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农历史 文档

1 川农：又一次站在新的拐点
1、蔡山无语。

青江无语。

偏居川西小城的川农，在一段时间内被誉为中国的康奈尔，也有人说，这是农人图腾精神的集中体现。

曾经，解读并且推广“川农大精神”是各级部门津津乐道的话题——而这些年来，或者说这些天来，在这片多雨而又多情的土地上，我们悲哀的发现，我们正在被一步步地边缘。

百年名校，而今正在承受着不能承受之轻。

时隔五年之后，包括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等主流媒体在内多家喉舌再度聚集川农，也许正是川农的有一个拐点——一个可能振兴川农的拐点。

之所以在百忙之中我仍旧要写出这篇文章来，我只是想要告诉我的同学们，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所面对的社会一个事实——川农，依旧是中国西部的一个重要圣地，也依旧拥有众多朝圣者。

兴衰浮沉，悲喜几重。

顾川农史稿，掩泪却不能泣之于面。

风雨百年，跌宕韦钰。

检川农故纸，昂首却不能泪扬于散。

依旧记得我刚刚来到川农时的新鲜感和在百年校庆中感受到的那些无比震撼的场面，
依旧记得我在种种社会活动或者社会考察中一次又一次地不断重复川农的辉煌历史，
以及记得我带着我的川大同仁和复旦朋友在川农游览时他们发出的由衷感叹与敬重。

川农的这一个世纪比任何一所大学的世纪都值得被搜藏——这是我曾经写下的一句话。

今天，面对曾经成都商报报导的失落，面对211之后成就寥寥的尴尬，我依旧想写这句话。

风雨苍黄，天府风，渃渃见证一个百年的迷茫；白云苍狗，雅州雨，静静地洗礼半个世纪的忧伤。

在忧伤之后，则是一个世纪的辉煌。

蔡山无语。

青江无语。

窗台外濆江水在哗哗地流淌。

站在老板山上向脚下望去，我看见金色的阳光明媚地洒在整个川农苍翠中略显苍白的背景上——而笼罩在学校上空的迷雾，则若隐若现。

2、1956——1966，一个多灾多难的十年
四川农业大学的前身是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和随后的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

其时，她的蚕桑、农经、林学、畜牧、兽医、农学在全国都负有盛名。

1953年院系调整，蚕桑和农经被调整到西南农业大学，1956年将其余四门迁到雅安成立了今天的四川农业大学。

“这次搬迁是凄凉的，当时雅安交通不便，我们许多基础教学试验设备根本无法携带过来。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开头，在一块完全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

白手起家，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周公山那边的农业还是刀耕火种。

我们在这里，是孤独的。

”——何训坤教授是经历了早期建校历程，至今依然健在老教授之一。

当提到这次搬迁的时候，已是耄耋之纪的老教授掩饰不住内心的悲怆而泪流满面。

1956年九月，四川农学院正式在雅安独立建院。

开设农学，畜牧兽医，林学三系,农学、畜牧、兽医、森林经营四个专业。

全校教职工515人，其中教师205人(教授14人，副教授8人，讲师54人，助教129人)，学生1134人。

建院时图书馆仅有藏书24706册。

“赵书记（指学院首任党委书记赵光荣）说我们连基本的PH实验都无法开展，向上面求助。

报告打了很多次，最后，为了保证教学基本需要，高教部拨款36万元，用于购置新建立的实验实习所需设备。

我们还有成都狮子山园艺场、灌县灵岩山林场、雅安的濆江、姚桥、多营三个农场一共5个实习场地——当时交通不便，前面两个都废弃了。

而这边三个的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已故学者高之仁教授如此形容当时的尴尬局面。

在羌地西康，在废弃的原西康省政府的驻地上，在一片荒凉的喷江河岸，在庄严肃穆的苍坪山烈士陵园旁，川农就此宣告诞生。

想必很多同学都看过杨老先生那篇催人泪下的新生开学致辞吧！
“自然，我们新搬到这里来，在精神生活和物质条件上，短时期内，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
我们想一想修筑宝成铁路的人们，他们使“山岳低头，江河改道”的气魄和精神，是何等的伟大，我们年青的学农的小伙子，连我半老的人也在内，应该学习他们，使高山上的野生动植物，变成驯化的作物和家畜，丰富我们祖国的自然资源。

我们是向自然的斗争者而不是向自然乞恩的可怜虫！不是环境的奴隶而是环境的主人！”——现在读到这些语言，依旧能够让人油然产生奋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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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川农：又一次站在新的拐点
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学校经受了历次运动的冲击，发展步伐逐渐缓慢。

和所有遭遇“运动之苦”的中国高等学府一样，在打倒牛鬼蛇神的声浪中，川农遭遇了历史浩劫。

其中一些事情是我们的老一代川农人无法释怀的。

也是在校庆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位白发苍苍的校友（原谅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他提起往事的时候，眼中满是泪水。

