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

渐进决策模型与理性决策模型的异同点
1、不同点：（见表格）
（1）模型的理论假设不同，理性模型是假设人是一个经济人、有限理性人，而渐进模型则是假设人是一个有限理性人
（2）手段与目的不同，理性模型是从目标到手段，而渐进模型是从手段到目标
（3）认识论基础不同，理性模型是奠定在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上的，而渐进模型则是奠定在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

（4）政策制定的依据不同，理性模型具有科学性、技术性，而渐进模型具有政治性、价值型
（5）行为与结构不同，理性模型是个体及组织行为，而渐进模型则是结构、制度
（6）民主与精英的取向不同，理性模型趋向精英化，而渐进模型趋向民主化
2、相同点
（1）两者都遵循事物的前进法则。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因此决策活动采取渐进方式，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前进，就可以避免出现重大失误。

渐进决策模型正是对这一规律深陈家刚-被误导的关系：渐进决策模型与理性决策模型9刻认识的体现。

理性决策模型也并不主张违背这一法则，而是充分尊重这一法则。

为此，它主张，决策必须对前途充满信心，对现实有引导作用，同时也要正视客观现实，充分重视前进中的阻碍因素。

遵循事物的前进法则，是理性决策现实性的根本保障之一。

（2）两者都能体现知行观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过程。

渐进决策的过程与之完全一致：决策——实施——再决策——再实施，逐渐地迈向预定目标。

这就是渐进决策过程的一种描述。

理性决策也同样遵循这一决策过程的引导。

它是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

它既强调认识的实践来源，也强调认识的实践运用和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脱离实践的决策不会具有现实性，脱离认识的决策不可能体现理性。

违背实践与认识辩证法的决策，不可能是理性的或实践的。

实现知行观的统一，是理性决策的理性精神和实践精神的又一根本保障因素。

（3）两者对思维能力的认识是相通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不是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时又是有限的。

按它的本质、使命、可能的历史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不是至上的和有限的。

”
[7](p126)由此，渐进决策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决策，则是对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性的确认，而它通过不断的努力，朝着目标迈进，则又体现了人的思维的无限性。

而理性决策模型认为，思维的有限性决定了理性的相对性，思维的无限性决定了理性的可能性。

思维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辨证关系决定了实践理性才是理性决策模型的基石。

这意味着，它也决定了理性决策的具体性与现实性。

总之，可以说，渐进决策模型的理论基础，并不必然排斥理性决策。

它们对于理性决策模型的建构同样具有指导作用。

根据它们，将可以使理性决策模型更加丰富、更加完善。

理性决策模式与渐进决策模式的区别
所谓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方案的行为。

"[⑧]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一种趋利避害的思想模式和思维模式；在实际过程中，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主要表现为扩大目标成就的行为选择。

理性决策模型的有以下特征：
（1）个人或集体决策者必须明确一个所有利益关系人达成一致的政策问题。

（2）个人或集体决策者必须明确所有目的、目标并对所有目的、目标的排列达成一致，这些目的、目标的取得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3）个人或集体决策者必须明确有助于达成每个目的和目标的所有政策选择方案。

（4）个人或集体决策者必须预测由于选择每个方案而导致的所有结果。

（5）个人或集体决策者必须根据对目标和目的实现的所用来比较选择方案。

（6）个人或集体决策者必须选择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的方案。

著名行政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A•西蒙的（Herbert A. Simon）"有限理性"决策模型：人类理性是有条件性的，是相对的。

虽然在数学中理性可能是无与伦比的（即使这种高级创造活动也会受到潜意识的支配），但在实际的社会活动过程中人们难以避免地会受到直觉或判断、经验、信息的准确程度、价值判断取向等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而不是去追求最优、最大值的所谓客观理性（object rationality）。

因为客观理性的决策模型只是理性决策模型的一种假定模式，只是一种形式理论，而不是真实世界中的政策方式。

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认为，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区分事实与价值，因为价值偏好并不能代替事实；必须区分手段与目的，因为一定的政策目的只是更远大政策目标的工具，理性只
存在于这样一种系列式、层级式的手段——目的的动态过程之中。

