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洱：见证北大半辈子的“一介书生”

刻苦钻研 担起祖国重托
筹建物理研究室之初只有6个人，几乎都是学术泰斗，而陈佳洱是当时唯一的助教。

由于形势特殊，物研室被列为保密机构，所里的人只能跟北大校领导单线联系。

实验大楼建好后，因为邮址是546，大家就称呼自己“546信箱。

”
在“546”，陈佳洱接到两个任务：一是为原子核人才教育基地招生，二是根据教学需要建一个原子核物理实验室。

为了这两个任务，陈佳洱在实验室放了一张床，夜以继日拼命，到了凌晨三四点钟，实在累了就躺一会儿，醒来后接着干。

半年多的时间，陈佳洱就和同事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原子能核物理实验室。

“当时每天待在实验室，也没好好逛过北大。

546‘解禁’后，我才买了辆自行车，好好骑了一圈，看看我当初梦想的燕园。

”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

为了响应号召，陈佳洱决定做加速器，用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量粒子轰击原子核、变革原子核。

1963年，是学界走向开放的一个重要节点。

当年，中国向英国派出第一批四名访问学者，中科院二人、高校二人，陈佳洱名列其中。

北大推荐陈佳洱到牛津大学的原子核结构实验室，参加牛津大学的串列加速器调试工作。

卢瑟福高能实验室是全球顶级的实验室，有了这个学习加速器的机会，陈佳洱十分珍惜。

当时两位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威尔金森和劳森，为了考验一下新中国培养的青年科学家能力究竟如何，交给陈佳洱一个他们自己都难以回答的问题。

“当时等时性回旋加速器这种新型加速器发展的一大难点是，离子束从离子源出来以后90%都没了，他们要我研究清楚这些离子跑哪里去了？”
回忆当时，陈佳洱说：“我心里憋着一口气，想着我一定要给中国人争气。

”
为此，陈佳洱设计了一个微分探针装置，探测微观空间里离子的运动规律，经过近一年，他终于搞清楚了离子的损失。

“我发现了卢瑟福实验室做的那种三个扇形的加速器有一种共振叫越隙共振，这种共振现象使得一部分离子是肯定要损失的，但是实验上却没有人证明过。

”
EDUC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