“当时我们夏老师（夏定友教授）在省上开会的时候说到了搬迁学校给教学造成的不便，随即就被定位为政治事件，并被升级为‘匈牙利中国试点’事件的高度。

雅安的老板姓随后冲击了我们学校，整个学校陷入混乱。

当时一位保安受伤极为严重，却不能得到妥善的医治。

唉……其实应该责备那个时代，谁都没有错，只是时代的悲剧罢了。

”
一个可查的数据是：在刚刚建校不到一年，师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包括杨志农、夏定友教授在内的等7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

85人被错划为右派，有305人被认为参加了“反动组织”。

255名师生被下放农村“先当农民，后当专家”。

其中有教授7人，副教授6人，讲师18人，助教15人被划为重点批斗的对象。

学校在1959年10月3日在就地分离为四川林学院和四川农学院，开始了农林分离办学（教学老师互用）将近二十年的历程，给学校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校庆期间，一位戴着大校军衔的校友如是回忆：“破败的校舍，泥泞的小路，混乱的校园环境，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当时一度传言，学校要搬迁到成都金堂，我们也就一直在期待。

回过头来，在那种时代背景下，我们的老师还能够顶住压力，保住这所伤痕累累的学校，已经超乎常人的想象了。

”
3、1966——1976，风雨飘摇的十年
1966年，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帷幕。

雅安市的造反派在“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冲击下，学校工作陷于停顿。

一批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遭受到猛烈的冲击，纷纷被打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广大群众则被污蔑为“牛鬼蛇神”。

随着“破四旧”浪潮的兴起，红卫兵组织以“破四旧”为名，四处抄家，一些专家，教授、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家，都被非法查抄。

学校成为武斗主要据点，绝大多数教职员工被迫离校躲避。

在武斗期间，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致残。

学校教学基本中断。

其中，全国知名学者，土壤肥料专家彭家元教授也就在抄家风中被迫害致死。

建院元老级人物，党委副书记叶萍被多次批斗后受迫害致死。

1970年12月30日四川农学院革命委员会军代表赵国良任革委会主任，原农场场长罗凯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被结合为副主任。

至此，川农彻底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83人，其中省管干部6人，教授、副教授15人，讲师22人，助教8，人，教学辅助人员4人,一般干部28人。

早年留学日本，著名水稻育种专家，农学院第一任院长杨开渠教授此时辞世，竟被诬陷成“叛徒”，勒令毁灭其碑墓。

继任院长杨允奎被诬陷为“特务”，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任意批斗，对他的研究成绩全盘否定，抄查烧毁了他所选育的优良玉米自交系的试验资料，撤销了他主持的数量遗传研究室（如果这个实验室不被撤销，今天极有可能是川农的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随即掀开了批斗浪潮，全校有855名师生于1971年5月初分别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雅安
部队在名山县的农场和本校农场，进行“斗、批、改”和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

学校教学陷入停顿，1971年底被高教部从全国高校的名单中抹除。

直到1974年6月10日，高教部决定恢复川农。

随即老书记赵光荣与老教授刘正挺、罗曦轨回校接任，并免去军代表赵国良的院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职务。

时隔八年之后，川农再度从废墟中站立了起来。

虽然有12月的夏戎接任党务工作以及推行四人帮的朝阳农学院的所谓经验干扰了教学秩序，但毕竟学校还存在下来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学校经过了迁建雅安的二十年的破坏和动乱，才重新起步。

3 川农：又一次站在新的拐点
我们在计算历史上，川农建立于1956年，事实上，四川农大的历史，在迁建雅安之后的二十年没有历史。

真正的历史，在二十年后才刚刚开始。

而此时，师资队伍损失近半，教学设备损失40%，图书损失达到30%。

川农，就是这样子在二郎山下创造了奇迹，就是这样子在羌江河畔书写了传奇。

然而这些奇迹中间有很多伤感却是老一辈川农人不想去触及的。

能够开列出来悲剧还有很多。

如今，第一批到来的教授、副教授几乎全都已经离开人世；助教、讲师几乎都成为了学校教学研究方面的学科带头人——然而，诚如茶人所言，他们都老了。

依旧还有很多名字为我们耳熟能详——比如颜济教授，这位与院士擦肩而过的国家级专家。

4、“吉普赛人的坚韧”
老一辈川农人，仅凭守护住了川农这个牌子这一个理由就足够高垂青史。

然而，诚如所有能够载入历史的人一样，他们拥有的不仅仅如此。

1969年，小麦室选育出小麦优良品种和优异的种质资源繁六。

它的问世，结束了四川麦区长期依赖国外引进品种的历史，第一次创小麦亩产千斤的高产纪录，成为七十年代四川麦区主栽品种，推广面积占四川麦区50%以上，使四川小麦平均亩产由100公斤提高到亩产150公斤。