事实上，政府从来只是对有限的政策选择进行有限的成本效益分析，并且从来不能肯定有限的选择已经包括了最佳的解决办法。

除此之外，政府从来没有拥有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的权力，随心所欲地设定和推行公共政策。

据此，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认为，现实政策分析和政策决定的选择标准、评估标准不应当也不可能是最佳的（optiming），而应当也只能是满意的（satisfying）或次佳的（second best）。

只有建立这样的策标准，才有可能实现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的统一，进而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

2、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行政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 Lindblom）的"渐进决策"模型观点：
针对理性决策模型的"经典"的问题解决的模式：
（1）面对一个存在的问题；
（2）一个理性的人首先澄清他的目的、价值或目标，然后在头脑中将这些东西进行排列或用其他方法加以组织；
（3）然后列出所有可能达到其他目的的主要政策手段；
（4）并审查每项可选择的政策会产生的所有重要后果；
（5）这时他就能将每项政策的后果和目的进行比较；
（6）因而选出其后果与目的最为相称的政策。

提出质疑：
（1）界说政策问题的困难。

决策者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既定的问题，而是必须确认并明确他们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在"问题"是什么这点上有各种争论的余地。

没有任何可以通过分析来解决这一争论的方法。

因此决策分析就有了一个局限，而决策中的"政治"和其他"非理性的东西"也必需有一个进入决策的时间。

（2）问题的复杂性和不充分的信息。

上述"经典"的问题解决模式中的第2步到第6步实际上对一些复杂的问题束手无策，即使采用最新的技术和计算机也是如此。

一个明智的决策者并不试图去完成这些步骤。

因为澄清和组织所有有关的价值观，排列所有重要的、可能的政策选择，探究每个选择可能产生的无尽后果，然后将每一选择的多种后果同阐述的目标进行比较——所有这些都超越了人类的智能，超越了一个决策者为解决问题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事实上也超越了他所能够得到的信息。

另外，作出一个决策也不能不考虑到时间限制和分析的成本问题。

（3）确立目标或价值观的困难。

作出一个决策，必然涉及到分析者的价值观问题。

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可能是相同的。

因为价值观无法被经验地证实，终极的主张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不可能被证实的，因此，分析既无法证明任何人的价值观，也无法命令人统一
他们的价值观。

更何况涉及到种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在政策标准上达成一致意见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4）对政策分析的抵制
人们以冷漠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政策分析，原因在于决策者在政策分析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人类的智慧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获得充分足够的信息，决策者在决策时很难将事实和价值分开。

此外，人们不可避免地一直受到那些想操纵他的人发出的大量信息的干扰，受到来自于外来环境的干扰。

另外，组织阻碍了令人满意的分析，组织中的等级差别妨碍了信息交流；通才与专才的竞争播下了互不信任的种子并成为偏见的来源；组织的录用政策可能吸引不了能干的人；提升的基础或许是与组织一致，而不在于有分析技术等。

林德布洛姆在对理性决策模型作出挑战性的批评后，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林德布洛姆认为，决策的过程只是决策者基于过去的经验对现行政策稍加修改而已。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看上去似乎行动缓慢，但积小变为大变，其实际速度往往要大于一次大的变革。

政策上的大起大落是不可取的，"欲速则不达"，它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

他这样总结道"按部就班、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者或安于现状者或许看来不像个英雄人物，但他却是个正在同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他来说硕大无朋的宇宙进行勇敢的角逐的足智多谋的问题解决者"。

中国的改革开放远远胜过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20世纪的后半叶，全世界都观察到两种国情相似，但改革方式和效果都不同的改革模式，一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种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所不同的是，前者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及喝彩，而后者却导致了一个国家的解体和没落。

这主要是中国人的智慧赢得了这场改革的胜利，回首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都在为自己的国家捏了把汗。

