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 申论好句子

扣人心弦的美国债务危机也再度令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现状以及未来前景被置于审视的聚光灯下。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的提醒振聋发聩。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卓越的品质、非凡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打拼出来的。

公务员道德滑坡[影响]一是败坏了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心绪、心境、心态。

国家的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当认真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认真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二是影响了政府形象。

执法部门是政府的工作部门，执法人员的素质关系到政府形象。

执法人员要带头遵纪守法是最起码的要求。

现在有些执法人员恰恰相反，执法人员不守法，反而带头违法。

正是因为这些人缺乏职业责任感，缺乏自律意识，缺乏必要的管理和监督，导致了这支队伍的纪律松懈和作风西拉。

三是养懒了公务人员。

一些人缺乏干事业的理想，缺乏积极进取的意识，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

玩心过重，事业必废。

不敬畏工作，不敬畏岗位，不敬畏自己的饭碗的人，最终失去的不仅仅是饭碗，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措施]第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落实。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相关的规章制度做依据，如何整治慵懒风气？有了制度不落实，如同手握利剑却不出鞘，如何将庸官、懒官斩落马下？因此，首先要加强制度、规章建设，制定对不胜任、不称职的“懒官”、“庸官”进行组织调整的办法细则，做到制度化、规范化，将办法细则对症下药，切实执行，让被治理的人员心服口服，并能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职责所在，进而促进工作作风的改进，只有这样才能让“治庸”成为有本之木，开花结果。

第二，要和个人考核评价相挂钩。

现行的干部考核评价往往体现在年终的本人述职上。

一个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过群众和组织的测评和考核。

如此以来，很容易出现混日子的庸官、懒官。

同时，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权力，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危机感。

因此，必须加强监督，成立专门的信息通道，让个人的工作表现、精神风貌、工作效率也能和考核评价挂上钩，将其与每个人的年终考核优劣情况相联系，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只有这样“伤筋动骨”才能让“治庸” 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第三，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信息要透明，传播速度要越快，网络媒体的监督日渐发挥重要的作用，有许多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在网上开通微博，更新工作状态，网上与百姓沟通，解决问题。

通过互联网，广大官员被置于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多方面的外部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地努力改进工作、改进作风、为民履职。

机关人员内部监督和人民群众外部监督相结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能不流于形式。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严峻。

目前，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7765万人，占总人口的13.26%。

“十二五”期间，将出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加快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将更加凸显。

【相关评论】重阳，是登高赏景、饮酒思亲的日子，更是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

今年重阳节，我们面临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何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挑战?【热点评述】以积极心态应对人口老龄化，基于对我国老龄化现状的清醒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财政资金的迅速积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创造必要的经济基础。

“十一五”期间，我国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老龄服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老年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制度逐步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和老年活动设施建设取得较大进步。

以积极心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把老龄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孝”的国家，“老有所养”是社会大义。

今后，各级政府需要继续坚持“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着力构筑中国特色的老龄战略对策体系、老龄服务体系、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健康支持体系、老年宜居环境体系和老龄工作体系。

从传统“敬老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敬老月”活动，从推选孝老爱亲道德模范到开展助老志愿服务活动，传统美德得到弘扬，敬老爱老社会氛围日趋浓厚。

以积极心态应对人口老龄化，还需有全球视角和世界眼光。

人口老龄化非中国独有。

相关资料显示，世界上老年人口所占人口比重达到或超过10%的国家中近一半是发展中国家。

只有在一个国家的政府和社会没有对老龄化高峰到来做好准备，没有形成周密的、有效的社会政策时，老龄化才会导致种种社会问题。

【点评】只要我们立足国情，探索创新，积极应对，就一定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应对老龄化和推动老龄事业发展的道路来，使全体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助人为乐反被诬陷，人们都怕成为第二个彭宇、第二个许云鹤、第二个殷红彬……因此，出现了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情况，甚至武汉的一位老人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

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参考解析近来，一些助人为乐者反被诬陷为肇事者，这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多次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的状况，比如天津“许云鹤案”后，福州、武汉等地接连发生的老人摔倒而无人帮扶事件，再次引发热议。

综观这些热议不难发现，仅从道德和心理角度来看，几乎没有人对路遇伤病者应及时施以援手持否定意见，所谓的“纠结”在于，救助伤病者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在这种疑虑之下，助人为乐变成了助人为“忧”。

这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彭宇案”引发了社会道德滑坡，各地频现的翻版“彭宇案”，也恰是道德丧失、信任危机的体现，这些事件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使我们社会在帮助他人的问题上已经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人素质和社会压力。

