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先天和后天问题还不销声匿迹

为什么先天和后天问题还不销声匿迹
[美]斯蒂夫·平克
范岭梅译
摘要:流行的观点认为在构造人的个性方面,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都起作用,在此“先天”指遗传基因,“后天”指家庭和社会环境。

现在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心理学和生理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挑战,这些研究成果让我们认识到基因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要重要的多。

在基因、环境,以及其他不可知因素如何影响人格构成方面,我们所获得的知识越多,我们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上所能得到的可靠依据也就越多。

关键词:先天;后天;性格
作者简介:斯蒂夫·平克(Steven Pinker),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约翰斯通讲席教授,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从事认知科学研究。

译者简介:范岭梅(1973-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副教授,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理查德·梅尔卡斯特在1581年曾经这样说道:“人的种种秉赋是先天赐予的,再经过后天的培育,将会日臻完善。

”“先天”、“后天”听起来和谐悦耳,却成为此后大家争论不休的一对对立观念。

人们对于遗传和环境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青少年有暴力行为,这与父母在孩提时期对待他们的方式有关吗?人生来就富有侵略性、自私自利,只有市场经济和强大的警察机构才能与之相适应吗?难道人们不能变得平和些、更容易合作些,不需要国家这种形式来约束他们,这样一来一个自发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就会由此兴盛起来吗?难道没有一种普遍的美学标准,使得伟大的艺术超越时空界限,换句话说,难道人们的品味只能由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文化氛围决定吗?有关先天和后天的争论关乎许多其他领域的重大问题,在思想界由这一问题引起诸多的恩怨已经不足为奇了。

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就这一争论比较常见的立场是否认人性的存在———就像荷西·奥尔特加·加塞特断言的那样:“人类没有本性,只有历史”。

认为人类的头脑是白板一块的主张不但是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和社会科学里社会建构主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还广泛地延伸到知识界主流意识中。

白板说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人们逐渐意识到,过去人们以为反映了不同天资禀赋的、存在于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之间的许多差异,随着人类的迁徙、社会的变动和文化的变迁,可能不复存在。

白板说的另外一部分吸引力在于其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价值。

如果头脑中没有什么是与生俱来的,那么种族、性别和阶级之间的差异就不可能是天生的,这样白板说便成为抵制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偏见的根本措施。

此外,这种主张排除了贪婪、偏见和富于侵略性等可耻的特征来源于人性的可能性,由此为不可限量的社会进步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自从人类开始思索自身的状况起,对人性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如今随着科学对人类的心智、大脑、基因和进化的研究不断深入,这一争论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中的一个变化使得白板说变得站不住脚。

当然,没有人能够否认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学习和文化的重要性,但是认知科学表明人类一定天生就具备一些掌握知识与文化的复杂机制。

进化心理学搜集了数以百计的人类普遍行为模式,这些模式影响着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并且表明许多心理特征(例如我们喜欢吃油腻的食品,关注社会地位和拥有大胆的性关系)实际上更适应早期环境中进化的需要,而不是当前环境中的实际需要。

发展心理学表明婴儿对物体、意向、数字、面孔、工具和语言具有一种潜在的把握。

行为基因学表明,禀赋在人的早期生活中便已出现,而且一生当中也相当稳定,一种文化中人们之间的差异是由于他们的基因不同;在某
种情况下,特定的基因与认知、语言和个性密切相关。

神经科学表明基因组含有丰富的生长因素、轴突引导分子和细胞粘连分子,它们在人类成长过程中帮助大脑形成各种结构;它也含有使学习成为可能的可塑性机制。

这些发现不但表明大脑内部与生俱来的组织不容忽视,而且还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先天和后天这对概念。

当然,先天和后天并不是二者择其一的关系。

学习本身必须依靠天生的机制,而天生的机制也不是一套僵硬的行为准则,而是通过感官接收信息并进而产生新的思想和行为的程序。

语言成为这一过程中的一种范式:虽然具体的一种语言,例如日语和约鲁巴语,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只有人类才具备习得语言的能力。

