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及衰弱的原因

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及衰弱的原因
程民生
我国古代北方社会经济经历了由盛到衰的曲折历程。

我们此时的使命是，探讨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和衰落的主要原因。

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和北方经济衰落的原因，既有直接联系，也有区别，前者主要是唐宋时期的情况，后者则包括元、明、清，说明经济重心南移为什么不可逆转，乃至日趋没落。

一、南方经济的崛起
经济重心南移不是一个物体由北方滑向东南地区，而是两大地区经济实力比较的表现。

我们知道，区域经济增长不是按同样的速度以直线方式进行，而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速度循序渐进的，其发展历程呈阶段性曲线，南方和北方行走的是不同的途径。

我们在开始就指出，经济重心南移并非是一条抛物线，而是两条曲线：一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二是北方经济的落后。

这就是说，经济重心南移不仅是北方自身的问题，关键是外部对比。

唐宋时期的北方经济，经安史之乱的摧残、藩镇割据及五代军阀政权混战、辽夏侵扰等破坏，发展的空间和速度明显萎缩、缓慢，但积淀雄厚，在许多方面仍是发达的、领先的。

自唐至宋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主要表现于南方经济的崛起，而不是北方经济的衰落。

在经济发展条件差异的基础上，区域经济差异包括：经济总量差异，发展速度差异，经济质量差异。

南方地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在这三个方面都不如北方。

隋唐以降，南方先是在发展速度上赶上和超过北方，接着在经济总量上赶上和超过北方，继之在经济质量上赶上和超过北方。

唐代以来，完成了开发阶段的东南经济迅速发展。

在生产力发展—主要是劳动力增多、生产技术提高的前提下，气候温暖、水源充足、植被茂密、物产丰富的自然环境，充分发挥出优越性。

优越的自然条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最早显示南方超过北方的统计资料，是唐后期的水利工程数量。

至北宋，这一趋势继续发展。

宋神宗熙宁年间，各地新开辟的水利田以东南的两浙、淮南最多：两浙水利工程2294处，共10484842亩，位居全国第一，占全国总数的29％；淮南水利工程1980处，共7481161亩，位居全国第二，占全国总数的20％。

这两路占全国总数的49％，加上江东的1070266亩，湖南的873330亩，江西的467481亩，福建的302471亩，湖北的115114亩，东南7路共占全国的57．69％。

①南宋仅有南方领土，更促使宋政府竭力开发水利资源以发展生产，故而“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

②在农田水利事业的带动下，农业生产突飞猛进，既有广度的扩展，更有深度的发展，使先秦时土质最下的东南地区逐渐变成了沃壤。

明人概括道：
①参见拙作《宋代地域经济》，第84页。

②《宋史》卷173《食货志》上1。

江湖之区，下湿之地，其土涂泥，而其田反居第九。

古人尚黍稷，田杂五种，故虽
水潦旱干，而各有所收。

涂泥之土，其田独宜稻，不利他种，故第为最下，厥赋第
七。

又有时杂出于七等之上，则人功亦稍修矣。

自唐以来，江淮之田号为天下最，漕饷皆仰给东南矣。

①
当地人民长期种植水稻，使原来的土壤得到改变，熟化成更适宜和更有肥力的水稻
土，生产能力为天下之最。

水稻土不是天然的土壤，而是人工水耕熟化而成，有一
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由于田间经常灌水和定期干燥，土壤中有强烈的氧化还原作用，大量残根和不断施肥增加了有机质，形成了特有的形态、理化和生物特征。

②加以
辛勤劳动和技术提高，稻作农业上升为全国的主要农业。

水稻生产具有劳动密集型
特征，唐代的屯田生产中，留下了古代宝贵的种植不同作物需要多少人工的具体资
料：“凡营稻一顷，将单功九百四十八日，禾二百八十三日，大豆一百九十二日，小
豆一百九十六日，乌麻一百九十一日，麻四百八十九日，糜黍一百八十日，麦一百
七十七日，荞麦一百六十日。