诬赖现象反映了某些人素质不高，但更大程度上是转移风险和压力的缩影，子女肩上的沉重负担、医疗没有保障，在这种焦虑之下，道德的天平难免失去平衡，很多老人及其子女无力承担巨额的医药费，选择诬陷他人。

第二，司法判别有失公正。

南京彭宇案的结果和今年6月天津许云鹤案一审结果直接影响人们对助人后果判断。

在这两起案件的审判中，法院“疑罪从有”的断案思维和对“和稀泥”式审理结果的追求伤及了社会公平正义。

如此司法行为，即使被告人最终不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也会让人们担心惹上耗时费力的官司而对救助他人心生恐惧。

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以所谓的“常理”为基础推断出的判决，也许在个案中有利于年迈体衰的“弱者”一方，但从社会普遍意义上审视，必然伤及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社会氛围影响。

一些媒体在报道彭宇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强化“好心没好报”的负面预期，放大了社会道德滑坡，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人们在遇到倒地的老人时都不敢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我们全社会应该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争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提升道德水平。

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过时，更不会因为不时出现的“救人官司”而失色。

从长江大学勇救落水少年而献出生命的3名大学生到只身赤手承接坠楼女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再到“7·23”动车事故发生后奔忙在救人现场和献血路上的温州市民，无数英雄的义举让人坚信，扶危济困、助人为乐仍是社会主流，善念与真情依旧蕴藏众人心中。

政府和媒体应加大对此类事件的宣传，积极匡扶道德和正义。

第二，司法判别公正。

律规章承载着惩恶扬善的功能，并且不应该是冰冷的。

只有制度法律向善，才是善法。

但是从当前的环境看，一些判决显然是缺乏温情的。

扶起老人容易，"扶起"道德难，要想匡扶道德、匡正良知，要靠司法的支撑。

只有司法在判决此类"扶老"案件的时候，给人信心，给人方向性指引，让人消除做好事的风险和成本。

第三，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不是天然的，它需要教育与引导。

在一个众人感到迷惑，不知道该不该伸手扶摔倒老人的时候，需要政府代表社会公信力来发声、发言，来明确要弘扬什么摒弃什么、要奖什么又要罚什么，就算小题大做也未尝不可。

第四，完善制度、法律法规。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建立完善便捷可及、保障充分的医疗保险制度、完备无忧的养老制度等等。

政府出台相关的指南，民众及时学习已经出台的指南，响应《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的要求，发现老年人跌倒时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

总之，解决助人为乐与助人为忧的疑虑，需要以司法为代表的公权力秉持原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需要人们在面对这类问题时保持冷静与理性，进而共同悉心维护好扶危济困的每一丝善念，营造助人为乐的社会大环境背景材料：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提出要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

重大突发事件不仅关乎官方的面子，更关涉公共利益的里子，重大突发事件须让权威媒体及时发声，应成为公共治理的常识——而这个常识，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等诉求，更重要的是，它是公共政治走向善治、增益权力公信的必要路径。

热点时评：如何看待重大突发事件“发声”？重大突发事件公开才有公信。

纵观形形色色的突发事件，可以发现，只要是做到及时公开、全面公开的，基本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都推动了事件的合理化解决;相反，犹抱琵琶半遮面，公开时羞羞答答，始终不肯见人的，事件走向总是枝叶横生，问题百出。

这在近期两起突发事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拿故宫国宝损坏来说，这一事件的关键不仅在于国宝损坏，更在于损坏之后，故宫方面迟迟不报。

正是因为公开的严重不足，导致故宫多故事，引起社会舆论强烈质疑。

再看“7·23”动车追尾事故，事故的惨烈，叠加上事故公开存在的诸多不如人意，导致公众“质疑追尾”，相关方面疲于“否认”。

仅就事故本身而言，并不能说是极致。

想想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两起灾难激发的民族凝聚力，再看看动车追尾事故的舆论口水，两者的差距，不仅仅因为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突发事件发生后公开的程度和力度不同。

在公民意识普遍高涨的今天，人们对于突发事件有着普遍的参与感。

而参与的前提是知情，这是公开的必要性所在。

突发性事件的发生，常常是多种原因的结合，无论是“天地人”哪一种，都需要把真实情况告知公众。

即使一些突发性事件确实因为不可抗力，而且相关方面处置也并无太大不当，但不公开，公众耳目闭塞，就容易导致混乱消息流传。

相反，即使存有一些过失，只要真正做到了坦诚坦荡，那也会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集中民智民力，推动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

诸多事实都已经证明，一些突发事件，正是由于公开到位，才有了良性进展。

信息公开不能只见文件不见问责。

自从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信息公开就成为一个政治热词，只是，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已走过了3年有余，客观地说，带给公众更多的却是丝丝冷意。