一旦习得,语言便不再是一套固定的句子,而是各种允许人们表达无穷无尽新思想的组合。

此外,因为头脑是由许多相互作用的部分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泛泛地评价人类或是自私、慷慨,或是龌龊、高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相反,人类受不同环境中相互对抗的各种动机的驱使。

如果说基因影响人的行为,那么它并不是直接作用于肌肉上,而是对成长中的大脑施加复杂的影响。

最后,对人类天生共性的研究不同于对种族、性别和个人之间天生差异的研究。

进化论生物学的解释使人确信,存在着系统的、涉及到各种物种的共相,存在着使男女不同的限定方式,存在着个体之间量上的差异,然而在不同人种和民族之间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1](P17-67)。

对人性的这种重新构想为解决政治和道德方面对人性的担忧提供了理路[2]。

比如说,政治平等并不强调人生来不可区分,而是强调在接受教育和司法公正等方面人应当被看作是平等的个体。

社会进步并不意味着头脑中不能有卑鄙的动机,而是说只要有其他动机(例如同情心和以史为鉴的认知能力)与之制衡就可以了。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科学家既摒弃了19世纪的先天决定论,也不赞成20世纪的白板说。

与此同时,对想说明头脑确实具有的天生机制的种种企图(即使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学习过程),许多人表示了不安。

相反,很多人希望先天与后天问题应该销声匿迹。

就这一问题,当代科学家的普遍立场可以概括如下:
如今没有人相信人的大脑是白板一块,驳斥这种看法就像推倒一个稻草人一样简单。

所有的行为都是成长中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回答先天与后天问题时只能说“各占一部分”。

如果人们意识到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就可以在政治方面少一些互相指责。

此外,现代生物学的发现也使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区别变得过时。

因为一组特定的基因在不同的环境里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总有可能存在一个使基因本来具有的影响发生逆转甚至消失的环境;因此,基因对行为不具备重要的约束力。

实际上,基因对环境中的信号作出反应,就此将基因和环境区分开来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这样做只会阻碍更加富有成效的研究。

这种态度常见的标志语是“互动论”、“发展论”、“辩证法”、“建构主义”和“渐成说”,而且还经常配有特有的图解,上面往往标有“基因”、“行为”、“孕期环境”、“生化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等字眼,并且用箭头标志出这些概念相互参照的关系。

这种学说,我且称之为整体互动主义,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

它是建立在一些无懈可击的观点之上的,比如说先天和后天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基因不能直接引起行为,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例如,学校可以使人变得更聪明,聪明人对学校教育很感兴趣)。

这种学说表面上看起来中庸,具有概念上的周密性,做到了在生物学方面与时俱进。

就像约翰·图比和莱达·科斯米迪解释的那样,它确保“在现代学术界充满政治意味的雷区行走自如”[3]。

但是使得整体互动主义这一概念如此吸引人的地方其实也正是使它令人感觉警惕的地方。

无论这种互动多么复杂,只有当识别出它的构成要件和作用方式之后才能充分理解它。

整体互动主义不再考虑分析遗传和环境的关系,认为这是种低级的尝试,其结果妨碍了我们对互动的理解。

在接下来的几页里,我将分析一下整体互动主义原则,以此揭示出这些原则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合理或明显。

“没有人相信后天决定论的极端形式———白板说。

”不管科学家是否都这样认为,学术界的其他人显然并非都这样认为。

著名的人类学家阿施雷·蒙塔格总结了20世纪社会科学中的普遍认识,他在1973年曾这样写道:“除了婴儿对突然失去保护和突然的巨大声响作出的类本能反应,人类是完全没有直觉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没有直觉,他今天之所是和所成的一切,都是他从自己的文化当中,从人为的那部分环境中,以及从他人那里学来的。