偶然当中蕴含着必然，中国之所以能成功，自然有中国的原因。

而俄罗斯能有改革的失误，自然也是因为它自己的原因。

看看俄罗斯的改革历程就能明白了。

当年俄罗斯改革的时候，西方很多国家的高级经济学家及学者们都云集莫斯科，给俄罗斯出主意想办法，设计出了种种美好的改革方案，真是这些方案，把俄罗斯忽悠的不知所以然。

当年，西方国家向要求改革的国家推荐一套自由主义经济管理和发展模式,主张“震荡疗法”。

俄罗斯实行广泛私有化的理论依据被认为是:私有化能够向经理、厂长和职工提供新的刺激,只有私有产权才能给他们带来最强的激励,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利润。

即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可以摧毁旧国家机构,并尽快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

结果，这场私有化改革变成了权贵对贫民的掠夺，1998年10月5日,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有关俄私有化的全部资料能够证明,存在着掠夺俄罗斯、把俄罗斯人民变成国际金融寡头掠夺对象的犯罪事实。

俄已经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出售的价格之低廉创世界纪录。

“私有化更准确地讲,就是腐败化”。

连自由主义经济学者雅诺什•科尔奈也承认,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是无偿分配国有资产和认股权私有化的同义语。

这些直接导致了俄罗斯的财富巨大掠夺和贫富差距，改革没有使老百姓受益，让国家经济陷入了衰退的境地。

在这方面，中国要做的好多了，改革当中虽然出现了些不好的现象，但是中国依然维护了公有制的强大地位和实力，保持了国家控股的局面，客观上保证了国有资产不流失，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实惠。

中国之后会更加往公平、公正、机会均等的道路上前进，消除贫富差距、治理腐败将是下一步政府的工作重点，相信中国能够克服这些问题，争取到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

专家称我国渐进式改革比原苏联休克疗法成功
专访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陈东琪：
下一步改革：兼顾公平与效率
定军
本报记者定军北京报道
五年一次党代会和政府换届将再创历史。

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从战略全局上对我国改革发展作出规划和部署。

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每5年一次全党代表换届后的大会，以及每年一度的全会，都会有新的提法或大政方针方向部署。

其中有代表意义的是20年前中央出台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和10年前出台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

现在回顾上述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出台过程，以及反思其理论创新的经验，对于下一步更大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陈东琪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上述决定相关理论创新过程，对于改革的经验教训有自己的独到观点。

如何看待过去20年的改革进程，如何做好下一步的改革，21世纪经济报道近期对他进行了专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义深远
《21世纪》：您曾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央关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相关理论的创新过程，您对20年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历史意义如何评价？
下一步改革：兼顾公平与效率
陈东琪：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以文件形式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将始于1978年的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伟大创新，是人类市场文明的巨大进步，它既具有事关经济学说创新的理论意义，更具有事关国家发展命运的实践意义。

《21世纪》：为什么说20年前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关国家发展的命运？如何理解其中的涵义？
陈东琪：从实践来看，如果我们的经济体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倒退到计划经济，或者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停止不前，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道路上运行，不但得不到快速发展的成果，而且难以摆脱我1992年在《强波经济》一书中描述的“强周期波动”的循环，甚至国民经济可能多次出现古典型衰退。

20年来，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有限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市场竞争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了经济效率，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同时，实现了持续性较好的高速增长。

1993年以来的20年，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抵御外部多次危机冲击的同时，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发展奇迹，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升到第二，人均GDP从不足100美元到今年将超过6000美元，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转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快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试想一下，如果20年前改革开倒车，不把“有计划商品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坚持走竞争、开放的市场化道路，在国内就不可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也就不可能构建起比较有活力的微观经济体制；在国际上就不可能“入世”，也就不可能融入到世界市场，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不可能获得巨大的国际市场空间。

没有市场化和国际化这两条，中国要想用二三十年时间从贫困转到中等收入国家，要想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之初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1993年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关国家发展的前途，事关中国人民的命运，因为它避免了经济制度复归，避免了国家发展的倒退，使我们能够在1978-1988年已经取得初步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能够在世界发展道路上快速追赶，能够在推动全球化、东方经济崛起和世界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20年，中国经
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了“中国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中国化”，这个“双化”互动，虽然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但我们这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经济体的确从市场化和国际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