1970年，水稻室育成新品种“珍广矮”比对照良种“珍珠矮”抗纹枯病强，高产适应性广，在雅安多点试种，亩产均在400公斤以上。

1972年在雅安、芦山试种千余亩，一般亩产在350—500公斤。

1972年12月四川省水稻育种科研协座谈会建议将“珍广矮”在全川推广。

1974年，水稻室选育出了再生力强的水稻早籼品种“蜀丰一号”、“蜀丰二号”。

据1974年四川省早稻中熟组联合区域试验的表现，被推荐为四川早稻推广良种之一。

它早熟、高产、较抗稻瘟病、糙米率高达80%以上，粗蛋白超过10%，再生力比当时生产用的早、中籼品种强。

创造小面积(0.9亩)高产纪录，头季亩产达738.5公斤，再生稻215公斤。

1977年试种面积达10万亩以上。

林学系，冈型木育系的育成。

地理上远距离品种间杂交后代中出现各种类型的不育株系，来自原产西非的栽培良种“冈比亚卡”质源的不育株系就是其中之一。

林学系以该材料为基础，于1975年育成第一批不育系：冈12(朝阳一号)A，冈12(三九矮七号)A，并完成“三系”配套，填补了国内空白。

同位素实验室在运动中被洗劫一空。

1972年研究室成员重新聚集，重新建设实验室，开展了小麦辐射育种，辐射对钉螺的影响，本研究获得了国家科委和省血防办公室的经济资助。

还进行氮肥增效剂脒基硫脲在水稻和土壤中残留的研究。

畜牧兽医系完成“巴南”杂交猪的选育工作，开展了雅南猪的杂交实验。

此外，在对“成都白鸡”和“川农黄鸡”进行提纯复壮的基础上，还继续进行选育，建立了一个遗传性征稳定的核心鸡群。

川中耕牛水肿病取得巨大突破，从1972年起，经过两年的研究，确定出致病原因为食用青杠叶中毒。

由于数量遗传室被洗劫，玉米研究成果被损毁。

但川农在核技术与农业的运用以
及鸟类研究上一枝独秀，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尤其是鸟类，发现了许多新的鸟类品种，填补了若干项科学空白。

青衣江会记住他们的足迹。

吉普赛人的流浪以及对梦想的坚持，为灾难中的川农增加了极为灿烂的色彩。

让我们记住他们。

记住他们共同的名字，老一辈川农人。

他们是时代的俊杰，他们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俊杰。

5、“从一开始就很绚烂”
1979年7月任命杨凤为副院长。

1980年，党委书记夏戎调省。

同年10月任命高之仁、孙晓辉为副院长。

11月任命王绍虞为四川农学院党委副书记。

1982年，刘正挺离职休养，罗曦轨调省，谢云雪也随后凋离。

同年7月经中央批准，任命杨凤为四川农学院院长。

川农从此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老一辈川农人从新回到了这篇伤痕累累的土地，真正意义上的川农的从才算是开始。

1978年，学校设有农学、牧医、农化、园艺4个系和农学、农经、土化、园艺、茶叶、林学，农机、畜牧、兽医两个专业，全校共有六系九个专业，教职工总数807人，其中教师306人，在校学生939人。

4 川农：又一次站在新的拐点
7年之后的1985年，学校正式更名为四川农业大学，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笔题写校名——要知道，此时距离学校从新起步仅仅只有8年——比较当前很多学校为了升格的梦想苦苦追求，川农从一开始就绚烂得近乎璀璨。

现在我们不难看出上世纪末川农辉煌的原因。

平均每个老师带3个学生——而经历了几十年灾难之后的老师，对于学校和学生的不言而喻。

而如此宽松的环境和小城雅安安静的学术环境都成为许多农业学者追求的圣地。

基于学者聚集的现状，一大批研究中心得到恢复、建设和发展。

这个名单很长，比如杨凤的动物营养研究所、颜济的小麦研究所、杨开渠的水稻研究所、杨允奎的数量遗传研究室、邱祥聘的家禽研究室、刘相模的养羊研究室、肖永祚的猪遗传育种研究室、郭大智的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室、胡延玉的植物组织培养研究室、王祖泽的农业环境保护研究室、以及玉米研究所、森林培育研究室、果树研究室等，从而聚集了一大批睿智的研究者。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学校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教学方面，培养出了周开达、荣廷昭这样的院士，也培养了杨洪全、刘永胜、杨汉春、田世平、凌宏清、许为钢这样的国家杰青，也培养了龙漫远、雷新根这样的长江学者，也不乏陈育新、周悦这样的商界精英，当然也不会少了李登菊、于伟这样的政府官员。