”在许多人文领域里,占据强势地位的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更是强有力地断言,人类的情感、概念的种类还有行为模式(诸如将男人和女人、将同性恋和异性恋区分开来的行为模式)都是社会建构。

甚至许多并不是后现代主义拥趸的人文主义者也坚持说,生物学不能够为人类的心智或行为提供洞见。

在著名的科学家当中白板说也不乏支持者。

理查德·列万廷、利昂·卡民和斯蒂夫·罗斯在一本名为《不在我们的基因里》的书中断言“关于人性的最明智的说法是,创造人自身历史的能力存在于人性之中”[6]。

史蒂芬·杰·古尔德写道:“大脑可以从事范围广泛的一系列行为,但却并不预定其中的任何一种行为”[7]。

安妮·福斯桃·斯特林表达了对性别差异起源的普遍观点:“生物学上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男孩和女孩拥有不同的生殖器,因此成年人对待性别不同的婴儿有不同的反应,他们给婴儿穿上粉色或者蓝色的衣服,这样一来就不需要打开尿布判断孩子的性别。

”[8]
这些观点也影响着科研和政策制定。

例如许多育儿方面的科学研究一致表明在父母与子女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打孩子的家长,他们的孩子就容易有暴力倾向;有威信的父母(既不娇惯孩子,也不过分苛刻),孩子品行端正;和孩子常勾通的父母,他们的孩子语言能力较强。

几乎每个人都认为,父母的言行决定孩子的言行。

几乎没有人提及,更不要说验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是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基因[9]。

其他例子也是俯拾即是。

许多科研部门赞同这种宣传“暴力是学来的行为,”甚至那些重视生物学观点的科学家也倾向于将暴力与营养不良、传染病等公共卫生问题等量齐观。

然而没有人提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像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暴力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选择的一种生存策略[10]。

比如说,机械工程师中女性人数不足50%,这种同一职业中体现出的性别差异可以完全归结为偏见和潜在的障碍。

还有一种难以明说的可能性,即一般的女性不像男性那样愿意从事与人无关的职业[11]。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强调进化和基因与这些现象之间有多么重要的关系,我们想说的是,没有人检验这种种可能性,这一切被当作难以言说的禁忌而束之高阁了。

“关于先天和后天的每个问题,正确的回答是‘各占一部分’。

”这种回答是错误的。

为什么英国人说英语,日本人说日语?比较“合理的折中回答”是英国人的基因适合学英语,日本人的基因适合学日语,但是两国人必须置身于一种语言环境之中才能学会这种语言。

其实,这种折中不但不合理,还是虚假的回答。

因为我们曾经看到,不同种族的儿童,置于同一种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能够同样快地掌握这种语言。

虽然人类可能具有学习语言的先天机制,但是他却丝毫没有学习某一种特定语言的先天机制;不同国家的人说不同的语言是个百分之百的环境问题。

有些时候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

在过去,精神病学家一般将精神机能障碍归咎于母亲。

造成孤独症患者的是在情感方面不关心其孩子的“冰箱母亲”,造成人格分裂症患者的是往往使孩子处于尴尬境地的母亲。

如今我们知道孤独症和人格分裂症虽然并不完全取决于基因,但是它们极容易遗传,而且其他可能的病因(例如毒素、病原体和成长中的偶发事件)与父母怎
样对待孩子根本无关。

孩子的这些紊乱症状并不像折中回答所隐含的那样和母亲有关。

母亲完全不应该受到这种责难。

“如果人们意识到行为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先天和后天的综合影响,政治上的争论就会烟消云散。

