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和李大钊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和李大钊的作用
谢荫明
2009年11月27日09:1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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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党史》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内容上说有一个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到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逐步深化过程；从规模上说，有一个从只言片语介绍到文章摘编、著作翻译的深入过程；从人员上说，有从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再到广大群众的接受过程；从传播者的主体上看，有一个从个人、社团再到政党的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当然，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从学理传入到行动指南，由单纯的理论研究到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在所有这些传播的转换中，李大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而他不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先躯。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内容上看，首先是由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学说开始的
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理论构成的科学的整体，它是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的革命和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但任何理论的传播，都不可能完整地、一次性地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方面是因为体系的庞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传播者或接受者自身的立场和水平所限，对理论的掌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所以，一种新的理论的传入，往往是以能否医治社会的痼疾为前提，也惟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引起世人的关注，才有植根的土壤。

在20世纪的初年，最为中国人所渴求的，是寻找迅速改变中国黑暗社会的利器。

中国人最早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是在介绍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时提及的。

1901年1月留学生在翻译日本有贺雄的《近世政治史》中说到“西方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

1903年2月，马君武在留日学生办的《译书汇编》杂志刊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更明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
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

①并列出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书单，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介绍《共产党宣言》时也说：“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

”②
20世纪初，为什么很多阶级、阶层的人们热衷于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进行社会革命呢？那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的贫困在逐步地加深，中国社会的黑暗在加剧，用得上理论家的一句话：被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再继续忍受下去，统治阶级也已经不能再继续统治下去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了中国人民以希望和成功的榜样，主张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路的声势渐起，而其中的代表者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歌颂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

1919年，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更明确表述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

’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

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

”③
1919年《每周评论》的按语把《共产党宣言》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

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是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现新时代的方书”。

④这一时期，陈独秀、李达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从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

“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与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要点”。

⑤
从阶级斗争入手，证明社会革命的必要；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证明社会革命的激烈和频仍；再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明社会革命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

这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最初的过程或模式。

这个过程说明了社会实践对理论的迫切需要，说明传播者抓住了理论的精髓，说明认识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深化。

当然，如果我们的认识停顿了，传播停顿了，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地准确地理解，用马克思阶级斗争的言词扩大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以此衡量一切，就会走上违背历史发展的弯路。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规模上经历了从转引、摘编、翻译原著的逐步扩大的过程
中国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当时一个基督教办的刊物《万国公报》发表《大同学》，多次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

后来又经由日本，通过一些留学生，介绍马克思的一些言论和著述。

当然，这种介绍是零碎的、片断的，据不完全统计，1903年在中国报刊上发表有关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有10篇以上，翻译出版有关社会主义的专著7部。

《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财产及私有制之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有关章节也开始在中国的报章上出现。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迅速扩大，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翻译、宣传等传播工作。

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

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的《晨报》副刊、广东的《中华新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上海《建设》杂志等，都刊载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著，报导有关十月革命和俄国的消息。

重要的是，除报刊摘登、连载马恩著作外，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已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著名的有：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同年，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后半部分）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192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工资、价格与利润》，列宁《苏维埃的政权与建设》《论策略书》等。

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情形，正如时人评论所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

”⑥
从马克思主义著述的摘编、翻译到专著的出版，好似只有量的增加，实际不然，它至少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得以直接地、或经由日本、欧洲传到了中国，中国知识界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更加准确；说明由国外传入的渠道更加流畅，人们翻译选择的余地更大；说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迫切的需求。

也说明中国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以比较全面的正确的思想理论为指导的。

李大钊凭籍他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和对日本社会者著述的熟悉，在翻译和传译马克思著作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1918年至1921年中国一大召开前夕，李大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文章和著述就有数十篇（部）之多。

李达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在日本先后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

李大钊在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等大学中开设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更是开创了中国现代思想界、教育界的先河。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传播者的身分看，经历了从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再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知识分子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客观上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壮大。

主观上需要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抛弃旧的立场吸收人类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创造出揭示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印证和丰富。

同样的，接受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因为科学的理论不可能植根于缺乏适宜土壤的不毛之地。

当中国有了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现代无产阶级产生，并在经济、政治等社会各个方面发挥出作用。

而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抛弃了原有的立场，才有可能自觉地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这一点上，理论的创造者和理论的接受者都走过相似的路。

在中国，最先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及无政府主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江亢虎，甚至外国传教士都曾介绍过社会主义学说。

他们把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潮，包括一些马克思学说的片断，当作改造中国的一种药方，当作反对封建主义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武器。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很弱小，
全国仅有几十个现代工厂，近代工业产业工人还不到10万人，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因而也没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需要和土壤。

因此，那些介绍西方理论的知识分子们自己也不知道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

他们对于有些内容认为可以接受，对另外一些基本的理论则认为“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

⑦对于这种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学理介绍的人，恩格斯归之于“一方面是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

⑧
李大钊和过去那些介绍马克思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人不同之处在于：李大钊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经过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得以实践和印证，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可以仿效的榜样和途径。

李大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辛亥革命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这时中国的近代工业得以发展，中国产业工人迅速增加，已经发展到200多万人，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阶级基础。

李大钊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李大钊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曾比较系统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教育，他是在多方寻觅、反复印证各种救世良方的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他准确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通过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认识到“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⑨
李大钊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他接受的目的更是为了改造社会的需要，为了指导实践的需要。

他大声地宣告：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面前，“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

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

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 战胜的旗。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⑩李大钊正是以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豪情，这样迫切的心情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他如同把圣火引向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他不同于任何其他介绍马克思的学者和政客，他是名副其实的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形式上看，经历了从个人学习、社团研究，再到政党施行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最先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中开始的。

李大钊、李达、杨匏安、李汉俊、陈独秀等分别以个体的形式，于十月革命之后开始了他们的学习和思考。

李达通过研究，已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他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

{11}杨匏安1919年11月、12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该文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国内国外，各处进步青年对真理的追求，大都因十月革命而集于马克思主义的旗下，收到异途同归之功。

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个体研究很快就汇集为集体的研究，这种集体研究是以秘密或公开的社团形式进行的。

这种社团在北京有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12}、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天津有觉悟社、在湖南有新民学会，在湖北、浙江、山东、广东和海外都有类似的社团。

据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
社团就有281个，1920年又有所增加。

这些社团有相当一部分是着力于社会主义和其他进步思潮研究和传播的。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社团式的集体学习和研究并不仅仅是个体研究的单纯数量的相加。

因为有了社团，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收集可以更加宽泛，例如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初时拥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

到4月时已有英文书籍70余种，德文书籍七八种，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等。

因为有了社团，可以更有效地组织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翻译和出版。

因为有了社团，可以更好地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和传播活动，如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通过分组分专题研究，定期举行讲演会，举行定期的讲座会和不定期的辩论会，因为有了分工、有了讨论、有了方法的交流，使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更加深化和普及。

社团也得到了进步青年的拥戴和追随，1919年底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时只有成员50余人，到1922年发展到150余人，到1923年更扩大到近300人。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中，不仅是主要的发起人，也是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先进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结果。

反过来，党的成立又极大地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进程。

对理论指导的需求，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争，实际斗争的需要，都极大地促进了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真理的追求和传播。

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面貌也就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历史的客观的要求，而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则是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和正确传播的一个重要的主观的因素，李大钊无疑是推动这一传播和结合过程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