）普及陶车，第5期（新陶器中期）黑陶和白陶，第6期（新陶器晚期）硬陶兴盛，第7期（陶瓷器早期）。

（四）“礼”起源于陶器时代。

“礼（禮）”是华夏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礼”是随着原始公社解体、阶级出现而萌芽的。

“礼”最初表现为：尊重死者的随葬品，祭祀天神和崇拜祖宗，人际关系出现等级观念。

“礼”起源于陶器时代。

远古祭祀礼仪制度中，陶器是最早的也是首要的礼器。

通常认为“华夏礼仪之邦”使用的礼器主要是青铜器，这是一种很普遍又很久远的误解。

实际上，“礼器”包括陶器和青铜器；甚至在陶器时代，祭祀主要使用陶器；青铜礼器完全是由陶制礼器发展而来，夏商周的礼器中，青铜器与陶器同时并用。

只有少数较高级贵族才能够使用青铜器，而在整个青铜器时代，平民日常都使用陶器。

陶器对于“礼”的作用，是任何石器都无法代替的。

因此，从“礼”的角度也应该说：没有陶器时代就没有青铜器时代。

（五）八卦起源于陶器时代的数字卦。

远古华夏陶器时代首先出现了数目字的刻符。

在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陕西姜寨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分别刻有最早的数目字。

陶文数字刻符与占筮术结合起来，就出现了“数字卦”。

如崧泽文化遗物、安阳殷墟陶罐、以及商代朱家桥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出现了数字卦，这与用甲骨占卜同时。

古代汉字并非起源于八卦，而是相反，八卦由陶器时代的数字占筮发展而来；也就是说，八卦起源于原始陶文数字（十进制而非二进制）。

（六）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陶器出现于东亚。

迄今发现有距今万年以上陶器的遗址，主要分布在东亚和西亚。

华夏距今万年以上陶器遗址的数量最多，超过十余处，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遗址、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遗址下层和桂林庙岩遗址出土的陶片皆为最早，距今约13000年以上。

河北徐水南庄头及阳原于家沟遗址的早期陶器，在华北具有代表性。

华南早期陶器时代的后继者是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主
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原始稻作农业地区。

华北早期陶器时代的后继者是磁山文化、兴隆洼文化、大地湾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原始粟作农业地区。

由此，陶器时代早期经过六七千年的持续发展和积累，华夏文化的格局大体形成。

（七）西亚陶器时代也经历近万年。

陶器发展路线的第二条主要源流，是从西亚传播到埃及和爱琴海地区，以后又传播到中亚等地。

实际上西亚和北非的陶器，在近万年前就已出现。

大约在公元前9000到前7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陶器时代第1、2期，远古两河流域北部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文化遗址是耶莫，此后有哈苏纳陶器文化、萨马拉陶器文化、哈拉夫陶器文化、欧贝德陶器文化等第3期彩陶文化。

乌鲁克文化时期开始出现轮制陶器，由此进入了陶器时代的第4期，即新陶器时期。

西亚的陶器文化对周围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一是向北非尼罗河流域传播，二是向爱琴海地区及欧洲扩展，三是向中亚、南亚扩展。

中亚陶器文化的代表是哲通陶器文化和安诺陶器文化。

它们都与两河流域等地发生密切的文化了解。

通过以上七个方面的阐述，陈明远对于“陶器时代”的新观点，就首次提供了全面系统的依据——
第一，陶器是人类第一次对于自然材料高热加工形成的人工材料；陶器的出现，开创了人工材料整理新器物的历史。

第二，制陶业是青铜冶炼工艺的基础，陶器形制是后来青铜整理的容器、礼器、饮食用具的原型。

如果没有陶器技术，就没有后来的青铜器时代。

第三，陶器的出现，保障了氏族社会的家庭定居日用。

第四，陶器是由图像、刻画到线条文字的最初载体，八卦起源于原始陶文数字。

陶器刻画对文字的发明，起了巨大作用。

第五，陶器是先民定居后最早的私有财产里面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第六，“礼”起源于陶器时代。

远古祭祀礼仪制度中，陶器是最早的也是首要的礼器。

陶器对于“礼”的作用，是任何石器都无法代替的。

第七，陶器是人类艺术史上的重要飞跃,是极其重要的艺术财富的创造。

第八，制陶业是史前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

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大前提。

由此看来, 陶器具有石器无可比拟的空前进步性。

在历史演化的长链上，“陶器时代”的意义甚至比青铜器时代更为深远、更为关键。

最后要问：为什么汤姆森等学者制定出了“三分期”而没有领悟到“四分期”呢？
这是因为历史条件的局限性。

汤姆森等学者，都局限于他们所能掌握的文明史前考古的石器、青铜器和铁器资料；他们没有来得及看到后来世界上一系列重大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

特别必须指出，在北欧、西欧史前考古的中，陶器很少见，当时当地绝大多数出土文物是石器、青铜器和铁器。

C. J. 汤姆森等学者只能以他们当时所掌握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来进行系统分类。

如果当时汤姆森等学者能够看到如今世界各地出土的这样众多的陶器遗存，按照考古分期原则“通过历史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质料的演变，说明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那么，他们肯定会实事求是地把陶器列入“史前史分期”的一个重要时代。

我们不能以西欧北欧“使用雅利安语”的各族文明史作为人类文明史的唯一标准参照系，而必须“从全球的大视野看各地万物”。

所以，C. J. 汤姆森等人对于“史前史”的三分期，并不符合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全部历史真相。

总之，人类的第一个时代既不是石器时代、也不是木器时代，而应该称为木-石器时代，紧接着第二个时代是陶器时代。

由此看来，我国学者陈明远等提出全面修正“三分期学说”，是有充分理由的。

今后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这个新观点，还有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