而科研方面的成绩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8项——这样的成绩足够让许多名校汗颜，也足够让1977年才起步的川农在中国高校版图上占据重要的一角。

正是拥有这样炫目的成绩，川农得以取得了三次露脸的机会。

其一是，首批进入211工程；其二是，江泽民总书记冒雨专程造访川农；其三是，获得温家宝和中央对于“川农大精神”的亲笔批示。

有人评价说，川农是一个现象，一个一夜崛起的经典。

直到211时候，很多人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川农是首批进入的农业院校？所有的川农人都在沉默。

因为他们来不及解释，也不需要解释。

以水稻研究为例，业界“东有袁隆平，西有周开达”的说法就足够让所有的质疑淡然，再淡然。

作为“杂交水稻亚父”的周开达，没有袁隆平的身价，没有袁隆平的知名，却有着与袁隆平毫不相让的贡献。

川农也是如此，低调，再低调。

6、世纪末的转身：211的困境
这段话摘自川农茶人的《一声叹息：夕阳下的川农渐行渐远》
211工程，对于中国的大学意味着什么，名气，牌子，经费，还是其他。

川农经过努力争取，终于获得了四川省的唯一名额，挤进了211的盘子，似乎，进入了211工程，川农便从一个地方高校，提升为全国重点大学，也意味着要从以前窘迫的困境中走出。

但现在看211高校，也最多只能算第二或第三流了，前面还有985大学，就是985，也还分档次。

211工程两期投入3亿多，与211紧紧相连的是大学扩招，川农似乎第一次变成川农“大”了。

本人90年代初进入川农时，全校学生3000人，毕业时4000人，现在一年招生数都比过去在校生人数多。

校区面积也扩大了，从一个校区扩大成了2个校区，不算分校，如加上温江校区，变成了3个。

研究生规模也翻了几番，从原来的一百多人到现在的二千多人。

与这些数字相比较，川农的实力，质量上了新的台阶了吗？
进入211以来，川农的标志性成果，是在2003年，周开达的学生汪旭东主持的水稻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目前川农唯一的青年学术带头人主持获奖的，但惊人的相似，汪在北京时也与其恩师一样，突然得病成为白痴，智力水平相当于幼儿，这个被寄予厚望的青年俊杰成为继周一样在其成功的巅峰时突然报废。

2005年，郭万柱的基因工程疫苗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进的郭已经六十多近七十了，今年，六十九岁的郭老被四川省推荐参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一轮便被涮下来了。

2003年，第九批博士点审评，川农仅上了一个，果树学，2006年，第十批博士点审评上了一个一级兽医学，植物病理学、农业经济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川农博士点为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4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与其他农业院校相比，少得可怜，在211农业院校中位列倒数第一，比山东农大，湖南农大，内蒙古农大，福建农林等非211的其他地方农业高校相比，也相差较大。

这个号称211高校的川农，没发表过一篇有影响的高水平科技论文，没有主持过一项973项目，没主持过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以上项目，没有一人获得过国家杰青项目，没有一人成为长江学者计划的特聘教授，没有一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甚至于培育基地也没有。

这就是进入211工程八年的川农现状，一个充满暮气，越来越颓势的川农，一个人越来越多，实力越来越弱，大楼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吹得越来越凶，水平越来越低，成果越来越少的川农，沉迷于过去而不能正视现实的川农。

7、川农不可承受之重
川农的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而且还将继续，川农身处困局，眼前是迷局，如不破局，将在第二个百年黯然失色，悄无声息。

追思川农的衰落，可能会列举出很多的原由，如地理环境条件制约，学校性质，经费投入，管理体制机制等。

地处雅安，是川农的隐痛，56年迁雅，非川农人所愿，但扎根50多年，失脱几次搬迁机遇的川农也很难有什么大的动作；至于学校性质，更是难以改变，不管改成什么校名，除了花哨，恐怕本质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川农仍是以农为本的院校，其实，学科没有贵贱，只有水平分高低，贡献分大小。

与其怨人尤人，不如冷静思考，真行实干。

上帝从不喜欢怨儿，机遇从不降临自弃之人。

川农要发展，关键是靠自己，这是百年川农历史的经验，也是川农精神的核心，艰苦朴实和奋斗创造，一直是川农人的强项。

试问，一所培养了6 国家杰青的学校，竟然在没有一个是在自己学校工作获得的，为什么？再问，周院士倒下了，荣院士老了，新的院士在哪里？川农还会重新回到零吗？
再问，除了自己培养的雷新根（半兼职状态）担任长江学者之外，还会有第二个吗？
再问，除了久传不厌的陈育新，龙波之外，川农还会拥有新的骄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