”③水稻生产所需人工是北方麦豆的数倍，由此也显示
了稻作农业的精耕细作程度，其产量也远远高于旱地作物。

北方虽然也种植水稻，
但并非精耕细作，工序简化：“北方稻田，不解插秧，惟务撒种”，④“其耘耔之劳，视江南十之一二耳。

”⑤到了明朝，水稻生产跃居粮食生产的首位，如宋应星指出：“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即小麦)、牟(即大麦)、黍、稷居什三，麻、菽
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

”⑥而南方是水稻主产区，尤以东南地区为发达：“吴中粳稻甲天下”，⑦从根本上决定了南方农业的主导地位。

①明·王樵《尚书日记》卷5。

②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第102-103页。

③唐·张九龄等编《唐六典》卷7《屯田郎中》。

④元·王桢《农书》卷14《辊轴》。

⑤嘉靖《河间府志》卷7《农俗》。

⑥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总名》。

⑦元·龚璛《存悔斋稿·夜涼偶题寄子中弟》。

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在南宋时期，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

农业的精耕细作技术更加成熟，粮食产量普遍提高。

南宋人高斯德言：“及来浙间，见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

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

故其种人土，坚致而不疏，苗既茂矣。

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

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

其劳如此。

还水之后，苗日以盛，虽遇旱暵，可保无忧。

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

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

’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

”②因此，南渡以后的宋政府“控浙右沃壤，稻粱之富甲天下，足厚养吾元元”。

③除了“苏、湖熟，天下足”以外，还有“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谚语。

④例如苏州：“吴中厥壤沃，厥田腴，稻一岁再熟，蚕一年八育……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吴中之农，专事人力，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勤所致也。

”⑤到了明朝，这一经济重心地区更加巩固并扩大，
从江苏苏州、浙江湖州扩大到整个东南地区，出现了“东南熟，天下足”之说⑥；进而向西延伸至湖南、湖北，又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

⑦
东南地区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高度统一，加以充分利用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后起优势”，即有北方人力资源、经验技术(如旱地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输入，逐渐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并以强劲的势头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地区。

有关数据前文已有论述，在此就不再多说了。

②宋·高斯德《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③宋·黄震《黄氏日抄》卷87《临安府昌化县重建平籴仓记》。

④宋·范成大《吴郡志》卷50《杂志》。

⑤宋·吴泳《鹤林集》卷39《隆兴府劝农文》。

⑥明·章潢《图书编》卷35《拣兵垦田》。

⑦明·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11《苏松浮赋议》。

二、北方自然环境的恶化
经济发展条件是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内容，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导致差异的变化。

与南方优越的自然环境得以充分利用相反，唐宋以来的北方自然环境趋向恶化。

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是经济重心所在，农田的开垦，人口的增多，作为燃料、建筑和手工业原料的林木，消耗的速度不断加快，森林面积日益减少。

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的破坏过程可以分为四期：西周春秋战国为第一个时期，陕西中部和山西南部的森林绝大多数在战国时受到破坏；秦汉魏晋南北朝为第二个时期，平原上基本上已经没有林区可言；隋唐是第三时期，森林的破坏开始移向更远的山区；明清以来是第四个时期，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黄土高原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除了少数深山，一般说来，各处都已达到难以恢复的地步。

①在此我们还要补充的是，宋朝的情况也应特别重视，宋神宗曾经指出：“方今天下，独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山林久在羌中，养成巨材，最为浩瀚，可以取足。

”②所言的天下，应主要是指北宋版图内的北方，除了甘肃以外，其他地方已经没有大面积森林了。

同时的沈括也说，由于制墨业的发展采伐消耗了大量松林，“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①山东松林全部消失，自太行山至河南一带的北方松林也所存不多。