”当然许多心理学家争取这种安全的中间立场。

这似乎是互动主义者比较合理的折中看法,也不会引发争论。

但是实际上它来自20世纪90年代一本极富煽动性的书,赫恩斯坦和默里的《钟形曲线》。

赫恩斯坦和默里概括了他们这样的一个论点:美国黑人和美国白人在智商上的平均差异既有遗传的原因,也有环境方面的原因。

“各占一部分”的立场不但使他们被看作具有种族主义倾向,而且更有人将他们比作纳粹。

“基因的作用关键取决于环境,因此遗传对行为没有任何约束力。

”人们通常用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不同品种的玉米在同样的灌溉条件下长成的高度可能是不同的,但是如果不去浇灌,原本会长得较高的品种的玉米也许会长得较矮;患有先天性智力迟钝苯丙酮酸尿症(PKU)的孩子,如果在饮食方面注意少摄取苯丙氨酸类氨基酸,也会变成正常的孩子。

这种看法的一方面确实值得强调:基因并不像自动钢琴的演奏那样决定人的行为。

环境的介入———从教育和心理疗法到态度上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的历史变化———能够极大地影响人类事务。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基因和环境可能在统计学意义上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其中一个的作用可能会受到另一个的影响体现出来,或者成倍地增长起来,或者是被扭转过来,而不只是简单地相加。

最近两个研究发现,单个的基因分别与暴力和沮丧有关,但同时也发现,只有当基因与特定的紧张经验有关时,他们的作用才得以彰显[12]。

与此同时,强调环境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否认了解基因作用的重要性。

首先,并不是每种基因都对某种环境有影响,不然我们就可以设计能够产生我们需要的任何结果的环境。

虽然特定环境中的一些基因可能失去作用,但这并不包括所有的基因:确定基因和环境相似性的研究(例如设计收养关系,这样与养父母和亲生父母的相互关系可以做一个比较)表明了在很不相同的环境中个性、智力和行为的许多主要影响。

受到环境中苯丙酮酸尿症影响的孩子的普遍情况也是如此。

虽然低苯丙氨酸的饮食结构能够防止严重的智力迟钝,它却不像普遍宣称的那样能使人完全恢复正常。

患有苯丙酮酸尿症的孩子的平均智商在八九十,而且不能胜任与大脑皮层额叶前部有关的任务[13]。

此外,只是存在着能够逆转基因预期效果的某种环境因素这一点并不具有多少意义。

某些极端的环境确实能够影响某种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般环境也能改变这一特征,也不意味着环境能够解释这一特征的本质。

未被灌溉的玉米可能会枯萎,但即使水量逐渐增加,也不会长得太高。

它们对水的依赖也与它们只产玉米,而不产西红柿或是松果毫无关系。

中国的裹足是环境的产物,它可以极大地影响脚的形状,但是否认人脚的结构在某种重要意义上是由基因决定的,或者将原因平分为遗传和环境因素未免有些误导。

这并不是措辞问题。

猫在成长关键时期眼皮合上时,其出视觉系统存在异常状况,这并不等于说(就像20世纪90年代公认的那样)给婴儿放莫扎特的音乐,或者在婴儿床上挂颜色鲜艳的活动物体就能提高他们的智力[14]。

简而言之,基因的影响并不因环境因素的减弱而变弱。

相反,基因详细说明了何种环境因素会有何种效果,具有何种代价。

无论是基因本身的表现(我将在下文中讨论),还是大规模的社会变化,这一道理都讲得通。

20世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经常成功地改变人的行为,但是代价是高压统治,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他们错误地认为,人类的动机会轻松地适应变化了的环境[15]。

相反,许多真正的社会进步是通过关注人性的特殊方面而获得成功的。

彼得·辛格的评论认为,所有社会中的正常人都能表现出同情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就像尊重自身利益的一种能力[18]。

不幸的是,人们的同情心的范围是不同的。

在原初情况下,它只指向自己的家庭成员、宗族或村庄里的人,而对待圈外的人就不那么有人情味了。

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圈子可
以延伸到其他宗族、部落、种族或者物种。

理解道德进步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具体说明促使人们扩大或缩小道德圈子的动机。

有的说法认为这一圈子可以扩大到包括生意上有互惠关系或相互依赖的人[19],也可以缩小到对身处逆境的人无动于衷的地步[18]。

每种情况下,对人性隐匿方面的了解可能揭示出人类社会变化的杠杆。

“基因受环境的影响,学习需要基因的表现,所以区分先天、后天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基因的本质就在于它并不是时时起作用的,而为各式各样的信号表现或调节。