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
《21世纪》：中央文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今天快20年了，您对这2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如何评价？改革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吗？
陈东琪：衡量制度的优劣，判断改革的成败，关键要看发展成果。

1993年以来的20年，我国GDP总量从不足5000亿美元增加到8.2万亿美元左右，共增加15.4倍，人均GDP从不足420美元增加到超过6000美元，共增加13.3倍，外汇储备从不足200亿美元增加到超过3万亿美元，共增加150倍左右。

人民生活方面，城乡中等收入家庭20年前有三大件(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今天电脑普及了，汽车进入家庭了。

这些奇迹性变化，我们自己感受不深刻，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外国人看得很清楚，他们的评价比我们高。

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走回头路，没有放弃改革开放，而是在前10多年初步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基础上，按照中央1993年的总体部署，有方向、有目标地整体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对外开放，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步一步地形成和发展。

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至今还未完全实现，但是与1993年以前十多年相比，最近20年我国产权、价格、财税、金融、投资、贸易等方面的体制已经或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已经或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市场化程度整体上提高了。

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没有承认我国在国际上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经济体系中话语权不断增大的重要一员。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2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不小，应当充分肯定。

《21世纪》：对最近10年改革的评价，人们议论较多，有人认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回归，改革在倒退，您怎么看？
陈东琪：我在前面讲到20年改革的成就，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最近10年的积极评价。

总的来看，最近10年改革开放没有停步，有的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

农业生产方面，取消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税，这有利于建立粮食生产长效机制，为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2004－2012年)”提供了持续作用的制度动力。

社会保障方面，尽管至今还未建立起城乡、各地各行业、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统一的全覆盖社会化保障制度，但是城乡养老、医疗、低保等方面的保障覆盖率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水平有所提升。

金融市场方面，证券特别是企业债券体系建设加快，支持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中小板和创业板运行和发展，温州民间金融改革试点，中小企业公平融资的机制建设正在进行。

对外开放方面，投资和贸易“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自由化程度提高，开放经济水平明显提升。

人民币汇率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这些改革加快了投融资创新，加快了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提升了人民币的世界地位。

最近10年，按照中央2003年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深化改革开放，除了上面提到的主要成果外，还有一项重大成果，这就是提出和建立科学发展理论，推动国民经济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2004年以来，我国发展的观念、规划、战略和政策已经或正在从非科学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变，从盲目追求数量增长到追求增长的质量和减少为增长付出的代价。

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社会、家庭和个人逐步增强了节能环保、低碳绿色的观念和意识，并正在努力追求“绿色”和“增长”相结合的发展，追求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追求富民惠民的民生目标。

尽管到目前为止科学发展的成效还只是初步的，绿色和民生的水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较大，但毕竟迈出了科学发展的第一步。

市场取向改革助推科学发展，而科学发展又给下一步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然，从市场的整体发育程度来看，与前10年相比，近10年在私产权、公共权、税制和法制等方面的体制创新建设还不尽如人意，某些主管部门的管控权力不是在减少而是有所增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三位(越位、错位、缺位)”表现，行政部门的公权控制、国有部门的资源垄断和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在某些领域更加引人注目，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作用以及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还受到很多限制，公平竞争、包容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所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今后的路还很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还非常艰巨。

兼顾公平和效率
《21世纪》：既然改革目标仍未实现，作为多次参加改革方案和文件的起草人，您认为下一步怎样改革才能到达目标？深化改革的主线是什么？
陈东琪：从古今中外改革的历史来看，任何一次较大范围的改革，其核心是要改变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制度，建立相对分权的自由民主制度。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国经济改革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着力经济分权，扩大经济自由民主，在打破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大一统计划格局，突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格局基础上，逐步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

先是在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方式，扩大农民在生产、交换、分配中的自由选择、自主决策的权力，后是在工业、商业流通和其他服务领域放权，引进和加强市场调节，走向自由竞争。

放权、自由、效率，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主线，前30多年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

如果改来改去，权力向上集中了，垄断加剧了，微观活动行为的自由减少了，竞争的程度降低了，那就不是改革，而是倒退，不是开进车，而是开倒车。

当然，如果在放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