①史念海《河山集》3集，第148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元丰三年十二月乙酉。

唐代关中地区已很少天然森林，唐玄宗开元时，关中“近山无巨材，求诸岚(今山西岚县北)、胜(今内蒙托克托西南)间”。

②其至京师长安的生活燃料，也出现危机。

唐代宗时，由于“京师苦樵薪乏”，京兆尹黎幹专门开挖了一条从南山谷口到京城的漕渠，以运输木材。

③当时关中主要是些经济林木。

关中地区盛产的竹子，又在宋太宗时因为连年征调，砍伐殆尽，“民间竹园率皆芜废”，皇帝甚至发出“为之奈何?”的感叹。

④北宋的西北地区版图有限，最初只到秦州(今甘肃天水)。

陕西路的秦、陇(今甘肃陇县)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森林茂密，宋初就成为京师开封的官私木材主要供应基地，意味着广大内地已没有充足可用的森林资源。

宋仁宗时包拯说，陕西每年要向朝廷交纳“大料木植”79万余条，竹153万余竿。

⑤朝廷因而专门在陕西设有发运竹木纲运的机构—竹木务。

到了北宋中后期，秦陇地区的森林被砍伐得差不多了，所以宋神宗才有“独熙、河山林久在羌中”之说。

陕北地区更是荒秃。

宋真宗时的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今陕西延安)、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等地，“绝少林木”。

⑥又如环州(今甘肃环县)也不产林木，官方所需木材均仰仗外地。

⑦金朝正隆年间营建汴京(今河南开封)，负责工程的张中彦“采运关中材木。

青峰山巨木最
①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4。

②《新唐书》卷167《裴延龄传》。

③《新唐书》卷145《黎幹传》。

④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太宗皇帝》。

⑤宋·包拯著，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2《请权罢陕西州军科率》。

⑥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7之16。

⑦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6之13。

多，而高深阻绝，唐、宋以来不能致。

中彦使构崖驾壑，起长桥十数里，以车运木，若行平地，开六盘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

①又一次将关中深山林木搜刮一遍。

许多其他地区同样如此。

如河北路相州(今河南安阳)的利城军铁冶在北宋前期得到开发，所需冶炼燃料取自附近山林，40年后“山林渐远”，采伐远处林木以及运输费用年年增多，铁产量因而大幅度下降。

②边防设施的军事用材量也相当大，通常科配于民间。

宋仁宗时，澶州(今河南濮阳)原本“地少木材”，为了满足官方的征求，人们被迫砍伐了三四十万棵桑树。

③邻近的滑州(今河南滑县)一片平沙旷野，唐朝就有“万沙无寸木”的诗句，宋朝仍是“地无尺木，沙如掌平”。

④金朝时淮河、泗水之间的自然植被，更是惨不忍睹：“弥望无寸木，”以致于“鹊巢平地”!⑤至元代初年，华北平原东部空旷无林，元人有诗云：
京东千里平，孟冬如季春。

寸草不蔽日，汗滴途中尘。

异哉中州地，若与穷发邻。

谁持种树书，遍授京东人?⑥
自然植被的稀少，已是赤地千里，严重地影响到气候异常。

①《金史》卷79《张中彦传》。

②宋·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韩魏公家传》卷4。

③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7《论乞止绝河北伐民桑柘札子》。

④宋·陈郁《藏一话腴》内编卷上。

⑤宋·周必大《文忠集》卷163《亲征录》。

⑥元·杨弘道《小亨集》卷1《酂县道中》。

明清情况进一步恶化。

明人阎绳芳在《镇河楼记》中记述的山西祁县有关情况，就是典型例子：
东南麓台上下帻诸山，正德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山之诸泉汇而为盘陀水，流而为昌源河，长波澎湃，由六支、丰泽等村经上段都而入于汾。