这些信号反过来又受到各种各样输入的影响,包括温度、荷尔蒙、分子环境和神经活动的影响[19]。

促进学习的基因就属于这些对环境敏感的基因表现形式。

身体上的变化以技巧和记忆的形式存储在突触里,这些变化要求基因对神经活动的模式作出反应。

这些因果的链条并没有使先天、后天的区分消失殆尽。

它们的作用是使我们重新思考将先天与基因、后天与基因之外的所有因素作因果等同的做法。

生物学家注意到“基因”这个词在20世纪中已经积累了多种含义[22]。

这其中包括一部分遗传、具体的器官、疾病的原因、蛋白质合成模式、发展的动力和自然选择的目标。

因此,将近代科学出现前的关于人性的观点与基因等同,而且对此不加进一步说明,是一种误导,它暗含的意思是依赖环境的基因活动证明了人性可以通过经验无限地被改进。

人性与基因的关系与遗传、发展和进化有关,尤其是与对大脑的栓结和化学组成产生系统、长期影响的基因关系更大一些。

这与分子生物学中普遍使用的术语“基因”完全不同,在生物学中基因是指为蛋白质的合成等指定遗传密码的一系列DNA。

人性的一些方面不是由蛋白质模式决定的,而是由隐性基因信息具体指定,例如胞质、影响基因表现的基因组非编码区域、与顺序无关的基因特征(例如赋予基因特征的方式),以及母体环境中通过自然选择而决定的基因组稳定的跨代遗传方面等。

相反,许多基因决定了日常新陈代谢功能所需要的蛋白质合成(例如机体修复功能、消化和记忆的形成等),并不需要观照传统的人性观念。

各式各样的“环境”的概念也需要重新定义。

在关于先天和后天的绝大多数争论中,“环境”实际上是指组成人的知觉信息、他人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的那部分世界。

例如,这包括了父母对孩子的奖励和惩罚、早期的培养、示范作用、教育、法律、同龄人的影响、文化和社会态度等。

因此,不应当混淆两种环境,一种是对一个人的心理产生重要影响的环境,一种是染色体或细胞意义上的化学环境,尤其是当化学环境本身是由其他基因的产物构成的时候,它更接近于传统的遗传观念。

当然还有其他意义上的“环境”,例如营养和环境毒素等。

这里所要强调的并不是说某种环境比其他环境更重要,而是说人们应该努力区分每种环境,准确地概括它们的影响。

基因对环境依赖性并没有使人性的观念失去效力,最后的一个原因是环境对有机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知觉环境的某些方面很重要,因为通过输入的信息我们可以预测其结果。

假设一个孩子原先就具备了学习单词的能力,那么通过说给她的单词,她掌握的词汇的内容就变得可以预知。

假设一个成年人具备了理解偶然性的能力,他停车的地点将取决于什么地方有禁止停车的牌子。

但是环境中的其他因素并不通过感官影响大脑,而是直接影响基因。

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这样的偶然性俯拾即是,许多基因产生转录基因和其他分子,这样一来引起其他基因一连串的表现。

Pax6基因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能产生一种引起其他2500种基因表现的蛋白质,结果形成了眼睛。

当有机体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时也会出现非常具体的基因反应,例如丽鱼科的雄性鱼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会引起五十多种的基因表现,这些表现反过来又改变了它的大小、进攻性和对压力的反应[21]。

这都提示说,天生有机体并不缺乏对环境的敏感性,对环境的反应并不取决于刺激物,而是取决于有机体本身的特性。

“在先天、后天的框架内探讨问题使我们不能够理解人类的进化,作出新发现。

”相反,如果没有大家一致的努力,对人类进化中先天和后天因素进行区分,也就不会有20世纪心理学方面最具争议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