虽六七月大雨时行，为木石所蕴，放流故道，终岁未见其徙且竭焉。

以故由来远镇迄县北诸村，咸浚支渠，溉田数千顷，祁以此丰富。

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寻株尺蘖，必铲削无遗。

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屡徙于贾令南北。

而祁之丰富，减于前之什七矣。

①
林木被消灭后，山地丧失了涵养水份的功能，造成山洪频繁，并冲毁原有的水渠，直接导致经济衰败。

明代青州的安丘(今山东安丘)，“诸山则赭然童秃矣”，汶水北的风沙经常摧毁农田和作物，称为地方一害，“民奈何不凋敝也”!②在西北，森林的毁坏更加严重，嘉靖年间的甘肃庆阳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昔吾乡合抱参天之木，林麓连亘于五百里之外，虎、豹、麞、鹿之属，得以接迹于山薮居。

去旧志才五十余年尔，而今椽檩不具，且出薪于六七百里之远，虽狐、兔之鲜，亦无所栖矣，此又不可慨耶?嗟夫!岂尽皆天时，人事渐至哉!③
①雍正《山西通志》卷29《水利·祁县》。

②万历《安丘县志》卷3《山水考》。

③嘉靖《庆阳府志》卷3《物产》。

明前期原有栖息大型野生动物的深山老林，随着破坏性的开垦和砍伐，嘉靖时连狐、兔之类小动物可以生存的自然植被也稀缺了。

元、明、清3代建都于北京，庞大的京城需要大量木材供应，加以气候变冷，燃料需求增多，周边的山林迅速减少。

如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坐派易州(今河北易县)厂柴炭440余万斤，第二年即明宪宗成化元年增至650余万斤，成化二年又增至1100余万斤，三年增至1740余万斤，明孝宗弘治时猛增至4000余万斤!①森林被破坏的速度相应地与日俱增。

至清代，直隶、山东等地已没有木材出产，②北方木材或林木危机日益严重。

明人有一段南北方人选用木材优劣的比较，颇有意味：
闽人作室必用杉木，器用必用榆木，棺椁必用楠木。

北人不尽尔也，桑、柳、槐、松之类，南人无用之者，北人皆不择而取之。

故梁栋多曲而不直，什物多窳而不致，坐是故耳。

③
民间这种建筑材料、木器的差别，既反映了生活水平的高低，更反映着北方林木的缺乏，不得不因陋就简。

南方地区虽然面临着更大的人口压力，对林木的需求更多，但其水土气候有利于新的林木比较迅速地恢复，后果不像北方那么严重。

继天然林破坏之后，人工林也在减少。

元代以来，由于木棉的普及发展，逐渐取代了桑蚕业。

原有的大面积桑林或萎缩，或消失，北方平原丘陵地带更显得空旷萧条。

而农垦的开发，又使草原植被缩小退化。

自然植被的破坏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沙漠化就是其一。

汉唐盛世时在西北、华北北部的一些垦区和城市，至明清时基本上全被流沙侵吞。

如敦煌石窟被沙漠包围，巴丹吉林沙漠、乌兰布和沙漠、毛乌素沙漠等，随着植被破坏不断扩展。

④内地情况也很糟糕，如清人俞森指出：“今河南、河北树木稀少，木不克土，土性轻飏，尽成沙砾。

”⑤北方地区实际的经济活动空间在日益缩小。

而且既使气候干燥，更使水土流失严重。

①清·嵇璜《续文献通考》卷24《征榷考》7。

②《清史稿》卷122《食货志》3。

③明·谢肇淛《五杂俎》卷10。

④曲格平、李金昌《中国人口与环境》，第23页。

⑤乾隆《怀庆府志》卷31，俞森《种树说》。

这样，黄河的泥沙量愈来愈多，终于由利大于害变为害大于利。

据记载，黄河大改道26次，其中从周定王五年(前602)到宋朝建立(960)的1500多年中，改道6次，其余的20次全部发生在宋代以降。

重大改道6次，即史家所谓的“黄河六徙”，宋以前2次，即周定王五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70)；自宋开始凡4次，即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

在二十四史中，也是从《宋史》中才有了“黄河自昔为中国患”的说法，而且是《宋史·河渠志》开篇的第一句话。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任伯雨因而说：“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

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元人也说：“虎牢迤东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为特甚”；①黄河“自开宝之后，溃溢愈甚”。

②《宋史·河渠志》7卷，黄河占了3卷，《元史·河渠志》3卷，黄河占了2卷，《明史·河渠志》6卷，黄河也占2卷。

也就是说，从宋代开始，黄河泛滥频繁，危害的程度和范围愈来愈严重，黄河下游地区屡遭清洗，灾难深重。

而且自宋以来尤其是金朝以来黄河夺淮人海以后，广大淮北地区也开始深受其害。

“黄河入淮之路，一自中牟(今河南中牟)过项城(今河南项城南)，入凤阳(今安徽凤阳西)而下，即洪武间河决孙家渡口之路也；一自开封兰阳(今河南兰考)至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经徐州(今江苏徐州)而下，即今河出徐沛间之路也；一自归德(今河南商丘南)过宿州(今安徽宿州)符离集，出宿迁(今江苏宿迁)而下，即今赵皮寨上下之路也。

自宋以来五百年，黄河入淮虽转徙不常，总
①《宋史》卷93《河渠志》3；卷91《河渠志》1。

②元·沙克什《河防通议》卷上《堤埽利病》。

之不出此三路“。

①黄淮平原在黄河的肆虐下，社会经济陷入轮回。

铺天盖地而来的黄河浊流，将受灾地区生命财产毁坏一空。

如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
七月，“河决曹村下埽，澶渊绝流，河南徙，又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凡坏郡县四十
五，官亭、民舍数万，田三十万顷”；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黄河在河北决口，死
亡人口多达100余万。

②再以清代山东为例，以见黄河灾害愈演愈烈的严重性：清
文宗咸丰五年(1855)黄河第6次大改道前的212年间，山东洪灾38次，平均5．6
年1次，累计成灾519县；大改道后的56年间，黄河由山东入海，直接遭受黄河水
患，发生洪灾52次，平均1．1年1次，累计成灾966县。

③
黄河除了水灾之患，还有治河之难。

每年治理黄河，都需沿河地区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

如元朝：“自龙门至于渤海，为埽岸以拒水者凡且百数，而薪刍之费，岁不下数
百万缗，兵夫之役，岁不下千万。

”④再以明代河南为例：“大河西来，自砥柱、析
城(山)、王屋(山)东过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入开封之境，地平土疏，荡啮为灾。

岁
费埽卷以万计，民膏竭矣，河患依然……河南岁苦治河，而民之脂膏已竭。

”⑤对经
济发展的投入相应地大大减少。

①雍正《湖广通志》卷97，刘尧诲《治河议》下。

②《宋史》卷61《五行志》l上。

③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害》，《山东史志资料》1982年2辑，第170页，
转引自王玉德、张全明《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册，第651页。

④元·沙克什《河防通议》卷上《堤埽利病》。

⑤明·章潢《图书编》卷37《河南图叙》。

每次黄河决溢，总是将大量泥沙淤积在泛区。

直接后果是将河流、湖泊淤塞、淤浅，使水系紊乱，水源减少。

唐宋以前黄河中下游的湖泊、沼泽地，大多被湮废而干涸，隋朝以来至北宋沟通南北的汴河也在金朝被湮废。

更具深远影响的是使泛区的地貌和土质发生变化，废弃的河道变成了沙丘，肥沃的农田变成了盐碱沙地。

明嘉靖时总理河道周用说：“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垅亩……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实不聊生。

”①清世宗同样说道：“豫省沿河各州县地方，自黄水漫溢之后，将纳粮地亩变成盐碱沙土者，比比皆是。

”②一直到现在，豫东地区仍然多有不能种植或收成很少的盐碱沙地。

清代山东德州至平原一带，“乃九河故道，地有积沙，遇风辄起”。

③不仅难以种植，还形成风沙灾害。

清人有记载：“渡河以北，渐有风沙，京中尤甚。

每当风起，尘氛埃影，冲天蔽日，觌面不相识，俗谓之刮黄沙，”每月必有数次或数十次，甚至整月都是风沙天气。

④
宋代以来的黄河变迁，给华北平原带来无穷的灾难，长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黄河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地区，开始不再是富庶的代名词，而成为黄泛区也即灾区的代名词。

正是这一时期，其经济重心的地位开始丧失，随着明中后期河患的增加，遂至衰落。

自然植被破坏带来的又一严重恶果，就是旱灾更加频繁。

旱灾是北方的主要自然灾害，北方地区原本是旱地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在自然植被良好、黄河利大于害的历史时期，情况相对较好，反之则旱灾剧增。

综合竺可桢先生的统计，自西汉至唐代1113年
①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146，周用《理河事宜疏》。

②《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26之5。

③清高宗《御制诗集》4集卷36(麦田)。

④不详撰人《燕京杂记》。

间的旱灾，明确是北方的94地次，平均11．8年1地次；而自五代至清代的1004年间，明确是北方的518地次，平均1．9年1地次。

①增加了5倍多。

旱灾危害极为严酷，如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山西、河南发生的特大旱灾，导致1000万人死亡，“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廿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②
伴随着旱灾而来的是蝗灾。

蝗灾是北方特有的灾害，南方的蝗灾都是北方波及所致。

宋人程大昌说：“江南无蝗，其有蝗者，皆是北地飞来也。

”③明人徐光启同样指出：
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

然而洞庭、彭蠡、具区之旁，终古无蝗也。

必也骤盈骤涸之处，如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都(诸?)郡之地，湖漅广衍，暵溢无常，谓之涸泽，蝗则生之。

历稽前代及耳目所睹记。

大都若此。

若他方被灾，皆所延及与其传生者耳。

略摭往牍，如《元史》：百年之间，所载灾伤路郡州县，几及四百。

而西至秦、晋，称平阳(今山西临汾)、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华州(今陕西华县)各二，称陇(今陕西陇县)、陕(今河南灵宝北)、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各一，称绛(今山西新降)、耀(今陕西耀县)、同(今陕西大荔)、陕、凤翔(今陕西凤翔)、岐山(今陕西岐山)、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灵宝(今河南灵宝北)者各一。

大江以南，称江、浙、龙兴(应指今江西南昌)、南康(今江西星子)、镇江(今江苏镇江)、丹徒(今江苏镇江)各一。

合之二十有三，于四百为二十之一耳。

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北上，至天启元年(1621)南还，七年之间，见蝗灾者六，而莫盛于丁巳。

是秋奉使夏州(应泛指陕西边界)，则关陕、邠岐之间，遍地皆蝗。

而土人云：百年来所无也。

江南人不识蝗为何物，而是年亦南至常州(今江苏常州)。

④
①旱灾次地数转引自张建民、宋俭《历史灾害学》，第90页。

②清·曾国荃《曾忠襄公书札》卷11《复张寿铨》。

③宋·程大昌《演繁露》卷4《蝗》。

④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44《备荒考》中。

按“自万历
四十三年北上，至天启元年南还，七年之间，见蝗灾者六”，原作“自万历三十
三年”，显误。

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正之。

一般而言，凡是南方有蝗灾时，北方总是更严重。

据邓云特(邓拓)先生统计，从周代至五代，约发生蝗灾135地次，其中秦代以来的1181年间约122地次，平均9．6年1地次；从宋代至清代的951年间，约发生蝗灾338地次，平均2．8年1地次。

②频率增加了3倍多。

每次蝗灾，往往禾稼一空，草木皆尽，饥荒踵至。

如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山东、河东、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